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新生

　　数量掩盖了分化

　　对于德国人来说，只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决不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而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以有组织地做法律禁止的事情。在某个学术座谈会上，一位法律界人士这样概括不同国家的法制观念。
　　对于中国的新闻界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30年前，中国的新闻界都是“德国人”，只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最高指示和官方文件覆盖了大部分版面，难得一见的新闻消息，则变成了国家领导人的“起居注”。翻阅那个时期的报纸，仿佛进入了历史的时空隧道，新闻报道与政策宣传、新闻媒体与官方公报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新闻的功能不复存在，而新闻媒体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各种学术性的报纸和政论性的刊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周末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刊物不再刊登官方的政策文件，也不再刊登官方消息，他们要么刊登学术界的“观点新闻”，要么刊登文艺界的“花边新闻”，新闻媒体真正成了刊登“新闻”的媒体。
　　但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伴随着中国政治风向的改变，从1989年到1999年，中国的新闻市场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数政论性的刊物和学术性的报纸逐渐湮灭，而各类都市化的报纸成为中国新闻市场最抢眼的风景。各类党报举办的都市类报纸，依靠广告和发行量独立运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抢夺市场占有份额。为了扩大发行量，许多都市类报纸开始寻找独家新闻；为了能够长期生存，这些报纸开始按照现代化新闻媒体的运作模式，巩固自己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些报纸的共同特点是，从市民的角度制作新闻，把读者喜闻乐见作为报纸追求的方向。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南方一些报纸开始从海外的新闻媒体中寻找报道的题材，然后，根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确立的报道尺度，选取可以继续挖掘的内容，以长篇通讯报道的方式刊登出来，并且配发大量的新闻评论，以新闻策划的方式制造轰动效应。这样的报道运作模式和新闻策划行为，在很短的时期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新闻媒体。这些新闻媒体由于发行量不断扩大，广告订单越来越多，因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行系统和制作体系，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新闻媒体。
　　然而，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传统新闻媒体的运作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许多新闻媒体在市场化改革中折戟沉沙；但也有一些新闻媒体借助于互联网络，重新焕发生机。传统的党报党刊不断推出互联网络版面，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一些独立运作的新闻媒体，则通过互联网络发现新闻线索，并且借助互联网络炒作自己的新闻作品，从而形成了以互联网络为载体的立体型的新闻媒体格局。
　　回顾中国新闻改革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回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历史。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一部分新闻媒体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使得独立的新闻媒体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中国新闻事业改革30年，是一个新闻主体意识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我们仍然强调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但是决策者早已意识到，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新闻媒体不可能代表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在市场竞争中，新闻媒体正在不断地分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新闻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正在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新闻主体相互竞争的新闻市场正在逐渐形成。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对新闻媒体的数量进行数字统计，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看到新闻媒体的分化，没有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只是沉浸在雄居世界第一的出版发行量统计数据中沾沾自喜，那么，就很难把握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脉搏，从而也无法真正对中国未来新闻事业的改革建言献策。

　　市场的成功不是媒体的成功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最早实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新闻媒体负责人已不可考，但是，中国新闻界大多承认，是南方的新闻媒体独领风骚。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南方的一些新闻从业者从港台获得大量的新闻刊物，他们在仔细研究这些刊物的运作模式之后发现，只有获取独家新闻，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新闻媒体特立独行，于是一些南方的新闻媒体在官方的新闻报道中“深耕细作”，把简单的新华社消息，拓展成为通讯报道。这种以类似于报告文学的手法制作新闻作品的模式，使得南方一些新闻媒体一炮打响，他们在知识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南方的一些新闻媒体并不甘心在他人的田地里“拾麦穗”，他们在取得商业成功之后，开始组建自己的记者团队，并且以软性新闻为报道线索，制作自己的新闻作品。这种通过扩大信息量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主动与传统新闻媒体区隔的方式，迎合了一大批具有逆反心理的读者，因而逐渐地拥有了话语权。虽然在新闻制作方面磕磕碰碰，少数新闻媒体甚至多次面临停业整顿的危险，但是，这些新闻媒体始终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在潜移默化中把港台的一些新闻报道手法和价值观念介绍到中国内地，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报道风格。
　　但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当中国进入多元化社会之后，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的影响。在市场竞争的环境里，一些新闻媒体不由自主地投靠投资者，从而形成了面向劳苦大众，但却与垄断集团眉来眼去的经营方式。他们借助于关注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吸引公众的注意，但将大量的新闻版面留给那些投资者的代言人。一个内部消息是，当南方某家都市类的报纸准备刊登读者投诉来信的时候，某个投资者的广告订单将原来的计划全盘打乱。新闻媒体就这样扮演“大众情人”的角色，可是却不自觉地经常溜进投资者的沙龙里。
　　责怪这些新闻媒体是毫无意义的，在市场化的大潮下，新闻媒体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但首先必须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不能不对广告商投桃报李。只不过他们深深地知道，新闻媒体之所以能够扩大发行量，就在于他们必须时刻关注弱势群体，因为只有弱势群体，才会省吃俭用，订阅他们的报纸。所以，他们在向投资者献媚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比如，他们可以为一个当红的经济学家开辟专栏，反复讨论莫名其妙的“仇富心理”；他们可以不着边际地把公众关注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术问题”，从而鼓吹教育当局提高学费。他们就是这样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阶段配合少数富裕起来的人们，进行舆论宣传。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在进行“学术”的讨论，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在极力地迎合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们，从而争取更多的广告订单。
　　中国新闻媒体刚刚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又一头扎入投资者的怀抱，成为躺在资本市场上撒泼打滚的另类新闻媒体。极少数新闻媒体借助于资本市场，横扫千军如卷席，他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通过收购或者兼并的方式，不断地扩大市场的占有份额。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新闻媒体异常繁荣，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喧嚣的背后是万籁俱寂。从文艺明星的花边新闻，到成功人士的衣食住行，中国某些市场化的新闻媒体几乎成了富豪阶层的家庭刊物。少数新闻媒体甚至把自己的版面拱手让给那些附庸风雅的投资商，让他们把自己不着边际的大胆预测刊登在新闻媒体上，从而制造一个又一个新闻轰动效应，扩大新闻媒体的发行量。
　　所以，分析中国新闻改革30年，不能仅仅满足于新闻媒体数量上的变化，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发行量的增加，一些新闻媒体追求市场成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新闻媒体的成功；一些新闻媒体关注弱势群体，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帮助弱势群体。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新闻媒体尚未成年。

