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欣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这个词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几十倍以至上百倍，“经济”已经取代了“政治”成为媒体日常报道离不开的中心词。然而，问题是，报纸上的经济报道常常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通俗易懂又有启示意义的经济新闻在今天经济热潮时代实在是太少了，这是一个值得媒体人高度关注的大问题。

　　经济新闻的常见问题

　　笔者认为，现在的经济新闻最常见的问题有三类——
　　其一,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记者没有用老百姓的语言写清楚。
　　现在人人都想知道物价为什么会涨、房价下一步是涨还是降、股市为什么忽涨忽落、劳动合同法到底能不能推行开……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甚至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出现在报端时，人们满腔热情地拿到报纸，读了一篇又一篇，虽是满纸汉字却怎么也看不懂，只好放弃。
　　比如某生活类报纸一篇有关人民币汇率创新高的报道，内容如下：“人民币一实一虚的两大消息让昨天的汇市几近沸腾。一方面，人民币昨天兑美元中间价首次突破7.10的重大心理关口，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另一方面，市场盛传全国人大已收到一项人民币一次性重估的议案，今日央行将正式宣布。对以上传闻，央行发言人昨天不予评论。昨天，人民币中间价开在7.0970，比周三升值99个基点，一举突破7.10的重大心理关口，同时也创出了年内第21个新高。然而，与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兑其他货币的跌幅而言，人民币却是相形见绌……分析人士预计，美联储下周将把短期主导利率再下调75个基点，美元有可能因此遭受新一轮抛售，从而也为人民币再创新高埋下伏笔。……”
　　人民币升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事，也是老百姓关注的事，它与百姓生活关系重大。比如，由于人民币升值，去年珠三角经济圈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导致今年春天农民工进城务工找不到工作，这势必也会影响到市民的生活。然而上述报道，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是无法读懂的。如果此文刊登在专业性报纸上，还情有可原，但它却是刊登在日常生活类报纸上，刊登在最普通的市民日常阅读的报纸上。
　　其二，与老百姓有关的经济新闻，却站在政府的角度上写，无法让老百姓从中领悟到经济格局的大变化可能对自己生活将产生的影响。
　　比如某都市报纸报道当地某区开展的经济活动，内容如下：“今年是该区旧城改造力度最大的一年，对于该区未来的发展，所有的人都有着不同的期待。正因如此，今年‘都市经济促进月’上的活动展示和推介，毫无疑问具有了风向标的意义，一改三业、特色街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等一个个该区着力打造的经济发力点， 正在推动着一个更具发展潜力、更加和谐的新城区向我们走来……”以下内容均按政府公文格式展开，“一升二扩”、“两个载体、一个主体” 、“六个一批”、“三个效益”等政府公文用语让人不知所云。
　　据了解，该区是一个人口密集的老工业区，政府组织老工厂退出市区，搬到郊区工业园，这样腾出土地发展新兴产业。这样一条新闻与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关系重大。新的产业定位需要相适应的劳动力，对当地居民的求职择业以及未来的经济收入具有指导性意义。然而，此文完全站在政府的角度，谈思路，画蓝图，完全没有深究其中与百姓的利益相关点。
　　其三，经济新闻中不讲逻辑，给人“假大空”的感觉，不可信。
　　比如，近日某市的生活类报纸刊登消息：“日前，××区××创意产业园透露了其2008年的发展规划。作为高端创意产业中介机构的‘国际设计师交流中心’、鼓励年轻原创的‘创意市集’和为成长型创意人才提供服务平台的‘创意孵化器’，成为园区2008年的重点建设项目；规划同时明确了园区未来发展的总目标——争取3年内打造全国著名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5年内成为国际知名创意产业园。”
　　任何一个略有头脑的人都会提出质疑：一个从事在国内刚刚出现不到5年新兴产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要在5年内成为国际同行业的知名企业，可能性在哪里？拥有超级管理大师的海尔走到今天还用了20多年。
　　细心的人会发现，现在媒体上的经济新闻，存在类似问题的文章比比皆是，记者的问题相当普遍和严重。
 
