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公子

　　提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人们常说的一个词是“多灾多难”。就拿上个100年来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津，此后，反侵略、打内战，直到新中国成立，枪炮声才消停下来。但建国后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十年“文革”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由此来看，把改革开放30年称作我们国家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一点也不为过。当然，“盛世”才刚刚开头，路还很长。
　　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知”，肯定是既包括“做”也包括“说”的，并且，肯定是“说”在“做”先的。就“说”而言，管仲的话可延伸为“人逢盛世话必多”。乱世，民怨沸腾，话也多，但毕竟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并且声音太大是要惹祸的。而人在盛世，想说能说也会说，因为盛世之为盛世，就是让人说话的世代，就是说话不必顾忌“雷池”、“禁区”更不会有牢狱、杀头之虞的世代。这样才能在仓廪、衣食之上，生发出盛世得以延续的文明理念和制度。
　　“人逢盛世话必多”。必者，是必然，也是必须。

　　从“让人说话”到“有话就说”

　　关于舆论监督、新闻批评，开明人士常提到的一句是：“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其实，这句话是需要细究的。
　　要害是一个“让”字。“让人说话”的是谁？谁有“让人说话”的权力？
　　有权力“让人说话”的，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执政官员、上级领导。公民言论自由既是人权，也是宪法的规定。执政官员、上级领导是没有权力“让人说话”或“不让人说话”的，如果谁以为自己有这个权力，谁其实就是法盲。再者，执政官员级别再大也是“公仆”，“当家作主”的是人民，“公仆”岂能有决定主人说不说话的权力？尽管这样的笑话现实中大量存在，但与法相悖，且也正是应改变的。
　　所以说，不是官员、上级“让人说话”，而是宪法、人权“让人说话”。或者说，“有话就说”是现代国家公民的权利责任。“有话不说”，就是对宪法赋予权利的漠视，也是对自己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的漠视。当此盛世，每个公民，更有责任“有话就说”，以让盛世长久、延续。
　　当然，几千年的专制和压制，让中国人不大敢说话、不大会说话。但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大功绩，就是人们开始敢说话、会说话了。近年来，政策法规上也加大了保证民众说话的权利不受损害的力度，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学者对此也有诸多评论。如徐友渔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文《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就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放开言路，既是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也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而汪丁丁先生说得更直接，他最近在《财经》杂志刊发的《自由舆论与社会稳定》一文中说：“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鼓励市民公开批评政府——从地方到中央。记住，假如你不想亡党亡国……”

　　好东西却没人抢着要

　　很多年前，邱吉尔说过一句话：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制度。
　　很多年后的2007年，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甫出便引起关注，成为理论界的流行语。
　　我说批评也是个好东西，相信谁也不否认。批评，就是比较、评说，目的是达到公平。没有批评就没有公平，就没有民主。
　　民主与批评是孪生兄弟。没有批评的民主是假民主，没有民主的批评是真霸道。
　　批评是好东西，但现实是批评难、难批评。好东西为何不抢着要呢？
　　有个很善解人意的说法：“领导也是人。”笑话，谁不是人？领导不是人是什么？恰恰相反，批的就是你，因为你手握人民赋予的或大或小的执政权力，人民有权提醒、监督你“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接受批评是各级执政者的本分，领导更应该听得进批评。因为你的权责更大，关乎大家的利益，就更应该注意听批评。能够接受批评、利用批评，是执政有力的体现；封杀批评和众议，则是执政无能的体现。
　　对此，有的人执迷不悟，毁了。如曾任湖南郴州市委书记的李大伦，2004年的一次党政联席会上讲：“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他还指使市委宣传部长、纪检书记起草了一个“四不准”文件：各单位一律不准接待市外媒体记者；不得通报重大案件、突发事件的进展情况；不得对外提供新闻线索；不得随意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许，老李若能听得进一点批评，若能接受一点舆论监督，也不至于毁得那么惨。
　　也有的人悟了，但晚了。这类官员不少，在狱中的悔过书中一般都有“假如当初监督到位，假如当初能听得进批评，我也不至于……”

　　需要打开的三把锁

　　锁，最怕生锈。锈住了，就难开了。所以，需要常用，并且注意上油。
　　关于舆论监督、新闻批评，有些思想观念也不能绝对化，不能搞“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那一套。即便是好东西，也要考虑实际，也要深化理解、不断发展。
　　对此，近来专家有精当剖析——
　　1.“稳定压倒一切”与屏蔽信息、言路管制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南方周末》、《北京日报》等报章撰文指出：过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有一种倾向，即稳定问题被估计严重了甚至泛化、扩大化了，稍有问题就认为影响稳定。这种机械、绝对的、防御性的稳定观引发诸多危害。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过分地管制言路，使得正常的民意表达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以“稳定”为借口，对信息“封与捂”，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
　　2.“统一思想”与百家争鸣、思想活跃
　　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最近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报刊上时常出现“统一思想”的提法，这个提法可以商榷。中国2000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的传统及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由于它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形而上学地理解“统一思想”的提法，认为“统一思想”就是要求十几亿中国人做到：最上面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因此之故，有些部门或领导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让或不听别人讲话。因此，希望今后人们(从领导到群众)再不要轻易地运用“统一思想”这种提法，尤其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统一思想”。
　　著名杂文家陈四益最近也在《北京日报》发表观点：一种思想的独尊与永恒带来的是思想僵化。而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有自由、活跃的思想，这才能有创造、有革新、有发展、有进步。欲以思想之僵化来换取社会之稳定，代价实在太大，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造成社会的不安——因为僵化毁坏了社会的适应与调节机能。
　　3.“讲政治”与负责任的媒体记者
　　“讲政治”，内涵丰富，对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要求。而对新闻记者而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该算是“讲政治”的要求。
　　执政者主动倡导要接受媒体监督，只能说明执政者比以前更讲政治、更聪明。媒体记者对此再大报特报，也不能表明你厉害到哪里去。不能听人家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你“拍砖”、欢迎你“曝光”、 欢迎你“揭露”、 欢迎你“监督”，你就真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要冷静。1915年毛姆在其《人性枷锁》中说过：“身居高位之人，即使请你批评指正，他所真正要的还是赞美。”记者要认清哪些才是真心实意欢迎你的人。
　　记者更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不管是官员还是记者，都是民众的仆人，分工不同，但是平等的。官员的执政权来自民众，记者的采访监督权也来自民众，两者都应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产生矛盾时，应以民众利益为化解标准，官员不能说“我是领导我说了算”，记者也不应该重新掉进“凡是”的坑里：凡是官员、上级讲的就是对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尚需两者齐努力，在体制上实现突破。
　　不唯上、不唯书，对媒体和记者而言，关键是突破不合时宜的理论、观念上的束缚。比如关于“政治家办报”、“书生办报”的问题，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就指出：毛泽东当年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今天，继续沿用政治家办报的说法，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意义，但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并不妥当。离开足够的文化素养，政治家办报的说法很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词，名曰讲政治，实际是形式主义盛行，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办报就需要能真心诚意好好读书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识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学者办报、文化人办报。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还是要唯实。要实实在在地办报，真正理解和掌握新形势下的国情社情民情，冷静清醒，不骄不躁不避不怕；要办实实在在的报，少炒作，少跟风，少形式主义，围绕“怎样做公民”、“怎样做公仆”做具体实在的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努力营造“想说就说、能说会说”的舆论环境，与民众一道，让古老中国向着“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越走越近。〇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