　　有新闻市场，没有观点市场

　　从自觉地扮演党的喉舌，不敢越雷池半步,到自觉地扮演资本家的代言人，充当投资者的马前卒，表面上看，中国的新闻媒体取得了独立的人格，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觉，在多元化的时代，虽然媒体上充斥着关于弱势群体的新闻，但是，那些市场化的媒体，只不过是把弱势群体的不幸遭遇作为吸引公众注意的噱头，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伏下身子认真地体察弱势群体的感受，并且采取切实的步骤，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一方面，新闻媒体对投资商和广告客户投怀送抱；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弱势群体播撒廉价的同情，新闻媒体似乎没有了讨伐的对象。然而，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新闻媒体终于发现了一块富饶的新闻矿藏，他们把矛头针对各级政府，把批判政府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的新闻刊物上出现了“华南虎事件”、“政府官员高档别墅”等等一系列新闻事件。这种批评政府的姿态，既符合西方国家的政治常态，同时又迎合了广大公众监督政府的政治需求。所以，新闻媒体不断把政府作为监督批评的靶子，并且从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
　　应该说，中国新闻事业的一切都来之不易。在批评政府的过程中，一些新闻记者勇往直前，敢于担当，针砭时弊，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也有一些记者从批评政府中发现了特殊的“商机”，看到了当前政治体制的软肋，所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与政府官员讨价还价，把新闻报道权作为绑架勒索政府的最好“人质”，不断从批评政府中获得好处。所以，在中国新闻监督中出现了特有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异地监督”现象。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笑谈，南方的新闻媒体只知道“异地监督”，而本地的新闻媒体只知道“窝里斗”。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执政者的某些无奈，但也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中国当代的新闻生态——中国新闻媒体热衷于批评政府，但还没有真正形成观点市场，少数新闻媒体在市场和政治双重压力之下，正在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赢得观众的喝彩。换句话说，中国有了新闻市场，但还没有产生真正的观点市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独立表达政治意见的新闻媒体在中国尚未出现。
　　从缺乏真正的新闻，到逐渐形成了新闻市场，中国新闻改革30年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回顾这段历史，特别是回顾中国新闻事业近十年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在新闻媒体滚雪球般不断增加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尽快培养一批具有独立人格、具备新闻职业素养的新闻从业人员。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闻市场，而没有看到弱势群体被不断边缘化的危险，不努力创造健康的新闻舆论环境，让弱势群体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中国的新闻事业改革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国家市场化的成功经验，但同时又要看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变革对新闻媒体的特殊要求，不断地扩大新闻的覆盖面，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新闻媒体应当克制自己的市场扩张冲动，并且主动地拿出版面，为那些劳苦大众提供发表意见的空间。
　　回到文章开头，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的新闻媒体都是德国人——只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闻媒体都是美国人——决不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而到了本世纪，一些新闻媒体开始成为意大利人——正在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有组织地对弱势群体“犯罪”。什么时候中国的新闻媒体才能幡然悔悟，真正为劳苦大众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呢？
　　（作者为湖北省法学会传播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