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学东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希望。                     ——题记

　　任何时候媒体皆不会自外于社会之外，社会的变化同样会通过媒体折射出来。与2006年的平淡无奇不同，2007年的中国传媒业与中国社会一样，天上地下，东西南北中，热点纷呈，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引得社会性的整体狂欢，用《新周刊》的话来说是全体性“假嗨”，最终搞得传媒人和社会大众一样地神经麻木了，而且，这麻木还更多是媒体的杰作。
　　然而，纷呈的社会热点并没有使得媒体整体报道质量和媒体整体经营得到明显提升（当然也有例外者），个别媒体个别报道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媒体行业的失落，整体上看2007年的媒体业是令人沮丧的。
　　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媒体的失败，媒体人的失败，更是一个社会和国民的整体性失败。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本该抓住难得机遇的媒体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被迫放慢了调整向上的步伐，传统媒体尤其如此。

　　一、媒体市场持续向好

　　这是我第一次把市场放在年度盘点的第一位列。虽然政治和政策依然对媒体有巨大的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依然左右着媒体的命运，但在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15年之后，与其他行业的发展一样，真正能对媒体更长远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不再是政治，而是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偏离这样的轨迹。市场经济中，只有钱足够多，时间对他而言才是平等的，有价值的，当年熊晓鸽曾经这样说过。
　　虽然以互联网为背景成长起来的一些新媒体继续高奏凯歌，但传统媒体也有了与前些年的恐慌症不太一样的地方，也许是见怪不怪，也许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理，也许更多的是市场好转的强心剂，总之，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漫步在分割的市场上（或者说继续在温水中鸣唱）。
　　不管怎样，在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带领下，媒体市场（包括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正在持续扩大中：虽然缺乏具体的数据佐证，但成功的媒体都分享到了市场向好的红利——广告市场持续扩大，消费者市场持续扩大。向上的过程也是自然增长的过程，但毫无疑问，政治概念和奥运概念也是支撑着这种向上过程的心理力量。当然，市场竞争中，市场的向好并不意味着普惠模式的出现，谁能在持续增长的市场上夺得更多的份额，取决于媒体自身的努力。我们毫不怀疑，在这一过程中，该死的一定会死。
　　只有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传统媒体才能强化玻璃般脆弱的品牌，同时积蓄未来转型的力量；新媒体才能建立品牌，同时在不断革命的新技术冲击下迎接来自更新的力量的挑战。一句话，只有在市场中自身做强大了，才能在市场和政治的夹缝中如鱼得水。

　　二、突破的力量

　　道义只是维持了隐性且具韧性的价值。对道义的坚持必然遭遇单调乏味，甚至被埋没、孤独、没有喝彩的命运。在一个喧嚣的媒体时代这是很可怕的。因此，对道义的坚持从来只是一小部分媒体的特权，因为坚持需要的品质不是所有人所有媒体都能够具备的。但吊诡的是，很多真正突破性的力量可能不是来自道义，而是利益和技术。
　　2007年媒体在传播信息上有很多突破，比如“厦门PX事件”，突破的背后是当事者的利益和这些年信息传播手段的跃进。假如没有传播手段的革命性变化，“PX事件”也许会像过去许多事情一样被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尘封。再者如“黑砖窑事件”，从上个世纪末的被曝光到今年这次更大规模的声讨，在道义之外，没有技术手段的变化，跨地域的监督和声讨也难以形成对责任者的约束。这可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黑砖窑的持续揭露的结局形成鲜明的对比。
　　幸运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不仅拥有了经济的增长和教育的提升，我们还学会了新的技术手段。要知道，传统的管治方比我们更难跟上时代的变化。相反的是，技术于社会大众而言，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太高的门槛，尤其在技术被商业化后，它使传播信息的价值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急剧放大，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现代技术的进步除了现实的需要外，同样是商业化的产物，很多进步是商业资本催生的。进步就这样一点点累积而成。
　　然而，另一种吊诡是，新技术在帮助媒体获得突破力量的同时，也在瓦解着媒体既往的权威，成了媒体的掘墓者——它使社会大众逐渐放弃了对媒体的尊崇，使自己获得过去只有媒体才拥有的权力。要知道，对信息的垄断曾经是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石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

