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亚芬
不同地区通过历史积累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巨大。从新闻学研究角度说，人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因此，人的性格不可避免地对整个传播过程产生影响。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形成了迥异的文化性格，对中西新闻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深入研究其差别有助于新闻传播实践更好地进行，尤其是进入全球化及网络化传播时代后，其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国人对权势的崇拜与西方人对自由的向往
中国现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在这之前，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人形成了遇事忍耐、消极避世等负面性格，但也一定程度上养成了知足常乐、爱好和平的积极情绪。
受“官本位”价值取向的影响，我国的新闻事业从产生之始就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各种新闻媒介因为政治斗争而产生，又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充分发展。新闻理论的喉舌本位传统在新闻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延续至今。新闻媒介为他们所服务的阶级进行舆论宣传，成为他们的宣传喉舌。可以说，我国新闻事业随着体制的改革，自由的程度在不断加深，新闻从业人员享受到的自由也在增多。
西方人执著于对自由的追求。这个自由包括身体的和精神两个方面。以英语民族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近200年来领导了人类社会制度最重要的变革。君主立宪、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及法律、代议制、普选制、《独立宣言》的发表、三权分立、废除奴隶制度的南北战争，就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在其国土上得到酝酿并成熟。我们从这些历史脚印看到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到人类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当然，也要看到其狭隘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中国在民族觉醒道路上越来越向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迈进。
中国人的人情味十足与西方人性情中的“铁面无私”
西方人为了保障自由，把法律当成了依靠，运用法律来维护争取到的自由。西方人认为，人天生就带有原罪，他们相信“人性本恶”，所以，人无法治人，只有制度化的法制才能协调好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保障自由、民主和权利。西方人在1000多年前便选择了“法治”之路，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法律、代议制政府、民主选举、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在西方，新闻媒介不是维护权力的工具，而是制衡权力的手段。西方人把权力进行分化，使权力不会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中，从而保障大多数人的权力。新闻媒介的产生主要是适应这种需要来实现权力制衡。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报》起源于恺撒就任执行官后，当时的罗马贵族与民主派正展开激烈的斗争。作为民主派的首领，恺撒创立了《罗马公报》，目的就是要通过公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议事内容打压贵族派的气焰，争取舆论的支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美国新闻诉讼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三条基本原则”，标志着“批评政府无罪”原则在美国基本确立。西方人将自由与法律制度联系起来，使自身自由得到保证。与集体的权利相比，他们更强调“个人”的权利，认为个人的权利大于集体的利益，提倡个人价值取向。到了现今资本主义社会，新闻媒介在西方的地位更是被提到了与行政、立法、司法并行的第四种权力，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制衡力量。西方新闻媒介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具有相当的自由独立性。
本着“人性本善”观点的中国人更崇尚“人治”。“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凡事要感情，而制度却是死的。“理性不足，情理有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中国人追求情理的精神导致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很难对任何一种制度树立起信心。制度总是具有非人道的一面，而中国人则痛恨非人道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生机勃勃、严格依法办事的政府都没成功。公元前3世纪，商鞅在秦国实现了法治，但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时却失败了。正因如此，中国新闻界一直以来更倾向于新闻职业道德的约束，而非法治。如果说新闻法规是一种他律的话，那新闻职业道德就是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工作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除了传递信息和知识的功能，新闻媒体还起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新闻界本身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奉行正确的价值取向，这样才能去教化人、引导人。但最近几年来，在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我国的一些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不时出现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新闻道德的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监督机制的缺位、道德准则的难以操作等等，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是当代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新闻工作人员分化和人员观念的变化。
中国受众的中庸之道与西方受众的“无限进取”
儒家人文主义重要的一个内容，称之为“庸见”或“通情达理”。正是这种性格特征导致儒家的中心思想中庸之道产生。通常对中庸的理解是：凡事适可而止，不走极端，保持和谐的状态。从文化角度看，中西文化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并由此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中庸之道在古代是统治阶级调节社会矛盾、麻痹大众的一种手段。也正因有了中庸之道，使中国大众在封建社会忍受了西方人所不能忍受的压迫和剥削，而中国近代社会情况也使得中国人越发中庸。1926年，新闻界两位敢说真话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在北平未经过审讯就被北洋军阀枪毙了。也许中庸消极是当时人们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好办法，可是它无疑也妨碍了人们讲真话，阻止了人们追求自由民主与平等。连这些也保障不了的话，新闻要取得发展，保证真实与客观就只是一句空话。
在西方，积极进取是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尤其是欧洲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其海盗式掠取性格培养的重要外因。与中国人的中庸个性相比较，西方人生成的文化性格更倾向于掠夺。有了这样一种个性，西方对真相和真理的追求比中国早走了一步。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报道的灵魂。缺失真实的新闻作品对中西受众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只是中西方保守与激进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导致了他们对于真实的理解和主张略有不同，对新闻真实的广度和深度的选择接受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受众更偏向于接受带有异趣的新闻。他们认为新闻要使读者感到惊异，并从中获取信息，感到愉悦。
中国受众对新闻真实的取向则偏重于一个“近”字，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更加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真实。他们认为新闻报道要体现真实，就必须与真实尽量接近，保持新闻真实是新闻写作的重中之重，而读者能不能惊叫则不是那么重要。在新闻内涵上，中国受众认为新闻报道的事件应该偏重于注重思想内涵的价值取向，即对读者要有教育意义。梁启超主张报纸的功能应该是“去塞求通，有助耳目喉舌者，有益仁国者，能成利害”。这也与中西方报纸兴起的不同原因有关。西方报纸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贸易发达时，人们需要了解商品信息，于是出现了报纸。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革命斗争才是我国报刊兴起的原动力。近代尖锐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使我国的报刊形成了战斗风骨，强调报刊的战斗性和革命性，从而忽视了其新闻性和商业性。但随着媒介传播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商业化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受众眼球，更加注重奇趣性，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中西文化性格差异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能简单笼统地归纳为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最为明显和特殊，对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影响较大。同时，人类具有的共性使中西新闻传播过程中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同的心理特征。比如说，“从众行为”，这在中西受众行为中都很常见。传播学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研究的就是群体行为对个性的主导、控制及压抑。对共性的研究能够对新闻全球化传播整体趋势进行把握。而本文对中西新闻传播受性格影响而产生的某些突出差异的探讨，则旨在对中西有针对性的传播提供一点依据。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