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丽丽

　　这些年来，喜爱收看电视深度报道的我,发现很多电视节目不尊重儿童的行为和表现，一些电视人患上了一种“屏幕哭泣综合征”。如，每当电视中的被采访对象在事件的推进中双眼有些潮湿时，有些掌控电视镜头的采编人员就会表现出电视镜头的“兴奋感”，其症状就是用镜头对准采访对象的脸，甚至是放大其一双泪眼的特写。而手持话筒的主持人更是“心肠硬”，他们会及时地追问：“此时你心中在想什么？”“你为什么会哭泣？”“你的感受是什么？”结果是采访对象流更多的眼泪……这个采访对象是个成人也就罢了，可是当看到采访对象是未成年的儿童时，好动感情的我往往止不住也泪流满面。一次次地经历这些过程，有时遇到这样的画面我就只好起身做别的事，不敢再看电视了。后来，当我终于理智起来，不再随着画面上主人公动不动就落泪时，我忽然发现，这都是媒介惹的“泪”，我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作为受众，我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我希望，不管采访对象是名人还是普通百姓，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在报道他们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当他们在诉说伤心事情时，当他们的眼泪涌出时，媒介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谁愿意将自己失声痛哭的镜头特意放大给别人看呢？当然，有的采访对象本身需要这样的强化报道，以求达到一定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此时我们用镜头对准当时现场的其他背景，用镜头表达对哭泣的主人公的理解与同情；让观众知道考虑到主人公太难过了，此时正在哭泣，而采访者为了让其有回避镜头的时间，特意将镜头转向别处，是不是更能让观众感觉到新闻人的职业美德呢？有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此时镜头中没有播放采访对象的哭泣画面，但观众的情绪依然会跟着媒介的思路往前走，他们会更真切地感觉到比哭泣分量更重的情感表达。这当中有对采访对象的同情，更有对媒介的尊敬和佩服。审美眼光已大大提升的观众知道，此时，有良知和同情心的媒介在关键时刻放弃的是什么，推崇的是什么。
　　而这时，如果采访对象是一个小孩，尤其是一个从“5·12”汶川大地震死里逃生的小孩子，观众对此的感受和要求就更为强烈了。
　　近日，我的脑海中老是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镜头前，一个9岁的男孩，用一双小手无助地蒙住自己的小脸。
　　画外音是这样的：这个名叫林浩的9岁男孩，因为在地震时，勇敢地爬入废墟，救出了两个同班同学而“成名”。“成名”——这肯定不是林浩的本意，但众媒介不经他允许地用镜头和文字造成了这一局面，且大有“失控”之势。不用说，他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面对众多媒体的热切关注，小林浩无奈地通过一主流媒介说：“很多记者追我，像逃命一样。我喜欢没有记者追我，和同学们一起读书过平凡的日子。”
　　令人担忧并深思的是，接着，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听说林浩要到某处参加一个节目，他们又带着礼物来到彩排现场，要送给林浩！这时，小林浩又再次表达了他的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这会让他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而他，只想和原来一样安静地“过自己的生活”。
　　应该说，报道“小林浩抗拒被追访”这一新闻的媒介，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关爱保护未成年采访对象是新闻工作的要义之一，但为何还要就此事成文配图并推出呢？还是因为林浩这个“小名人”有看点。而真正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小林浩虽然9岁，却做到了勇于对镜头说“不”。他是少有的敢于说“这样追我，我不开心”的孩子之一。他小小年纪，却以自己的真诚，给众多的成年新闻工作者上了一课。在此，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本人也深受教育和启发。我要向小林浩说一声，谢谢！是你让我们从狂热中醒来。因为我们是那样的爱你呀。
　　然而，“爱我，请别打扰我。”需要我们反省的是，这样一个连儿童都知道的常识，为何有这么多的媒介从业者却不加以注意呢？我想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一条就是媒介多年来形成的优越感。
　　这个优越感会让很多媒介从业者“头”大，让部分从业者觉得自己是高于采访对象的一族。这种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优越感在快速膨胀时，如果是遇到批评报道还稍稍有所克制，如果是抢到正面表扬宣传的题材时，其报道就变得无所顾忌了。大家的思维模式变得相当一致：小林浩是好孩子，报道好孩子的事迹就不用在意这个孩子的感受了，轮番用镜头“轰炸”也是因为爱之切，等等。
　　但，“爱杀”一个孩子，也是错呀。
　　受众对媒介寄予无限信任和厚爱，我们应该以平等客观的方式去报道新闻事实中的采访对象；儿童的成长过程会受到新闻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为其提供一个人文化的、充满健康与关爱气氛的绿色新闻环境。
　　（作者为威海晚报首席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