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仕卫

　　赵拴，《贵州日报》记者部主任，高级记者。1992年从一名高校教师改行从事新闻工作，5次获中国新闻奖，2次获《贵州日报》社“人才奖”，1996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党员，2004年荣获贵州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2005年入选贵州省首届十大“都市年度人物”；2007年获贵州省“十大影响力人物”称号，同年获中国新闻人物最高奖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成为贵州新闻界获长江奖第一人。

　　他的文章，让人落泪催人思考

　　1995～1996年，《贵州日报》一版开辟了专栏“走进贫困山乡”，这组报道是赵拴深入大山深处一些尚处于半原始生活状态的少数民族同胞聚居村寨，与那里的村民和干部同吃同住、同悲同喜写成的。每一篇专栏报道都有极强的现场感，使人读后身临其境。报道既写出了党和政府对山区农民的关心，也写出了山区农民的贫困现状，而且融进了作者对贫困山区农民深深的同情及对贫困原因的深刻思考。读这组文章成为很多基层干部的“必修课”，很多人将这组文章剪贴保存随时翻阅。一位基层干部说，他每看一篇就掉一次泪，每掉一次泪就会作很多思考，更加明白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要把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作为重要使命和责任。
　　但很多人不知道，赵拴为采写这一组报道，历经了太多的艰辛，单是在崎岖险峻的采访路上遭遇的车祸就有好几起。在江口县、关岭自治县和遵义等地采访途中，三次遭遇碰车事故，最严重的一次，他受伤两个多月后才康复；一次去思南县，乘坐的乡村班车在下坡时刹车失灵，情急之下，司机将车一头开进了路旁的排水沟，侧靠到山体上，而路的另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去松桃自治县时，他乘坐的吉普车刹车失灵，幸亏是行驶在一段平路上，车滑行近1公里才停下来；在去雷山县望丰乡甘益苗寨途中，山洪引发的山体塌方几乎阻断了原本就狭窄的山路，县里开车的师傅建议返回，但赵拴却坚持继续赶路，吉普车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冒险通过，稍有不慎，情况不堪设想，而那天正是赵拴的生日；还有一次在余庆县，他亲眼看见前面的一辆货车翻入了水库……
　　为了完成这组报道，赵拴的采访行程达一万八千里。

　　他到一个地方就能写活一个地方

　　赵拴在遵义驻站期间，每年都会有不少稿件引发轰动效应。他十多年前采写见报的稿件，至今很多县还在念念不忘。道真自治县上世纪90年代初拍卖荒山，赵拴第一个作了报道，道真因此引来全国新闻媒体的关注，被称为是当时全国首家大规模拍卖荒山的县，从此名声大振。上世纪90年代末，余庆县连续多年都有新经验在全国推广，几乎每年都要在全国获很多奖，赵拴凭着敏感的新闻嗅觉，以《余庆是个谜》为题独辟蹊径对这个先进县进行报道，使余庆因此受到了全国媒体的关注，被誉为“全国经验之乡”。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余庆县采访，当地官员还拿出这篇文章给我们看。遵义市一家民营企业10年前把一个村子“整体收购”，赵拴独家采写了《民营企业能否“吃”掉一个村》的报道，很快引起全国关注，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把这家企业老总及当地村民请进新闻会客室作专访。对此，遵义市的一位干部说：“赵拴总能敏锐地发现新闻，到一个地方就能写活一个地方。”
　　有位资深的新闻人评价赵拴的新闻作品：角度非常刁，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语言生动、鲜活，极富可读性；能通过一件普通的新闻事件揭示出深刻的社会现象，令人反思。如他获得中国新闻奖的《走进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大兴机场能否姓“黔”又姓“湘”》等作品。
　　在很多读者眼中，党报少有可读性。但赵拴却有着一批固定读者。一位长期关注赵拴的读者曾说，只要是赵拴写的报道，他必定从头到尾通读，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不久前，贵州一个地区的宣传部请赵拴与当地通讯员交流。当地一名张姓记者，早早地就等候在会议室门口。他是赵拴的忠实“粉丝”，见到赵拴，他迫不及待地展示出所能收集到的赵拴的每一篇稿件。张记者说：“赵老师的报道总能与基层贴得很近，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典型，而且视角独特，我们喜欢。”
　　2000年，贵州日报曾专门组织召开“赵拴新闻作品研讨会”，这是贵州日报社首次给一名记者召开作品研讨会。

