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5日·第34期）

苏浙沪港澳举办“3＋2传媒论坛”/1

南方日报要进入大学宿舍/2

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魔方转动/3

粤传媒上市：欲借资本推手重塑产业链/8

湖北日报借壳国药科技变数犹存/10

美联社CEO：传统媒体应该停止哀叹/11

【外媒看中国】

胡锦涛面临政令畅通的考验/12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13

全球最富的政党/14

“超人”李嘉诚/17

苏浙沪港澳举办“3＋2传媒论坛”

据《解放日报》/2007-11-1

11月1日的苏浙沪港澳“3＋2传媒论坛”上，来自苏浙沪港澳五地的传媒人士济济一堂，分析传媒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探索创新发展新思路。

苏浙沪港澳五地传媒论坛首届年会由上海、江苏、浙江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起，并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共同主办。

传播业未来，决胜在内容

　　面对眼花缭乱的各类新传播手法，我们必须回归传播的本质：我们能传播什么内容？传媒大亨默多克曾说：“优秀的内容，将永远是优秀媒体的主宰，维系着我们与未来世界。”

　　什么是优秀的内容？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谈到，内容首先是一种创意，它独特、与众不同，或者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做出不一样的结果，让受众完全出于自愿地通过消费享受它的意义。内容还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不同于信息、更深层次的非稀缺资源，具有更强大的引领指导作用。内容还是一种需求和文化表达，能够产出某种理想的需求，在今天这个时代，传播最广大的内容必将更加自我、更加真实、更能打动人。

　　“媒体内容的竞争，已从速度竞争走向观点和导向的竞争。”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丁刚认为，对于那些能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新闻机构来说，这就是一种实力来源，它可以给受众提供一种对事情的专业性判断，不再像以往那样特别强调报道的客观性，而是反映多种多样有建树的观点。

受众参与，把世界变成平的

　　不少与会传媒人士谈到，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长期并存的时代，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相当程度取决于受众需求的限制。从大众传媒到分众传媒，受众选择市场的扩大、多种媒体的竞争，构成新闻的强大买方市场。

　　“受众的参与，把世界变成平的。”谈起美国报纸网络版变革的启示，香港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介绍，美国新闻研究网站journalism.org每年发表年度传媒业调查报告，对各大报纸网站进行评估，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指标之一，就是受众定制化与互动性。美国报纸允许用户使用RSS阅读器订阅内容，用户之间也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工具结成兴趣组群，一切都以用户个人的偏好与愉悦体验为中心。为了加强与受众的互动，美国报纸网站还以留言、论坛、评论、投票等通道，对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整合和二次编辑，比如将点击率最多的新闻推上头条。

突现跨文化传播效应

　　所谓跨文化传播，是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社长、上海世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胡劲军认为，效果最好的跨文化传播手段并不是大众媒介，而是借助于各类活动的人际传播，通过举办活动，可以增强感染力和亲和力，改变传统媒体给人的刻板印象。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谈到，要学会用跨国界、跨体制的合作来填平跨文化的鸿沟，掌握文化传播话语权。大众媒体有责任减少世界文化误读，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以媒体促进文化的和谐发展。

南方日报要进入大学宿舍

《南方日报》/2007-10-31

10月30日，广东惠州市召开200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进一步扩大党报党刊覆盖面和发行量”。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王春芙,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雁行和惠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吴卫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提出：2008年度重点党报党刊的订阅范围、订阅数量、订阅经费，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市委办下发的文件精神严格执行。为进一步扩大党报党刊的覆盖面，推进国情、省情、市情教育，要确保《南方日报》等党报党刊发行量突破性增长。

会议要求,《南方日报》等党报党刊要进入村委会、居委会；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直正科长以上干部、县(区)正股以上干部都要订阅《南方日报》等党报党刊；《南方日报》等党报党刊要进大学班级及宿舍、进中专班级、进高中年级及毕业班；市委基层办具体负责落实“两新”党组织订阅《南方日报》等党报党刊；要为离退休厅级老干部订阅党报党刊；市国有企业要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带头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工作,由市国资委具体落实；有关部门要深入发动宾馆酒店订阅党报党刊。

