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昊

　　随着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不少人开始沿着文化研究先驱者开拓的道路去研究一系列的社会现象，比如随身听的风靡。因为在文化研究者看来，“文化”是具体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表述（无论其是否高雅），文化研究的目的，按照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定义，是“针对文化表征的结构进行批判”，以“干预现实、反抗权利和压迫，帮助我们追求自由”。①
　　但是，文化研究的后来人却常常发现，文化研究看上去似乎杂乱无章，没有一个特定的范式。于是，为什么要从事文化研究，如何从事，成了夹杂于各派文化研究学者中的后来人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文根据《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一书，把笔者关于文化研究范式方法的一些观点寓于具体的实例剖析之中。

　　文化研究的意义

　　从收音机的出现，到随身听的风靡，再到MP3的普及以及未来不可预知的音响领域内的新革命，如果不用一种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它们，很容易让我们在GDP和CPI的上下沉浮中迷失。工业革命以来，轰隆隆的机器声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当然还有在当代虽然争议很大，但却是不争事实的政治经济全球化。而在这些看得见、说得出的变化后面，文化作为改变人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力量，哪怕是作为政治经济的附属品，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究的。
　　当然，这里只是从常理的角度浅层次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只是告诉研究者这样一种态度——即便看似无章可循，具体的文化研究（如随身听的研究）仍对社会有重大意义。

　　具体的文化研究个案

　　《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是5位英国开放大学的老师联合编著的，主要以索尼随身听为例，向读者说明文化时间和文化习俗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原因和方式。
　　1.索尼公司的编码
　　编码，是指信息传播者将特定的讯息、意图和观点，转化成为具有特定规则的代码的过程。②在索尼公司的精心营造下，索尼随身听被认为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种时髦的玩意、一种年轻的象征和娱乐精神的体现，并与以上词语的语意网络相联系而扩展了大众对于随身听的看法（作者通过对随身听广告和语言的文本分析得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编码过程的考察视角，索尼的公司文化被认为是随身听能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随身听构想的灵感击中说也许不无道理，但随身听在一个创造性的公司环境中幸运地意外诞生，需要有更加合理和有计划的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背景便是索尼公司在日本公司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设计及美国管理经验的全球化追求。
　　文化之外的商业因素，导致了索尼公司对于受众反馈的重视。索尼公司通过市场调查和消费反馈，在随身听推出之后的修改编码的过程中，特意为产品刻上或附上消费者会认同的意义（比如鉴于市场调查结果而做出的由两个耳机插孔向一个耳机插孔的变化）。然后在生产和消费的接合处，设计人员通过运用他们具有独特性的专门技能，创造出一系列得到新的意义的注册产品。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这或许为霍尔的“编码与解码”模型添加了一个反向的箭头——即信息传播者的编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受到受众解码过程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编码的过程究竟是积极的、有创造性的，还是仅仅囿于信息传播者主导的编码基础上的修正，或许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消费者的解码
　　产品的意义永远是在使用中产生的，较之生产者的一厢情愿，消费者对于产品使用的意义或许有不同的派系和解读。
　　消费生产首先带来的是关于随身听是否是大众需要的争论。延伸马尔库塞关于人类需要的观点，随身听在户外收听音乐的功用并非是基于人类生物学和人类相互作用的自然规律，并不是如神圣的宗教语言或自然环境那样的“真正的”需要；相反，随身听的需要受到索尼公司、广告商和销售商的操纵和诱导，是虚假的大众消费主义所带来的需要。然而，像是索尼总裁盛田昭夫的帮凶一样，包德里亚提出了物质文化的“认同”价值来驳斥马尔库塞们的观点。他认为随身听等发挥着像语言一样的作用，其重要性在于它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标志，和因此作为一种传媒起作用的方式，即需要（这当然包括了对随身听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不存在真假之分的，因为人的需要往往是社会意义的需要。
　　对随身听的最激烈的批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争论）集中于其是否导致了文化这种比较高雅的价值观受到生产、市场和交换的污染，并造成了被动、统一而且平庸的大众性娱乐与消遣。这和其他文化产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遭到的批判是一样的。相反地，以钱伯斯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认为人们可以占用随身听，它使得人们能够逃避城市环境中的公共空间，从而驯化外部世界。这种“亚文化”的研究站在了与“消费工业”对立的另一个山头上，在避免了过分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同时，却不免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淖之中③。
　　不过，好歹诸如钱伯斯等人的研究为文化研究领域注入了一针清醒剂：文化研究不能够脱离具体的语境！就如对随身听的研究必须考虑它在亚文化群体（如朋克）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的不同作用一样。哪怕这样的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引起了争论，但多样性和去中心化，不正是文化研究所追求的么？
　　3.随身听对社会空间的影响
　　抛开上面繁杂不一的结论，终于有一点可以说是看上去毋庸置疑的：随身听（部分）改变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④现代西方社会形成了公共与私人的领域分类系统，这不仅是实质上的划分，也是意义上的划分，比如前者代表集体、理性而后者代表个人、感性等等。随身听由于其身份在公共和私人之间飘忽不定，导致在秩序维持上的“不适合成分”的出现和人们的某种“道德恐慌”。

　　对文化研究范式的归纳

　　文化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其研究对象常常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消费产品。既然是产品，那么必然对应着生产和消费两个阶段。巧合的是，传播学中同样将一个媒介产品分为了编码和解码两个阶段，而编码正对应了生产的过程，解码则发生在消费的过程中。
　　从《做文化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索尼随身听的分析也正是基于这个框架。在分别分析了生产编码和消费解码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争论之后，也就更容易将具体的文化研究对象放到整个社会的语境中，分析其对社会的影响了。
　　因此，在笔者看来，挑选分析对象、编码和解码过程的争辩、社会语境下的分析，这个顺次的三者便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范式。

　　注释：
　　①③④[英]保罗·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７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