　　问题的根源所在

　　文章都是人写出来的，文章的问题，根本在于写文章的“人”身上。那么，现在写经济新闻的记者存在哪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
　　其一，对“经济学”这个概念存有认识误区。
　　生活类媒体记者对经济学往往存在某种恐惧感，这种负面的心理作用影响了稿件质量。新闻从业者的知识背景多以文史见长，经济学处于文理之间，与数学关系密切，所以，学文的人对数理的恐惧往往转移到对经济学的恐惧。
　　然而，笔者认为，这本身是一个认识误区。让我们回到“经济学”的本质上来。对于什么是经济学的解释，最常见的解释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由此可见，经济学的本质是人学，是人的心理及行为运用于社会和自然资源以后产生的结果的学问。在经济学中，数学仅是作为一种逻辑思维工具来用，它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分析“人事”。对于以文史知识见长的记者而言，完全可以把统计工作交给经济学家做，突出经济学中人的因素。这样，经济学与文学、历史、哲学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有人说，经济学中充满了生活与生存的艺术。此言不假，对于记者而言，生活与生存的艺术岂是值得恐惧而不是向往的领域？
　　其二，知识结构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做的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型远没有完成。即使只走了30年，考察社会的坐标体系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的判断标准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于是GDP成为过去30年至高无上的业绩考核指标，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地改变了“人”以及人的思想和行为。与GDP相关的知识扑面而来，完全取代了过去的知识体系。时至今日，国人全面反省GDP的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科学发展以及全球化成为新的价值坐标系，新的标准带来了新的知识体系和认识事物的新角度新理论。用GDP时代的知识储备已经很难对今天的社会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分析了。
　　因此，如果今天从事经济新闻的记者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观，缺少与之相配套的新的知识体系，就很难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享受“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快乐。如果记者本人没有真正理解经济现象的来龙去脉，也就不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传递新鲜有趣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经济信息。
　　其三，没有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深处。
　　没有理论框架的记者，面对变化多端、广阔无垠的经济生活，必然有无所适从的茫然和困惑。即使有心深入基层，深入生活，也不知从何着手。
　　在这方面，用一篇报道改变命运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的人生经历或许能我们以启迪。
　　1979年5月13日范老在《辽宁日报》的一版发表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此文，《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编者按。于是，刚刚回到记者岗位仅一年的无名记者范敬宜被调往新华社。那么，范老是如何写出这样一篇顶天立地之作的呢？他回忆说：“那时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就觉得三中全会的政策太得人心了。1969年刚到农村，看到当地那么贫困，问一位生产队长，怎样才能改变这种贫困的面貌？他回答：只有一个办法：大包干！当时我大吃一惊：文化大革命了这么多年‘三自一包’，怎么还认为只有大包干能救农民？‘路线觉悟’太低了！可是历史证明真理在谁手里呢？我们无数专家、学者、干部、领导写了汗牛充栋的论文、大批判文章，企图说明大包干是资本主义，最后只是一堆废纸，而真理掌握在不识几个大字的农民手里。原因是他们是实践中的战士，他们最了解什么政策是对的，什么政策是错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正确在什么地方？就是真正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我们国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弄清了什么是群众所希望的、所欢迎的，什么是群众所反对的。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也有许多违心的时候，完全不违心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知道一件事情对老百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不要做得太过分，不能够抵制的话，起码不那么瞎起哄。”
　　此前，范老下放农村十年，他一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学习政治经济学，关注党中央的政策纲领，既有理论又能实践的范老，在众人熟视无睹的经济现象中看到了客观规律，而这也正是国家领导人在彻夜深思的问题。这便是两者一拍即合的原因所在。
　　其实，我们今天的记者也很有幸，我们生活的社会正处于巨变之时，变化之大，并不比范老当年的环境变化小。只是我们缺少了老前辈在学习与实践上的深入和扎实。
　　改变今天生活类报纸经济新闻报道的缺失，是一个摆在所有生活类媒体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弥补这一缺失，将把报纸和报纸从业者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把经济学家的“经济”做成老百姓的“经济”，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为之共同努力的大工程。
 　　 (作者为齐鲁晚报经济新闻中心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