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科   朱德成

　　2003年7月，中央决定，县（市、旗、城市区）不办报刊，已办的要停办，仅对解放前由我党创办的报纸、民族自治县的报纸及民族文字报纸予以保留。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报刊整顿。
　　5年过去了，笔者试以理性、发展的眼光和平静的心态，对中国县市报的发展与整顿做一番梳理。

　　一

　　我国的县市报似乎与生俱来与“治理整顿”无法分离。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国恢复和创办的一批县市报，由于3年的困难时期，因缺乏经济支撑被全面“叫停”。为推进农村的历史性改革服务，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恢复一批县报。到1985年前，中国还只有50多家县市报，十分弱小。当时中宣部提出要“四级办报，四级办台”，在100个县市创办县市报。1990年，全国县市报发展到90多家左右，其中有个别的县市报由于地区升为地市级相应升格为地市报。
　　1995年，全国报业开始治散治滥。当时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县市报有150家。这次调整只是停止了对县市报的审批，并没有对已批的县市报进行调整。
　　1999年，中国报刊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000年底，经上级领导同意，新闻出版总署重新启动了县市级党报的审批。至2001年底，又批了156家。据中国县市报研究会统计，到2003年，全国县市报已达千余家，比较规范的有600多家，有国内统一刊号的286家。
　　2003年7月15日，随着两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发出，中国自1992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对报业影响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全面展开。
　　经过2003年治理整顿，根据2005年7月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共出版报纸1926种。其中，中央级报纸218种，省级报纸806种，地市级报纸848种，县市级报纸54种。现存54种报纸主要是民族自治县党报、晚报及县域专业类报纸。县市党报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了历史。

　　二

　　综观我国县市党报，其至少出现过三个发展高潮：
　　第一个涌潮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当时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县市报，但到了3年困难时期，县市报便全部停刊了。
　　第二个涌潮出现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中宣部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恢复一批县报，为推进农村的历史性改革服务。浙江、江苏、山东、湖北等省的一些县报相继复刊，到1981年上半年，全国14个省51个县市创办或恢复了县市报。1991年11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在江苏宜兴市正式成立了中国县市报研究会。1992年，全国县市报有230余家，1993年增至300余家，1994年增加到460余家。
　　第三个涌潮出现于2000底至2001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县市党报得到进一步发展。1995年，全国报业的治散治滥调整，停止了县市报的审批，当时全国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县市报已达150家，成为我国报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底，经上级领导同意，新闻出版总署重新启动了县市级党报的审批。截至2001年底，又批了156家。据中国县市报研究会统计，到2003年，全国县市报已达千家，比较规范的有600多家，有国内统一刊号的286家，约占地方党报的40%，100余家已成为日报，其中60%左右的报纸都办成了周五刊以上的报纸。然而，县市报的发展从来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发展快的，不仅报纸质量明显提升，发行数量逐年攀高，而且在报业经营上，也获得长足进步，直逼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地市报。另一部分，因质量不高，经营不善，或因无力与当地的大报抗衡而走向消亡，或被兼并。1998年1月，云南昆明地区的10家县市区报被昆明日报社收并；1999年1月，浙江嘉兴地区的3家县市报改为嘉兴日报县市版；湖北襄樊地区有两家县市报改为襄樊日报县市版。

