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宏

　　一

　　当研究中国的政治报道时，最容易引起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报道与政治文明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报道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政治？反过来说，是否只有等到中国的政治文明建立了，中国的政治报道才能获得巨大的进步？一句话，就是谁影响谁的问题。
　　许多人习惯于使用大小的思维来判断两者的关系，比如，权大还是法大？具体到本文的话题，很多人可能会说，政治文明肯定比政治报道大，所以政治报道肯定要服从于政治文明。言下之意是，政治报道本身就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不是对等关系。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新闻改革进行了很多年，但是经常碰到形式的困惑，具体地说，就是在新闻报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时，我们会发现形式和内容的脱节，形式花样翻新，内容一成不变。什么原因？因为在这种攻坚的时刻，似乎只有来自于政治文明的宽松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是一个典型，多年来，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报道改革的风向标，在形式上作了许多改革，从国际新闻的顺序到播音员的面孔，从直播到守时，每一次形式变动都成为新闻报道的话题。可以说，在形式变革上绞尽脑汁，但是在内容突破上举步艰难。在这种时候，我们的政治报道好像就在等上面的政策，靠政治文明的春风。

　　二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两会，每年的这个时候，往往是中国的政治报道最集中的时期。十几年前，两会代表和委员的发言摘要一直是《人民日报》的重头戏，如同早期《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版，反映了舆论监督的开放程度。今天，我们有了电视，更加重要的恐怕是，我们有了网络，两会的发言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政治报道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媒体的传统项目正在受到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网络媒体很少有采访权，更谈不上独家的政治报道，充其量是社会政治民意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人认为新媒体比旧媒体更加适合于建立社会话语的公共领域。
　　有人说两会记者经常关注明星委员代表的作法有点政治娱乐化的味道，也有人认为两会报道很难年年出新。过去在人大小组讨论破产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做过比较有影响的报道，更不用说曾经有过的大量的记者见面会电视直播，单纯从电视直播的数量来看，现在的两会报道好像比过去退步了。但是，我们能够用电视直播的数量来衡量两会的报道质量吗？同样道理，现在，我们有了《小丫跑两会》、《柴静两会观察》和《小崔会客》，我们就能够说两会报道上了新台阶吗？

　　三

　　很多年来，能够做两会报道一直是中国记者的一种政治荣誉，但是我们看到过两会报道专家吗？政治记者依然是一个敏感的称号，更不用说政治评论员了。所以，学者在研究中国电视的政治节目时，常常苦于缺少典型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说《新闻联播》是政治节目，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这种划分明显是泛政治论。
　　这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政治，政治应该是职业政治还是全民政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典型的全民政治，每个人都被或多或少卷入了政治漩涡，不论你是否愿意，你都很难袖手旁观，政治运动是那个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在西方很多国家，如今的政治变得更加专业化了，政治家更加职业化，选举和公民投票是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职业政治的好处是，效率可能比较高，符合社会分工的趋势，但是弱点是职业政治家有可能成为职业政客。比如，我们看到许多西方政治家公关技巧熟练，应付媒体自如，好像生活在媒介包围的世界中，接受媒体采访是家常便饭，甚至私生活都受到媒体的关注，以至于人们经常提出是否也应该尊重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反观全民政治，从战争到革命，再到改革，政治的激烈程度是在逐级下降的，我们通常会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政治的表现形式越激烈，全民参与的特点越突出。全民政治的初衷是关注公平，给每个人平等参加政治的机会，发动群众，强调领袖的作用，所谓民主集中制。但是，全民政治也有它天生的弱点，就是可能整体的参政水平比较低，感性可能超过理性，有时候会演变成为变相的精英政治。精英政治和职业政治的微妙区别是，精英政治是社会最出色的人领导政治，这会使得仕途成为人才竞争的独木桥。而职业政治倒未必，只是分工不同罢了，并不一定是社会最优秀的人搞政治，政治并非考察人们成功的最重要指标，允许许多人不关心政治，政治因为和法律联姻变得更加理性。
　　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趋势必然是职业政治替代全民政治，同样，某一个国家也不大可能总是处于全民政治或者职业政治状态，因为没有完全纯粹的政治形态。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这两种政治形态交相辉映，此消彼长，你追我赶，各有所长。如果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发现并且创造了一种合适的政治形态，那当然是一件幸事。

　　四

　　再回到中国媒体的政治报道，近些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些有争议的政治家，比如，最近从江苏调到云南昆明的仇和，还有几年前风光一时的吕日周，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在地方当官，都搞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都富有争议，在地方引起比较大的反响。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比较充分的报道？并且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在中国的政治报道中，对官员的报道是非常敏感的，很难想象媒体会用报道仇和的模式来报道中央级别的领导。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政治报道模式视为一种试水，而其中的争论色彩又能够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明，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政治报道模式是受到政府鼓励的，虽然很多老百姓可能对这种报道模式不大适应，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领导人的媒介形象基本上都是规规矩矩的，很少有出格的镜头，更不用说有争议的行为了。
　　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曾经有一批经济改革的弄潮儿被媒体广泛报道，比如，步鑫生和马胜利，他们被称为改革家，他们的许多做法在当时也都是引起争论的。把他们和新中国建立初期那些传统的英雄模范作报道上的对比，结果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差别，雷锋和王进喜这样的先进人物在新闻报道中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形象，没有什么负面的信息。而步鑫生这样的风口浪尖人物在报道中突出的是缺陷美，不同于传统的完美主义宣传，强调人的个性和人性难以避免的缺点。
　　而如果放到今天作对比，我更喜欢把过去的经济改革家和现在的政治改革家作报道上的比较，他们似乎有更多的共同点，都是以争议著称，都有个性，都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都有不怎么确定的将来，都受到媒体自发的追捧。甚至于他们的区别也很重要，就是经济改革家的报道发生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时期。照此推论，政治改革家的报道是否就应该发生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启动时刻？

　　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报道焦点一直是在舆论监督上。舆论监督的概念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它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了，典型的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多次获得总理的题词，成为中国媒介的包青天，很多地方官员都有点怕它，因为高层领导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主要是展示共和国的成就和功绩，那么《焦点访谈》节目给观众的印象似乎更多是反映过失和不足。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舆论监督有技术治理的色彩，换句话说，就是舆论监督经常是被作为社会技术治理手段来运用的。我个人认为，在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分层管理色彩越来越明显。所谓分层管理，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不改变国家根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重视的就是突出新闻媒介的公共性。
　　长期以来，新闻媒介的公共性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就像新闻自由一样，很多人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语境，强调公共和自由好像都是在力图脱离党和政府的领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媒介的公共性可以说是媒介与生俱来的特质，即便在西方国家，围绕媒介的公共性和私有化的争论也是喋喋不休，如果说新闻自由是攻城的利器，那么媒介的公共性就是守城的法宝。
　　在中国，民生新闻受制于琐碎，一直在讨论能否把公共新闻作为出路和突破口。而在全球视野中，中央电视台身兼国家台、公共台和商业台三职，三位一体，角色之间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讨论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了，但是我们很难回避关于建立公共话语层的问题，不仅仅有公共知识分子，还要有公共话题和公共话语，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总之，我们可以说政治报道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说政治报道对政治文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当然还可以肯定地说，政治文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着政治报道的提高速度。虽然两者的关系不算平等，但是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键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政治报道可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