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炳朋

　　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传播学研究中，我比较认同丹尼尔·贝尔对于大众传媒的一个基本认识，包括报纸、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在内广泛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确是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信息交流方式。除了教育示范、信息传播和娱乐功能这些正面的效应以外，丹尼尔更多关注的是视觉文化导致的庸俗化倾向，原本属于文字意义上的阅读思考被视觉效果带来的感官刺激所代替，并且在潜意识中成为电视的俘虏。对此更具有批判意义的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学过传播学的人还会知道他的另外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不言而喻，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悲观态度。
　　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相对应，电视在中国的普及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为一个阶段，而90年代末到现在可以视为第二个阶段。在这里不得不谈及一个非常宏观的特殊中国背景，从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难以跟得上经济发展速度的特殊国情下。特别是从上世纪最后的10年到现在，青少年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伦理重构的压力。一方面，他们不同程度地放弃了父辈们简单而直接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父辈的教育经验已经无法给他们足够的关怀，让他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健全以前合理地看待传媒。在这种背景下，丹尼尔所言的大众媒体的负面效应在中国也许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一些。而且在网络极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媒体性质与功能的今天，媒体对儿童这一群体影响的深远更值得媒介同人重视。
　　同样，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下，儿童心理和行为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一些是与媒体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出于对电视情节和新闻报道的模仿，而更多的是教育本身出现的问题，比如儿童早教市场、基础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冲突等等。以我从事的对教育新闻的报道而言，媒体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媒体应当如何关注儿童教育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被动的研究，而一个是主动的关注。而这都与大众传媒的本性有关。比我更大一代的70年代出生的人甚至更大一点的人通常会有两个最大的疑惑：为什么儿童对于电视和网络的痴迷程度会如此之深，对读书却越来越没有兴趣。
　　在美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界，对电视暴力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大部分儿童从幼儿时期在心理成长过程中就开始受电视媒体的影响。而电视媒体因为其大众媒体的属性，必然要提供脸谱化、夸张化的人物角色给儿童模仿；而且以商业消费为主导的电视媒体成为暴力滋生的最好的舞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跟国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与社会卷入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研究显示,使用网络的时间越多,与家庭成员的交流时间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就越少。同时，那些经常上网的被试报告有更强烈的孤独感和压抑感。研究者认为，过度上网会损害人的情绪和社会调适, 造成儿童社会卷入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
　　作为更具有舆论引导作用的平面媒体，在以上的几个方面很难避免这样的转变。以笔者所在的都市报类型的报纸为例，借用大家经常谈到的一个大众媒体的低俗化倾向这种说法，我们的媒体似乎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一个人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越来越不能提供价值观的正确引导，越来越多地宣扬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抛开因为知识背景和年龄不同而导致的观念不同，在学界人们也承认这个问题的深刻性就如同基督教中人的原罪一样，都市报类型的报纸天生也具有这种原罪。在快速化消费化的趋势下，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也似乎更关注一些表面上吸引眼球的东西。在常见的关于儿童的报道中，更多的是弃婴事件、低龄怀孕事件、儿童自杀事件和犯罪事件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的法律不像其他国家那般完善和严谨，仅仅在保护当事人身份方面有一点点规定。而媒体出于新闻价值的考虑，又很难拒绝这种新闻的出现。
　　在我看来，假如我们承认媒体的这种娱乐化、低俗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这种大众媒体的原罪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我们希望在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媒体能够走出恶性竞争的怪圈，避免西方媒体“黄色新闻”竞争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也应该在强烈的道德责任心的驱使下实现道德自律和依法作为。而对于家长而言，希望他们能够看清媒体的这种本质，在教育引导儿童方面做出积极的自我救赎。
　　（作者为南方都市报《学习时代》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