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学术顾问  童  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仅直接反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且有力地开启了全国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解放的呼唤下，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发展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有了可喜的进步。

　　改革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亟待回答

　　中国新闻改革最强大的推动力，来自亿万民众和时代发展的需求。“文革”结束之初，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新闻传媒还是抱着“阶级斗争为纲”不放；蓬蓬勃勃的经济建设大潮激励着每个炎黄子孙，可是媒介上仍然没有经济新闻的重要座次；广大群众以极大热情建设新生活的壮丽画卷急切地等待着记者去描绘和反映，但是报纸的篇幅和电视的屏幕依然是领导人的日常活动和无穷无尽的会议报道。对于这一切，群众是有意见的。他们在充分肯定新闻传媒粉碎“四人帮”后的进步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传媒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人民期待记者去找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活动、欢乐、忧思能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期待着能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进行无情的鞭挞，期待着读到色彩鲜明、清新爽朗、可信可亲的作品，期待着新闻传媒能在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系列期待，汇成推动新闻改革强大的动力。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海外新闻传媒为人们提供了评价和修正中国新闻传播活动新的参照系，广大群众和几十万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念也得到一定的改换和更新。他们不仅看到我国新闻传媒的优势和成绩，也逐步发现了新闻传媒以至新闻政策的缺点和不足，敢于大胆地呼唤改革，主动地推动和参与改革。
　　在种种压力的推动下，新闻界开始了一些改革的尝试。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不排黑体字，以后各报争相仿效，遂成惯例。在此之前的5月1日，《光明日报》已告读者将实行改版。随后一些报纸开始倡导短新闻、快讯、今日讯和昨日讯。但是，新闻界刚刚启动的新闻改革遇到强大的阻力。当有人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命题提出质疑时，却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当有人提出报纸有商品属性时，遭到不少文章围攻。当党报刊登广告时，更有人把它同“向钱看”相提并论。当新闻价值、趣味性、新闻自由、民意测验、舆论调查等新闻传播观念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出现在一些论文上时，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非议甚至非难。当“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泊来的新概念出现在党或政府重要文件初稿上提交专家讨论时，有多少人为之欢欣雀跃；而当这些文件最后公布时不见了这些新名词时，又让多少专家失望沮丧。
　　应该怎样建构新闻改革的目标？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评价标准应该怎样调整？如何看待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新理念和新原理？如何评估过去几十年从延安和从前苏联继承的新闻理念和新闻政策？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摆在高校新闻传播学理论工作者面前，要求他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回答。这种思考、探索、回答的紧迫社会需求，是学者们理论创新的动力。

　　破解理论难题要求研究者碰硬攻坚

　　在新闻改革展开不久，一些新闻界领导人对“文革”的深刻教训进行反思时提出，新闻界怎样才能跳出“党委犯错误，新闻界必然跟着犯错误”的怪圈？有人提出一个“良方”：用人民性来制约党性。问题的提出最初起于《人民日报》对“两个凡是”的抵制。由于《人民日报》突破常规，违背华国锋等人的意图，编发一大批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稿件，受到华国锋和宣传口领导人的批评。批评者曰：《人民日报》没有党性。被批评者辩之曰：我没有你的党性，但我有我的个性，也就是人民性。这样，就将党性同人民性对立了起来。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吸引了全国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批评了“党性来自人民性”的观点。按唯物史观的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应该来源于无产阶级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因此，说“党性来自人民性”，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一点，参与这场讨论的多数人已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不赞成“党性就是人民性，没有必要讨论人民性”的看法，更难以接受“人民性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概念”的观点。后来，“人民性”的讨论居然成了禁区，连学术研讨会都不许公开讨论。
　　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初，讨论“人民性”，讨论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等问题，是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胆略的。但还是有高校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研究工作者，非常认真，也相当大胆地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指出，所谓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就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新闻事业的地位、性质、任务、作用等总的看法和纲领性意见，是无产阶级党性在新闻事业中的体现，它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或主办的新闻舆论工具在新闻实践中贯彻和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要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思想上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以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新闻工作的准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闻宣传的根本指针；第二，在政治上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使之成为亿万群众的实际行动；第三，在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新闻宣传工作纪律。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理所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意愿，表达人民的呼声，履行人民的监督，并且自觉地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文风。他们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称之为新闻事业的人民性。
