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瑞云

　　中国新闻媒体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传媒从来就有着特殊的地位与空间
　　中国传媒起步较晚，但从来都肩负着特殊使命。虽然有人将邸报也看作是媒体的前身，但它完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不过邸报已经具有了在上层建筑中通达信息的重要作用。中国近代报纸发端于19世纪初，多为传教士所办，用以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思想，到1890年此类报刊已达到76种之多，这些报纸创办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文播道”，实现所谓“中华归主”。到1918年，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已达到225万人，虽占不到当时人口的0.5%,且多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入教的“吃教者”，但这些报纸或为外国列强的军事侵略提供思想鼓动或情报参考，或宣传西方科学与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作用不可小觑。及至五四前后，各种报刊纷纷出版，宣传西方科学民主，期间以娱乐形式出现的文艺作品，成为发动革命、唤醒民众的利器，最终使得五四运动爆发，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
　　革命思想的传播也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此后在中共领导的28年艰苦卓绝的夺取革命政权的斗争中——无论是抵御外侮的8年抗战，还是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所主导的传媒间的针锋相对的斗争都成为总的战斗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间的对垒在传媒间展开。新中国缔造者们的伟大思想都是在党的传媒上发表，然后在革命军队和劳苦大众中传播。强有力的革命宣传使得革命的阵营迅速强大，反革命的阵营分崩离析。说进步传媒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为过的，它是武装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部分。事实上，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的编辑记者们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很多人把宝贵的生命直接留在了战场上。今年创刊70周年的《大众日报》，解放前就有数百人为之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的近30年间，红色政权处于一个稳定期，这一阶段的传媒在战后建设与恢复生产、维持政权稳定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主流媒体还推出了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一批人民从内心里敬重和喜爱的典型，为全国的干部群众热爱祖国、建设祖国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可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传媒也犯了很多低级的错误。但不管怎么样,传媒在这期间都担负着重要使命，始终代言意识形态，它几乎成为每一场运动的急先锋和风向标。
　　（二）经过30年成长与发展，当代传媒承担着新的历史重任
　　我们在《守望与叩问——新时期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新闻事件》一书中所整理的22件新闻报道，是30年来中国媒体成就的一次小结，也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媒体成长轨迹的一次素描。这是一种在静思、反思之后的理性梳理。不过，传媒成长的速度似乎总赶不上社会发展对它提出的要求，当今的传媒还有着太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是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需求。随着阶级斗争论隐退，受众中敌我矛盾消失，出现了无数的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分众群体。这些群体有年龄之分，性别之分，职业之分，经济地位各不相同，爱好也千差万别。随着经济的发展，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对权利的主张也逐渐加大。这个权利相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有两重含义，一是知情权，二是表达权。他们既需要了解和自身生活紧密相关的党和国家的政策，也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到了自己身边是如何被诠释、执行的，还需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利是害，会怎么影响自己的生活。简言之，他们就是要求信息尽可能公开，并加强舆论监督，以使政府行为规范。他们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一个有效手段。他们同时还需要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由于出发点不同，这些意见和建议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如何准确传达国情、民情，弘扬正气，对腐败和黑暗现象进行揭露、监督，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当下中国新闻媒体面临的第一个重大使命。
