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永征

　　《青年记者》9月上旬刊登了我的“尴尬词语”一文，内容有误。此文交给《青年记者》后，博士生王晋同学看了文稿向我指出，关于“违反国家规定”一语，《刑法》是有明确定义的，在第96条。我一查，果然，全文如下：
　　“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我匆匆作文，疏于查考，把法律已有明确定义的概念说成是“尴尬词语”，很不严肃，误导读者。我赶紧同《青年记者》联系，希望撤回或修改此文，不想《青年记者》办事真快，三四天功夫已经印出来了。这样我只好请求借《青年记者》一角作一郑重更正，撤回“尴尬词语”、“模糊词语”之类的说法，并向读者和《青年记者》致歉。
　　我还要说明的是：《刑法》这条规定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理解其中一个意图正是要破除以往把任何官方条条都说成是“国家规定”的陋习。这个定义把“国家规定”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所制定、规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没有“等”字，穷尽式列举，主体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三家，文件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和行政措施五类，无疑，都必须是公开宣示的。除此以外，诸如领导人的文章讲话批示，国务院部委和其他中央部门的规章条文，地方各级政权机构制定的各种规范，等等，都不在其中。它的范围，远远小于《立法法》规定的各级法律性文件种类。这个定义中体现的国家政权可以制定制裁公民、法人规范的权限，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制度以及其他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是一致的，表现了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对公民、法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按照这样的范围来衡量个人资料保护，目前相关“国家规定”的稀缺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央视新闻频道所作的新闻调查《谁动了我的隐私》这个节目里，任意侵犯个人资料的情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诸如结婚登记、买车和购房、入学考试报名、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企业招聘记录等等，都蕴涵着巨大的商机，都可以成为不法分子逐利的对象。现有的“国家规定”涵盖得了吗？
　　所以，我在改正了文章中的错误以后，还要说明观点不变。就是刑法第七修正案的这个条文虽然用意很好，但是恐怕不足以遏止如今相当严重的侵犯隐私现象，我们需要建立全面的、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树仁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９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