　　他到过全省上千个乡镇村寨

　　这些年来，赵拴的采写或策划的精彩之笔，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主题：关注民生。
　　“一个记者，不仅要有敬业精神，更要有良知和责任感。”赵拴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1/10，面对贫困家乡的父老乡亲，为他们做点什么是一个记者责无旁贷的事。
　　这几年大年三十，记者部很多家在农村的记者回家乡过年，都会接到他安排的任务——走进普通百姓家中，陪老百姓一起过年，倾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采写具有现场感的报道。
　　2004年，赵拴与两名记者去榕江县采访乡村公路建设的题目，在一个苗族村寨里，他和许多修路农民一起合影。回到报社后，他把这些合影冲洗成照片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当成宝贝珍藏。赵拴16年的记者生涯里，他把老百姓当明星，喜欢与普通的采访对象合影，如今已有好几百张这样的照片。
　　2006年，赵拴去遵义地区边远的道真县采访。在河口乡，赵拴听说这个贫困乡有不少孩子因为家庭贫困的原因而辍学。采访结束后，他找乡里的领导要了一份这个乡的贫困学生名单，回来后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分别给这些孩子找到了资助。同时，他也资助了1名贫困孩子上学。
　　面对艰辛和苦难的被采访人，赵拴常常潸然泪下。2003年在贵阳市采访农民工时，一位姓叶的五十多岁的农民工说起自己患肾病，妻子患肺结核，儿子患肝炎，在外地打工的女儿两个月瘦了20斤，一家人没有一分钱治病的困难时，赵拴的眼圈红了，掏出了身上仅有的100元钱递给他；2006年赵拴在珠三角地区采访贵州农民工，当寻访到一个打工农民租住的拥挤小院时，发现十几个从事机床冲压工作的农民工，手指因为工作不同程度致残。一位被轧断两个拇指、伤口还裹着纱布的女工露出一脸无奈的笑容说：“等再过几天伤完全好了就该上班了。我们能怎么样，老板能报销医疗费再给几百块钱的补助就很不错了。”听到这样的话，赵拴心里非常难过。   
　　赵拴十多年党报记者生涯，省内总行程不少于6万公里，到过上千个乡（镇）村（寨），他经常提起采访过的一些人物：紫云自治县一位在极贫乡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上海女知青，看到当初一起来的上海知情都纷纷返城后说，她此生永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在与广西交界的独山县大山里，一位年近60岁的布依族老农每年都写入党申请书，整整坚持了40年；在纳雍县姑开乡发都寨碰到一位叫罗学文的苗族青年，是村里的第一个读书人，从一所神学院毕业分配到城里工作1个月后，就辞职回到家乡自己创办学校，他对赵拴说，他无法忘记村里那些贫困的弟弟妹妹的期待眼神……
　　而他采访过的那些处在社会和生活的底层、最该怨而不去怨、最该骂而不去骂的普通人更是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下岗后在街头擦鞋的小型国企的厂长；在县城蹬三轮车的下岗职工；深山里默默为村民奉献一生的失散老红军；极贫村寨里一贫如洗、年过半百仍是单身汉的村民组长；强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伤仍为村民治病送药的乡村医生；大年三十仍在寒风中找活干的进城农民；打工致残诉求无门的农民工……他说，这一个个鲜活的身影，是支撑他作为一个党报记者一直关注民生的重要原因。
　　赵拴说，记者是社会的记录者和时代的瞭望者,与任何职业一样，记者应该有自己的职业形象。一名党报记者,必须时刻清醒地知道自己要扮演的社会角色。记者个人的行为已不仅仅代表自己,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党报,是党报形象的体现。他把“敬业、责任、良知”几个字作为他职业生涯的座右铭。
    
