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统宇

　　每年我参加的媒体的各类研讨会、策划会、评奖会、培训会不在少数，并常常感到分身无术，可以说，我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学者，各种“定单”可谓不少。并且，在中国媒介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确有几位和我“彼此彼此”的朋友，我们经常被召集在一起，常常不期而遇。那么，我们这些人是“花瓶”吗？
　　假如我们真的是“花瓶”，那么就低估了摆放者的眼光和水平。中国的媒体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磨练，本身市场化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既然如此，市场的运作法则就讲究和遵循优胜劣汰，假冒伪劣的东西终究不可能长久，而且，“定单”的发包者，不会拿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开玩笑、逗闷子，“花瓶”想陪人家玩儿，人家乐意不乐意还是个问题。一句话，市场化程度越高，假冒伪劣越没有市场。
　　假如我们真的是“花瓶”，那当然还应当追问“花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寻租”动机——赶场子、拿红包、招摇过市。这种追问本身，并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终极的经济根源。对“花瓶”赢利目的怀疑和质疑，常常还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比如教授在一些人的眼中是清灯布衣、之乎者也、神神叨叨，甚至一定是木、穷、呆的代名词。
　　对此，我倒是有些现成的文字作答——《收视率导向研究》的后记这样写道：
　　一要感谢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一个经常被妖魔化的单位。其中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看是换鸡蛋的，回去一打听是社科院的”。就在本书收尾阶段时，“教授哭穷”一事也波及到我。“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统宇研究员说，他自己是正高级职称，工龄32年，每个月从会计手里领到的所有钱不到3000元。他说社科院给他的最重要的是自由，这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2006年9月22日《华夏时报》）的确，“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社科院最大的资源。这种自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的自由，二是时间掌控的自由。况且，或多或少，社科院总还是给一些课题费的。中国有句老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知恩要图报。我们的图报，就是要下工夫把课题完成好，要对得起社科院给的课题费。我们的学术理想应当建立在这种学术诚信之上。这本书出版时，我们的课题费还有些结余，那就放在会计那里吧！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我们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取之于学术，用之于学术，这也是学术理想之一吧！
　　二要感谢中国电视，感谢这个行业方方面面的从业者，从上到下，我们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朋友。学术研究，诚信为本。我们真诚地批评电视的低俗、戏说、恶搞，我们真诚地呼唤电视的品位、责任、使命，我们真诚地赞美电视的创新、创优、创造，一句话，我们真诚地与中国电视业进行强劲的学术对话。这种学术真诚，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尊重。真诚的学术批评，即使有深刻的片面之处，但由于真诚，中国电视仍愿买单。为此，我也为中国民航做出了重大贡献。记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句名言：“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马克思的人格与境界我们无法企及，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也是学术理想之一吧。
　　不用再多说了吧？也不用再举例了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否“花瓶”取决于学者的学术品格和独立人格。我们当然在做学问，但我们更在做人。为此，我们找到了学问远远不及我们的许三多为师——不抛弃，不放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