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宏

　　和谐与公共

　　最近，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这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主张。按理说，中国人的传统是推崇和为贵，和谐本身并不是一个新词汇，但是，当中国官方把这个词汇政治化以后，和谐成为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被赋予了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词汇的官方化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某些词汇被官方钦定，赋予了官方色彩，这是一种官方话语权。词汇的官方化通常就是一种政治化。与此同时，可以联想到的是词汇的媒介化，比如，“小姐”这个词汇的媒介化就改变了这个词汇的时代意义，词汇媒介化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传播的频率，是一种词汇的社会化。词汇的媒介化常常是使得某些词汇变得流行起来，而这种流行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可能导致这些词汇粗俗化。如果我们再扩展一些的话，还能够看到词汇的学术化，也就是少数人使用的专业语言，这样的语言要求准确和客观，语言和语者存在某种脱节，不那么客观的人可以使用比较客观的语言。如果说政治语言是单向的，那么媒介语言就是双向的，而学术语言则是一种语言共同体。
　　那么，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两年极力强调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呢？除了新旧领导人交替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背景和意图吗？毕竟，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常常是靠口号来表达的，更何况中国在文革中口号泛滥，口号政治流行，如同口号型社会。实际上，中国官方近些年也提出了很多政治口号，但是，和谐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被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在政治学的范畴里，和谐社会的确是一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关键词，小到家庭和谐，大到社会和谐，甚至可以推及到和谐世界，在战争与和平的全球语境中，和谐社会无疑充满着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即便如此，要想把和谐社会的概念推广到世界的话，仍然有可能引起西方人的某些困惑，毕竟，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治观念还都依赖国家而生存。
　　和谐社会并非空谈，它至少有两个具体的概念，一个是以人为本，另外一个是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可以视为向公民社会靠拢，不是搞文革式的所谓自上而下的全民政治运动，而是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公民政治。而依法治国也不是搞多党制，而是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框架中寻求适度的分层治理。
　　显然，中国社会的这些政治构想都离不开传媒。长期以来，中国传媒的社会作用可以用一句古语来形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时传媒因为放卫星说假话而背上了长期的政治骂名。同样是传媒，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一马当先为中国的包产到户鼓与呼，充当了改革的急先锋。那么，造成传媒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最容易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这一直是中国传媒界的敏感话题，以至于在时任总理的朱基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中出现“群众喉舌”时，①引发了新闻界的特别关注，因为传统的提法强调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今天看，当年的这场争论似乎存在一个误区，双方都在突出极端性，把对方置于无路可退的地步，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这并不是调和主义，也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公共性。

　　公共性

　　近些年，中国的传媒理论界引进了西方公共广播的概念，这主要是针对英国的BBC而言。事实上，这些公共频道的概念与理论界的讨论差之甚远，它们更多是对撤销四级办台的一种补救，与公共性无关。
　　同样，公共新闻的概念也是中国的新闻学者几年前从美国引进的，只不过有点巧合的是，当时中国最红火的电视节目是以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与正统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相比，民生新闻似乎走的是下层路线，没有多少官气。中国官方一直鼓励新闻媒介“三贴近”，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三贴近”说起来容易，但是对于中国的官方新闻来说却一向是个难题，似乎官方新闻更容易让“上面”满意。与之相反的是，民生新闻好像是天生的贴近派，很容易让“下面”满意，甚至许多人认为民生新闻过于琐碎，是新闻碎片化的典型。
　　围绕民生新闻的出路问题，很多人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其中非常流行的就是公共新闻。但是，美国的东西拿到中国来会不会水土不服？尤其是新闻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社会公器的提法在中国就一直是敏感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官方似乎接受了公信力的说法。即便如此，这种嫁接是否有现实可能性？从全球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引进西方观念上存在某种错位，比如，新闻发言人机制，还有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在西方或者美国已经开始衰退的现象引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某些误区。
　　依我看，一些学者之所以想到把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联系在一起，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的官方新闻和民生新闻之间缺少一个公共新闻话语层次。
　　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还主要是局限在学术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新媒介，尤其是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构想。在中国，网络信息依然受到官方的控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全着或者突出了网络的意见集市功能。网络作为新媒体，它和旧媒体似乎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它的言论比信息更难控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一直是被张扬的。但是，这个“公”通常是和国家划等号的，中国人爱说国事家事，国事就是公事，家事就是私事，公永远大于私，再大的私事都是小事，再小的公事都是大事。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国事常常就等于官事，官就等于公。所以，中国的官方媒体总是以公共媒体自居，但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多年居行业之首，显示出中国传媒行业公共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公共性与政治性的矛盾。