　　他用脚“跑”新闻，更用脑“写”新闻

　　2003年初，赵拴一手策划组织了大型采访活动——“扶贫开发百乡行”。他对记者要求高，100篇稿件有近一半打回重写，而且有不少记者被他“逼”着重新赶到目的地采访。这组报道刊出后，几乎每一篇都有读者打电话表扬，后来，《扶贫开发百乡行》系列稿件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参与采写的6位年轻记者第一次拿到中国新闻奖获奖证书。
　　2006年7月，赵拴与一名记者去开阳县采访新农村建设，听一位干部说，楠木渡镇有一位叫罗新碧的老妇人，3个儿子均在河北遭遇矿难，后来，有另外3个外地男人分别上门与这3个儿媳妇成家，他们把罗新碧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赡养。赵拴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要求一定要亲自去罗新碧家里看看。从开阳县城驱车到楠木渡，路窄弯多，来回要几个小时的颠簸，遗憾的是罗新碧三儿媳的新丈夫外出打工不在家。当事人不在，报道就不能客观、准确。一个月后，当事人回来了，赵拴又立即叫上这位记者从贵阳驱车第二次去了楠木渡。两次长途跋涉，两次深入采访，后来写成《罗新碧和他的三个上门“女婿”》在《贵州日报》头版头条见报。此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些媒体以这篇稿件为线索，进行了深度追踪。
　　2002年9月，赵拴带着两名记者对进入贵阳市的农民工进行采访。由于这些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对陌生人天生的畏惧与戒备，使记者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赵拴一有空就在大街小巷到处寻找农民工，经常深更半夜还坐在农民工低矮、阴暗且潮湿的工棚里。为和农民工接近，赵拴与两位记者“乔装打扮”，包里揣上一两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在农民工聚居地，请农民工在地摊上吃烧洋芋，喝1块钱1斤的烧酒。这样的行为终于使农民工消除了心里防线，给记者说了很多交心话。掌握了大量素材后，《都市里的“村落”》及《走出都市村落》两篇报道分别以整版篇幅见报。有学者评价这两篇报道是“难得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佳作”。后来，《都市里的“村落”》获贵州省新闻奖一等奖。
　　2006年，赵拴又策划了一个大型系列采访——《聚焦“黔军”——务工农民两地书》。这组报道以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打工的贵州农民为报道对象，对他们在外打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家乡的情况进行采访，并同时对两地进行对应报道。为了完成好报道，赵拴带着几名记者辗转数千公里，深入到沿海地区城镇乡村寻访贵州农民工，零距离体验他们的苦乐忧喜。在珠三角地区辗转采访的半个多月里，赵拴和记者们大汗淋漓地在街头和这些“黔军”交流。《聚焦“黔军”——务工农民两地书》系列报道别具创意，以真挚的情感、新颖的形式、鲜活的事实受到一致好评，不少网站纷纷转发。
　　赵拴把新闻实践归结为4个字：发现、表现。他说，做记者难就难在“发现”,为什么有些记者总能写出有新意、有影响的独家报道,而有些记者却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一般材料性报道中，写出的总是些平淡的“大路货”? 就是因为后者没有独到敏锐的发现，其根源,是记者的新闻素质和知识贮备存在差距。
　　赵拴常说，记者要发现新闻,首要的是要坚持深入生活,好的新闻肯定是记者深入现场的产物。同时要坚持学习，学会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前瞻性的思考,用大脑捕捉新闻——有思考才可能有深邃敏锐的鹰眼，才能写出与众不同的独家报道。赵拴认为，“表现”,表面看更多的是从新闻技术的层面来说的,其实更是对记者素质和内涵的检验。“发现”了新闻素材但“表现”不到位,好的新闻素材就会被浪费甚至糟蹋。创新思维,不拘一格,敢于打破常规,才可能凸显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做一个“在写的记者”容易,做一个“在思想的记者”难；时代需要我们不仅要有用脚“跑”新闻的精神,还要有用脑“写”新闻的追求。
　　2007年底，赵拴刚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不久，又在贵州被评为“当代贵州十大影响力人物”之一。
　　面对荣誉，赵拴感言：“我一直处于惴惴不安中，因为我深感荣誉重压。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我为我采访过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而感动、而思考、而激奋，是他们影响了我的过去和现在，并坚信会影响到生命的终点。感谢新闻，它让我懂得责任；感谢我的采访对象，他们让我懂得感恩！”〇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