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魔方转动

《财经》/ 2007-10-29

10月17日，正值中共十七大召开的第三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的一番关于新闻出版类企业上市的言论，给波澜不兴的中国文化产业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是日晚8时，柳斌杰以十七大代表的身份接受了《光明日报》、人民网、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的群访。在谈到出版改革时，他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上市，并不再要求它他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
   敏感的媒体很快注意到了这一表态对过往监管政策的突破。两天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市场普遍将此解读为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放开新闻出版资本市场的强烈信号。
   由于消息来得太突然，大部分出版和资本人士还毫无思想准备，很多人最初的反应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怀疑：“这是真的吗？”
   “这是一个重大利好！长期看，出版业有望在中国传媒市场化改革中率先形成突破；短期看，也可以增加投资者的选择。”国泰君安资深分析师谭晓雨说。
   事实上，柳斌杰的上述言论并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个人表态，而更像是决策部门深思熟虑之后的“吹风”之举。
   《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的人员频频外出调研，并多次召集业内人士研讨。在此基础上，一个小组已经在北京郊区进行了数周的封闭式工作，负责起草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草案。一位参与起草的人士透露，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望出台更具体的改革措施。
   虽然新闻出版企业整体上市目前仍然处于试点阶段，但是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宣部官员的话说，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大改革力度，已“不可逆转”。

辽宁出版后发先至
   秋冬是传统的图书销售淡季，辽宁出版集团董事长任慧英却异常繁忙。整个10月，他都带着集团的上市筹备班子，频繁往返于沈阳、北京、深圳三座城市之间。
   在10月17日的那次媒体吹风会上，柳斌杰证实，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出版企业，辽宁出版集团已通过了上市辅导，正在等待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以前曾考虑把集团的经营性部分剥离出来，现在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不再剥离，实行整体上市，其中就包括七个出版社。”柳斌杰说。
   中国政府过去不允许新闻出版企业的内容业务上市。目前在香港、上海、深圳三地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新闻出版类股票有博瑞传播（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80）、赛迪传媒（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04）、北青传媒（香港交易所代码：1000）、新华传媒（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25）和新华文轩（香港交易所代码：0811）。它们都是将经营业务从编辑业务中剥离出来单独上市的。
   拆分的结果，是新闻出版产业的链条被人为切割，大部分传媒股上市后都因成长性不足而表现乏力。同时，由于上市公司与控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同质竞争严重，市场风险也被人为加大。一直以来，证券监管部门都对拆分上市的做法表示反对。
   主管部门显然已意识到，这一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希望解决的行业发展问题。在解释为什么允许新闻出版企业整体上市时，柳斌杰说：“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书，而不是围绕出书进行的发行、印刷等服务。股市上的共同规则，上市出版企业也要遵循。”
   他进而表示，“在中国，报纸实行审批制，如果报纸刊号被吊销，就全部都没有了，在股市上会有很大的风险。香港联交所也正是在这方面有些顾虑。我们今后将通过逐步扩大股份、收购等办法，扩大报业上市的整体性，解决关联交易的矛盾，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
   “整体上市”，意味着新闻出版企业从此可以将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一起打包上市，这对于渴望通过上市做大做强的新闻出版企业，和希望能从文化体制改革中分一杯羹的投资者，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辽宁出版集团并非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也不是最早启动上市融资计划的，但是最终在新一轮整体上市抢跑中中了“头彩”。
   根据公开资料，辽宁出版集团是中国最早完成企业化转制的出版机构。目前，集团旗下共有23家企事业单位，包括11家出版社、两家连锁书店和两家大型印刷厂，年出版图书、电子和音像制品4000余种。2000年，集团进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试点，结束了与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的行政隶属关系。作为当年出版改制的标志性事件，集团董事长任慧英自动放弃了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职位，当时轰动一时。2003年6月，辽宁出版集团成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财经》记者从可靠渠道了解到，此次计划上市的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辽宁出版集团资产的最优质部分，包括集中了集团全部教材出版业务的辽海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原辽宁画报出版社），辽宁电子出版社，辽宁音像出版社和集团所有的印刷、发行、零售业务。不过，承担了一定政策性出版任务的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辽宁民族出版社暂时没有纳入上市范畴。
   平安证券副董事长陈敬达表示，这五家出版社没有纳入上市公司主要是“政策的原因”，未来条件成熟后，不排除继续将其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能。此次公开募股（IPO）的主承销商由平安证券担任。
   一位参与了辽宁出版集团上市筹备的人士透露，辽宁出版上市直接得到了中央主管领导的关注。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曾专门接见了辽宁出版集团董事长任慧英，对集团上市计划表示支持，柳斌杰当时也在场。
   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秘费宏伟对公司上市计划将获得证监会发审委通过持乐观态度：“我希望今天下午就能过会！”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市场认购情况，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机构投资者对这一出版企业首例整体IPO计划反应相当正面。上述参与上市工作的人士透露，虽然还未正式首发，公司已经在考虑增发新股和其他并购计划。
   辽宁出版集团最早曾计划赴香港H股上市。不过，受内地股市一路狂飙的鼓舞，辽宁出版最终还是决定在A股上市。

