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宏（本刊学术顾问） 吴镝鸣
超越国界的报道
不夸张地说，这次汶川大地震的影响是跨越国界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比如，我们在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听到“大爱无疆”、“天佑中华”这样的用语，听上去有点像宗教语言。在我们所接受的长期教育中，“博爱”这个概念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博爱”，我们坚信的是阶级的爱，不是无缘无故的爱。但是，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类之爱，博大的爱，超越自我，超越政治。
可能正是这种背景，让这次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没有明显区分对内报道和对外报道，但是这次报道却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这至少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好的对内报道有可能顺利转化为出色的对外报道。换句话说，好的报道本身可能不需要区分是对内还是对外，它可以打破“内外有别”，覆盖内外，成为“内外无别”。
实际上，汶川大地震之前不到两个月的西藏事件就给我们的报道出了很大的难题，虽然我们在对外报道上想方设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在作怪。
那么，是否自然灾害报道就能打破内外隔膜？未必。今年年初的中国南方雪灾报道应该说在开放程度上有所进步，但是海外反响不是很大。是仅仅因为灾难的规模不够大吗？也不尽然。比如，和汶川大地震几乎是前后脚发生的缅甸强热带风暴，论规模不可谓不大，但是他们在信息上的封闭就遭到了西方的质疑。
中国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电视直播报道，曾经让世界惊讶，它与当时的国内“非典”报道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看上去，我们的国际报道反而比国内报道更加透明。这是奇怪的现象，是否一个大国就必然要有强大的国际报道？更加开放的国际报道影响的是谁？是国外受众，还是国内的老百姓？如果是前者，那么他们怎么接触中国的媒体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新闻媒介在海外的覆盖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结论应该是后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国际报道影响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是对国外的看法。如此推理，西方媒介有关中国的报道也是在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真正能够影响一个国家老百姓的报道还是由这个国家的媒介发出的，也就是说，国外媒介的报道可能会对一个国家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对于本国老百姓来说，最后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本国媒介的报道。通俗地说，就是自己的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做。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信息披露，而不是单纯的媒体报道。这说明什么？首先，说明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比较好，虽然这次政府在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其次，有可能说明在这样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第一位的是信息，然后才是报道，也就是说，在地震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里，关键词是信息，而不是报道。这听上去好像有点费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品味报道和宣传之间的词汇差别，就可以理解。过去，我们在报道自然灾害时，常常反对客观地报道灾情，似乎只有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是典型的人定胜天逻辑。
灾难报道的阶段
这次汶川大地震由于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所以，我们有可能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报道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并非仅仅指媒体报道的主题转移，更加重要的恐怕是受众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认知演变。从理论上说，这个过程可以初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信息传播
上面我们说过，在灾难发生初期，信息传播是压倒一切的。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信息。而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第一时间，画面信息又成为最重要的信息，因此，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不间断地现场直播就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在那时，老百姓对于画面和图像信息有迫切的需要，不管这些画面是来自外国游客还是学生的手机拍摄，也不管这些画面是否清晰和稳定，真实是唯一的标准。
这个时候，如果央视能够在灾区附近设立一个分演播室，效果可能更好。在第一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些地方卫视在成都建立了演播室。比较一下这次汶川大地震直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可以发现，在伊拉克战争直播中，央视北京演播室的谈话空间非常大，军事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轮番登场。而这次大地震报道就有很大不同，北京演播室的谈话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普及抗震知识，基本上是主持人连线前方记者。这种时候如果作评论和反思显然时机不对。
