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涛甫

　　预警新闻是一种特殊的新闻类别。预警新闻是提前对还未曾发生或者处在萌芽状态的风险做出预测或预报，预警新闻是处于临界状态的新闻。新闻一般要求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可用经验加以求证的实然现象。可是，预警新闻有时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它是对没有到来的危险的预知，是风险事件还没“分娩”之前的预报。我们把预警新闻归为新闻，可能会给新闻身份带来麻烦，有时候提前预警的信息，不一定会真的发生。因此，新闻媒体发现或者传播预警新闻，其本身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人类又不能对风险听之任之，对风险不作为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对于风险，我们往往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有没有预知、预测风险的能力是一回事，而有没有风险意识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则显得更为重要。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预警

　　综观人类发展史，人类无时不在风险之中，也无时不在与形形色色的风险抗争。人类对抗风险的能力在不断增强，而风险也在不断升级。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人类进入了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强调的风险社会，是指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是与一种新的风险结构伴生在一起的。相对于传统风险而言，如今的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物质，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这些风险一般是不可直接感知的。这些风险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它们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和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这种风险社会是更世界性的风险社会。①乌尔里希·贝克强调了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风险结构和机制的新变化。在这场新的风险战役面前，媒体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媒体在不断升级的风险社会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媒体正是人类社会对抗风险的一个特殊机制。化解、驯服、控制风险的前提是知道风险在哪里、风险状态是怎样的、风险背后的机理是什么、风险后果是怎样的。一句话，就是先得对风险有所感知和警觉，最好是走在风险前面，提前预防风险。因此，提前获知风险信息至关重要。人类社会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风险信息，包括常规渠道和非常规渠道。通过媒体提前获取、传播风险信息是一种常规而重要的渠道；通过情报组织获得风险信息，则是一种非常规渠道。
　　媒体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感应系统，从它出生那天起，就负有监测环境的功能。媒体有责任对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异常变动保持警觉，并把异常信息及时、准确地告知公众。大众媒体是人类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也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交往结构日益复杂化的产物。有了大众媒体这种专门从事信息采集和加工的职业化组织，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是一种解放，人们就可以把环境监测的任务托付给媒体这样的专业组织，这样就把人们的精力从环境监测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当媒体捕获、搜集到对社会群体有威胁的风险信息时，可以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
　　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告知风险信息，已经成为对大众媒体的刚性要求，成为媒体职业伦理的底线。在风险面前的表现，成为测试媒体能力和道德的核心科目。问题是，媒体如何做到及时、准确地预测风险？如何在风险来临之前，或者在风险到来时及时预测风险的走向？这些问题已成为考验媒体从事风险预警的核心难题。
　　风险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突发性风险和非突发性风险。对于后者而言，提前预测、预防起来比较容易。而对于突发性风险，预测、预防就相当困难。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风险半径空前扩大，出现的风险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局部风险，局部性、区域性的风险可能演化成全球性风险。比如说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地区和区域的范围，其风险往往会波及到全球范围，容易成为举世瞩目的舆论风暴眼。突发性风险具有极大的破环性，其风险强度和风险后果很难预料，因此对突发风险的预警难度更大。
　　按照对风险信息来源性质进行划分，经过大众媒体传播出去的风险信息可分为：直接由媒体获取的风险信息和间接由媒体获取的风险信息。
　　直接由媒体获取的风险信息，是指风险信息的第一获得者是媒体人员。媒体记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敏感，从社会环境获得风险信息，提前对风险做出判断，或者从一些习焉不察的表象背后，敏锐发现风险迹象，然后通过媒体管道及时向公众做出预警。比如，《财经》杂志凭借其丰富的职业经验和过人胆识，对中国经济环境中的一些重大风险提前做出预警，在专业圈子和大众社会中赢得了很高声誉。2001年8月，《财经》杂志推出了重磅报道《银广夏陷阱》，这篇报道以扎实的材料及时揭露了中国股市的深层黑幕，提前对中国股市泡沫做出预警，引发了中国股市的一场大动荡。表面上看，是《财经》杂志的文章引发了股市危机。实际上，如果没有《财经》的文章为中国高烧的股市拉响警笛，及早引起有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后果将更为严重。
　　间接由媒体获得的风险信息，是指风险信息的第一发现者不是媒体人员，而是社会中的其他人员。媒体只是把别人的风险信息及时通过媒体管道传播出去。2005年8月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前，就有专业组织做出预报：2001年8月，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负责人就列出了美国人将要面临的三大潜在危险：一是针对纽约的恐怖主义威胁；二是新奥尔良飓风；三是旧金山附近的地震。其中两个已经发生，但这种预报当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②再如，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早在2002年11月就监测到非典爆发征兆，但这一重要信息并没有引起重视。③媒体没有做出及时反应。
　　在面对像地震、飓风这样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时，媒体究竟如何作为？“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发生了若干次不同震级的余震。在地震灾区，流传这样的幽默段子：“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余震，比预报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了余震却一直不震。”这种川味幽默透露了地震预报的尴尬。但笔者认为，即便地震预报存在技术上的极大难度，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没有理由对这些风险预报进行截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要不是出于传播虚假信息的恶意，媒体就应该对风险信息做出反应。