　　三、整体性焦虑症

　　2007年10月底，在武汉，我跟同事开玩笑说自己患上了焦虑症，总觉得有那么多事情来不及做，恨不得多长几双手，把时间掰开。那是因为对成功的迫切渴望。其实这个行业里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媒体比我和我服务的媒体更期待成功，焦虑症是普遍存在的（当然也有例外者，例外者一如既往地向广义的专业主义靠拢，低调务实）。好在我这么多年也学会了自我调适。
　　在一个理想主义破灭了的浮躁的社会里，金钱权势成了人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人人渴望快速成功。而社会也提供了各种快速成功的机会：贪黩、偷盗、转移资产、股票、VC等等。社会的病症自然会影响到媒体，媒体焦虑症正是这个浮躁的社会产物。
　　因为对成功的迫切渴望，媒体除了积极报道各种社会现象外，甚至还超越了应该恪守的边界，忘乎所以地参与和操纵新闻事件。无论是“纸馅包子”还是中国新闻奖的丑闻，还有“杨丽娟事件”、“史上最毒后妈事件”、“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洪金宝死亡事件”，抑或其他，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焦虑症的集体发作。其后果是，他们正在摧毁媒体原本就很脆弱的正面影响力。
　　英国记者协会秘书长Jeremy Dear2007年11月在该协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上表示，“今天，让英国新闻界，甚至整个欧洲新闻界都面临最大威胁的不是高科技，不是新媒体，而是那些将新闻当成商品的媒体经营者。那些人所关心的只是公司的利益，而不再是新闻的价值。”这些话不仅对欧洲媒体的老板们是个警告，对我们同样如此，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往往是后发而先至。当然，悖论永远都存在。

　　四、记者之死与民工命

　　每年国际记者组织都会公布当年度死亡的记者人数，我想，在这一个数字中，肯定不会包括兰成长这样的人。
　　中国有太多兰成长这样角色的人，他与所谓记者的差异就在于他领有另外的任务却没有那张纸。我曾经听我们的记者介绍过，在山西，在河南，矿老板们的马仔们像赶狗一样赶着我们那些大大小小媒体的记者们排队队，吃果果，发封嘴的红包。
　　兰成长及其背后的媒体们自然有难以推卸的过失，但毕竟人命关天。在今日中国，揭黑幕者向来命运多舛，纵使是金刚不坏之身，恐也难逃各种圈套，更何况本身就有瑕疵。兔死狐悲，同行为自己着想，替兰成长抱屈，那是自然的，更何况，即使在法律上，单纯的敲诈勒索也难以构成死刑的要件。但社会上总有那些政治的商业的力量，不是把精气神放在更该关注的事件上，而热衷于盯着媒体，放大媒体的问题。其实“兰成长事件”，套用展江的话说，应该是“假记者，真问题”。
　　被当作“无冕之王”的记者曾经是多少人的梦想，至今多少年轻人还在编织着这样的绮梦。其实，真实的记者的命运并不如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么光鲜。遭遇挨打、非法拘禁等命运的不仅仅是那些小媒体的记者，也包括那些牛皮烘烘的“主流媒体”和名报大刊。比如“凤凰塌桥”事故中，大报记者被打便是一活生生的例子。不唯如此，在很多媒体中，恐怕连正常的国家规定的保障也难以实现。君不见，那些平常替别人抱不平的媒体们，一看新劳动法将要实施，不是忙着宣传并落实这个法律，而是忙着考虑如何辞退员工的么？
　　对一个基本依靠人的发展而提升的行业来说，其主要创造者却得不到基本保障（甚至包括生命），这本身就很荒诞。不自律，真的无以言责任。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问我2007年读的书最有印象的是哪本，我说《乱世飘萍》，无他，因为共鸣而已。
　　需要提醒的是，对那些梦想进入媒体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做个真正的有良知的记者，必定要经历炼狱的考验。

　　五、假新闻真问题

　　假新闻是2007年中国传媒界的一个突出话题。尤以“纸馅包子事件”引人注目。
　　假新闻年年都有，原因也各异。电视上说有“纸馅包子”时，我正在北京。太太跟我提起，我只是“哦”了一声，因为造假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药、油、醋、酒等都有假的，假包子又算什么。只是没曾想一个包子的风波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闹得如此之大，不仅当事记者入了监狱，而且连累北京电视台众人。
　　展江的评述一语中的，说是“假新闻，真问题”。要知道，构成媒体的人和思想也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当全社会都充斥着造假的风气，非要媒体出淤泥而不染，独善其身，恐怕也是对媒体太高的道德要求。这样说并非要为造假者申辩，造假者理应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回过头来想想，我们有多少模范或正面典型是被政治的需要人为拔高了？这算不算假新闻？又有多少重大事件在“大局观”的引导下被部门或地方政治和商业利益遮掩了，这算不算造假？
　　自然，我们不能用他者的行为失当为自己的过失辩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真相暴露于天下的环境，这样才能最终压缩假新闻的生存空间。
　　再怎么努力甚至打击，2008年假新闻也还是难以绝迹。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实事求是的看法。治标显然不能治本。

