据媒体报道，整容专家陈焕然透露，近几年来，找他整容的官员越来越多，主要是去眼袋，除皱纹等，通常是熟人介绍，夜晚登门。
另据《陕西日报》报道，陕西渭南市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缑书昌，私自涂改自己的档案年龄，由原来的50岁变为现在的48岁。目前，监察部门已建议撤销其所任职务。
在当下的官员任用机制下，出身、学历或年龄甚至容貌等与附加在权力者身上的特权所代表的实际利益休戚与共，事实上，自时兴领导干部年轻化以来，领导干部“今年50，明年48”——越活越年轻，便成了官场新景。是为民谋利，还是为一己私利？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正方：官员整容不必大惊小怪
蒋德海，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法制委员会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仅凭一位整形专家所说，就认为“官员整容成风”，我觉得值得商榷，缺乏详细的数据支撑。但从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和引起的争议却值得我们探讨。中国人常讲人要脸面树要皮，其实，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俗语中的“脸面”问题，已为“公关学”所替代而日益成为一门科学。公关无非就是智慧利用社会资源的一种方法。即使官员整容，也不过是利用社会政治资源的一种智慧。
有媒体报道说当今世上最爱美的国家领袖，可能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当年他包着头巾，在撒丁岛豪华度假别墅欢迎到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遭人质疑。后来疑团被揭开，原来贝氏进行了整容手术。他受访时认为，政治人物有责任让自己在电视画面上“显得更英俊，更具有活力”。 此外，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韩国总统卢武铉都有整容方面的报道。2002年韩国总统大选前，他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年轻，接受了清除额头皱纹的整容手术。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公众舆论对官员整容存在大量非议呢？恐怕不能简单地用中国老百姓不宽容来解释。我看了网页上网友的讨论，大多与官员腐败有关。也就是说，人们把官员整容与腐败联系起来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官员整容和腐败并没有直接关系。一听说政府官员们整容，便想到了腐败，抑或就是为了“包二奶”和“媚惑上司”，有点牵强附会。
胡长清、王怀忠之流倒不一定整过容；鞍山市刘局长倒下的原因恐怕也不仅仅是曾花50万元给屁股美容。一听说政府官员们整容，就认为他们肯定不务正业，脱离群众，更是欲加之罪。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官员们是不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与他们整容与否无关。
官员整容其实是一种进步，至少他们开始重视自己在公众之中的形象了，既然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期待他们的言词和行为也会越来越习惯于受到公众的检视。
但与其他行为不同，官员整容确实存在容易被指认为是腐败的可能性。官员整容中常见的去眼袋、植发、抽脂、染金发等，大多属于私人性质，公私的界限难以区分。但这正好是我们作为百姓应该宽容官员做这种手术的理由。只有让这些官员大大方方去整容、并且承认他们整容，我们才能大大方方地问他：阁下拉皮手术的费用是公款还是自掏腰包？
反方：亲民、亲欲还是亲官
舒圣祥，媒体评论员
搁在西方语境下，整容也许纯粹只是官员私事。但凡事都得讲究个“国情”，在中国语境下，以所谓“爱美的权利”来要求民众“理性看待”官员整容风，未免有些不合实际。
官员整容何以成新闻？
政府预算软约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有那么多豪华办公楼？为什么有那么多形象工程？为什么有那么多“吃空饷”的“蛀虫”？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描述这一切现象的源头，其实就是“预算软约束”。在公共财政领域内的所谓“预算软约束”，意思就是：身为出资人的公众无法有效控制财政资源的流向和用途，而身为代理人的政府却实际上垄断着支配财政资源的自由裁量权。
在预算硬约束的语境下，公众自然不必担心官员整容的钱从何而来，因为完善的制度足以让纳税人放心——那只能是官员自己掏腰包。可是在我们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人们把整容和腐败联系起来，就绝不是一种“误解”，而是基于现实经验和制度纰漏的合理怀疑。要命的是，这种合理怀疑一再被证明为不容否定的事实。
谁开车也不是新闻，为什么官员开车可能成新闻？因为油钱可能是公家埋单的！谁吃饭也不是新闻，为何官员吃饭可能成新闻？因为饭钱要么可能是公款，要么可能是贿赂。同样的道理，一般人整容无可厚非，官员整容则必须予以足够的警惕。工资并不十分丰厚的官员，要自己掏腰包动辄花上万甚至数十万元去整容，恐怕很少有人会舍得。自己不掏腰包，那可能有两个办法：要么动用公款，要么接受贿赂。连整容专家也说，整容现在已经成为继金钱贿赂、性贿赂之后，又一个更加隐蔽的“公关手段”。那么，谁敢说官员整容增加的背后不可能隐藏着值得警惕的、正在膨胀着的腐败行为呢？
官员整容的目的究竟何在？
有报道说，官员整容常常是“会前居多，‘两会’前形成高峰”，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整容倘若成风，难免不让人担心：是否官员相貌真的已经能够影响到官员仕途？果真如此的话，当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不良信号。
