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历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特区”一词是邓小平定的

    记者：据说，经济特区的创立跟您的建议有很大关系。
    吴南生：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特点。那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可以先突破一点。这是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记者：您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向其他省委领导提出的呢？
    吴南生：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汕头在广东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年4月5日～28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记者：据说当时确定特区的名字经历了很多波折。
    吴南生：是的，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小平同志听说广东要“先走一步”，划了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1980年3月改为“经济特区”）。所以，中央4月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区的不止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后来上海不搞了。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记者：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建设特区后，您成为了广东特区最早的负责人。
    吴南生：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还决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负责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记者：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率先着手起草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国内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立刻我们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个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严格的。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特区最大的贡献是引进市场经济

    记者：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吴老，您是如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呢？
    吴南生：尽可能地解放思想吧！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很开放了，外边的朋友看了便说，你这一点都不开放。门关得久了，思想距离是很远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一到深圳去，看见男青年留长发(那时候深圳农民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赶牛，许多从内地去的人都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还在干部大会上讲了一通！但是行不通。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一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这个问题从1980年下半年起，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在1980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对中央41号文件(1980年5月下发)中提出的“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
    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其中说到，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一是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二是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三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当时，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定，特区实际上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少。鉴于特区要面向国际市场，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因此，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就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记者：据说，当时您在创办经济特区时，面对各种非议，有一个著名的“约法三章”，具体是什么内容？
    吴南生：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在1980年底即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后，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个“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20多年后，我们却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记者：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您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南生：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记者：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党的执政理念转向了民主政治建设和以人为本。您能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思考吗？
    吴南生：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民主政治的问题，它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延安时期，毛主席是不断提倡民主的。他对“自由”也讲得非常精辟。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记者：从七大(1945年)到现在已经60多年过去了！
    吴南生：是啊，在七大闭幕的35年后，即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要记住，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是他亲自听老人家说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遗憾地说：“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万亿元，是1978年3600亿元的50多倍，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记者：吴老，您对邓小平的三条要求的解读比较精辟。
    吴南生：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入市场的权力，警惕那些与管理意识形态有关的权力。进入市场的权力之危险，尽人皆知。贪污腐败的不断发生，矿难的不断发生就足以证明这点。对管理意识形态的有关权力，人们可能还认识得很不够，要特别注意改革。因为这些“权力”会影响或造成错误的理论、条文、规定、措施，甚至某种“人见不得”、见不得人的权力行为，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起着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是“左”祸的重灾区，多次有关政治、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历史错误，已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尤其是“江青＋康生”这种模式所起的破坏作用，大家都是很明白的，是千万不可再重复的！
    再多说几句。“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量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毛泽东说，像斯大林那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不从制度上解决，在他的身上又再次发生了。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邪路，长治久安。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两位老人说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沉痛教训和解决的办法，难道到现在我们还听不懂吗？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好呢？
    吴南生：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搞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什么“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坚决反对到底！
    办法是：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进一步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身心稍为虚弱”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
    建议：“舆论”不要一下捅上报纸，第一步可以先办若干个刊物，从理论上、实践上、外国的正反经验上……种种，让智者尽量发言，让官员们以及读者们增强思维、增广民主知识。然后一步一步开放，如何？
（许黎娜　贾云勇/《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