　　六、裁判臆想症

　　在中国，各色人等都喜欢指手画脚当裁判。媒体自然也不例外。不过2007年媒体的裁判臆想症犯得比较厉害。
　　我毫不怀疑，媒体是有立场的。这种立场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媒体对一个事件的评判，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也要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
　　2007年大大小小的是是非非中，我看到了许多媒体从最初的报道者逐渐演变为裁判的过程，无论是兰成长一案，还是“最牛钉子户事件”，抑或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华南虎事件”，等等。虽然与一些强势的政治和商业力量相比，媒体的力量还稍显单薄，但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媒体构成的世界里。很多事情，可能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在热闹的场景中，冷静并不代表迟钝，相反，冷静之于媒体，是比勇气更珍贵的品质。
　　从2003年起，我一直努力对自己说，基于个人的立场，我对于自己认同的价值取向会大力去追逐甚至为它鼓与呼，但对具体的事件，一定要坚守边界。否则客观上很容易成为对手的卧底。
　　千万不要忘记，媒体不是裁判者，它就是媒体，一个有立场的信息中介。

　　七、互联网的胜利

　　2007年是互联网胜利的一年。虽然各大门户网站新闻摘编越来越向传统靠拢。
　　互联网有效地帮助传统媒体传播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突破了异地采访的制约，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使黑暗无所遁形。可以说，2007年的诸多事件中，从传播角度看，互联网居功至伟。从“兰成长“到“纸馅包子”，从“黑砖窑”到“最牛钉子户”，从“济南特大暴雨”到“华南虎”，到其他，网民借助互联网，深度介入其中，对于问题的揭露和解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至今互联网还没有那一纸采访证件，但对于事实的披露，却也不是仅靠一纸证件所能完成的。当然，目前互联网的胜利还是离不开传统媒体这个“蓝领工人”的辛劳。

　　八、媒体改制上市热

　　2007年中国媒体形成了一个改制上市的小高潮。《机电商报》改制成企业，《解放日报》成为新华传媒大股东，粤传媒、辽宁出版上市等等。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访问时，对媒体改制和上市的政策作了明确的表述，其开放程度远超当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高潮时所确定的底线。毕竟不再是试点，而是正经八百地干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制上市的好处才会降临到一般人的头上。反正，我从来不想，想了也是白想。
　　显然，在目前的体制下，上市并不能真正解决媒体业遇到的核心问题。但毕竟，上市也可以从其他体制方面对现有的制度产生挤压，比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比如对市场的理解方面，同时还能套取大量资金。
　　退一步说，在传统体制下，改善员工福利，要承担的风险可比上市公司大得多。

　　九、禁令癖和法制进步

　　转型期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触及坚硬的内核，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但是，凝聚力量的手段却还是传统的，防止杂音、对舆论进行总体把握是用顺手了的办法，也是成功的经验。
　　2007年公开报道的禁令最多来自于广电总局。在我看来，有些禁令很有道理，有些禁令虽有道理但在程序上不当。回过头来说，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中，禁令能够压制自己下辖的媒体，但并不会消除现存的社会现象。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打击压制了自己的“子弟兵”，而给“子弟兵”的对手更大的成长空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先例。
　　在频繁的禁令的另一面，我们还是看到了这方面法律的进步。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先前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性事件信息的规定。信息的发布和透明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媒体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肯定。草案原来关于“违反规定”的表述含义不清，有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的借口，不利于媒体对其谎报瞒报开展舆论监督。
　　另外，2007年还通过了信息公开化的条例。就在年底，有关部门的发言人称，有关外国记者奥运报道的规定在奥运结束后也有望持续。
　　虽然，很多媒体从业者还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但它毕竟会对相当多的媒体从业者提供帮助。
　　当然，媒体并不一定能够马上从这些法律条例的制定中受益，但长远看，这是必然的。所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十、从“中国梦”到“美国梦”人人都有梦想。

　　300多年前，当英格兰移民乘坐着“五月花”号横穿大西洋来到马里兰，寻找一块清教徒能居住的“净土”时，“美国梦”(American Dream)已开始悄然萌芽——这块地方会给来自全世界每一个人均等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没有显赫的家世和背景，人们也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与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同样有自己的“中国梦”。今天的“中国梦”，从国家层面来说是“国强民富”，对个体（包括组织）而言，意味着自我的实现，包括商业上的。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梦”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丰富起来，其实质就是抓住中国社会发展的机会，实现自己对成功的追求。这是一个时代的梦想，这与“美国梦”如出一辙。无论是那些上市的媒体，还是《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传达的不再是“中国梦”，而是“美国梦”。
　　历史上的“中国梦”本质是家国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在不行，带着梦想投湖自尽。历史上的“中国梦”正在与诸多传统一样消失。
　　刘仪伟拍了个电影叫《命运呼叫转移》，我没看过，套用他的名字，今天中国传媒业传播的主要价值观，也可以说是“梦想呼叫转移”，从“中国梦”转到“美国梦”。
　　喜耶，悲耶，各人自己品味。
　　（作者为《南风窗》总编辑，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