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研韬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他明确要求，对内要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外要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胡锦涛的讲话凸显了中国改进管治理念与手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今年3月，中国在西藏事件上僵化落后的传播策略，受到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挞伐，给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增加了变数。5月，中国政府在汶川大地震处置上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国际主流民意的赞赏，初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经验和教训都表明，中国的传播策略和手段亟须从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亟须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上与时俱进。这是攸关中国长治久安和国际生存空间的重大课题，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现实课题。
解放媒体就是提升国力
在信息社会里，信息的生产和流动事关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信息战已不仅是战争等非常状态下的对抗形式，控制信息流动已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换言之，信息的生产与管制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以及最近美国“聪明实力委员会”提出的“聪明实力”（Smart Power）的核心都是国家信息能力。
事实上，美国的“软实力”或“聪明实力”与我国儒家的“王道”与“霸道”、欧洲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或“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不谋而合。葛兰西（Antonio Gramsc）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Classical Marxism）的“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争霸论”(Cultural Hegemony):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总是试图劝诱被统治者接受主流文化观、价值观，但这个“制造同意”的过程是在文化领域里通过协商、对抗完成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哈贝马斯（Habermas）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系统论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
虽然“软实力”和“聪明实力”着眼于“全球治理”，而“后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国内社会，但随着“公共领域”的全球化，“后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治理的指导意义正日益彰显。为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指出，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媒介学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曾指出，传播是社会控制的手段。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 Fortner)进一步把社会控制分为国内架构和国际架构两种。在国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目标，建立并推行行为准则，确立“四政”（政党、政权、政客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国际上，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影响他国对外政策，制订国际标准，改善国家形象。正是因为信息的流动事关“四政”的合法性，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夫(Vladimir Artemov)才警告世人：“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
解放媒体就是保家卫国
英国政治学家Janet Newman曾以集权—分权、秩序—创新为经纬，勾勒出了四种管治模式。“等级制度模式”(Hierarchy Model)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标模式”(Rational Goal Model)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改变刺激的方式来诱导管理目标的行为变化。“开放系统模式”(Open Systems Model)强调各种网络在施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信息反馈的能动性。“自我管理模式”(Self-Governance Model)则欢迎公民和社区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强化全社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后两种模式旨在提升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大众传媒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组合模式”。在民主国家，四种模式都会有不同程度地运用；大众传媒被视为“管治伙伴”，用于塑造社会期望、“共同”制订政策，并使政策和行为合法化。
而在中国，新闻媒体依然是体制内的管治工具。这一角色定位导致新闻媒体的诸多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譬如，尽管在理论层面上，新闻监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遏制官僚和腐败，但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体却无法有效发挥对环境的监督功能。
中国的新闻媒体报喜不报忧，信息传播侧重于“下达”而忽略“上传”，加上中国的信访系统和其他官民沟通渠道不太畅通，导致中国的部分社会精英和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被迫转向境外媒体和国际组织反映问题。笔者在欧洲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回旋镖现象”导致中国政府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受到极大伤害。西方某主流媒体的编辑声称，他们的电子信箱里总是塞满了中国人“告洋状”的邮件。“三人”即能“成虎”，何况是如此多人？就连对儿子疼爱有加、知根知底的曾参之母，最后都在传闻的蛊惑下怀疑起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何况是本来就对中国持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媒体？
众所周知，传播者的公信度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由于中国的新闻媒体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导致中国新闻媒体在西方人眼里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这和司法上的采信度原则相同：在同等情况下，当事人亲属的证词远不如非亲属证人的证词采信度高。在西藏问题上，有西方观察家注意到，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实质上存在采信度之争。由于中国媒体具有官方色彩，传播者和传播渠道合二为一，传播合力无法形成，社会共识就难以达成。不仅如此，中国的新闻制度还为西方社会诟病中国人权提供了“口实”。
解放媒体就是爱党爱民
传播学上有个“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是说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总是带着期望。当期望被违背时，人们对信息本身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而对导致此违背现象的原因格外关注。当受众对媒体感到失望时，就会转而关注导致媒体“失职”的各种原因。受众对媒体越失望，对限制媒体的各种因素就越不满。传播学上把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为“唤起”（Arousal）。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根据相互依赖理论（Theory Of Interdependency），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总是寻求最大投资收益率。由于互动各方所拥有的“权力”不同，社会互动会以不同的交换模式进行。约翰·希伯特(John Thibaut)和哈罗德·凯利(Harold Kerry)认为，“倾向矩阵（Dispositional Matrix）指导着人们对条件矩阵（Given Matrix）的改变，这些改变又会影响实效矩阵（Effective Matrix），最终决定社会交换。”就媒体消费而言，受众希望从传媒中获得客观、多元、可靠的消息。当受众意识到中国目前的传媒生态和受众现有的“权力”无法影响传媒表现时，受众很可能会选择远离中国传媒而开始依赖非常规信息系统（境外传媒或小道消息）。