　　新闻媒体面临的第二个重大使命，是如何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防卫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全球化浪潮的出现本身就是交通发达、信息传播快捷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对新闻传媒提出了挑战。随着传媒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兴起，大量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势必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构成威胁。要对此进行有效防范，仅靠行政手段是无能为力的。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的“文化例外”的惨遭失败就是明证。这个任务必须交由传媒自身来完成。法国前外长贝尔·韦德里纳曾对全球化思潮中中国的位置作过认真的思考①，他把中国和美国作为很多人所主张的多极世界中最重要的两极提出来本身就意味深长，这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密切相关。古老的东方以何种姿态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进入，中国的新闻传媒需要认真甄别、小心选择。它必须先把各种信息进行评估、分析，避害趋利，向国内受众传播，同时把国内受众的思想和反应向正确的方向进行引导，使中国社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又不失却民族本色。这是个极大的挑战，对中国的新闻传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闻传媒也别无选择。
　　中国新闻传媒面临的第三个重大使命，是对传统道德观、价值观、审美标准的审视与重建。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势必受到冲击，发生转变。很多新兴社会现象，是思想进步还是道德滑坡，许多复古思潮，是思想退步还是回归，媒体不可以莫衷一是，而必须给出辨别和回答。在这里中国的新闻媒体充当着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的解构者和建构者的双重角色,其重大使命不言而喻。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让世人叹为观止，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活跃，文化的进步，政治的透明。新时期的中国传媒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发展进程，也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正是新时期中国传媒值得书写的所在。
　　我们编著《守望与叩问》一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对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新闻事件进行回顾、整理、研究，为中国新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本书共精选了三十年来22个影响了历史进程的重大新闻事件，其中有直面思想政治领域矛盾的，包括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分别被称为中国新时期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还包括对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行政改革的宣传和分析，对新时期一位刚正不阿的公安局长任长霞的追思。有对经济领域变革中引发广泛争论的经营方式和人物的评析，包括1985年对辽宁本溪“关广梅租赁经营”事件的关注， 及2005年对河北亿万富翁孙大午涉嫌非法融资被捕事件的追踪；有对在急剧变化社会层面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冷静剖析和追问，包括1998年对“法轮功”害人真相的揭批，2003年对公民孙志刚在广州街头无端被收容打死的事件的报道，2004年湖南嘉禾强拆民居事件的关注。这三件报道都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分别在全国掀起了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活动，废除了实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公布施行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加快出台了《物权法》。有关注民众生活状态，对传统体制下的常规现象予以晾晒，包括对2005年天价医疗费案的曝光，把大家诟病已久的医疗体制之痈揭开了盖子；2000年媒体关于结婚要否领导同意的讨论，促成了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中国公民结婚不再需要单位证明及强制婚检。它更为重大的意义，是引发了人们对公权侵犯私权的思考与讨论。还有对行政方式和司法体系提出拷问的，包括铜陵社会发展的大讨论，对被冤杀妻的湖北农民佘祥林案的追踪。更有为公民知情权而疾呼的，包括对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事件和2003年席卷中国大地的非典事件的反思。需特别提及的是选取的几篇舆论监督的新闻事件，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媒体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如渤海沉船事件，公路乱收费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一下中国媒体对四川汶川大地震报道所展现的巨大力量。当灾难突然降临，一场强烈地震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时候，一直在探索、进步着的中国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期刊和新媒体网络、手机报、短信等，以从未有过的精神和行动，快捷、全面、准确地传递着这场灾难的真实场景和援救过程，让全国和世界的受众如身临现场一样感受到天灾的无情和人间的真情，并看到了一个真实中国的形象，一个全新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官员，坚强有力，同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中国的百姓，血脉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的军队不惜代价，为人民奉献不怕牺牲。这是新时期中国媒体的一次战火的考验，一次生命的洗礼，一次力量的体现，一次空前的胜利。