传媒企业上市冲动
   希望在资本市场上有所作为的，远不止辽宁出版一家。
    2007年1月初，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王涛在一次文化产业论坛上公开表示，为加快出版市场化步伐，新闻出版总署将重点支持六家企业上市。
   事实上，近一年来，受股市持续向好的影响，企业上市热情高涨。据悉，在主管部门的案头，目前至少已有13家新闻出版机构的上市申请在排队等候，其中既有湖南、四川、广东、江西这样的地方出版集团，也有重庆《电脑报》这样的专业报纸。
   重庆《电脑报》创刊于1992年，目前旗下已经拥有《电脑报》《数字世界》《爱车》等20多家报纸和期刊，并拥有一家IT门户网站——天极网。2002年，《电脑报》与香港TOM集团合资成立了经营公司，TOM集团以2亿多元人民币的代价获得49%的股权。
   在今年10月17日的媒体“吹风会”上，柳斌杰曾透露，“我们正支持重庆的《电脑报》整体上市。”不过，据《财经》记者了解，虽然主管部门和《电脑报》都希望能尽快上市，但是受制于股权结构和股东利益分配等具体问题，上市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湖南、四川、广东、江西等多家地方出版集团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上市的迫切心情。在10月17日举行的一次出版论坛上，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龚曙光用“开弓没有回头箭”来形容集团加快推进整体上市的决心。
   早在2001年底，湖南出版集团就曾希图借壳丹东化纤（现*ST丹化，深圳交易所代码：000498）实现上市。当年12月，双方一度达成了口头意向，四个月后，转让突然以“政策障碍”为由宣告搁浅。
    2002年5月，湖南出版集团再次与诚成文化（现S*ST万鸿，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81）签署协议，以6000万元的代价受让原第一大股东海南诚成企业集团2350万股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但是此项交易同样未能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许可。九个月后，借壳再度宣告失败。
   与已经完成了转制工作的出版企业相比，尚未完成转制的新闻企业的心态则要复杂得多，上市难度也更大。
   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广州日报自2000年起谋求在国内A股上市。当年10月底，广州日报社以资产置换的方式，获得三板市场的清远建北（后改名为粤传媒）36.79%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但是，由于随后报社发生重大人事变动，加上监管部门对三板转主板的政策一直不明朗，粤传媒上市计划一拖就是七年。
    2007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终于批复，同意粤传媒在A股首发上市。按照程序，公司还需向发改委补充一些文件，通过后才能获得正式的批文。上周，粤传媒终于拿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批文，10月19日在各大证券报上刊登了其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招股意向书》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按计划，粤传媒在10月22日至30日开始初步询价，11月1日确定发行价格，并进行网上路演。预计11月中旬将在深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粤传媒高层表示，尚未听到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允许新闻企业整体上市的说法，此次发行新股仍将按照原计划进行。但他表示，如果主管部门真的有这样的政策变动，他们下一步会认真研究，在具体操作中调整思路。
   人民网总裁何加正也对新闻企业上市持谨慎态度。他表示，虽然政策允许，新闻企业自身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操作难度很大，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官方网站，如果上市了，性质是什么？是否会改变国家媒体的性质？”他认为，如果管理部门对这些敏感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恐怕新闻企业未必有勇气主动来做这件事。
   人民网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目前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负责编辑业务的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是事业单位，负责经营业务的人民网发展有限公司则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
   何加正认为，与其他官方新闻网站相比，人民网上市具备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方面，它已经是企业化运作的独立法人，不存在转制的障碍；另一方面，负责国内新闻网站管理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人民日报社也都支持将人民网列入上市试点，不存在审批障碍。
   同样属于国家骨干新闻类网站之列的新华网，目前则没有上市的打算。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网总裁周锡生解释说，新华网目前只是负责网络新闻的编辑工作，经营业务则由总社统一管理，因此，暂时还不具备上市的条件。
  