　　至于新闻事业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党性与人民性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主要由于，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的利益就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来说，完全可以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听党的话和听人民的话的统一。然而，在新闻工作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领导机关满意的一些重要稿件，群众不见得称赞；群众喜欢的东西，领导机关却不欣赏。出现这种不一致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党的方针政策需要在人民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自觉贯彻也要有一个宣传说服、逐步接受的过程。这就是说，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是在新闻实践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地得到实现的，它是一个很长的、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双方共同完善，又需要每一方自我完善。这种情况表明，为了在新闻实践中使党性和人民性真正统一起来，战斗在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要做的工作，正是使这种现象上的不统一走向真正的、完美的统一。①
　　上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及其观点，今天看来可能相当肤浅和极其平常，但在当时是一种冒尖和越轨的行为，这些观点和提出这些观点的当事人都受到过指责和批评。由此可见，不批驳和革除陈旧、错误的新闻观点，新闻理论就无法创新。这里再举一个讨论新闻商品性的例子。
　　新闻媒体有无商品性？新闻作品有无商品性？曾经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禁区。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后，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不可不讨论清楚的一个问题。由于对过去的批判仍心有余悸，学者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十分谨慎小心。首先，他们要冲破禁区，给新闻商品性下一个定义。他们说，新闻商品性指的是新闻在流通过程中所具有的商品的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通过买卖关系为受众所收受，受众为此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新闻撰写者由于付出了自己的劳动，要求收取一定的报酬，记者以工资形式获取，社外作者以稿酬形式收取。在中国，由于广播和电视（无线）暂不收取收听金和收视金，新闻媒体的商品性暂时还只是指报纸的商品性。报纸的商品性，指报纸在社会流通过程中所具有的商品特性。读者支付一定量的货币取得报纸，报社投入一定成本生产报纸，经销售而获取利润。报纸不是白纸，它之所以成为新闻纸，主要由于纸上印有新闻。因此，报纸的商品性，不同于白纸的商品性。报纸的商品性，主要是由印在其上的新闻及其商品性所决定的。无视新闻及其商品性，却又肯定报纸有商品性，那这种所谓的商品性同白纸的商品性又有何异？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其次，为了把报纸和新闻的商品性阐述得更清楚、更准确，学者们对这种“特殊的商品性”从几个层次进行分析，强调“新闻作为精神劳动的成果”，其生产与流通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新闻是以意识为主呈现的商品。一切商品都包含着两种形态：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商品的生产，不仅凝聚着劳动者改变物质形态所付出的劳动，而且还倾注着劳动者一定的意识。所不同者，只是一些商品以物质形态为主呈现，如皮鞋与面包，而另一些商品则以意识形态为主呈现。马克思就曾言及，书籍、绘画、雕塑、消息（即新闻）、书信、电报等，都是一种商品。
　　第二，新闻是以智力劳动为主生产的商品。任何商品，都同时是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共同运作的产物，只是有的以体力劳动为主而生产，有的则以智力劳动为主而生产。新闻就是一种以智力劳动为主生产的商品。
　　第三，新闻是以信息服务为功能的商品。商品分为生产型和劳务型两种，各种服务也是一种商品。马克思说，这种服务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像商品的卖者和买者的关系一样。新闻向买者提供的不是实用的、物的满足，而是一种信息服务。
　　第四，新闻使用价值的实现有着特殊的作用机制。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很少受到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而以意识为主的商品则不然。比如新闻，它的使用价值，包括信息价值、宣传价值、审美价值等，无一不受到一定时期传播环境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研究者是多么努力，又多么谨慎地想把“新闻是商品”这样一个在经济学看来是普通的常识，而在新闻学这里却是十分敏感的命题讲清楚，实际上讲得也相当清楚和准确了。但这些观点在当时也还是受到了批评，并被上了“简报”。正因为有这样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工作者，他们有一定的理论责任感和理论创新的胆略，才能在那种氛围中去碰那些敏感的课题。如果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30年有一些理论创新成果的话，那么应该说，同学者们具有这种敢于碰硬攻坚的理论进取精神是分不开的。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学者谋略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世界发展趋势之一。在各种形态的全球化进展中，经济全球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最为严峻。对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成功应对，是中国新闻传媒改革的成果之一。而对全球化进程深入考察，为中国新闻传媒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理论支持和谋略资讯，是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之一。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概念一般指开放的世界，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实现着整体性的经济发展和变动；具体指随着全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调整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市场正在加速形成。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从全球化经济大局出发，规划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目标。
