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秀锦

　　突发事件成就媒体成长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内媒体表现出来的报道形式、报道篇幅以及媒体语言上的整体进步，可以说是多年来在各种重大突发事件的锻炼中从量变到质变的进步和成熟。
　　电视媒介真正成为人类观察世界的眼睛，始于上世纪的60年代。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说过，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灾难，但不可否认，一个媒体如果不能面对这些重大事件，不能深入采访报道它们，你就将像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传媒的大棋盘中出局。CNN的创始人里斯·舍恩菲尔德也有近乎同样的论述，“电视界内有一个信条：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上，各个电视机构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今后10年内观众的收视情况”。
　　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和西藏事件发生后，因为信息通达不畅，媒体行动被动，已经成为政府危机处置的掣肘。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新闻与大众传媒学院副教授魏然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政府面临很大的挑战，网民希望政府能在第一时间对重大事件做出反应或提供最权威的信息，如果反应慢半拍，就有可能出问题。
　　悲剧有时也可能会催生一些好的东西。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到20分钟，新华网即迅速发布消息，中央电视台在当天15点整点新闻中即时发布新闻，随后，各大网站纷纷推出新闻专题，中央电视台与灾情相关的直播报道接连不断，彻夜未停……
　　《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CNN、BBC等国外媒体，在这次大地震报道中，除了大量使用中国媒体的电视画面和文字报道之外，还真诚地赞赏中国媒体真实开放的透明度。中国不光是经济快速增长，也以此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政府处理自然灾害的有效能力和体制的优越性。

　　媒体助推社会开放和进步

　　中国国情问题研究专家胡鞍钢认为，当今世界，即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媒体落后同样也要被动挨打。经济和军事是硬实力，文化和传媒是软实力，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没有软实力，就必然受到软打击、软轰炸。
　　西方媒体的软实力已经远超过他们的硬实力。美国在1927年就宣布那种肉眼看不见但又存在于天空中的无线电波是“国有财产”，“丢掉一块信息主权，比丢掉一块土地要可怕的多”。目前世界的四大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每天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所垄断，西方50家媒体的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并控制着世界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文化霸权。
　　但这种文化霸权所导致的危害，伤及的远远不只是那些信息传播的弱国，西方有识之士甚至认为，信息流动的严重不对称，或是高度垄断和集中，最终维护的是意识形态、统治权力和垄断资本的利益，这将大大地危害全球经济秩序的有效维系和健康发展。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那些致力于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历史框架的学者们，经过多年的调查，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而且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与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在当今世界大舞台上，国内媒体的发展与地位始终扮演着很“尴尬”的角色。一个法国的独立制片人曾经说：“今天的电视是彩色的、立体声和说英语的”，也正是这种媒体语言的统治地位，使西方媒体总能左右着全世界观众的视角，也左右着他们对世界事务，当然也包括对中国事务的理解。
　　尽管西方媒体一直强调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但这也往往意味着他们会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阐述观点。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当发展中国家的房子着火的时候，国际媒体都会来报道，因为按照他们的新闻价值解释，房子是不应该着火的，所以房子着火就是新闻。而当火灾过后，要重建家园的时候，这些媒体就不再来采访报道了，因为这不再是新闻。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往往与灾害、饥荒、战乱、种族矛盾等等联系在一起。
　　在对待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中国媒体的声音一直缺席，即使有声音，也往往被西方强势媒体所淹没。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途径，就是必须在重大事件中拥有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拥有“第一解释权”。当然“话语权”、“解释权”的争夺，最终目的不是驳倒、压倒境外媒体，而是用迅速、准确的报道赢得更多受众的倾听和信任，只有这样，中国媒体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才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符。
　　政治学概念上的信息即权力，“权力运行必须透明，公民有权知道真相”越来越成为一个健康开放社会的通常体现。媒体的进步就是政治的进步，媒体的开放就是国家开放。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媒体全景公开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正面效应。电视直播还将全世界的华人动员起来，形成了一股关心祖国、支援灾区的暖流，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动员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此次震灾后媒体巨大的传播力量，不仅短时间内汇聚了巨大捐赠力量，促成国务院“设全国哀悼日”、“暂停奥运圣火传递”等决定，还将中国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它所改变的不只是国家整体形象，还将成为促进我国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呼唤舆论管理的制度创新

　　随着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媒体报道突发事件提供了契机。但突发灾难事件传播至今依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我国的突发灾难事件传播应对体系还不够健全，或者说当媒体真正拥有了话语权的时候，媒体及其从业人员都准备好了吗？面对突发灾难事件，如何组织好精确的、规模化的报道，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子系统总是和其他子系统发生着相互的作用。从媒介发展史看，它总是与其生存环境有着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媒介的变化不仅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也是当下社会生态环境最敏感的反应。
　　“一公里的路哪里也去不了，而一公里的机场则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地方”，这是对现代陆空交通的评价，如今在现代传播手段突飞猛进的信息无屏障的世界空间里，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就如同核武器一样，正在成为强国的标志，并将在争夺世界话语权的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未来的媒体，不仅需要考虑应对突发事件的传播流程再造，同时必须有能力承担设置社会议程的职能，如何应对和接受质疑，如何改变对信息传播的单纯“管制”思维，这些都将见证媒体管理者的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同时，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将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如何以更为专业和有效的传播方式引导舆论，也将是媒体需要面对的崭新课题。我们期待，新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相互作用，所共同构成的全新媒介生态环境，将推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演变。
　　在宽松的舆论氛围中，媒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将被整体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尽管这还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媒体开始了一个伟大的转变，中国的政治文明、媒体人的独立意识也会进入一个新时代。

　　（作者为山东视网联媒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