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公子

　　看大势，谋大局。作为时代潮流最敏感的神经，作为社会舆论最直接的引导者，媒体更应如此。
　　从“理财”来看今天的中国，看今天中国的媒体，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财富来了

　　敲着键盘写下“理财”的时候，我首先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小的时候。
　　那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年童伴们最常挂在嘴边憧憬未来的一句话。这种“现代化”的富足生活，是与“二○○○年”画等号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就叫《我盼二○○○年》，那时别说是电灯电话，要是谁手里捏着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儿，就像后来80年代有人手里举着一个“大哥大”，那个酷啊！
　　到了80年代中期，“万元户”就是富翁的代名词。那时，人们会猜议“谁谁谁家是万元户”，话里意味很有意思：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也有些不满——“暴发户”而已——反正就是不服气（“万元户”常和个体户、没文化和倒买倒卖联系在一起），尽管人们已不再信奉“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万元户”确实不大算什么。因为，“百万富翁”之说在汉语世界里由来已久，在国人心里，“富翁”须是“百万”级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百万富翁”遥不可及，仅仅是一种近乎终极的梦想。但到了90年代，这个人出现了，他叫“杨百万”，是全民皆知的“英雄”，股海里的传奇人物。谈起“杨百万”，再也没有人觉得他的“百万”有什么问题，人们想知道的是他炒股致富的“秘诀”、“真言”。
　　“杨百万”之后，财富英雄层出不穷，他们的故事在媒体上、在人们的言谈中传说着。“富翁”的门槛节节攀升，数百万、千万、亿万直到今天的千亿。今年，若没有330亿元的财富，就甭想让胡润排进百富榜的前十名，首富杨惠妍的财富价值就高达1300亿元。
　　今天，“百万富翁”已不算什么了。就像在南粤就职的当年同窗，“一不小心成了百万富翁”。他前些年购置的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市值早过百万了。
　　一挥间，三十年。重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觉得自己当年咋就那么“小农”，那么没气魄、没追求呢？今天，连收废品的师傅也打起手机了。
　　国人，都像是前些年陈佩斯在春晚小品里演的“王老五”——“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
　　除了票子，还有房子、车子，还有股票、基金、黄金、收藏品。国人的财富不再仅仅与银行存款有关，而是有了更大的舞台。钱，也不再仅仅是用来买东西的东西，而是可以生钱的东西，即便是用钱买来的东西，也要常掂量掂量“升值”这两个字。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9月，中国居民存款总额达到17.2万亿元。
　　美林和凯捷顾问公司10月17日发布的2007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49.8万人拥有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50万）以上的金融资产，较2005年增加了9.21%。
　　总之，不管你是富得流油，还是总觉得钱少得可怜，不管你是票子、房子、车子一大把，还是当着“房奴”、“车奴”经受着煎熬，你都不会否认，现在手上的钱比家里过去几辈子攒的都多得多。

　　背后的推手

　　“劳动创造财富”，地球人都知道。但为何同样是“汗滴禾下土”，过去就换不来沉甸甸的票子？
　　“党的政策好啊！”这句话，经常见诸媒体，可能很多人都听腻了，但确实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劳动创造财富”不假，但财富的流向与享有却不是劳动者说了算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一条主线，就是“以人为本”，体现在财富上，就是尊重、保护人的经济利益，让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的实惠。因为党已经认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让民众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所以，回头看三十年，就是财富逐步走向民间的过程。
　　“民生”、“富民”、“小康”，这些关键词，背后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体现。不必引经据典，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一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所谓“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讲，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很明确，党的政策取向，就是民众不仅要吃饱穿暖，不仅要有钱，还要创造条件让民众的钱变成可以生钱的“摇钱树”。
　　二是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如何和谐？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而使中等收入者逐步占全体人口中的多数（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重仅为15%到20%），就意味着离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越来越近了。这也有利于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很明确，社会发展的取向，就是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走向让多数普通百姓富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三是物权法的实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物权法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终于承认了个人财产权利存在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使人们对财富的取得、财富的使用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种立法壮举，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这是中国人财富观念质的飞跃。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国家的，那么都应该属于公民个人；凡是法律规定属于公民个人的，那么任何国家权力机关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侵犯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利。
　　很明确，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追求财富，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中国社会开始真正走向尊重财富、创造财富的崭新时代。

