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瑞常
　
　　我这个山东人在新华社从事新闻工作34年，可算是一个老兵。而在新华社驻国外分社工作时间特别长，从1975年第一次出国到2006年奉调回国，先后在智利（7年）、尼加拉瓜（2年）、委内瑞拉（3年）、巴西（3年）和西班牙（5年）等5个分社担任首席记者，工作长达20年。在国外长期工作期间，有苦也有甜，吃尽了与家人天各一方、生活单调寂寞、想家、工作紧张和生活缺乏规律等“苦头”，同时也尝到了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完成使命的成就感等“甜头”。
 
　　靠清凉油在尼加拉瓜“打天下”

　　不知内情的人总认为驻外记者，尤其是新华社驻外记者，是一桩乐趣横生的美差。其实驻外记者是一件苦不堪言、且具有一定危险的差使。新华社记者邵云环捐躯南联盟便是一例,笔者对此体会颇深。 
　　1985年，在我年近不惑之时，总社把我从新华社驻智利分社调到尼加拉瓜分社任首席记者。当时，中国与尼加拉瓜没有外交关系，桑地诺政府在1979年取得革命胜利上台执政一段时间内，仍然与台湾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但后来与我国建交。1990年桑地诺政府在大选中失败下台，右翼的尼加拉瓜政府又与台湾“复交”，并与我国断交。
　　在没有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工作，条件一般要比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工作条件差一些。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经济萧条的尼加拉瓜工作，条件就更差。
　　记得有一次，我到战区采访。那是一个距离首都马那瓜约100公里的偏僻村庄。在采访前一天，那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交战双方死伤惨重。我们是在政府军的保护下去采访的。沿途的山路两边，尤其是路口处，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惕地站在苏联提供的坦克旁，记者们顿时都有些紧张。幸好，那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政府武装没有再来骚扰。否则，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可能有生命危险。
　　在我到尼加拉瓜之前，就听说那里正在打仗，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吃的穿的用的全都缺。尼加拉瓜是热带气候，年均气温35摄氏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分社租用的小别墅整个就像一个烤红薯的大铁锅，我用手一摸内墙，竟被烫着了。下雨的时候，因为地面温度高达50摄氏度以上，冷冷的雨水碰到热锅似的地面后，激起漫天的水蒸气，那番景象从来没有见过。
　　另外，尼加拉瓜蚊子特别多，还多次爆发过热带病——登革热。中国的清凉油驱逐蚊子的效果特别好。于是，在我去尼加拉瓜之前，就在国内带了不少清凉油，还带了一些国产香烟。
　　到了尼加拉瓜后，还真领教了蚊子的厉害。尼加拉瓜的蚊子，个头特别大，攻击力特别强，它能隔着袜子大白天咬你的脚。更有甚者还能隔着外面的长裤和里面的裤头这两层“防护墙”叮咬屁股。
　　刚到尼加拉瓜，首先遇到的是吃饭问题。分社4个人，每天都要到当地商店买食物。可是，当时购买食品非常困难。首都马那瓜有一个大超级市场，货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当时苏联向尼加拉瓜提供的货物。每当苏联运货船来了，船上有什么，商店里就有什么。如果这次运来的是玻璃杯子，商店里几乎所有的货架上都是玻璃杯子。我到商店里转了一圈后，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
　　要买面包，需要排2个小时的队，每人只能够买1个，而且只有每天上午卖。鸡肉、鸡蛋和牛肉在小的私人商店里卖，国营大商店里没有，每个星期只卖两次，卖完为止。经常是卖一两个小时，就没有了，得等下周再来买。大米、白面、牛奶、食油、食盐、酱油、醋等基本食品，凭本定量供应。
　　当时尼加拉瓜是美国和苏联争夺霸权的热点地区，新闻特别多，工作量非常大，每天都把时间花在排队买食物或者说到处寻找食物上，这可怎么办?怎么完成总社交给我们的报道任务呢？
　　分社要开展工作，要交朋友，要招待客人，可是，分社连汽水和啤酒等饮料都没有，怎么招待客人？我作为分社首席记者和负责人，每天都在发愁吃饭的问题。
　　后来，我突然想到，我可不可以与生产可口可乐和啤酒的工厂联系一下，看看在那里是否能够买到一点饮料。于是，我在电话号码本上找到了马那瓜的可口可乐工厂的电话。
　　我马上打电话找到工厂的领导，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驻尼加拉瓜分社社长刘瑞常，我想购买一些饮料，需要什么手续？”我之所以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字眼，是为了引起对方的重视。另外，当时尼加拉瓜还没有与中国建交，与台湾还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方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子。他听说我是中国记者，很友好，并很痛快地告诉我说：“你需要分社开一封介绍信，并写明数量就可以了。”
　　那个工厂在远郊区，开车要1个小时。去工厂之前，我们准备了几盒清凉油和几盒国产香烟，作为见面礼。我们来到工厂后找到了工厂有关负责人，寒暄客气了一会儿，并给了两盒清凉油和两盒香烟，递交了介绍信。随后大谈中国清凉油防止蚊虫叮咬的奇特效果。对方是个年轻人，大概30多岁，很高兴，对中国人很友好。他随便看了看介绍信，就问：“你要多少饮料？”我一听，数量可以多一些，就比介绍信上写的多要了两箱。当时，那个高兴劲儿，真是难以形容。
　　我用同样的办法，写封介绍信，带两盒清凉油，直接到工厂购买牛肉、鸡肉、鸡蛋、牛奶、大米、白面、汽水和啤酒等等，一举解决了分社的吃饭问题和招待朋友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靠清凉油在尼加拉瓜“打天下”的。后来，每次见了尼加拉瓜朋友，他们都向我索要清凉油。从此，分社的吃饭和请客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报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总社非常满意。

