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泉

　　在第16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市场综合类报纸无论是获奖等级还是获奖数量都创下历年之最。我们在为这些兄弟媒体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荣获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新闻作品表现了什么主题？为什么能够获奖？其获奖作品对于我们日常新闻操作的导向意义何在？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能够获得国家大奖的作品无疑当属主流新闻范畴。他们的经验对在区域中心城市占绝对领先地位的市场类综合报纸努力办主流大报的进程大有帮助。虽然主流新闻不一定都产生于主流媒体，但主流媒体安身立命之本一定是比别的媒体更多、更广、更稳定的主流新闻。换句话说，主流媒体影响力、公信力之源是主流新闻。
　　但当下新闻学界对什么是主流媒体的认识却很少从主流新闻这一角度考量，他们或照搬美国主流报纸做范本定义，缺少中国语境下的关照；或把主流媒体局限于各级党报党刊（参见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报告）。但美国社会阶层的“橄榄型”构成与中国社会阶层的“洋葱型”结构显然有很大区别。新华社两年前出台的“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报告中曾坦言“制约主流媒体增强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是市场观念落后和办报理念陈旧”。而这两“念”，又恰恰是党报集团所办的市场综合类报纸之竞争优势。
　　那么，什么样的主流新闻才是市场综合类报纸的着力点？要搞清这个问题不妨先看一看主流新闻的认定：“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的存在价值应该是密切报道与广大公众利益、国家安全、公众政策法案、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等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评论和言论”。但目前传媒特有的生态环境是：“越是与公众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国内和国际新闻事件只能采用新华社或个别官方指定媒体采写的通稿（李希光先生语）”。也就是说，如果把主流新闻仅仅局限于此，则市场综合类报纸办主流大报就无异于“画地为牢”、可供创新与形成优质差异化的空间狭窄。
　　在刚刚揭晓的第16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长沙晚报》的消息《3.5万救命钱留给病友》、《钱江晚报》的系列报道《先进性教育的民间期待》荣获一等奖；《武汉晚报》的消息《3000小考生“妖魔化”妈妈》、《今日早报》的通讯《大一男生，背起母亲上大学》、《东方今报》的通讯《许昌农民自拍“贺岁片”》、《重庆晚报》的系列报道《山村教师三年挖煤资助贫困生》、《郑州晚报》的系列报道《带着妹妹上大学》荣获二等奖；另有17篇市场综合类报纸的新闻作品获得三等奖。
　　我注意到在此之前的去年10月，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石峰就曾在《新闻战线》撰文要求“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把都市报办成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从2004年“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定义主流媒体六标准中把“在一些地区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具有一定品牌和影响力”的晚报都市报类报纸“视为对主流媒体的某些功能作了拓展、延伸和补充”，到去年石峰的讲话再到今年中国新闻奖的大面积获奖，本身就说明了对市场综合类报纸区域主流地位的空前认可。
　　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和主流是谁？绝非“洋葱”上面的一点点“头”，绝非是一些传媒学者眼中的所谓精英人物，而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曾几何时，都市报大众化特点竟被斥之为“伪主流”。其实，以晚报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综合类报纸的主流化恰恰应该是大众化，只有更大众才能更主流。主流媒体的核心受众应该涵盖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代表，因为现在所谓的“市民”，实际上包含了党了政干部、企业界人士、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多阶层人士。
　　从市场综合类报纸的24篇获奖作品看，为社会多阶层人士服务的主流新闻的内涵实际上是相当丰富的：无论是反映传递人性之美的《3.5万救命钱留给病友》，还是发问如何构建和谐母子关系的《3000小考生“妖魔化”妈妈》等系列报道都是大众化关注程度最高、能够镌刻这个时代普通人心路历程的人物、社会记录，并能在引起普遍共鸣中构建起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而《先进性教育的民间期待》则成功实践了一种舆论引导的“高度决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非“高空俯瞰”而是从“顶天立地”中来；从主动引导、高低双向互动中来；从巧妙寻求媒体舆论场和民间口头舆论场的最大重合度中来。
　　由此可见，市场综合类报纸主流新闻的着力点在于“高品质的内容，高品位的格调，高水平的策划”，在于“把宣传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结合起来，把社会精英层的诉求与社会大众层的诉求结合起来，把理性思辨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
　　(作者为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副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