更糟糕的是，一旦受众意识到宣传的存在，就会产生对宣传的“免疫”功能——不再信任传媒。这就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和波斯特曼（Leo Postman）所说的，“不为受众接受的信息常被视为宣传或谣言”。公众对传媒和宣传的这种态度确立之后，传媒所传播的任何信息都可能被视为宣传。用英国文化学者Stuart Hall的话说，这时政府和传媒传递的任何消息都会被“商榷式解读”(Negotiable Interpretation)乃至“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Interpretation)。换句话说，你传递的任何信息，对方都朝负面理解。这就是我们传播学者所关心的“冲突的螺旋”（Conflict Spiral）。一旦政府、传媒与公众之间处于这种状态，社会秩序将会受到极大挑战，而且很难在短期内修复。长期的宣传教育会拉大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距离，诱使民众产生“反主体化”(Against Subjection And Being Subjectified)情绪，也就是反对所谓“真理政权”(Regime Of Truth) 的统治。这种对抗显然是社会管治的一大障碍。
解放媒体就是顺应民意
改善信息流通环境、适度加快信息流动就是顺应民意。在中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古语以讹传讹，给不少政客打压言论提供了依据。事实上，崇尚“无为而治”、“希言自然”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们大多提倡顺应民意，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新的研究发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的“防”字是“堵塞”的意思。也就是说，此语提醒政客们，堵塞言路比堵塞河川还要可怕。世界奇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深淘滩，低作堰”。只有广开言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实现“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的政治目标。也正是为了建设此“大同社会”，孟子才有“以力服人”、“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的经典论述。
加快信息流动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对新闻媒体“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或“重新管制”（Re-regulation）。这是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形势下管治工作的现实需要。只有正视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列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新矛盾”，政府和传媒的公信力才能得以提升，社会的长治久安才有保障。
哈贝马斯说，任何人都受自己“视野”（Horizon）的限制，任何结论都是自己“视野”中的“成像”；当主体移动时，“视野”就发生变化，同一客体在新视野中的“像”也就发生变化。这次汶川大地震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深远的。境外观察家注意到，汶川大地震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也证实，88%的被访者认为，汶川大地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William A. Gamson指出，常用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有三种：“不公正印象”（Injustice）、“代理角色”（Agency）和“身份确定”（Identity）。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称，“中国政府允许媒体对灾难进行公开报道，把所有人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今后，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认为，政府的信息传播远未达到公众预期，老百姓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有责任（“身份确定”）、有可能（“代理角色”）推动政府信息进一步透明。这时，民意和力量就会汇集，社会秩序就会受到挑战。对此，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主席吉安尼·梅罗（Gianna Merlo）一语道破天机：“地震改变了很多东西……（中国）要想退回到原来的状态是很难的。”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已显著提升。有人甚至宣称，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与落后的体制之间的矛盾。汶川大地震、西藏事件和北京奥运会让国人的自我意识进一步提高。同时，与西方的博弈让中国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一切都会促使中国公民深刻反省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所坚守的价值体系。可以说，2008年是中外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流的一年。这种碰撞和交融对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潜在影响、对中国管治理念和手段的现实挑战，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进一步显现出来。
中国现行的新闻制度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近几年才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和挑战。如今，这种挑战不仅仅来自学术精英和草根阶层，还来自新闻业界。笔者在欧洲的观察发现，境外网站上某些系统披露国内问题、抨击现行制度的文章，其实是出自国内的新闻从业者之手。这一现象，香港《信报》5月下旬的一篇副刊文章也曾提及。笔者的判断是，随着近来国民意识的迅速觉醒，中国的社会运动必将风起云涌，势不可挡。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量变使然，也是民意使然。
解放媒体的目标与原则
保持权力间的动态平衡。对新闻媒体“放松管制”或“重新管制”决非是放弃管制。西方新闻史表明，新闻媒体具有本能的“市场导向”，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始动机。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在进一步“赋权”于新闻媒体的同时，建立对新闻媒体的多元监督机制。新闻媒体集意识形态性、公共性和产业性于一身。对新闻媒体“放松管制”或“重新管制”的最终目标，就是促使新闻媒体的这三种功能保持动态平衡，进而保障媒体与环境在相互监督中达至平衡，让政府与媒体在和谐互动中实现共赢。这就是老子所礼赞的“大制不割”。我们必须牢记，一个新闻媒体不能发挥监督职能的社会，和一个不能对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监督的社会，是同样可怕的。
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左倾主义者”借口国情不同，全盘否定西方新闻制度的精华，妄图阻挡或延缓中国新闻改革。西方将这种“左倾”思潮讥讽为TIC（This Is China的首字母缩略）。“右倾主义者”则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新闻体系。笔者曾先后在英国和爱尔兰学习传播学，对西方的人权理念和新闻制度的精粹有切身体会，同时也对西方新闻体制的弊端洞若观火。西方的电视广播频道虽有上千个，内容极为丰富，但遗憾的是，其中包括血腥残杀的角斗频道和荒淫无度的色情频道。所以，笔者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固步自封。中国必须昂首阔步走自己的路。
媒体解放必须稳妥进行。欧洲研究政权更替的学者发现，新闻媒体、宗教组织和社会运动是政权更替的三大路径。在国内外“民主力量”的联合压力下，当权者往往希望借助新闻媒体来遏制官僚腐败、展示人权进步，以此强化政权的“合法化”基础。结果是，新闻媒体的缰绳一旦松开便无法收回，“自由化”过程就此开始，政权更替便指日可待。西方学者的建议是，渐进式开放媒体是明智的国家策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境外有论者指出，新闻自由是中国转型代价最小的突破口。综观国内外局势，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大胆而审慎地启动新闻改革。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