　　中国媒体的这次表现，取决于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当地震发生后，是新闻记者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奔赴现场，把那些悲惨的场景、生命的无助以及积极的救援及时报道出来， 把大爱无边、人间真情报道出来，让受众悲伤着、感动着、思考着，并参与到不同方式的抗震救灾行动中去。这期间，各媒体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动员各方面力量抗震救灾。报道这次新闻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及有关人员，人民会记着他们，历史会记着他们。中国媒体的这次表现，在中国的新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应当看到，是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姿态给了新闻媒体广阔的空间，是新闻媒体的自我积累和锐意进取有了这次力量的爆发。今后，中国媒体会健步走下去，壮大下去，为中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安康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媒体的力量，还体现在对抗震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不良行为和恶意语言，对缺乏良心的组织和个人予以反击，让受众认识到了他们的真实面目，让他们感到了中国舆论的强大，中国人民的强大。
　　从时间上看，这些大事件近十年选的多一些。这说明这三十年也是传媒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且这种完善与成长呈现明显的加速状态。一批传媒，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渐渐以其犀利的视角、扎实的采访、平实的编辑风格受到了受众的肯定，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连一向面孔严肃的传媒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事件中，有的记者在收受了金钱的贿赂后选择了缄默，《人民日报》的记者却深入事发现场采访，第一时间把矿难内幕送上中央领导的案头，第一时间拿到朱镕基同志的批示，使得矿难事件拨云见日。《人民日报》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最严肃的党报的功能和记者的作风明显转变。
　　新的时期必然有新要求。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新闻传媒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回头看，成绩取得了一些；向前看，面对着更加艰巨的挑战，这点成绩远远不够。新闻媒体不改革发展、或者发展太慢，受众不接受，自身也无法生存；即使苟活，解决不好自身生存发展与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媒体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新时期的中国传媒已经具备了国际化、现代化的属性，如何生产出让党和政府满意，让人民、让受众满意的新闻产品，如何在改革大潮中担当好瞭望者和守望者，如何用恰如其分的力度推进改革，如何处理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在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冲击和颠覆的过程中充当什么角色、保持何种立场和态度，传播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这是当代每一个传媒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好在中国这艘巨船一直在稳健前行，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加快，经济上寻求发展，政治上趋向清明，传播技术手段越来越发达，这为传媒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步入一个有为的时代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中国新闻媒体面临新的挑战

　　特殊的使命使得中国的新闻媒体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归纳起来有五大类：
　　（一）中国媒体有了生存危机。
　　从新中国媒体的历史可以看出，很多媒体生于革命的需要、斗争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注定会有很多媒体死于社会的不需要。过去的新闻媒体多以党报党刊党台的形式存在，他们是号角，是武器，数量较少，地位特殊，在战争年代直接就被编入战斗序列，在建国后被编入“事业单位”这一特有的形式，创办经费和人员待遇一直由党或国家供给，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现在情况不同了，除了党报党刊外，出现了很多综合类、行业类、生活类、娱乐类传媒，他们“出身”复杂，办刊宗旨多样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公共管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随着《公务员法》等一批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社会管理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作为事业单位性质出现的新闻媒体，绝对大多数已经不再由财政拨款支持，而是由主办单位自筹经费，这也是社会发展和媒体自身发展规律带来的必然结果。
　　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的报刊总量多达1万余种，这一数字可能还不包括以地方版形式存在的县级报刊和以准印证形式出版的内部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频道每个地级市都有数个甚至数十个，县级电台电视台也不在少数。①这些媒体分布密度大，同质化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报刊市场化程度差，靠行政手段强行摊派，而由于其内容缺少特色，东转西抄，所以读者并不喜欢看，这就加大了发行的难度，曾经有基层干部编顺口溜反映自己工作的三大难点：“社会治安，结扎放环（计划生育），党报党刊（征订）。”依赖市场发展的晚报都市类报刊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些报刊起初多分布在省会以上的大城市，往往一个城市中有数个报业集团，有多份晚报生活类报纸，这些报纸同城同质，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售价多低于成本价，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生存与发展。一份晚报类的报纸，根据版面的多寡，一年补贴给发行的款项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亿，而一个地区的广告市场是有限的。这就使得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报纸发展举步维艰，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已有一些城市报刊破产就是例证。