　　帮民众理财是媒体的新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说，现在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黄金理财时期。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党和国家目前为什么对“富民”如此看重。富民，是党治国安邦的执政理念，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更是民众的所欲所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富民”，是一条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任务穿起来的红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任务，四大建设的目标要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财富：经济建设的基本。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经济不发展，很多问题都难办。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的目标就是“富强”，即富民强国。富强的时代，就是人人创造财富、人人享有财富的时代。
　　财富：政治建设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主，本身就包括经济发展上的民主，民主的实现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经济水平和民众财富多少，但经济落后、钱财无几却必然会制约民主政治的发展。
　　财富：文化建设的基因。先进的财富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崭新的理财时代，更需要塑造尊重财富、合法致富的财富文化。而在中国文化的基因组里，财富文化的基因是有问题的，亟需修复。
　　财富：社会建设的基点。社会建设的要害是改善民生，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譬如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贫富差距等等。谈钱虽然很“俗”，但谁都是俗人不是神仙，国家钱少就不可能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上有足够的投入，个人钱少就办不成事，办不成事就幸福不起来、快乐不起来，就会生怨窝火惹事儿，社会就和谐不起来。
　　可见，在中国当今以及将来不短的一个发展时期，财富是一个“连环扣”。
　　国家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媒体发展的新起点。新闻媒体更加自觉地做好“富民”文章，既是为受众服务，也是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与党同心同德，也是与民同甘共苦，合上意、合民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帮民众理财，倡导先进的财富文化，就是帮执政党帮国家。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在“富民”上重视不足，说严重点，就是方向上“不明确”、政治上“不正确”、道义上“不担当”。 与大势大局大潮流不合拍，媒体想要有大作为，是很难很难的。
　　理财时代的“富民”文章，对应前述的分析，在新闻报道中，以下几点是要关注的：
　　（一）所有的新闻媒体，今后的新闻理念、报道视角、内容结构等，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富民”这个维度，而不该把“财富”、“理财”仅仅视为财经媒体、财经报道的事。因为民众的创富欲望太强烈了，仅股市而言，截至今年10月初，中国投资股票开户数就达到1.2亿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尽管这个比例与美国50%以上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空间，但也不是个小数了。对此，媒体能无动于衷么？再说，这1.2亿户里面也有不少媒体和记者，总不能让民众说咱们光顾着自己赚钱吧？
　　（二）尽快补上现代经济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这一课。新华社副社长鲁炜最近在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上发言说，“我深切体会到三个迫在眉睫，这就是向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普及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重点；向中国大众普及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基础；向中国媒体从业者传播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关键。”媒体记者作为“关键”，即便不能成为金融方面的专家，起码也要多懂一些。
　　（三）具体到经济报道、财经报道，应多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多为民众的利益得失着想，多报道些民众合法创造财富的事儿，多帮民众理财、致富出些招儿。企业想说话，到咱们媒体上登广告就是了。这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易，因为，媒体的分口采访机制，已让很多记者成了行业、企业的“自家人”、“新闻发言人”了。
　　（四）以正确的财富舆论引导人。财富问题，上关乎中央战略方针，中关乎社会稳定和谐，下关乎百姓切身利益。诸多社会舆论的焦点，都因财富而生；诸多社会舆论，也往往会把焦点对在财富上。因此，特别需要媒体倡导正确的财富舆论：
　　1.当权者“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努力把手中的权力变成民众的财富。这种“权钱交易”，应该，必须。
　　2.发财无罪，致富有理。
　　3.钱要合法，法才护钱。
　　4.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仕途有风险，从政需谨慎。这两个风险教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政，于个人是一种职业选择、人生投资，做贪官其实就是非法“理财”，早晚会把自己赔进去）。
　　5.尊重自己的财富，也尊重国家、集体、他人的财富；爱护自己的财富，也爱护国家、集体、他人的财富。
　　6.不嫌贫爱富，更不仇富。
　　7.穷人加倍努力，富人多做善事。
　　8.金钱是财富，但不是财富的全部；人要全面发展，不能沦为金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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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做好理财时代的“富民”文章，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媒体自身也要理财。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用人、管理、原材料等等成本越来越高，广告创收开发的空间越来越小，咋办？财路越单一，越应该理财。现在，不少媒体开始涉足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就是一种在理财上的努力。当然，媒体理财不能与炒股简单画等号，媒体理财得到的也不仅仅是钱，还有经营理念和经营机制的更新，因为理财的过程就是塑造市场主体、参与社会大市场的过程，就是控制成本扩大效益的过程，就是规范管理降低风险的过程，就是完善投融资渠道、整合利用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些正是媒体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关于财富，可说的太多太多。
　　不说了，动手吧。一起来敲响财富的钟，互道一句“恭喜发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