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乐

　　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曾提出媒介依赖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有两种情况：一是日常依赖，平常提供的信息满足其基本需求；二是异常依赖，当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不明，受众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或看法，依赖明显增加。在后者，媒介也最容易通过引导热点来树立威信、深入人心，或形成意见气候主动引导受众。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受众的认知平衡被打破，出现强烈的信息饥渴，时间越短，信息的报偿度越高。由于事件突如其来，常规报道有一个反应时滞，在这个信息真空期，新闻当事人第一时间的信息传递（即所谓“元信息”）就弥足珍贵。
　　在“5·12”汶川大地震的这场“天灾”中，信息的通畅传递是抗震救灾的关键，信息透明更是稳定人心的基石。
　　在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体通过报道处理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介绍其他国家处理危机的案例等，可以引导大众如何进行危机预防、如何应对危机。另外，如果媒体能够做到及时、准确地公布危机信息、危机管理的最新进展，则可以做到危机传播基调统一，避免公众臆想猜测造成的恐慌和动荡，起到稳定人心、平息事态的作用，而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受众信息观念的更新，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作用日益明显，承担了危机预警、危机信息解释和舆论引导作用。

　　一

　　在危机的潜伏期，媒体的预警功能对于个人、组织和社会都非常重要，是其他传播形式无法取代的，是公众获取危机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危机报道就成为个人在危机应对时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在这次地震灾难前，大众媒体并没有发挥相应的预警功能，一方面受宣传政策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媒体的危机报道意识不强所致。四川由于其地形环境，一些地方平常就小震不断，当地媒体应该进行相关的报道，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汶川大地震给国人敲响了警钟，这一警示将影响今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灾抗灾准备，媒体在其中则可以起到预警和监督作用。
　　在危机爆发阶段，传媒会起到满足受众信息需求、引导受众情绪的重要作用。当危机事件通过大众传媒传播时，受众会对信息来源、内容深度、后续效果进行自我评估。当危机爆发时，公众和政府对于危机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相关的政府部门掌握着主要的危机信息，公众对于危机的了解却是零散而混乱的，而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得全面危机信息的主要渠道。
　　如果政府的信息不能通过大众媒体及时向公众传达，那么，一方面公众会寻求非主流的渠道获得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政府因为没有及时提供足够的信息，将会承担道德风险，政府的信誉将会受到损害。为了解决危机发生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必须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迅速、适宜地发布危机的各种信息。随着我国各级政府危机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遭遇突发性事件后，态度由过去的“堵”而逐渐转变为“疏”，认识到了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地震发生当天，央视等媒体在显著位置第一时间发布中国地震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公布四川地震权威消息，说明震中及受波及范围，使全国多个地方同时发生地震的传闻不攻自破。
　　美国社会学者西布塔尼曾经这样总结他关于传闻泛滥机制的研究结论：“传闻是新闻的代用品。事实上传闻是不能在正常渠道发展的新闻——对于正常渠道发布新闻的不满足是构成传闻形成乃至肆虐的决定条件。”因此，在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危机信息，直接关系到受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危机信息传播失真，必然导致危机传播混乱无序。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国内知名网站便出现了“北京今晚或有地震”的消息。一时间，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在北京地区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晚，央视、北京电视台都对此进行了澄清报道，称这一消息没有任何根据，对稳定民心、抗震救灾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一个信息传递渠道日益多元化、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已经使新闻时效性的竞争成为分秒之争的当今社会，过去那种“在没有其他信息源的情况下可能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以及“通过对信息接触的控制来淡化危机”的策略，已不复可行。危机本身就意味着事情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危机时期的信息也具有一定的模糊度，很难保证政府或媒体能收集到全面的信息，对绝大多数受众而言，危机是陌生而又可怕的。因此，作为信息沟通的桥梁，媒体应该尽量提供全部的危机情况，把那些不确定性也告诉公众，让受众在做好“最坏”而不是“最好”的打算的同时，也不失应对危机的信心。
　　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一般的国际通行规则是：
　　“采访活动不应增加生者的痛苦；杜绝任何对灾难的娱乐化表达；记者不以噩耗报告者的身份出现在受害者家属面前；尽量避免以特写展示死难者亲属悲痛欲绝的表情；尽量避免死伤者血肉模糊的画面或特写镜头。”
　　对灾难的报道往往处于混乱和不可测的状态，每个参与报道的记者都应该在采访前思考这样的问题：自己处于什么位置才算恰当，即让受众和现场人员感觉你是必要的信息传播者，而非添乱的人，掌握适当的“度”。
　　在危机结束后，大众传媒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协助政府和公众反思造成危机的原因，总结危机应对经验，为下一次的危机应对提供支持。在涉及到政府的公共危机事件当中，大众媒体作为沟通政府和公众的中介，在危机恢复期的政府形象修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媒体应当通过全面、客观的报道，深入宣传危机管理的各项举措和进展，降低公众对政府管理措施的不满，恢复或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尽快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时，如果政府或某些官员对危机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其危机管理措施不及时、不得力，媒体也要客观地分析其不足、追究其责任，开辟公众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渠道，帮助政府纠正政策失误，并改善危机应对策略，提高管理能力。