　　目前我们国家的新闻出版管理的重点是内容与导向，不管价格。这虽然使图书市场出现了高定价低折扣、报刊界出现了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两种极端现象，在一定时期看上去有些混乱，但放长远看这种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只在摇篮里的婴儿长不大，职能部门什么都管就什么也管不好。只有把媒体放到市场中去角逐与竞争，才能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局面。虽然现在除去因国家政策性原因强行关闭的一批行业报（包括县级报）刊外，因为经营不善而出局的报刊还是很少的，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始终在严密关注报刊间的竞争，他们也多次表态，一旦发现有违反宣传纪律、违背游戏规则的报刊，或在竞争中败下阵来难以为继的报刊，红牌罚下是必然的。
　　网络等新媒体对报刊电台电视等形成了强烈冲击。近些年，网络发展密集度迅速增加，它以快捷、海量、多媒体（互动性）、低成本（环保）等优势而赢得了大量的受众，虽然其广告市场占有量还不足以对传统媒体构成威胁，但受众的分流却日趋明显。新媒体是否是传统媒体的终结者，目前我们还不好下定论，有待于看二者在未来以何种方式进行较量。但是，如何赢得自己的权威地位，赢得市场、赢得受众，这是所有新闻媒体必须永远面对的挑战。
　　（二）中国媒体存在发展困惑。
　　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迅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全国的报业、出版、印刷集团已达60余家，电视台的频道也呈现出集团化特征。然而，这对中国传媒来讲，也只是刚刚起步，中国传媒的发展还山高路远，还有重重压力和险阻，要发展还有诸多的困惑需要解决。
　　如果把中国传媒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它与发达国家的传媒还有不小的差距。首先是影响力上的差距。中国的传媒机构基本上是划地为界，分为全国级、省市级和地县级等，平级媒体各占一隅，互不干涉，除了央视和中央级的几份报纸，媒体的影响力基本都局限于一个省、一个市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而世界上很多强大的媒体却拥有着广泛的、跨国界、跨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地球村的“村报”、“村台”。以美国为例，1996年起，美国取代了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杂志、报纸出口国，2003年，美国的日报种数为1456种，日报的期发行量为5519万份，成人每千人日报拥有量为269.2份。②而根据《报业蓝皮书·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7》③中公布的数字，我国日报千人拥有量2003年为千人70份，到2005年达到76.84份。我国日报的平均期发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有较大的差距了，而且对全球的影响力也大不相同。美国的主要日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洛杉矶时报》等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在全球的媒体中有较高的引用率，也就对世界舆论格局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华尔街日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类报纸之一，在全球有14个印点，而且网络版到2003年付费订户已达68万。
　　到21世纪初，全球共有期刊杂志63622种，其中美国就有13313种，占到总数的近21%。2003～2004年度全球发行量位列前十位的综合性杂志中，美国占了四位。位居第一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以19种语言出版了48种国际版，全球总发行量高达2800万份；在女性杂志中，全球前十位中头九位均为美国杂志，位居第一的《美化家园》（Better Homes &Gardens）月刊发行量高达761万份，读者3561万人。电视方面，2003年美国的各类电视台、站约有13019座，电视入户率超过98%，美国拥有的电视机数量达1.9亿台，占全球总量的13%，75%的家庭拥有两台以上电视机。美国时代华纳公司所属的有线电视网（CNN），通过覆盖全球的卫视网和有线电视进入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亿家庭，全球观众超过10亿人。美国鲁珀特·默克多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的电波已经覆盖全球面积的1/3和全球2/3的人口。美国更是广播大国，“美国之音”（VOA）在全球拥有近亿听众。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音乐等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使很多国家感到恐惧，被看成是“文化侵略”，法国等欧洲国家制订了特殊的“文化例外”政策予以抵制，却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媒体虽然大规模地集团化了，但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缺乏大手笔发展的资本基础。而东邻日本国，其出版社的经济实力却非常雄厚，2003年讲谈社、小学馆等的年销售收入均在2000亿日元（约14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牌价计算，下同），东贩、日贩等图书批发公司的年销售收入约7000亿日元（约490亿元人民币），大日本印刷公司的年销售收入约为1.2万亿元（约714亿元人民币），凸版印刷公司的年销售收入约为1.1万亿日元。而中国，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传媒集团都不多，中国出版集团连同庞大的新华书店系统，2003年的年销售收入也仅仅为70亿元人民币。很多报社都是年收年用，正常维持都很紧张，更谈不上发展和扩张。还有一些媒体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转轨或停刊。与美国一些大的传媒集团相比，中国的传媒集团的资本势力更显得弱小。
