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勇（《晶报》深度报道部主编）

　　2006年即将结束时，我遭遇了从业1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恐吓。我主编的版面上一篇报道所涉及到的当事人在稿件见报的当天打来电话，声称“我要杀掉你全家”、“今天下午就砍掉你一只手”、“我就是流氓，我有的是钱来摆平你们”。
　　说这话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位列2003年胡润“中国百富榜”前70名的一名超级富豪本人。这些话也不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该富豪所雇佣的一批打手已毒打了前来讨薪的该公司原总经理。
　　这是2006年发生在千千万万中国记者身上的一个小插曲，却是2006年千千万万中国记者从业与生存环境的缩影和写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记者所面临的从业环境已悄然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不是来自管理层，不是来自媒体自身，也不是来自记者同仁，而更多地是来自他的服务对象与报道对象——读者与当事人，特别是被批评与被监督者。
　　比起上一个世纪，当下被媒体与记者监督的事件当事人，更有财力、更有权势、更谙熟操弄法律的手腕、更具备对新闻的操控与策划能力、更懂得如何应对媒体的批评，甚至渗入黑恶势力的背景更多——这些都是目前媒体无法改变却必须面对的现实。
　　而媒体和记者个人的力量在这些强权与强势面前却越来越渺小。由于保障媒体新闻活动和记者采访报道权利的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在保障媒体和记者的正当权利方面捉襟见肘，而宏观管理部门对媒体的政策措施又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媒体和记者报道的边界愈显逼仄，记者和媒体独立的声音则愈显弱势和稀微。
　　过去的2006年，几起著名的媒体事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特征。全球五百强企业富士康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个人的3000万元索赔，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而就在富士康把索赔金额由3000万元降至1元的当天，深圳一名市民、深圳某集团公司股东杜某，也把深圳报业集团旗下《香港商报》的两名记者告上法庭，索赔4500万元。不论结局如何，这两起事件的双方，由于在财力和对形势的掌控上有着巨大的悬殊，这种对垒最终只能显示财团强权对媒体弱势的猖狂。
　　所幸的是，虽然对手如此强大，终有一群手握投枪与匕首的人还在为良知、正义和理想而坚守。接到死亡恐吓的记者报案之后仍然如往常一样为新闻奔走，被财团和“财爷”以法律武器“恶搞”后的媒体和记者面对诉讼时更加稳重和成熟，因莫须有罪名而蒙冤关押了8年的高勤荣在出狱后的第一天，继续开始做自己的记者梦。
　　真正有理想的记者不会在强权与强势面前倒下，强权与强势只会使坚守者更强大。
　　2007，媒体的希望还在。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