　　二

　　许多媒体的抗震救灾报道仍在继续，但报道重心已发生转移，民众的收视期待也随之改变。在这个阶段，一方面要给震后报道合理降温，采用适当的报道手法，另一方面还要防止话语权的易手。
　　1.转换报道视角
　　四川电视台的关注重点已转向灾后重建，标题由“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改为“众志成城  重建家园”，并按照不同主题分类，将内容分成“医疗救助  卫生防疫”、“志愿者行动”、“受灾群众安置”、“英雄谱”、“群星灿烂”等多个板块，有大量的同期采访，内容生动，贴近性强。
　　而央视经济频道的灾后报道不仅紧扣频道特色，角度还十分细致，如《首批灾区毕业生来京就业》、《四川：生猪养殖出口受影响》、《成都房屋租赁市场升温》、《成都新房销售萎缩》等，为观众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和思考灾区的重建进程。
　　凤凰卫视对大地震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时事评论员的作用。直播中，时事评论员的解读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而且在灾区采访的时事评论员，通过连线方式在现场第一时间发表评论分析，成为消息报道的有力补充，他们还与演播室嘉宾直接问答，活跃了演播室气氛。
　　2.给震后报道合理降温
　　央视抗震救灾直播报道仍在继续，但收视率已不如第一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众对一个事件，尤其是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关注度和情绪有着密切关系，人们不可能总是绷着神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二是抗震救灾已转入灾民安置、防止次生灾害，以及灾区的生产自救及重建，事件性的报道点主要集中在堰塞湖抢险，与前一段的直播报道内容主要是争分夺秒抢救被困人员相比，民众对目前来自灾区报道的期待感有所下降。
　　对唐家山堰塞湖险情的报道是目前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但报道中专业而枯燥的专业术语，以及相关背景报道的缺乏削弱了对受众的吸引力。笔者查阅了历史资料，1933年发生在这次震区内的迭溪堰塞湖就曾造成溃决惨案。迭溪原是四川茂县的一个镇，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迭溪发生7.5级地震，并伴有巨大山崩，岩石把岷江堵塞。地震发生11天后，高山峡谷中出现一片堰塞湖。地震后45天，堰塞湖溃决，积水倾湖涌出，引发岸边陡峭崖壁猛烈垮塌，不仅冲走了下游的城镇，还造成了比地震还要大的人员伤亡——迭溪地震直接死亡人数7000多人，而堰塞湖溃决造成的死亡人数却高达2万多人，但鲜有媒体提及这一历史事件。通过背景介绍来扩宽报道的深度，引发受众的兴趣，是提升报道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而随着奥运即将召开等其他新闻事件的出现，给震后报道合理降温成为媒体面临的另一个任务，这既不能影响全国人民激发起来的救援热情，又要为下一步的报道重点逐渐设置铺垫和过渡。
　　3.避免对灾民的过度曝光
　　“敬礼娃娃”朗铮、“可乐男孩”薛枭都是在灾后报道中被人们熟知的名字，这些孩子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勇气让人敬佩，但媒体对他们的过度报道却也让人看到了一丝隐忧。
　　在“六一”儿童节前后，我们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点开网页，看到有关灾区的图片总是那些孩子的脸和茫然无助的眼神，他们回答着已经重复许多次的问题，被记者们追问灾难的细节，被大人们“引导”说着感谢的话。诚然，这些孩子在灾后需要和亲人朋友在一起，但他们更需要的是在平静的氛围里慢慢抚平身心的创伤，而非频频暴露累累伤痕。有关专家呼吁，媒体别再为拍到孩子们无助甚至痛苦的脸蛋，而没完没了地帮他们回忆失去亲人的场景，别再让他们摆出符合主题的表情和姿势——把话筒和镜头从他们稚气的脸庞推开，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关怀。
　　媒体应注意传播方式的选择，不能固定化。对于一些灾难、事故的危机报道，不能一味地“反面文章正面做”，不报道危机的实际情况，以及给社会和当事人造成的不幸和损失，而把主要篇幅用来报道与灾难、事故抗争的英雄人物和英勇行为。这种报道方式虽然从正面宣扬了英雄人物的英勇行为，能减轻事件本身带来的沉痛和不悦，但对受众最关心的危机本身的获知却并无裨益，甚至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
　　４.防止话语权易手
　　西方媒体对灾害报道的一般处理手法，是在赈灾后期出现大量质疑报道，一是社会问题，像建筑安全问题、地震预报问题、善款监督与使用问题等；二是环境问题，比如四川灾区地质构造与生存条件问题，这次地震给三峡大坝造成的影响等。面对这些疑问，政府应该尽早建立预案，媒体要加以配合，进行议程设置，防止话语权易手，陷入被动。
　　在震后报道中，应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次生灾害通报和救援报道的关系；二是获得国际援助和强调自我重建的关系。媒体的报道方式也可由消息播报式向专题类转变。在危机传播中，信息的快速传递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信息仍然无法取代公众对个体、对细节的关注需求，这也正是专题报道的价值所在，可以用深度来展现这场灾难中的点滴，而这个报道过程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会因为时效的缺憾影响其记录真实的力量。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变化的是游戏，不变的却是游戏规则——因为变化的是不同种类的危机，人类无法预知即将到来的是又一场怎样的考验；但不变的是游戏规则，只要民众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那么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灾难，还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与契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