“蜀道难”
   此次全面放开新闻出版企业“整体上市”，出版企业再度充当急先锋，决策部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制改革之路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中国的出版社转制工作始于2000年。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除保留各级人民出版社为事业单位，全国500余家出版社全部转制为企业。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100多家出版社成功转制，并成立了23个出版企业集团。在这些出版集团中，处于第一方阵的有北京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等。
   从收紧到开放，出版企业的改制之路，走得并不平坦。
    2005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开放非公有资本进入出版印刷、发行和新闻广告经营、发行领域，但国有资本必须控股51%以上。
    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的同时，深化文化企业改革，培育市场主体。当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再次提出加快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2010年前推出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上市文化公司。
但是，上述政策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并不顺利，企业改制过程中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政府的传媒管理体系十分复杂：包括传统书、报、刊在内的纸质传媒主要隶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和影视传媒隶属广电总局管理，网络、手机等新传媒则分别隶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述主管部门只负责传媒行业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关行业命脉的人事和导向问题，则统一由宣传部门管理。
   多头管理、多层级管理，无形中加大了政府系统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协调难度。事实上，整体上市不仅对企业是一个新的挑战，对政策管理和行业归口管理部门来说，也是新的实验。
   有一个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故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于2005年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准备时机成熟时上市。新股东加入后，企业获得了数亿元的富裕流动资金。不过，集团管理者们却发现，要把这笔钱“有效率”地花出去，事实上并不容易。由于目前出版企业跨地域兼并尚存在着不小的地方行政阻力，集团又不想把资金投到自己不熟悉的非主业领域，最后，管理层决定趁着股市持续飘红的大好时机，投向资本市场，数月之后，获利颇丰。
   类似世纪出版这样“钱花不出去”的企业并不在少数。对此，国泰君安分析师谭晓雨认为，上市即意味着原有赢利模式的重构，钱花不出去，恰恰证明这个行业的规模还很小，资源的流动性远远不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宣传官员则认为，世纪集团“钱花不出去”自有其合理性。他指出，虽然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鼓励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鼓励同一地区的媒体下属经营性公司之间互相参股”，但实际上，文化企业在真正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地方上各种有形无形的行政阻力，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并不通畅，人为切割现象比较突出。
   另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则是书号。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5年，全国图书发行销售收入493.22亿元。但是根据《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图书市场40%的畅销书是由没有书号资源的民营图书工作室策划的。
   仅北京一地，这样的图书工作室就超过了2500家，其中一些实力强大的，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正规出版社的“编外编辑部”。由于行业政策限制，这些民营图书工作室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其出版书号绝大部分是从正规出版社以有偿方式获得的。
   中国的书号准入制度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实施，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修改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继续沿袭了这一制度，其用意是为了确保出版社和出版物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书号资源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可在地下市场交易的有价商品，完全失去了当初监管的目的。
   一位负责出版物监管的宣传官员向《财经》记者表示，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人具有了发表权和公开权，书号准入这样的做法已经非常陈旧了，管理部门也在反思，“我们到底在固守什么？是在固守一套陈旧的方式，还是真的在固守导向？”

