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倩

　　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国政府表现出良好的危机管理能力。从信息公开的角度可以看出，政府通过多种信息发布渠道，迅速发布信息，并通过议程设置主导舆论，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增强了政府公信力。同时，政府在危机管理中也表现出一些机制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

　　法律背景及媒介生态环境

　　汶川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的第12天。条例规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公开的途径包括“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这符合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也是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另外，在2007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亦对灾难的应对给予了法律的保障。因此，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后，政府迅速发布信息，迅速调集救援人员以及全国各地力量投入抢险救灾，本身是在一个具有法律保障的系统中进行的。
　　另外，于2007年1月1日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规定》在地震中也已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规定》全面放开了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限制，境外媒体记者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即可随时随地进行采访。因此，不仅中国的媒体，外国的媒体亦对汶川地震进行了全面的采访报道。
　　随着采访限制的放宽，中国政府官员直接遭遇媒体的质问成为可能。从2004年开始，全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即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其中，尚空缺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在5月18日正式露面，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新闻发布以及发言人制度，对于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的公开与控制亦起到一定作用。

　　政府危机处理的表现

　　在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危机处理的方式、策略以及与媒体的表现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政府危机处理的方式反映了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进一步成熟。
　　1．政府反应迅速，信息传递透明。汶川地震发生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国政府的喉舌媒体先后发出地震信息，向全球通报。随后，中国大部分的广播、电视、网络媒体都开始不间断地对地震信息进行滚动播出。解放军总参谋部、地震局等部门也迅速将其动向告知媒体。
　　2．政府通过议程设置引导舆论。危机发生后，政府掌握了约占80%的信息，政府要让媒体报道什么，不希望媒体报道什么，都是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工作。目前政府主要是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进行媒体的议程设置引导。
　　3．多种渠道发布权威信息，增强政府公信力。汶川地震后政府信息发布采用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新闻发布会与网络权威发布相结合等方式，建立了权威的信息发布系统，对于增加政府公信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除以上特点之外，政府对于流言和谣言的反应也异常迅速，无论是“广西9级余震预报”事件还是“空降兵牺牲事件”，以及其他谣言的处理，都比较迅速。

　　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1．官员问责机制中的信息不透明
　　截止到6月12日，共有28名政府官员受到处罚，15人遭免职。免职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是都江堰民政局副局长肖蓉，其他的以乡镇干部居多。在四川日报及新华社的消息中，官员被免职的原因多是“救灾不力”，最详细的描绘是“反应迟缓，不积极履行职责，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并没有通报官员被免职的具体原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官员被免职或处罚的原因没有公开，那就没有一个好的尺度去衡量官员的行为。另外，救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成都市区出现“救灾专用”帐篷的问题，四川省相关部门除了表示要严厉查处以外，并没有公布帐篷出现的原因以及事件的始末。对于公众而言，这也是政府信息不够公开，以及政府问责制存在缺陷的表现。只有在充分了解政府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对政府实行问责，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官员问责。如果信息透明度不够，那么此项措施在危机管理中的效力也是值得怀疑的。
　　2．奖励机制过于倚重大众传播效果
　　与不太透明的官员问责制相比，地震后的奖励机制则过多倚重于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以中国教育部5月30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首批“抗震救灾优秀学生”为例，获得这一称号的学生共有11人，其中包括敬礼男孩朗铮、徒步7小时从映秀走到都江堰的小英雄林浩，还有徒手4小时刨出同学的马健。如果从网上搜索会发现，所有11名优秀学生在获奖之前都经过媒体的详细报道。汶川地震中受灾的学生以及在灾难发生以后表现出色的学生不止这11名，还有更多的未经媒体报道。地方政府如江油市破格提拔普通民警蒋晓娟为公安局副政委，其“警察妈妈”的传媒形象对于这次提拔肯定有积极的影响。如果地震以后的奖励机制仅仅以媒体的传播效果为参照体系，那就难免带有传媒审判的色彩。这种情况不仅没有达到奖励机制原本的激励作用，反而可能造成竞争意识的扭曲，不利于建立一套客观的评价机制。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奖励机制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危机管理中“人治”代替“规章制度”的现象。我国社会历来法治根基薄弱, 非规范化的管理行为、社会行为普遍存在。但是，“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规范的法律法规才能使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更加有效有序。
　　3．信息传递系统存在缺陷
　　地震发生后，关于地震伤亡以及救灾新进展的信息源主要是国务院新闻办和四川省政府新闻办两级政府机构。5月20日下午5点5分左右，美联社记者对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最新死亡数据表示质疑，他认为，在24小时中死亡人数仅增加一例，“这怎么可能”。同时，四川省政府在5月20日下午6点左右公布的数据为一天之中增加死亡1670例。
　　这一案例反映了政府在信息的沟通和传递过程中存在一定缺陷。在危机发生以后，信息的整合往往是为政府提供决策的关键依据，对灾情汇集、灾情研判、救援指挥, 都是不可或缺的。四川省新闻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在数据统计上的差异，就反映出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内部传递系统还存在缺陷。
　　另外，国务院新闻办在就这一问题的回答反映出，政府除了需要建立危机中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以外，还应该建立一个对媒体质询进行引导和作出反应的机制, 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协同运作。保障无论是危机态势上达，还是公之于众，都能实现不同部门的协同、联动，确保危机信息的及时传递。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８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