　　三

　　在2003年的报刊治理整顿中，县市报被大面积停刊，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县市报自身过散过滥，良莠不齐。县市报业自律不严，管理紊乱，对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总是避重就轻。当时全国2800多个县（市、区、盟和自治县），基本上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报纸，然而在这些县市办的报刊中，有的虽然冠之以“××报”的名字，但没有固定的编辑部和采编人员，往往由县里某个部门（多为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有重大活动时出几期，没活动时就停下来，有的报纸名称也不固定，其实就是一份报型的活动简报或活动海报。它们绝大多数没有国内统一刊号，拥有“准生证”的县市报在官方2001年底停止申批之前，公布的数字是286家。
　　二是许多县市报不仅在本区域成了中央、省、市党报同台角逐的对手，遭受上层次报刊的挤压，而且近年来，不少县市报本身发展直逼甚至超过了地市报。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2003年在县市报停刊时曾预言，县级党报的取消，在短期内将使地市级党报发行量扩大2～5倍。一位曾长期在地市报工作的老领导曾坦言：过去我长期在地市报工作，对县市报既有“相通相惜”的一面，又有“相克相怨”的一面。说“相通相惜”，因为同是办报人，同为党报工作，遇到的情况、问题、困难、矛盾，大体相同，感受一样，自然会有不少共同语言；说“相克相怨”，是在具体工作中，特别是在发行工作中，两级报纸总是“撞车”，免不了背后要发点牢骚，想点对策。
　　三是县市报定性为党委机关报，决定了其既难以像都市报一样最大限度地走近读者、贴近生活，又难以像技术类报刊一样具有实用性，从而失去了群众的喜爱和支持。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闻报道的方式。比如关于2001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朱基作工作报告的报道，首先说党报，无论是最高级的人民日报，还是最低级的县市报，基本是采用了新华社的通稿，或者说是新华社的新闻写法，时间、地点、出席领导，报告内容摘要、参加人员一应俱全。然而，基层群众，甚至是基层干部，对此难以产生兴趣。
　　在基层，老百姓欢迎的一类报刊是技术类，在农村中就有不少家庭、种植户自发订阅技术类报刊的。然而我们的县市报，不懂技术却大写特写专业技术报道，教农民怎么种田耕地；不懂经济却写经济新闻，教厂长经理们怎么搞经营。自然是“外行人看了哈哈发笑，内行人看了气得直跳。”想要他们喜爱和支持自然也就难了。
　　四是长期以来，县市党报摊派式发行“大树底下好乘凉”，又往往在区域内“就此一家”，使县市党报就失去了活力，往往是“在山吃山”，依靠自身实力并不雄厚的“靠山”——县市委，发文发行和“施舍”广告。

　　四

　　经历过多次反复的县市报人或许会更多关注，县市党报是否能再像以前那样重走复刊之路？
　　笔者认为，县市报的停办，并不意味着县市报概念的消失——停办的只是县级党报。从某种意义上，这场整顿催生了新生的县市区域报。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从报刊拥有的数量来看，中国报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远远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县域行政区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开放性系统，为县市报发展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与中央、省里的宏观决策牵动民心一样，县里的中观决策同样为人民群众所关注。一个拥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口的区域政治经济板块，在客观上是需要具有地方特性的报纸为其服务的。
　　再次，信息需求越来越个性化、独特化。中国13亿人口中，有八九亿人口生活在2800多个县域政治经济单元中。不仅各个县域单元之间在地理风物、种族血缘、历史文化、经济条件等方面千差万别，而且在县域单元与高级单元，如省级、地市级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满足县域政治经济单元居民的信息需求上，还存在着一个较大的市场空白。
　　最后，县市报在为县域单元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作为县域的一种文化产品，越来越受到区域读者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区域内的经济和人文，是支撑县市报发展的两大支撑。
　　有需求就有发展的空间。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的加快，以及文化教育的普及，县域政治经济单元对地方性的县域报纸的需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由此看来，明天的县市报会因需求的呼唤，在市场经济的雨露下，浴火重生。

　　五

　　据了解，现在不少地方的地市报开办了县（市）新闻版，或是地市报又办了县（市）子报。笔者不妨从受众的角度，对未来的县市报作一描绘：
　　1.未来县市报应该是一张面向城乡居民、亲近城乡居民的市民报。县市报纸也要讲政治，县市报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对政治体系认同的前提下，根据新闻传播的规律，进行新闻信息传播和各项社会服务。县市报绝对不应该再办成同级县市委的机关报。县市报应该有高度的亲和力，有丰富细致的人情味，它还应该关注社会新闻，同情弱势群体，监督政治权力，只有这样它才能被乡镇居民视为自己的报纸，视为居民自己的公共论坛和精神家园。
　　2.未来县市报应该是一张立足本土区域、服务区域读者的小众报。笔者认为，县域区域报就要敢于喊出“小众”两个字来，说明是立足本区域，立足服务自己读者的小范围。立足全球，但不是无所不包，只是选择适合本区域的；放眼世界，绝不是全盘照抄，而是立足服务自己的读者。
　　3.未来县市报应该是一张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居民素质的知识报。县市报纸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县城及建制镇的市民和周边的农村居民。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农业科技、商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还经常面临着各种封建迷信思想、腐朽思想和邪教思想等的侵蚀，遭受不明就里的鼓动和宣传，更需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所以，县市报必须充分地发挥其教育职能，充当乡镇居民继续教育的工具。
　　【注：此文引用了原中国县市报研究会、原湖北县市报研究会等单位的一些资料和数据】
　　（作者单位：襄樊日报社；襄樊市襄阳区委宣传部）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８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