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建伟

　　回望汶川大地震报道，给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受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的信息公开达到了最大化、最优化。从中我们看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次政府信息公开的范例。汶川大地震及时全面准确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堪称前所未有。这主要得益于两点： 一是依赖于政府的开明态度、开放胸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突出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既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就有权利了解和知晓国家发生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公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开明举措，新闻报道就不可能做得这样及时充分。二是依赖于信息传输技术的巨大进步。过去一些重大突发性灾害事件发生时，我们做得不够理想或者很不理想，实际上既有政治文化的因素，也有资讯技术落后的原因。汶川大地震报道，我们动用了信息传输技术的“十八般兵器”，从天上到地下，从卫星到DV，所有手段一起上阵，将地震灾区的信息全面、丰富、准确、及时地向国人报道，向世界报道，从而赢得了赞誉。
　　信息公开是有效管理危机的重要机制。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应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通过与媒体的有效合作，使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信息，避免由于信息缺乏而引发社会恐慌。我们这次应对汶川大地震，就实现了非常充分的信息公开，在地震发生后，各类媒体很快就对地震以及抗震救灾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充分报道，对抑制谣言、避免社会恐慌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信息的及时公开、准确公开，是社会最有效的稳定剂和镇静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心安定，社会稳定，与我们的信息充分透明、全面公开有着直接的关系。
　　信息公开给第一时间的救援提供了保障。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奔赴灾区，把指挥部搬到了地震中心，领导抗震救灾工作，这些主要领导人的活动信息披露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不仅对有效组织赈灾有利，而且给受灾群众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同时，及时、真实的报道深深地感动了世界，有些国外媒体没有条件进入受灾现场进行报道，我国政府、传媒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披露为他们进一步报道灾情提供了素材，这样就使中国的灾情在全世界得到了传播，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为我国灾区提供了大量的救灾物资、人员等方面的援助。这些与我们对这次灾情的信息公开披露都有关系。
　　信息公开凸显我国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汶川大地震一发生，政府相关部门就毫无保留地让媒体发布真实的新闻，支持媒体全面报道灾情和救灾抢险活动。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10多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正式实施，被媒体解读为“阳光政府”的又一重大举措。这一条例的实施使我国人民和多数政府机关逐渐形成了信息开放、民主、法治的观念。对灾难的及时、公开报道是减轻和克服灾难的基础，是我国新闻传播的科学发展之路，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必将打开我国新闻走向世界的路径。
　　信息公开提高了我国媒体的公信力。这次全天候的灾情报道大大增强了我国媒体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当媒介发出救灾、捐献的动员倡议时，受众毫不犹豫地响应，显示了我国媒介权威性的空前提高，这也必将强化受众获取信息依赖主流媒体的心理。媒介公信力的形成，在于提供真实、全面、及时的信息，让人们看到真实感人的情景，以往说空话、套话的新闻一扫而光。新闻媒介敢于说真话，媒介公信力就有不可动摇的基础，这是媒介吸引受众的根本原因，也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前提。媒体走到人民中去，反映他们的境遇，履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责任，是媒体公信力的重要表现。这次抗震救灾的报道，体现了我国主流媒体是人民利益的反映者，是人民情感与苦难的表达者，因而受到人民的赞扬。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综合经济实力上了大台阶，应急处理能力和抗灾救灾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新闻传播领域，从媒体在灾难发生时的缺席、失语到能够及时全面报道并努力形成新的机制，越来越显示出政府对媒体的重视与尊重。
 　　（作者单位：许昌电视台）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８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