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永波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党报改革特别是在舆论监督领域的改革，步伐明显趋慢，与经济发展的节拍很不协调。传统党报由于创新理念的缺失，导致了长期程式化的新闻播报模式。然而，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社会资源分配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由此引发的利益分歧和冲突日趋加剧，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舆论导向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舆论监督是强化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
　　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的特有品质和神圣使命，是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一种社会机制，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一种特殊形式，属于社会监督范畴，以其特有的形式而与其他监督形式迥然有别，在现代监督体系中独树一帜，新闻舆论监督“反映了大众传媒在政治发展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①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责任，成为颇具时代特点的文化传播现象。

　　舆论监督的“责权论”思考

　　舆论的“舆”，在古代本指车舆，即车或车厢，后由此演化为“功木之工”即制造车舆的工人，渐而演化为众人、众多的意思；“论”即议论、意见等。舆论，自古以来，有不同的称谓：春秋战国时代称做“舆诵”，隋唐时则称为“舆颂”，三国以后始作“舆论”。（舆论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王朗传》：“……殊无人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 在传统社会里，舆论是“集木工子民之风与尚”的社会控制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发展至今，舆论已有自己独特的内涵所指，陈力丹教授这样定义“舆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②
　　舆论是具有主体性的意见表达。在现代社会，舆论的本质在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情绪等，新闻舆论是通过新闻传播活动而表达出来的舆论。从舆论到新闻舆论，是一个质的飞跃，其传播主体亦由先前的广大民众转变为大众传媒。新闻舆论植根于社会舆论，正是这种“根植关系”决定了在“责任层面”，新闻舆论的传播主体新闻传媒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舆论的传播主体即广大人民。党报是报刊传播领域的主流媒体，以人为本，服务人民，责无旁贷。党报在舆论传播领域，应秉承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传媒风格，客观公正地表达社会舆论，为促进社会发展而伸张正义，满足社会公众对与新闻媒介的传播期待。
　　媒介是社会信息资源的传播载体。传播是建立在信息之上、以信息为中心的过程。从“权力层面”上来看,媒介的“把关职能”决定了媒介在意见表达上拥有与生俱来的“传播话语权”。这种话语权逐步形成社会控制的权力关系，通过“议程设置”将分散的个人意见和观点整合为公众意识和群体意识，使社会公共行为趋于一致。

　　舆论监督的“守望原则”和“铜镜思想”

　　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报刊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大众传播事业的诞生。西方学界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早有论述：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曾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论，后经著名传播学家赖特的补充，大众传播有了四大功能：环境监测功能、解释与规定功能、社会化功能与娱乐功能。如今，“大众传媒的四大功能学说”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的共识。作为社会的公器的大众传媒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是由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这一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社会中的这种守望功能似乎更早就存在了。中国古代曾有过灿烂的文明，社会的守望功能亦比较完备。例如，在政治方面我国曾有过御史制度，以其监督行政、典正法度、明察监举等，目的是防止官吏腐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与西方社会重视大众传播不同，中国社会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人际传播，重视以人为鉴。《旧唐书》就记载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隽语。这其中“以古为镜”、“以人为镜”的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新闻事业特别是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得失分析和社会镜鉴具有积极的意义。
　　西学东渐，当西方传统的“守望原则”日趋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接受的时候，新时期的我们，似乎应该发掘“守望”的真实内涵和终极指向。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轨使生活节奏急速加快，人们步履匆匆地追逐着物质文明，我们不难发现，浮躁而盲目的社会心理依然存在；道德的沦落、心理的冷落依然不绝于世；政治文明与社会价值体系依然不能深入人心，“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对于“新闻守望”，我们“守”的应该是什么，“望”的又该是什么？主流党报应给出新时期响亮的回答：“关注民生，执笔为民”。“新闻守望”：“守”的是新闻的责任和良知；“望”的是政治的开化和清明。

　　舆论监督的思维嬗变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传统的新闻思维观念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对于新闻传播的新的要求。在舆论监督领域，当受众对新闻媒介上的歌功颂德式政治宣传类稿件感到索然无味、甚至厌烦时，处于传者地位的新闻从业者却惯性思维，不思变更。传者与受者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不能不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举世称奇的新闻传播现象。党报的新闻舆论监督尚待一场深层意义上的实践性变革，实现党报舆论传播的观念更新。
　　1.实现从“精英舆论”向“草根舆论”的转变。精英舆论就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占有主流地位的一个阶层所表达的舆论，精英是相对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的少数人的群体。草根，直译于英文grass roots，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美国淘金热时期，在那里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有些山脉土壤表层，只要有草根生长的地方，就蕴藏黄金。后来“草根”一词被引入社会学领域，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含义，指同主流的精英阶层相对应的阶层。新闻舆论传播应当“弘扬人文精神，彰显平民情结，满腔热情地关注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贫困家庭、残疾人权、弱智儿童、流浪人员等困难群众。”③
　　2.实现从“功德舆论”向“民本舆论”的转变。舆论传播媒介不应只关注“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一味报喜、从不报忧，从而在社会危机面前缺位和失语，因为这种做法比社会危机本身更危险，只会给公众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害。新闻媒介在非典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上的前车之覆应引以为鉴。“民本舆论”并非指眼下传播媒介热闹非凡的“民生新闻”舆论思想，关注的也不仅仅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糖。“民本思想”植根于人类源远流长的人本主义，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思索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到当代中国人道主义思潮都是这种精神的彰显；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是其文本表现；真切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捍卫人的尊严、权利和责任，则是其在行为领域的表现形式。
　　时代期待着新闻日益从高阁走下，摆脱抽象空洞的政治说教，放平全知全能的高贵姿态，努力恢复新闻“社会公器”的原始本能，并忠实地履行“环境监测”和“社会守望”的职责，真正地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
　　以民为本、饱含人文关怀的“民本新闻舆论传播”突破了传统的新闻舆论传播观念，其关于新闻终极旨归的主张正是响应了时代最新的要求，是对我国当前新闻舆论传播领域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吁求，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特别是党报新闻改革和传播思维的新变革不无裨益，值得探索。

　　注释：
　　①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46页
　　②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③周跃敏：《党报在建和谐社会舆论中的发力点》，《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２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