　　制约媒体风险预警的若干因素

　　跟过去相比，中国媒体无论在风险意识、风险预警能力以及制度安排上都有很大进步。问题是：一、媒体的风险预警能力以及中国风险制度的安排，与严峻的风险社会的现实要求还存在巨大差距；二、媒体和政府的风险预警表现与公众的期待还存在很大差距。笔者认为，约束中国媒体风险预警的因素有很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一、风险感知能力
　　对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和预报，需要有基本的风险感知能力作支撑。这种风险感知能力取决于三种能力：
　　媒体自身的风险感知能力。就是媒体凭借其职业经验或者技术对风险进行观测、把握。媒体从业人员凭借其职业敏感，从一些个别现象、局部性问题或者表象中发现风险线索，提前捕获风险，并及时给予报道。比如，关于中国楼市泡沫风险问题，对于专业财经记者而言，应该不难发现。有的媒体及早做出预警，表现出出色的风险预警能力。但问题是，中国楼市深深陷入利益集团的赌局之中。对中国楼市风险的预测、报道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和干预，造成中国媒体在楼市风险判断问题上，出现了很大分歧。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真假难辨。对中国楼市风险的预测，一是取决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能力；二是取决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就当下中国财经媒体而言，后者更为重要。
　　媒体之外专业机构的风险感知能力。在分工高度细化的现代社会，需要有专业机构和人士对风险威胁做出预测和预报。比如，对地震、海啸、飓风的预测，对非典、禽流感的预测，就不是媒体人员的职业能力所能够胜任的。
　　新媒体的信息搜索和综合分析能力。不断升级的新媒体技术，给人类社会的风险预警提供了极大便利。发达的信息技术，让人们获取信息、保持人际沟通的渠道有了越来越多样化的选择。非正规的信息源通过技术的挖掘、整合和人工识别后，已成为功能强大的“预警器”，在预测疾病暴发、防灾应急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④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尽早发现全球流行疾病的爆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发了一套软件系统——“全球公共健康情报网”（Global Public Health Intelligence Network，GPHIN），综合利用了网络搜索、数据挖掘、自动翻译、自动化过滤等多项技术，用于发现和跟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实现基于互联网的实时、早期预警。媒体利用这些技术条件来提升风险预警能力，有很大空间。
　　二、及时反应能力
　　风险预警的关键是赢得时间，尽可能在风险来临前，把风险信息告知社会公众。因此，媒体的及时反应能力很重要。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一是取决于反应技术；二是取决于反应能力。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给媒体的及时反应提供了巨大便利。比如海事卫星、互联网等技术为媒体的及时反应插上了翅膀。但有了一流的技术条件，并不一定就能做出及时的反应。从目前中国媒体的硬件条件看，技术设施并不比国外一些媒体差，有的甚至比国外的还先进。为什么我们的媒体在核心业务，比如说风险预警方面不及一些国外媒体？主要原因是中国媒体的及时反应能力较弱。制约中国媒体对风险做出及时反应的因素很多，其中媒体本身内功不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中国媒体环境中，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总体上比较弱，而且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表现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三个方面：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不平衡。新媒体对风险的反应速度较快。新媒体在风险反应上虽然存在诸多干扰，也存在公信力危机的问题，但在传统媒体风险信息缺席的情况下，新媒体的风险信息即便是低质量的，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效应。
　　在传统媒体内部，不同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不平衡。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传统媒体，如此规模可以编制出密集的风险预警网络。但是，中国媒体在风险感知和反应方面存在结构性失衡。真正能够有能力对风险及时做出反应的媒体还不多。只有少数媒体有这方面的能力。
　　媒体对不同类型风险危机的反应存在差异。目前而言，媒体对自然灾害的反应往往是及时的；对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反应相对滞后，特别是跟一些利益集团存在关联的风险危机，容易遭到干扰和堵截。
　　三、制度安排
　　媒体作为一个风险反应机制，其本身既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同时也被嵌入社会制度中。媒体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受到制度的很多约束。媒体内部和外部的制度深刻影响着媒体的风险反应行为和效果。
　　内部制度：作为社会风险的“雷达”，媒体组织内部应采用怎样的制度安排，以对社会环境中的风险做出反应？健全的媒体风险反应机制应该有：一、风险信息探测机制。媒体需要设计一个敏锐、开放的风险感应机制，对外部环境中的异常现象做出及时反应，迅速捕获社会环境中的风险信息；二、风险信息分析、加工机制。对获取的风险信息进行分析、过滤、加工，使之成为有质量的预报、预警；三、风险信息审查、管理机制。良性的风险信息审查、把关机制，可以让风险信息得到及时传输。而非良性的信息把关机制，可能把关键的风险信息提前过滤，胎死于媒体腹中；四、高效的信息传播机制。减少风险信息的滞留时间，需要有制度保障，需要设计特殊的信息通道，压缩风险信息流通时差，减少流通环节，提高传播效率。
　　外部制度：媒体的风险预警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帮助。媒体对风险危机做出有效反应，需要在媒体的信息入口和出口两个端口，给予外部性制度支撑。从入口角度看，需要信息公开制度作支撑；从出口角度看，需要有媒体自主传播信息的制度保证。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的制度供给还存在不少差距。虽然在信息公开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再者，在媒体的信息出口端的制度缺陷还没有解决。由于种种原因，外部性制度对媒体风险信息的审查、截流现象还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大动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注释：
　　①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②http://www.cbsnews.com/blogs/2005/09/19/publiceye/try859517.shtml
　　③④http://whb.news365.com.cn/kjwz/200806/t20080629_1928480.htm

　　（作者为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韩国汉城大学传播系客座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７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