　　要发展没钱不行，但靠政府投入也不现实，靠自身慢慢滚动发展太慢且前途不明。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是当今中国传媒发展普遍遇到的困惑。近几年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股票、基金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令不少传媒界人士垂涎。然而中国传媒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事关国家政治、文化、信息安全，这使得传媒主体与资本市场成为牛郎织女，彼此相望却难以牵手，一些人满怀热情地来造鹊桥，却大都以失败而告终。资本市场是块带骨头的肥肉，不吃中国传媒难以长大；而吃不好就会被卡着，甚至噎死。如何根据中国特色利用好投资者的钱，这是中国传媒人在思考的问题，更是中国传媒管理者应该解决的问题。可喜的是，最近这方面有了改革的松动。
　　新加坡的报业控股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早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开国元勋李光耀就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大众传播媒体的效力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他认为媒体的职责是“灌输那些价值观念——那些将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更加凝结的社会，和更加有生存能力的国家价值观念。”④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1974年修正了《报章与印务馆法令》，197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一法令改变了报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其相关的条文主要包括：1.报刊须有新闻及艺术部长签发的准证才能出版，准证必须每年更新；2.公司董事必须为新加坡公民，公司或个人持股不能超过3%（2002年提高为5%）；3.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两种，管理股占总股份1%，只能发给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法令》还规定，报刊中外国人不得拥有超过49%的股份，任何新闻从业人员或因发表新闻或因发表文章获取了国外的酬金，必须7天以内以书面形式向报社董事经理报告。新加坡政府以此获得了对传媒的控制权，并在1984年推动三家报业与出版公司和所属报刊成立报业控股，到2002年，报业控股已经拥有3800多名员工，营业额达到9亿多新元（合43亿元人民币），税后净利为3亿多新元（合15亿元人民币），成为新加坡最大的上市公司，也成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报业中的“巨无霸”。《广州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深圳特区报》等在组建报业集团前后纷纷到报业控股考察，国内很多传媒也采取各种方式，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和资本市场进行了实验性的结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传媒资本运作体系在不久的将来会诞生。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传媒也有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样板，报业控股的一些运营败例也同时告诉我们，传媒也决不是一和资本市场结合就灵的，经营思路、方向、理念才是传媒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中国传媒人思考。
　　（三）中国新闻媒体能否靠“文化自觉”完成“自我救赎”。
　　改革开放30年后，新闻媒体要进一步发展，自身有三大问题必须克服:
　　1.虚假新闻与有偿新闻。既然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和宣传理念，并获取收益，那么许多媒体从业人员为谋取私利利用它弄虚作假就不足为奇。我们这里所说的虚假新闻，并不光指那些主体事件子虚乌有的报道，还有那些主体虽然存在却故意夸张和隐去某些事实的新闻，或报道与新闻事实相去甚远的新闻，如那些明显浮夸、充满水分的政绩报道，以及一些故意缩小影响的负面报道，如小煤窑爆炸明明死了10人却说死了1人，甚至说没有死人；这些报道半真半假（时间地点事件是真的，数字与结果是假的）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假报道。近些年新闻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没少制造新的神话，如多家媒体集体狂炒的“广州新三毛”、“王洪成水变油”、“神医胡万林”等等，最后都被证明是假的。
　　有偿新闻是新闻界的一种“权钱交易”。一些报刊发行量上不去，广告来不了，为赚钱不惜出卖版面，大量刊登有偿新闻，这些有偿新闻或为厂商鼓吹产品质量，或为某些人鼓吹工作成绩，只要交足了钱，媒体根本不去核实这些鼓吹的内容是否属实，以至于1993年4月23日纽约华文报纸刊出署名文章《大陆记者生财有道》，同年5月10日台湾《联合报》刊登文章《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使得中国新闻界集体蒙羞。正所谓一粒老鼠屎坏了满锅粥。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有偿新闻从势头上有所遏止，但始终未绝迹，形式变得更为隐秘。
　　2.偏离核心价值，媒体转向关注生活枝节或向低俗之风投降。被称为中国新闻学第一人的徐宝璜先生在北大讲新闻学时说，记者要关注大事，“没有事就没有记者，无大事则无大记者”。“大”与“小”的评判标准是事件中所包含的新闻价值。这些年，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的兴起，是中国新闻媒体的重大进步，很多生活中的小事，却可以折射出国家兴旺、百姓心声，折射出一个时期社会的热点和矛盾，折射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有很多媒体却把功夫用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想以隐私和猎奇来吸引读者。如某电视台道听途说某山上有碗口粗的大蛇，就派出摄制组，进行了数天的直播，结果表明是一场闹剧，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是电视台在做秀，而他们恰恰把观众当傻子，不停地渲染，鼓动观众短信竞猜，以期获得信息费分成。为追求轰动效应刊登色情凶杀暴力案件、挖空心思追踪明星绯闻的大报小刊就更数不胜数了。还有些媒体，为了获得广告费，不顾受众感受，大量刊登、播出肝病、性病等内容的广告，内容恶心至极。以至于有读者说现在城市执法严了，电线杆上不准贴的野广告都贴在了报纸的版面上，医疗骗子都变成了嘉宾坐进了电台电视台的直播间。这话虽然难听，可是却值得媒介警醒，不能因贪图蝇头小利而为自己的肌体制造癌细胞。