“意识形态”与“当然董事”
   不过，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他们最担心问题可能还不是行业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偏低，而是管理部门的监管方式能否随着市场的开放而同步改善。一些市场人士就表示，企业改制上市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管理部门允许新闻出版企业整体上市固然令人鼓舞，但是市场更看重接下来有哪些具体细则，政策上有哪些可操作的空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宣传官员透露，管理部门批准新闻、出版企业整体上市的意图很明确，一方面，希望通过资本市场，促进行业的大发展；但同时，也会要求上市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和制度的安排，确保“文化安全”。
   这位官员透露，辽宁出版集团的上市计划中，就在公司章程中设计了特别条款，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管理层考核等手段，确保国有出资人即使是在股权被稀释的情况下，也不会丧失对董事会的控制力。
   他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辽宁出版上市公司董秘费宏伟的认可。他认为，“导向问题”解决得很顺利，没有构成公司上市的障碍。
   从另一家同样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的省级出版集团的操作中，可大致窥见“导向”的制度安排。该集团于2005年成立了股份公司，国资委对集团国有资产实施授权经营，由集团代为行使出资人权利。股份公司在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确定了“金股”原则，规定有一股为“金股”，在股东大会上可对股份公司最为重大的事项行使一票否决权。
   同时，股份公司董事会设置当然董事，经宣传部门批准后由集团派出，无论公司股权比例如何变化，均拥有半数以上的席位，公司董事长在当然董事中提名产生。
   这份文件还规定，股份公司董事会下设有编辑委员会，承担集团重要编辑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出版项目的决策。董事会当然董事为编辑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且保证当然董事占委员会人数的一半以上，编辑委员会议事程序中凡涉及到出版导向的议题，当然委员可以一票否决。
   此外，文件还明确了党管干部原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当然董事、监事会主席和若干专职监事均需经宣传部门审定，方能由集团委派。股份公司董事长、当然董事的任期目标和考核指标中不仅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和指标，还包括政治导向、社会效益方面的任务和指标。
   据了解，上述公司的“金股”原则借鉴自新加坡传媒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
   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谭晓雨指出，这些案例证明，监管部门可以把舆论导向列入公司章程，使之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品的质检条款，在商业框架里实现导向要求。但另一方面，要避免部门长官意志干扰正常市场秩序，惟一的解决之道是通过行业立法，明确游戏规则。监管部门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条例已列入十一五立法范畴。
   就在两个月前，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曾在成都召开过一次调研会。一位与会人士透露，主持调研的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王涛和中宣部改革办综合调研处处长朱涛在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发言对此前的产业政策多有突破。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支持新闻出版企业整体上市，对符合条件的上市企业，国有股可以少于50%。
   据了解，粤传媒向国家发改委提出上市申请时，由于国有法人股仅占股39.93%，发改委曾专门致函中宣部征求意见，中宣部有关部门给予了肯定的回复。
   资本的大门已打开，沉寂已久的中国新闻出版行业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吗？

粤传媒上市：欲借资本推手重塑产业链

《第一财经日报》/2007-11-1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间接控股的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粤传媒”)将于11月20日左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这将是首家由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俗称“三板”)挂牌公司成功转主板的公司，也是第一家正式拿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文，并在主板上市的公司，深圳中小企业板由此也将迎来首只传媒股。

背靠国内盈利能力最强的报业集团，粤传媒的上市给市场留下无限遐想空间。其前身为广东清远建北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清远建北”)；2000年10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持股90%的广州大洋文化传讯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洋实业”)受让了清远建北36.79%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2001年，清远建北转到三板挂牌交易，2005年更名“粤传媒”。

