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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办报”之我见
时间:2008-09-16 18:06:00  作者:;  来源:

  ●  杨  奇

  去年老人节,广东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为一批高龄的会员祝寿,我以年过八十而躬逢其盛,并被会长点名上台作了“何须惆怅近黄昏”的发言。由于与会者都是新闻传媒界老人,席间所谈多属往事。有人谈及1948年香港《大公报》王芸生从“文人办报”到宣称“属于人民”的转变,有人则问我: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办报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后来,一位对新闻史素有研究的报业新秀,又建议我结合自己办报的经历和报纸的性质,对“文人办报”与“党委办报”问题加以探讨。这倒是我过去从未谈过的题目,愿意对此作些思考。
  概括地说,我曾担负领导责任的7家报纸,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机构;但是,由于办报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因而办报的性质、任务和表现形式都有所区别。
  按时间先后来说,一是《前进报》,它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机关报,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作为办报方针,按照司令部和政治部的政治主张,呼吁制止内战、积极打击敌伪。
  二是香港《正报》两日刊,那是中共广东区党委领导的、以左翼“文人办报”面目出现的4开报纸。后来改为杂志型的旬刊、周刊(由黄文俞任社长),旗帜鲜明地代表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
  三是《华商报》,它是遵照周恩来关于“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的指示,以统一战线的性质、“文人办报”的面目出现的。
  四是《南方日报》,它创刊时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1955年起改为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报。
  五是《羊城晚报》,1957年10月创刊时作为“党委机关报的辅助和补充”,不必按照党委机关报的模式,因而能够办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到了1961年2月,由于纸张严重不足而与《广州日报》合并,成为中共广州市委的机关报,但基本上仍能保持合并前的风格。1965年7月起,《广州日报》复刊,《羊城晚报》改由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要求“既要保持原来晚报的特色,又要起中南局指导工作的作用”。按照陶铸的解释,“指导工作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战线方面来说的”。但是实践很快就证明,两者的功能不同,难以融合,结果报纸办得不伦不类。
  六是《肇庆报》,创刊于“文革”后期的1972年,它自始至终是中共肇庆地委的耳目和喉舌。
  七是香港《大公报》,这是一份历史悠久的以“文人论政”驰名的民营报纸。1949年6月17日,王芸生发表了《大公报社新生宣言》,开始接受共产党领导,但还是以“文人办报”的面目出现。1988年费彝民社长逝世后,我受董事会聘任主持工作,只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已。
  这样一回顾,事情就很清楚:尽管我一生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办报,但当党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时候,主要是以“文人办报”的姿态出现;而当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时候,则主要是以“党委喉舌”的身份出现。至于问我对两种情况的感受如何,那么,坦白地说,我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内心深处是钟情于“文人办报”的。
  文人,顾名思义,就是有文化有写作才能的人;文人办报,就是一些忧国爱民的文化人,利用报纸来发表意见,以此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文人办报”总是与“文人论政”相联系的。在我国,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可以说是“文人办报”的鼻祖。《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更是“文人办报”和“文人论政”的典范。他自1926年9月1日起,主持笔政长达15年之久。他逝世后,周恩来在唁电中称他为“文坛巨擎,报界宗师”。胡政之为《季鸾文存》写了序言,更赞扬他“为一时代之活历史,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
  我们知道,写文章,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文人办报”,正好有利于发挥文化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夏衍一生博学多才,既是文学、戏剧、电影界的专家,又是报业的老前辈。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深知他热爱新闻工作,并且是赞同“文人办报”的。夏公在回忆《救亡日报》的文章中说:“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武器。”夏公参与创办的香港《华商报》,是完全按照周恩来关于“不用共产党出面”的指示办的,并且坚决执行周恩来关于“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的意见,为了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实行“文人办报”的形式,以便更好地发挥“文人论政”的作用。他要求《华商报》的社论写得春风满面,像朋友谈心似的,切忌采取“应该如此”、“必须如此”的教训口吻。他还不止一次要求副刊多登杂文,认为“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其实,就是要让副刊也成为“文人论政”的用武之地。
  “文人办报”,并非只是指共产党以外的文化人,而是包括党内和党外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的。“文人论政”就是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来发表意见,针砭时弊。这在共产党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时,更加具有重要意义。据我所知,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是中共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在1938年8月接受胡文虎的邀请,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是经由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推荐的。他上任之后,又聘请了邵宗汉、羊枣(杨潮)、叶启芳、郁风等一批著名文化人,组成了强大的“文人办报”阵营。另外,先后进入《大公报》工作的杨东莼、李纯青、杨刚等人,也是地下党员,而他们又都是以左翼文人办报的姿态出现的。同时,他们所写的文章虽然力求体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并不是代表共产党发言,即使有些分析错了,也不必负政治上的责任。例如:乔冠华写的国际评论,思想深刻,说理精当,富有文采,因而扬名香港,蜚声国际社会;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关于日本法西斯到底是“北进”还是“南进”,乔冠华却判断错了,还在报上与人争论。我认为,文人写文章偶有差错,也无伤大雅,否则,就不成其为“文人论政”了。