　　抢在西方通讯社前报道惊天血案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震惊世界的“3·11”恐怖袭击事件距今已经过去4年了。当年我在现场采访的情景历历在目，有时候回想起来真有点毛骨悚然。
　　初春的马德里阳光灿烂。2004年3月11日，星期四，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了市郊４列旅客列车同时连环爆炸事件，炸死191人，炸伤1800多人。这一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国际恐怖组织“马斯里旅”制造的血案轰动了全世界，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格局。
　　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国际新闻事件。中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新闻记者，在一辈子的新闻生涯中，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百年不遇的机会。作为一名驻外记者，能遇上这种重大新闻事件是一种幸运，这是记者施展十八般武艺的大好时机。
　　新华社驻马德里分社当时只有我一名记者，分社也只有两个人。另一人是我的夫人。她虽然是“编外”人员，但在“3·11”事件中，这个北京外语学院科班学习西班牙语出身的“编外”人员，却帮了我这个“编内”人员的大忙。
　　那天早晨我们照常6点多钟起床。夫人打开电视,我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浏览新闻后，便开始阅读当地的4份全国性报纸。
　　大概在8点的时候，夫人大声喊叫：“刘瑞常，快来看电视上正在报道马德里发生了火车爆炸事件。”
　　我赶紧跑步来到客厅的电视机前，只见电视画面上一列火车的一节车厢被炸烂，火车冒着浓烟。西班牙电视记者在现场报道说，这是马德里市附近的“阿托查”（ATOCHA）火车站附近的客车爆炸的现场。但是，火车爆炸的原因还不知道，死伤人员情况也不清楚。
　　根据我20年在国外工作的经验，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应该立即用西班牙文发出对外报道的快讯，然后再用中文发出对内快讯，然后再做详细的后续跟踪报道。
　　我立即用西班牙文发出一句话对外新闻快讯，然后又发出对内中文快讯。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北京新华社国际部值班室的电话，向总社编辑部报告这一重大新闻，并与编辑部协调，前后方配合报道这一突发事件。
　　后来，国际部西班牙文编辑室告诉我，分社发的对外西班牙文快讯获得了新华社社级一等好稿奖。得奖的主要原因就是时效快。新华社发的这条消息比法新社、路透社和美联社等西方大通讯社都快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也就是说，许多新闻受众首先从新华社的消息得知这一事件，从而提高了新华社的声望。

　　高访报道的一次难忘经历

　　在国外工作期间，我多次参加过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访问的报道，其中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巴西以及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领导人访问西班牙的报道。
　　报道我国领导人出访，是新华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圆满完成，不能出错。
　　胡锦涛主席曾经先后两次访问西班牙，我都参加了报道工作。2005年11月15日上午10时35分，首届中西工商峰会在马德里会议宫大礼堂开幕。胡锦涛主席和卡洛斯国王在会上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根据日程，这届峰会开幕式就举行1个多小时。胡主席参加完开幕式后，立即乘专机离开西班牙，前往韩国继续访问。
　　胡锦涛主席和卡洛斯国王在首届中西工商峰会上的讲话十分重要，新华社必须及时发稿。但是，发稿的时间非常紧，尤其是很难事先拿到卡洛斯国王的讲话稿。报道小组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头一天，我就与西班牙国王办公室联系，希望能够提前拿到国王的讲话稿。但是，国王办公室秘书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王在没有发表讲话之前，记者是得不到讲话稿的。
　　当时，我们非常着急。前方报道小组负责人、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陈鹤高经验非常丰富，他前一天就对我说：“开会之前，你提前进入会场，想办法在会场上找到王室人员，争取提前拿到卡洛斯国王的讲话稿。”
　　早晨8点，会场所在地马德里会议宫大礼堂还没有开门，我就来到了大门口。此时，大门口已经有少数会议工作人员也在门口等待。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共有1000多名中西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大门开启后，我第一个冲进了会议大厦。
　　这个会议大厦非常大。进入大厦后，我就打听王室工作人员在什么地方。可是，当时人很多，很乱，根本不知道王室人员在什么地方。大概到9点钟的时候，会场里的人就满了。此时，我还没有找到王室人员，给王室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对方告知，拿国王讲稿的王室工作人员可能还在路上，还没有到会场。我急得满头大汗，心想，这可怎么办？我又不认识那个拿讲稿的工作人员，在乱哄哄的人堆中，到哪里去找？
　　这时，我就想到请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罗烈城帮忙，因为这次活动主要是他组织的，他与王室办公室人员也比较熟悉。罗参赞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又非常热心的人，很痛快地答应帮忙。大概在会议开始前半小时，罗参赞高兴地跑过来，把国王的讲稿交给了我，并说，王室只有5份讲稿，就给了他这一份。
　　我拿到讲稿后，立即浏览了一下，这份西班牙文讲稿共有6页。在半个小时内，我一个人根本翻译不完，此时，我就把人民日报驻西班牙记者张金江请来帮忙翻译。我们俩在半个小时内将讲稿翻译完毕。然后，陈鹤高同志迅速将我们的译稿进行了处理，加到胡主席讲话的后面，这样，一篇完整的新闻稿就完成了。
　　我们把这篇成品稿处理完后，本来打算在会场上文传发到总社。但是，刚传了一页后，会议便结束了，文传机也出了毛病，胡主席和随行全体代表团成员以及随行记者便要立即离开会场前往机场。陈鹤高同志匆匆忙忙收拾好发稿设备，赶快去找前往机场的代表团车队，稿子就留给我，我回到旅馆及时把稿子发到了总社。
　　因为时差原因，代表团要求这个重要稿子必须在西班牙发，不能拖到韩国发。我们终于按照代表团的要求，顺利完成了任务。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