在第一阶段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新闻界没有很好地组成一个报道共同体，在电视直播中很少看到报刊和广播的报道情况，好像是各自为战，没有充分做到资源共享。电视直播对报纸报道的介绍似乎仍然停留在平时读报节目的水平，缺乏对其他媒体足够的职业尊重，主持人在介绍报纸报道时常常是随口说这个报纸或者那个报纸，没有提报纸的名字。
第二阶段：讲述故事
随着现场搜救行动告一段落，媒体报道开始转向讲故事。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故事。这其实并非是媒体的一厢情愿，而是这个时候受众有这方面的需求。很多人把这种转移视为一种残酷，实际上，如果在报道的第一阶段就开始讲故事，那才是一种残酷。
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又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典型人物报道模式，当然，最近一些年，新闻的故事化也是一个流行趋势，很多电视台都开办了故事栏目，很多节目被归入故事档，因此，现在的媒体比以前应该说更会讲故事了。这突出表现在对群体人物的故事挖掘上，敬礼娃娃朗铮、可乐男孩薛枭、被困近70小时勇敢等待救援的女孩乐刘会等，他们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第三阶段：发表评论
目前，故事阶段还未结束，媒体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开展第三阶段的报道，这个阶段的关键词就是评论。说到评论，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反思。在这次大地震中，备受各界关注的是倒塌学校的工程质量问题，对此，网络上的质疑也是比较多的。
通常，对于中国的媒体而言，灾难报道的评论阶段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在灾难报道的第一时间就展开评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那个时候的首要任务是救人，老百姓都沉浸在伤痛的情绪中，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同情和关怀，是信息的分享，是团结一心。而在第二阶段中，故事依然是感性的延伸，是民族情绪的一种释放和宣泄，这个时候仍旧是情感超越理智，评论多少显得有点多余。但是，感性恐怕终归要上升到理性，没有评论的报道显然是不完整的报道，而没有评论阶段显然就不是完整的报道过程。
日常生活的影像
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电视直播报道，让很多人忽然发现了一种现象，就是覆盖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常花在电视上最长的时间是看电视剧，可以说，电视剧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统治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像是有关抗震救灾的电视直播，甚至在3天的全国哀悼日，全国的电视频道并机为一个频道，我们共同观看一个频道。
在电子传媒时代，影像创造想象力的能力远远大于文字。电视现场直播形成一种召唤结构，让人们发挥想象力，去填补这些空白。难能可贵的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当天，央视新闻频道迅速于15:12打开直播窗口，从15:20开始推出“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大型直播节目。
这是央视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电视直播。此前，央视最长的一次直播是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那次是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新闻频道连续直播50个小时。而这次抗震直播创造了央视新闻连续直播史上的最高纪录，从地震当天的15时20分至5月16日的19:20，央视新闻频道与中央一套并机直播四川灾情报道高达100个小时。此后，直播24小时滚动进行。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电视直播中，仪式性的新闻报道比重减少，领导人的媒介形象是亲赴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人们从电视屏幕中看到大量的灾区人民日常生活的场景，这在以前的灾难报道中是不多见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点习惯于在电视剧中看到大量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场景。
想象力是我们在观看这次汶川大地震电视直播时经常想到的一个词汇。过去我们有一个假设，画面的信息量可能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大于文字，而在日常的报道中，文字的信息量似乎大于画面。这一点可以从报刊上的文字和图片刊登比例发现某种规律。如果说文字是理性的驻足，那么，摄影图片就是人类感性的凝视，敬礼娃娃朗铮的照片就成为感动中国的标志性瞬间。按照传统的理解，影像是具像的，它在唤起想象力方面应该优于文字。但是，如果也把想象力分为理性和感性的，那么，比较文字而言，画面显然是在感性想象力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所以，我们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的初期会发现受众对画面的需求是最大的，这可能符合人类在灾难面前的心理反应过程，从感性走向理性，而在感性阶段，画面对人类情感的调度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所谓触景生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强调把演播室尽可能地靠近出事现场，尤其是在对画面信息需要极大的灾难报道初期，这不仅仅是因为请灾区人物到演播室会更加方便，更重要的是画面比文字更强调接近性。文字通常是比较理性的，给人一种距离感，可以说是“冷媒介”。而画面是感性的，强调零距离，可以算是“热媒介”。所以在画面语言中有近镜头和特写，而文字只有靠细节描写来拉近读者。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电视政论片中，解说词和画面往往不是对应的，两者距离很远，有的专家把这称之为错位。
（刘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吴镝鸣，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