  总之,“文人办报”是中国报业史上的光荣传统,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新闻工作的成功经验,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存在决定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共产党由在野党转为执政党之后,新闻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省市原有的民营报纸先后停办,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很快也奉命改为公私合营,全国的报纸几乎全是党委机关报了。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向苏联一边倒”,报纸工作更是照搬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因而所有的报纸又都成了党委的耳目和喉舌。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下,报纸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一来,“文人办报”自然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文人论政”也就不复见了。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1952年,上海著名报人赵超构邀约夏衍为《新民报》(当时还未改名《新民晚报》)写些杂文,刊出以后大受欢迎,却有一位共产党员指责“夏衍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夏公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论政’就更应如履薄冰了。”
  再举一个例子。《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是一位具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正直品德和文人本色的报人,备受全国新闻界敬仰。1957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变幻无常,邓拓经常处于不解、疑惑、惶恐之中。由于他对“引蛇出洞”的“阳谋”缺乏领会,未能“紧跟”,毛泽东主席为此大发雷霆,当众斥责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不久,便改派吴冷西担任总编辑,而将他调任实际上是“架空”了的社长;随后又把他调离人民日报社。这个事例说明:党委机关报作为党的喉舌,必须绝对听党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丝毫不许迟疑的。
  至于党委机关报除了承担“党的喉舌”功能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同时是“人民的喉舌”呢?这却是一个曾经大有争议、至今尚未有明确结论的问题。
  据“文革”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自述:他曾经在1979年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问题”,他的原话是:“党报是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另外其他的利益,因此,党委又要领导党报成为人民的报纸,成为人民的喉舌。”他还指出:“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的党性。”后来,胡绩伟到高级党校理论班作报告时,便把党委、党报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概括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问题”。他的这些意见,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这都是正常的。座谈会最后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总结,胡耀邦指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然而,以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极“左”权威们,却认为胡绩伟的意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抓住“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个命题,一再展开批判,直至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仍然不肯罢休。为什么这些极“左”权威们要为此大动干戈呢?据胡绩伟在《胡乔木——新闻界的霸王》这篇长文中指出:他们不仅是要“把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是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以反‘左’为主的正确路线,完全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错误路线。”
  走笔至此,我应坦白交代:对于胡绩伟关于党报是“党的喉舌”同时又是“人民的喉舌”,以及“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在“文革”前办《羊城晚报》期间,我曾经多次说过“《羊城晚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耳目和喉舌”的话,而且在“文革”后还公然写入《羊城晚报》九年工作总结的《为社会主义报纸作出新的探索》一文中(见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晚报纵横谈》第211页)。我还应说明的是:我自己的这个论调,当时并没有听过胡绩伟的讲法,完全不是受到他的影响。这也许正是所谓“臭味相投”吧。直到1998年初胡绩伟出版了《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我看了《胡乔木对我的十年批判》之后,我才了解到这场触目惊心的论战过程,认识到在极“左”权威们心目中,党委机关报只能作为“党的喉舌”,要想同时作为“人民的喉舌”,那是不允许的。由此也可想见,在目前的条件下,“文人办报”固然已不可能,就连如何办好“党的喉舌”也是很不容易的。

  杨奇,1922年生,广东香山人。广东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从1940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至1992年从香港《大公报》社长任上退休,投身新闻事业凡52年。曾任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香港《正报》社长、《华商报》经理及代总编辑、《南方日报》副社长(曾兼任总编辑)、《羊城晚报》总编辑、香港《大公报》社长。期间曾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部长、秘书长。主编有《香港概论》(上下卷),撰有《香港智力阶级》、《惊天壮举》等。

 

  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8月上

编辑: 栾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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