　　3．新闻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由于新闻媒体的特殊属性与独特使命,它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必然是很高的。一个好的记者不仅要有较好的文字功底，熟悉新闻规律，还要了解哲学（包括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记者具有跨学科的素养。同时还要有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思想，有正确的世界观和道德观。一些新闻界前辈还总结出了彰显新闻传媒专业精神所必备的三种精神——史学家的求实精神，政治家的人文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界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编辑、记者，他们为中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汗水与才智。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媒体市场的专业化、细分化，大量新人加入到了传媒大军中，一些媒体还用起了“民工记者”，这就使得一批综合素质不强的从业人员进入媒体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国记协曾对全国2002名新闻工作者发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18.2%的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未或很少阅读新闻研究或业务刊物；36.5%的新闻工作者承认很少读为思想充电的各种社科类刊物，68.2%的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未或很少读境外报刊……⑥素质的高低不一使他们当中有些人为获取名利不惜制造假新闻，如1980年2月9日《吉林日报》发表的获得了当年度全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的前身）的《钱被大风刮跑以后》就是一例。文章大意是一个青年（文中的“我”）骑车在大街上不小心撞到一个老人，把老人手里的钱撞落在地，钱被风刮跑，就在老人急得大呼时，群众陆续将钱捡起送了回来，而且里面还多了一张，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不小心把自己的钱也放进去了。这后来被证明是假新闻，成为中国新闻奖史上的“第一假”。再如最近某电视台聘用记者为获取轰动效应而制造的“纸馅包子”事件，等等。记者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准则，为个人名利而造假的现象，在中国新闻界并不罕见。
有的记者或为当事人歌功颂德，或为某些阴暗面“捂丑”而直接收受贿赂，如山西繁峙煤矿爆炸案中那些收了红包的媒体记者。还有的记者因为思想深度不够，或阅历短浅，看问题缺乏高度，好发表言论，却时常说错话，说外行话；还有的记者形同官员，走到哪里都要待遇，讲派场，采访作风不扎实，不深入，经常把被采访对象提供的稿子署上自己的名字见报，这样的记者已经失去了自我思辨的能力，形同傀儡。
　　好在传媒的力量在于不懈的思考。中国传媒对这些侵害自身健康的毒瘤有所警醒，一些头脑清醒、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新闻人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这些年他们也在不停地向假新闻、有偿新闻做斗争，不断提高自身队伍的素质，以期拯救中国传媒。
　　（四）舆论监督任重道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大概是新闻媒体实行舆论监督的根本法律依据。温家宝总理曾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失政者在朝野”的古语来表达对新闻媒体向政府和党政官员问责的支持。早在专制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就十分重视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中列举了中国古代舆论监督的四种形式——“谏鼓”、“采风”、“谏诤”与“乡校”，指出古代的统治者都或自觉或被动接受舆论监督，以此明察官员贪污腐化渎职的行为，顺应民意化解民怨，平和社会矛盾。不惟中国，国外传媒也肩负着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责。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可以说，舆论监督是一个国家的免疫机体，它承担着构建和谐社会的预警责任。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先生甚至认为：“传媒和记者成功的一半是监督。”⑦
　　然而舆论监督对媒体来讲却是说易行难。说它难，是因为它要监督的对象都是强势的一方，或是权力部门，或是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经济实体，或是某些权势人物。由于特殊的体制，中国的新闻媒体被套用了政府部门才有的行政级别——国家级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甚至县级媒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都是上级媒体监督次一级行政区划范围内所发生的负面事件，同级媒体对身边发生的那些需要监督的事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有时候想监督，也往往记者前脚刚走，被采访单位就通过主管部门发来通知，以“稳定”、“大局”的名义要求稿件不要刊发、播报。所以时下出现一个怪现象，某地发生了一件负面新闻，国家级媒体和其他省市媒体报得火热，最了解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事发地媒体却选择了集体失语。连敢于坚持正义、勇于为人间不平鼓与呼而有“南青天”之称的《南方周末》，“也很少刊登本地的负面报道而求得立足之地”。毋庸讳言，除《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外，占到中国媒体绝大数的地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是苍白的，它们所刊发的批评报道的比例与正面报道相比少得多。
