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有个前儒林村，是最早实行包工定额的村。后来大面上实行大包干时，这个村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从本村实际出发，土地没有包到户，而是按产业组织劳力，有种庄稼的，有办工厂的，有管养殖的，村里还保留了科技队。他们的庄稼种得真好，玉米长得有高粱那样高。他们种地是不用化肥的，全用养殖业产生的牛羊猪鸡粪，土地肥沃，涵养水分能力强。到他们那地里去走走，那地黑黝黝、暄腾腾，都是“海绵地”。支书叫刘相洲，胖胖的，笑嘻嘻的，管理上却极有心计。村主任不大识字，生产上是能手，是个耿直的汉子。

我跟县委宣传部的张维荣同志去这个村采访，刘相洲带着我们就钻了庄稼地，三转两转来到一间机井房，刘相洲边走边喊：“在吗？”里面有人回了声：“在啊！”进去一看，是村主任在看机房。村主任不爱言语，见了我们，眼睛很热情，话却只有一句：“来了？”说完这话，就用一只军用水壶续到机井里汲水，然后用煤油炉烧开，泡了一壶“大叶子”茶。那水真甜！那茶真好喝！我们就在那一片庄稼地里，坐在机井房外面的几块砖头上，喝着刚刚燎开的茶水，跟前儒林村的两个主要当家人，聊庄稼，聊收成，聊农村政策，聊村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

午饭我们是在村上吃的，因为我们都不喝酒，村上就找人只给我们包了水饺。水饺也只包了够我和张维荣两人吃的，支书、村主任也不陪，因为村上有规定：上级来人，村干部一律不陪餐。前儒林村离全国的典型、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石家庄很近，县里在石家庄有招待所，我跟张维荣就住在这个招待所里。

白天的采访，我们还觉有些欠缺，晚上我们又去了一趟前儒林。这是一次较大的座谈会，地点就在村委会，参加的人除了支书、村主任，他们把各生产队的队长也都叫来了。刘相洲把电灯拉到院子里，当院放了两张大席，我们七八个人就坐在那席上，就像农村夜晚纳凉听人说故事那样，我跟张维荣完成了那次“补充采访”。这是党报记者对一个致富新村的最初采访。

后来，前儒林村越干越好，成了经济学家研究“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范例”。支书刘相洲也逐步被人发现，成为全国劳模、全国党代会代表，本报记者刘玉普等人写了他的长篇报道。

我在记者站时，跑农村很多，采访的村庄也无数。但唯有这次，最合我心，最合我意，所以，至今难忘。那时节，报纸少、记者少、报纸的版面也少，喜欢农村的记者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去“深入”。也正是因了这“深入”，你才会有“别样”的经历，写出“别样”的稿件，也为你的记者生涯留一些“别样”的记忆。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