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秀平

　　2005年5月12日，《天府早报》刊出题为《悲情捐肝事件欢喜落幕 捐肝少女淡看风云》的文章（以下简称《悲情捐肝》），它在简略回顾了事件的背景后，记录了记者采访罗玮和她的父亲的谈话经过。记者提问：有人在传，说你们家收到20多万捐款。你说你救了廖红霞很高兴，那收到这20万捐款会不会让你更高兴？你家乡相关部门正在组织欢迎会，你成名人了——成名人的罗玮还会是那个淳朴的女孩子吗？人们在议论你们家收到多少捐款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记者的提问全部是围绕着钱和名，从十分低俗的视角对当事人的高尚行为进行质疑。
　　在《悲情捐肝》一文中，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记者带有暴力色彩的提问。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为“语言暴力”。暴力是攻击行为的一种形态，它专指造成他人身体伤害及心理伤害的行为。从狭义上看，所谓语言暴力，是指用欲通过不合逻辑、不守法度的不公正的语言，孤立和剥夺他人的某种权利，对他人的人格、情感造成伤害的行为，这是语言霸权的表现之一。在这里，话语不合逻辑是指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违背语言交际的伦理和原则。
　　语言暴力又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的语言暴力，是指语言在意义上的暴力指向明确，多以语言的攻击性强为表现。生活当中的骂人可为例证，而这些骂人的话语也出现在了我们的媒体报道当中，有个关于范志毅的新闻报道，其大标题竟然是《大将军死了，现在已经无蛋可操》。而隐性的语言暴力，其内容则未必涉及暴力因素，但语言的使用者试图强行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他人，因而这种语言总是作为一种“公开的独白”，而取消倾诉和对话的可能。可见，隐性的语言暴力的实施者多在思维逻辑上动脑筋，所以更为隐蔽，较难察觉。孟子就极为反对杨朱的“人人为自己”和墨翟的“兼爱”思想，他在《辟杨墨》里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句话能千古传颂，大概也全赖孟子的语言暴力玩得漂亮。①
　　有人说，和平时期语言成了最大的暴力，媒体就是语言暴力的最大载体。翻开我们的报纸，打开我们的电视……我们总能发现语言暴力的存在。《看谢亚龙如何收拾阎氏烂尾楼》、《阎世铎的政治花腔与概念偷换》……目前国内不少媒体正在施展着语言暴力，而记者对这种语言暴力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语言的暴力反映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道德及文化的嬗变，也是精英文化势力衰弱和市井文化高涨的表现。②金庸先生在谈到文字暴力时，也曾指出文字暴力不单单是文字的暴力而已，这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放弃了优雅的文化。
　　记者提问的方式同时流露出对于新闻当事人作为“人”的漠视，面对这样的提问，面对以卑俗挑剔的视角去审视他们的记者，当事人除了感到羞辱和百口莫辩的尴尬，还会想到什么呢？这时，我们发现，由于缺少必要的制衡，媒体的一些记者作为语言暴力的拥有者，实际上确信自己认识到一个毫无疑问的正确的社会模式，无论是基于认知，还是基于有约束力的天启。③但是这种认知，除了伤害了被采访对象之外，也使受众赋予媒体的社会监测者和“灵魂的工程师” 的角色受到了质疑，使社会文化的基础产生了动摇。 鉴于语言暴力带来的种种危害，我们呼吁：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制止语言暴力的蔓延，进而杜绝新闻报道中的语言暴力。
　　首先要加强行业管理，完善媒体监督制度。媒体职能部门应该建立定期阅评制度，对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中的语言暴力，及时提出警示。另外新闻行业协会等机构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对媒体的新闻语言加以监督。
　　其次，培养新闻媒体的耻感意识。耻感意识是指出于自律面对过错所产生的一种耻辱感。耻感以一种自觉意识并从内心赞同为合理的价值规范存在为前提，在一般意义上产生于针对自己所做，或与自己行为相关的事件的自我否定性评价。对耻辱的恐惧是高尚的发端。④采写《悲情捐肝》的记者，他的提问有蓄意伤害新闻当事人之嫌。记者可以感觉到罗玮回答问题时的不快与无奈，但记者仍然坚持自己的提问方式。并且我们可以感到，记者对自己的“独家角度”缺乏自知之明，这样的记者就属于耻感意识缺位的一类。
　　耻感是一种道德意识，并不简单等同于罪感。它表明主体反思能力的存在，是良知、责任、义务感的特殊存在方式。⑤耻感产生于一个人（包括以集合体形式存在的个人）的自我批判。它至少表明一个人心中存有某种善良的种子，他为自己或他人的罪恶而感到可耻，甚至以一种心灵遭受痛苦、磨难的方式反抗罪恶。在这个意义上，耻辱感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的希望。唯有耻辱感才能使人具有真正的自律精神。当媒体有了自律，新闻语言暴力势必会得到遏制。
　　再次，加强公众媒体素养的教育。西方社会很注重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澳大利亚从中学阶段就开有媒介素养教育之类的选修课程，通过教育，教会社会公众如何利用媒介，如何对待媒介的各种报道，如何有选择性地吸取媒介信息，具有基本媒介素养的社会公众就能够甄别媒体的各种带来负面效果的信息。⑥如果媒介的公众素养日益提高，那就可以从受众市场这个角度来抑制新闻语言暴力的存在和发展。
　　借用福柯的说法，语言的天真无邪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作为权力的手段。新闻媒体只有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权利，而没有根据一己之倾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权利，更没有实施语言暴力的权力。从《悲情捐肝》一文可以看出，记者的提问自始至终都是在强迫罗玮接受他的逻辑和判断。这使罗玮一直处于被动的防卫状态中。无疑，记者的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中越来越稀有的英雄式人物造成了心灵的伤害。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已受损伤，我们的精神家园已遭破坏，新闻媒体的工作者再也不能忽视自身在语言使用上的责任和义务了。

　　注释：
　　①涂莉琼：《城市报语言暴力分析》［Ｊ］，《新闻前哨》，2005年第2期
　　②刘宝俊：《社会转型时期的语言污染和文化暴力》［Ｊ］，《湖北社会科学》，2005 年第8期
　　③］[德]京特·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31页
　　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87页
　　⑤马克斯·舍勒：《论害羞与羞感》［Ｊ］，《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64-165页
　　⑥肖红波：《体育新闻中的语言暴力》［Ｊ］，《新闻知识》，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