　　媒体这样做是情非得已。因为批评报道总是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阻力，搞不好记者会挨打，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或牢狱之灾，媒体更会负责人也会受到批评，甚至撤职，媒体更会惹上官司。如河南泌阳县广播电台记者魏家强因采写了一篇批评稿而被开除公职，《福州晚报》记者顾伟因报道“老虎机”而遭枪击，《焦点访谈》著名记者陈耀文湖北被打，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记者被西丰县公安机关进京传讯，等等。在权力的重压下，沉默便成了一些媒体保护自己的方法。甚至有的媒体记者总结出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秘诀，只曝光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件。
　　目前我国的地方新闻媒体多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所办，实行的基本是属地管理的办法。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依法行使权利成为所有机构和个人应当遵循的共同原则。而关于新闻方面法制的缺失，使得新闻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无法可依，遇到问题时缺少法律保障，而被监督单位会利用自己的特权或经济力量,甚至法律手段对抗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又要有所作为,又要防止自身不受伤害。这就加大了舆论监督的难度,也迫使舆论监督的手段更加富有技巧,更加艺术化。
　　（五）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的建树。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赋予了中国新闻传媒独有的发展规律。应该说，西方的新闻发展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多经验，在理论上也渐成体系。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新闻实践是脱节的，无法直接用来指导中国的新闻实践与革新。新中国的新闻发展历史还比较短，虽然有很多好的经验与做法，但总的来说还属于经验体会与实战技艺的范畴，还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很多可贵的新闻探索与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之后，才套用了一些西方的概念、称谓。总的来讲，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还处于滞后的，有时候甚至是失语的状态，这与长期以来新闻界重实战轻理论、研究与教学长期脱节不无关系。
　　总体来讲，中国的新闻理论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它与西方新闻理论有质的不同，但也有相当的交叉。如何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结合中国新闻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已成为摆在中国传媒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注释：
　　①目前全国在广电总局备案的频道约1100个。梁晓涛等《2006：中国电视忧思录》，《现代传媒》2007年第1期
　　② 明安香:《美国，超级传媒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9月第1版
　　③林江、冯玉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6月第1版
　　④《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联合早报编，1995年1月出版
　　⑤王永亮：《百位传媒名家阐发新原理》，《中国报业》2007年第2期
　　⑥昝爱宗等：《第四种权力》，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⑦梁衡：《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3～2004年卷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7》,林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面向新闻界》（增订本）,蓝鸿文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简明中国新闻事业史》,黄瑚 李新丽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党报改革途径新探索》，《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编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第四种权力》,昝爱宗等著,民族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聚焦〈焦点访谈〉》，郭镇之 赵丽芳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成功之道》,袁舟著,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传媒运行模式变革》,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影响中国传媒30人》,徐泓 陈斌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新媒体革命》,陆群 张佳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新中国晚报五十年》,中国晚报新闻工作者协会编,文汇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美国：超级传媒帝国》,明安香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出版大崩溃》,[日]小林一博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版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本文为《守望与叩问—新时期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新闻事件》一书的序言下篇）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