　　新媒介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人一直力图在传媒的公共性上有所突破，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增加自选动作，换句话说，就是在维护官方话语的同时，开拓公共话语空间。比如，中央电视台在不改变《新闻联播》节目的同时，加大对其他时段新闻节目的改革力度；许多党报采用的策略是稳定大报，搞活小报。但是，这些努力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为传媒的改革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不配套；另一方面是传媒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走入了商业性的误区，典型的是平民化和草根性时常变成商业化的运作口号。
　　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新媒介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旧媒介的公共化，虽然这似乎并非新媒介的初衷，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新旧媒介互动的一个副产品。
　　上个世纪末，当新媒体在中国出现时，很多人认为它是洪水猛兽。在官方眼中，它难以控制。而在传媒界看来，它会颠覆旧媒体。但是，今天来看，至少在中国，新媒体并没有取代旧媒体的主流媒体地位。不过新媒体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旧媒体向公共媒体的转换。这种转换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新媒体的互动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旧媒体，现在广播电视大量利用手机投票和短信进行互动；
　　第二，新媒体创造的言论公共空间改变了旧媒体对舆论的掌控，过去，中国的言论领域是典型的官方言论主导，以《人民日报》社论为代表，现在，中国的网络言论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民间舆论的角色；
　　第三，新媒体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旧媒体对信息的封锁，没有采访权似乎反而激发了新媒体的信息整合能力，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地域概念，如果说地方信息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旧媒体还能够形成有效的封锁，那么它在新媒体面前失灵了，新媒体让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了信息全球化的影响。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这种互动也间接对当前中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政府很难像过去那样封锁消息了。这当然包括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难控制由新媒体主导的信息流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政府出台了更加具体的措施来阻止媒体的异地监督，但是，这种限制难以适用于新媒体，因为新媒体在中国通常不是以稳定的地方实体形式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流动的、匿名的和个体的，它无处不在，又如影随形，给媒体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其次，新旧媒体的互动给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和平台。
　　最后，新旧媒体的互动推动了中国社会公共话语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话语几乎等同于官方话语，而官方话语的不透明直接导致了社会公话语的神秘，中国民生新闻的活跃可以视为社会私话语的激活。因此，公共话语的开放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开明程度。最近，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和谐社会观念很容易被西方解读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共媒体的支持。因此，当前中国媒体的公共化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推动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建设。

　　结  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公共化似乎和政府的和谐社会概念不谋而合，其中既有共识，也有些许无奈。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并非耸人听闻，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中国的传媒正在向娱乐化倾斜，这使得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巨大挑战，因此，公共化可能是主流媒体重塑自身影响力的最佳选择。
　　总之，中国媒体的公共化和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关系，媒体的公共化有助于改善中国主流媒体的党派媒介形象，同时，媒体的公共化也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走向公共化的过程中，媒体自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理解。而政府也会希望把媒体从潜在的对手变成天然的盟友，毕竟政府本身的政治改革也少不了媒体的帮助。在政府的政治改革设计中，媒体无疑是分层治理技术的重要工具，媒体的公共化并非私有化，它可以在不改变中国根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创建一个政治变革的舆论缓冲地带。
　　注释：
　　①源自《朱基视察中央电视台赠给“焦点访谈”编辑记者四句话》，刊于199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