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子雷

　　随着博客、播客等“自媒体”越来越频繁地参与新闻传播，“公民报道”一词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一般认为，公民报道是指“来自普通公民的非专业新闻报道。他们或是现场的目击证人，通过现代科技，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直接传送给大众媒体；或者自己创办小众媒介，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新闻生产与传播”。①显然，更多的公民报道是和新的媒介技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虚拟的网络空间是其成长壮大的温床。

　　公民报道：重构“拟态环境”

　　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存在媒介向人们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它是传媒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②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专业报道是“拟态环境”的主要建构者。而公民报道的出现将对传统的“拟态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解构。
　　1.公民报道出现后，人们获得信息的来源不再完全来自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专业新闻报道。海量的来自非专业报道的信息通过以下互动渠道广泛传播：以E-mail为代表的电子邮件形式；以博客、播客、拍客、维客、闪客等“客系列”为代表的网络自媒体传播；以BBS为代表的网络论坛传播；以手机短信为代表的信息传播等等。显然，公民报道打破了专业报道的时间限制（如发稿和截稿时间、播出时段等）和空间限制（如版面分布），用更加自由随意的方式建构着另一种“拟态环境”。
　　2.公民报道出现后，“拟态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化。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更加丰富、多元。人们对专业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提供的内容也会进行多元化的理解、拆分甚至怀疑。比如网上流行的“恶搞”，就是一种无厘头的“公民报道”。无疑，原生态的“公民报道”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受众市场。由于公民报道的互动程度远远高于专业报道，许多专业媒体的受众也成为了“公民报道者”，参与建构着新的“拟态环境”。
　　3.公民报道的出现，极可能带来两种极端：一方面，公民报道充满着大量来自民间和草根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业报道的不足，有利于使报道更加接近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公民报道缺少专业的新闻策划和信息把关，所谓的“公民报道者”或者“公民记者”大多是匿名的不确定的信息发布者，甚至有许多人为了某种目的还会散布大量的“谣言”。
 
　　公民报道：更多参与社会化、历史传承和舆论监督

　　尽管公民报道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但毕竟它的出现和成长体现着政治民主的进步。“公民报道”的报道方式的出现远比其概念出现得要早，只是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其渐成气候。但是，媒介技术因素并不是促使公民报道发达的决定因素，其产生的根源是民主政治的进步和信息传播的公开透明。尽管，公民报道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但它毕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着公民的话语权利。公民报道的出现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和作用。
　　1.监督意义。一方面公民报道正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舆论监督。一般舆论监督被定义为“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公民）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的监督。”③公民报道出现之前，专业新闻报道是舆论监督的主要承担者，甚至是唯一承担者。而公民报道出现后，公民将通过新的渠道和方式直接参与对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利滥用行为提出批评、建议，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舆论，更加直接地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况且，公民报道能够汇集诸多来自民间的信息。另一方面，公民报道还能对专业媒体进行监督。“谁来监督媒体”的问题将得到一些答案。由于公民报道缺少新闻策划和信息把关，很多话题的设置多源自专业媒体，公民报道将与专业报道交织在一起，这样，专业报道不得不置于众多“公民报道者”的“睽睽众目”之下。尽管这种监督可能是有限的，但却是开拓性的。
　　2.社会化意义。社会化，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生中的长期过程”。④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化的重要主体，社会化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专业的大众传播的特点之一是单向性强。在公民报道出现之前，公民的社会化多是消极、被动的，而公民报道将使公民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进行“主动社会化”。
　　3.历史传承意义。传媒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它构建的“拟态环境”永远不可能还原“客观真实”，当然也就无法还原历史原貌。有历史学者说过，“最可能真实的历史是当代史，因为在你描摹它时它还在，至少它还存在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⑤新闻工作者并非史家，但传媒的报道却可以成为史料。如果说专业报道建构的是“正史”，那么公民报道建构的是“野史”。正史需要从野史中汲取营养，只是野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检验。有了“公民报道”的参与，我们构建的当代史才有可能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

　　坚持专业报道为主、公民报道为辅

　　2003年最早的“非典”报道来自公民报道。“广州发生致命性流感”，一条手机短信使更多的人陷入恐慌。这显然是一条似是而非、证据不足的信息，但人们宁可信其有。“来自正式渠道的证据的信息不足、状况的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⑥当专业媒体有关“非典”报道增多，事实真相也就逐渐被澄清。可见，流言往往源于公民报道，止于专业报道。
　　公民报道既非“救星”，也非“洪水猛兽”。就目前来说，公民报道几乎都是“各自为战”，更缺乏成熟的报道机制和体系。专业报道和公民报道应该寻求平衡，他们不应该成为对立关系，而应该寻求合作。
　　首先，大众传播是单向性很强的大规模信息传播活动，专业媒体应该尊重普通公民的表达权利，更多地倾听来自“公民报道者”的声音，接受来自非专业报道的建议甚至批评。    
　　其次，作为“草根报道者”，公民也应该严格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加强自律，自觉抵制虚假报道。
　　第三，坚持以专业报道为主，公民报道为辅，同时专业新闻媒体应该加强对公民报道的正确引导。和公民报道相比，大众传媒掌握专业的传播技术，拥有专业的传播组织和大量的经过专业培训的编辑记者。专业报道理应成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和引导者。
　　人们面对的“拟态环境”正发生着变化，专业报道和公民报道应该相互补充，才能趋利避害、相得益彰，构建和谐的话语环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现在困扰人们的问题是——公民报道这把双刃剑需要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给予更多的支持、引导和平衡。

　　注释：
　　①⑥陈力丹 汪露：《2006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新闻界》，2007年第1期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展江：《〈2003～2004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王学典：《最真实的历史有可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