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罗
　　商界传媒集团执行副总裁

　　我所分管的一本杂志，两个月前做了一期专题策划：“老板的心理底线”。诡异莫测的企业政治版图，纵横交错的利益链条，企业老板们的“寡人心态”。看上去非常复杂，但说来说去，最后恍然大悟，原来这条底线早就明摆在那里——那就是老板的利益不可侵犯。
　　回头来想，什么是记者的利益呢？记者从事其职业的心理底线是什么？
　　《财经》一位资深记者谈他过去的职业经历时说：“做了这么多年记者，我可能是少有的没有拿过红包的记者，这不代表什么，只代表我个人与整体有些差别。”
　　这个“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差别”，是否在彰显着这么一个现实：收红包的是大多数。
　　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商业模式的峰会中，主办方为了显示公正的评选形象，没有在资料袋里放入红包信封。我看到一个已届中年的记者，不断在包里翻找什么，然后几次到接待台前观察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环节。这个形象很龌龊也令人心生悲凉——至于吗？
　　有人士分析说，多数人大学毕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心中“总有一块圣土”，但是“出现了官阶就有了利益差别，比如小组长、主任等。理想化的色彩就淡了很多。再后来管理层行为也有不端了”。
　　这里面至少看到两个问题：
　　“圣土”之所以为“圣”，是因为这个职业是需要一种信仰和理想来支撑的。有人说，记者跟医生或者律师一样，是需要举手盟誓的职业：捍卫事实与真相，捍卫民主与进步，绝不在利诱和压力下出卖公众的知情权。
　　另外一点是对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无限度的滥用。我们看到一些曾经以脊梁自励、以豪侠自封的记者出身的媒体管理者，利用制度缺陷，把“公器”化为“私器”，作为利益寻租的手段。当这种“公器”的舆论监督权，变成了利益交换筹码之后，我们在媒体与官商的“紧密合作”式的运作外，甚至看到了利用这种强势的力量进行敲诈的案例。
　　这些人，已经无职业底线可言，有的是利益底线——惟利是图，不择手段。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还在对这个社会大面积发射着伪善的、看上去很端庄的“声音”。
　　不久前，在北京一家咖啡厅，我与一位即将离职的记者谈心。
　　关于他，有了向企业索要金钱的传闻。我建议这位年富力强的记者去过一种有底线的生活，做一个有底线的记者。因为无论我们多少次跌入尘埃，都难以获得金钱上最终的平衡，但却会失去为我们的职业而感动、满足的能力。因为与暴发户不同，这个职业使得放弃底线的人，不得不时刻自欺欺人。
　　我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的时候，报社格式化我们的职业底线，只用了振聋发聩的六个字：“正义、爱心、良知”。
　　其实，作为一个记者，坚守着底线，也是坚守着自己获得深刻幸福的可能。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