　　经济全球化冲击、影响着各国文化的消长、开放和融合。其中突出的趋势，是富国文化向穷国文化的倾泻。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披露，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英语在互联网上的优势是其他语言无法匹敌的。UNDP的报告还指出，从新德里到华沙和里约热内卢，耐克、索尼等全球品牌的蔓延树立起新的社会标准。据中美达成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美国每年可以向中国出口20部影片。伦敦经济学院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说，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冲击表明，世界坠入了一种崭新的全球秩序，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UNDP的报告还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已失去了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展开了全面的改革。1986年，中国提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这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所作出的战略决策。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成功“入世”。这15年谈判，使中国学到了许多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对于中国借鉴国外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加快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15年，也是中国走近世界，融入世界，同经济全球化不断接轨的15年。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新闻文化建设有所突破，取得新的进展。这15年，又是中国新闻传媒强化自身，应对西方传媒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15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环境中，为中国传媒的入世应对寻找谋略，为学科自身建设调整结构和优化素质。可以说，中国争取入世的15年，同时又是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调整壮大的15年，是出成果出人才的15年。
　　中国加入WTO的最初几年，总数逾万的中国传媒面对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总的态势是：中资传媒整合紧锣密鼓，外资传媒进入得陇望蜀，建章改制呼声与日俱增，新闻竞争浪潮风起云涌。
　　还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狼来了”的呼声已响遍中国新闻界。为应对外资传媒进入，以“把自己由羊变成狼，对付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西方之狼”为主旨的传媒整合与集团化四处展开。加入WTO之后，整合与集约力度不断提升，传媒规模迅速扩张，传媒集团化成为加入WTO八年来最重大的体制改革举措。适应传媒集团化的需求，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出版了上百部专著，提供了许多有见解的调研、资讯和建议报告。
　　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外资传媒不断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是中国入世以来最具挑战性的传媒竞争态势。广电传媒先声夺人，平面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的进入也争先恐后。对外资传媒的背景研究及其运作机制的深入考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又一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多，挖掘之深，令中外学人关注。
　　在中外媒体的角逐和博弈中，对中国政府的角色反思和传媒政策的调整，也是学者们研究的课题之一。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东亚经济管理模式，政府主导经济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等传统领导经济工作的做法，在加入WTO之后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在新闻传媒业，各种行政性垄断，诸如地区封锁、行业霸占、内部新闻自由的限制，越来越成为新闻出版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学者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不少可操作的改革建议。
　　传媒业作为国家的“软资源”，是以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基础产业为发展条件的。入世以来，一系列同传媒业相关产业的腾飞，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首先是广告业的发展。广告收益是现代传媒的血液。在中国这样的传媒业集约化程度相对较低、传媒赢利手段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广告业的飞速发展，为传媒的增长安上了翅膀。其次是信息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传媒业的腾飞提供了技术保障。卫星信号传输技术的进步使电视和广播节目有了更为优质的载体，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各种介质的传统媒体实现了信息传递的现代化。手机短信更使这一小巧灵活的信息载体成为人人爱不释手的“第五媒体”。再次是彩电业、印刷业、交通运输和物流业的大发展对传媒腾飞的支持。彩电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为电视的普及提供了物质保证。数字电视传输技术使电视传媒在传播手段上更上一层楼。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平面媒体的快速印制不再困难。交通运输和物流业的大踏步发展，为书报刊的快速传递装上了“飞毛腿”。最后是金融业的发展。以银行业为核心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的建成和发展，使传媒业腾飞中的资金瓶颈得以破解。2000年以后新创办的报刊，不再需要政府投一分钱。上述许多产业发展的事实表明，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时机，我国许多经济部门有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些产业的支持下，中国传媒业获得了实现腾飞的经济力的巨大支持和科学技术的有力保障。对于这些同传媒业相关产业发展的研究，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同时也因此而推动了广告学、发行学、编辑出版学、媒介经济学等新闻传播分支学科的发展，并推出了一批有水准的专著、论文和教材。
　　对照经济全球化以及WTO规约的要求，中国新闻传媒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存在着许多难以适应的地方。对体制和机制的分析、批评以及改革建议，是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们最为关注也最为努力的重点课题。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虽已起步并有了部分成果，但总体上仍缺乏有科学理论架构、能够引领体制机制改革瓶颈突破的学术成果。对此我们只能说，来日方长，任重而道远。决战传媒体制与机制的突破，是今后最重要的目标。理论工作者要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进一步解放思想，群策群力，贡献自己的知识、胆略和智慧。
　　注释：
　　①参见童兵：《党的喉舌，人民的讲坛》，载《新闻与写作》1987年第6期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与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