如果一个官员打着“亲民”的旗号整容，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有人说得好，一个政府官员，如果他能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算他黑如包公，老百姓也会打心眼儿里喜欢他；相反，一个政府官员，如果他心贪无比，四处伸手捞钱，凡事先把自己的碗舀足，就算他貌若潘安，老百姓也会把他当瘟神看。官员“亲民”与否，根本不在长相如何，而在于有没有一颗亲民之心。单靠整容，是断然不可能整出什么“亲民形象”的。否则，选官与选美何异？
官员热衷整容，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其没有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很难说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面子工程”。一个喜欢在“面子”上大做文章的官员，往往都不是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官员——公众不喜欢此类热衷整容的官员并非没有理由。整容官员似乎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去整容医院通常都是“夜晚登门”，并且要求医生“悄悄地改变”容貌。
本质上，官员整容必然夹杂了纯私利的诉求，而与所谓“亲民”无关。至于这纯私利诉求的具体内容，有的是为了“亲欲”，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了取悦情妇而割了双眼皮；更多是为了“亲官”，最典型的例子是，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花50万元到香港对她的屁股进行了全面美容，不到两年就从副科级一路“睡”到了正处级；当然，也有一些纯粹就是为了好看——反正有人争着埋单，不美白不美，不整白不整。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行政腐败的角度、干部作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官员选任的角度、培养科学政绩观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对“官员整容人数增加”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密切的监督。
解析官员“越变越年轻”的玄机
任建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年来，诚信危机成为社会上热议的话题。而如今假年龄或“档案年龄”甚至官员整容，事实上也是不诚信的表现。
◆原因：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
官员年龄造假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以及官员退休、任职年龄的规定。后者又是前者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委任制，通俗一点说就是权力决定制或“伯乐相马”制。在现有的体制下，干部能上不能下就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为此就设置了任职年龄和退休年龄规定。在执行上，这些规定又是最硬的杠杠，也就是“一刀切”的做法，弄虚作假现象也因此就派生出来了。
◆对策：从权力决定体制转型到市场决定体制上去
防止我国干部年龄造假现象根本的预防机制就是，致力于长远，彻底改革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实现体制上的根本转型——从权力决定体制转型到市场决定体制上去。具体地说，这些年我国正在某些试点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就是这种思路。问题是这种做法局限性还很大，范围还很小，甚至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中也有弄虚作假现象，以至于严重损害了改革的声誉，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信誉，也欺骗了参与竞争的候选人。其实，只要彻底实现了市场化，年龄规定，特别是分级、多层年龄规定就可以废止了。在市场体制下，素质、能力和身体是主要的，只要能胜任就可以，年龄已经是无所谓的了。西方国家现在普遍采用的就是这种体制：政治家、议员、政务官通过选票谋取职位，事务官则通过人才市场直接选拔录用。
除了这个根本的预防对策外，还有一些预防对策，特别是在短期内，在干部体制转型过渡期内是非常重要的。
设立干部失信“黑名单”制度。把有各种弄虚作假行为的干部都列入此名单中，在社会上公布。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对于有失信不良记录的干部，要视情况对其竞争资格予以限制或永远剥夺其担任公职的机会。
建立问责制。对于帮助官员造假的有关机构或人员，对于在干部选拔环节没有尽到考核责任的组织干部也都要依照具体情节实行责任追究。帮助造假者的错误及其对社会诚信的损害一点不亚于直接造假者。由于他们担负着专门管理责任，放纵一个造假者，就会产生更多的造假者，甚至演变为单位系统造假。
通过采取上述惩戒和预防对策，特别是这些对策能够被党政部门所认真实施，我们就有信心期待领导干部的诚信水平得到切实促进，有信心期待着下次职业诚信度调查“政府官员”诚信排名的进步，最终使领导干部能真正起到带动社会道德诚信的表率作用。
(本刊综合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