再造核心优势

按照广州股民钟建佳的说法：“看好粤传媒，实际上是看好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粤传媒近年来的财务报表显示，其盈利相当稳定。2004年至2006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6330.9万元、6167.4万元、6923.4万元；净资产收益率稳定在9%左右。主要业务包括广告代理、印刷和报刊销售。印刷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总收入的81%左右，2006年印刷业务收入为2.8亿元。

在重组清远建北初期，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通过旗下的大洋实业，向粤传媒置入的资产包括印刷业务、广州日报招聘广告10年独家代理权、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95%的股权及现金3000万元。

截至2006年末，粤传媒总资产10.97亿元，净资产7.66亿元。去年实现营业收入3.41亿元，利润总额为8403.01万元。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资产同期达46.85亿元，净资产40.62亿元。由此可见，粤传媒仅涉及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较小一部分资产。而且，随着印刷及广告代理业务的不断对外开拓，粤传媒对广州日报社的依赖性在逐年下降。  粤传媒招股说明书显示，2004年至2006年，公司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分别降至42.14%、39.27%、30.00%。

“业务上摆脱对大股东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是保证粤传媒长远发展的根本需要。”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欧阳锡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强调，除了广州日报社的强大后盾外，粤传媒的核心竞争优势更在于集印刷、广告代理及书报刊发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无疑，粤传媒的这一核心竞争优势让竞争对手在短期内难以复制，尤其是印刷业务。目前，除《广州日报》外，粤传媒几乎承接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所有子报和部分杂志及教科书的印刷业务，同时也包括各类商业印刷。2006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3.41亿元中，印刷收入占比超过81.15%，利润占比也达到57.9%。

在广告代理业务方面，近三年来，粤传媒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1.35%、43.56%和37.34%，而广告代理业务的毛利率高达96%以上。目前，在原有代理期限的基础上，广州日报社已经就招聘广告独家代理权向粤传媒作出续签承诺，续签期限不少于10年。

此外，依托大洋连锁店，粤传媒在珠三角地区已建立起一个较大规模的服务网络，并具备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品种的一体化服务，包括书报刊零售、广告代理等业务。钟建佳预测，在连锁店发展到100家时，其规模效应将十分明显，强大的网络功能有望成为粤传媒的下一块奶酪。

重塑产业定位

2005年12月，广州日报社在相关文件中将粤传媒明确定位为：以广告代理和制作、印刷、书报刊批发零售等业务为主业，同时逐渐进入相关媒体服务和文化领域的实力雄厚、管理一流的大型媒体服务性企业。

但是，一个尴尬的事实无法回避，作为传媒服务性企业的粤传媒，正面临主营业务产能不足的严重困扰。

根据现实条件，2006年粤传媒在报纸印刷和商业印刷方面的年设计生产能力分别为8.64亿对开张和279.36万色令，但当年实际产量却分别达到了9.91亿对开张和301.14万色令，两者的产量都超过了设计产能。

“公司需要借助外部印力才能满足市场需求，2004~2006年均因产能阶段性不足，委托广州日报社印务中心进行了部分报纸的印刷。”欧阳锡明说。

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披露，粤传媒此次将发行7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26935.528万股的25.99%。其中，5000万股向控股股东及三板流通股股东按照10配2.7696731股的比例配售，其余2000万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此次招股计划预期将募集资金4亿元，而募资用途主要为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商业印刷扩建技术改造项目各需1.5亿元，增加连锁经营网点技术改造项目需7500万元。

依托这一融资计划，粤传媒提出了未来3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广东省地区广告代理行业领先地位，力争广告收益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效益在同行业企业中排名前列；继续大力发展公司报刊印刷业务，2009年印刷收入达到6亿元，并努力提高出口创汇能力；不断加强文化产品的连锁销售网络建设，力争3年内文化产品年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

对此，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梁汉辉尽管信心十足，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忧虑：“目前，媒体服务性企业在中国仍属于一个新兴的、最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但我们却处于产业链的下游。”

今年上半年，粤传媒受香港迪斯尼乐园委托，承接了《迪斯尼世界》一书的印刷、包装、宣传、运输、发行及收款等所有后续工作，每本书最终获利仅2元人民币左右，而香港迪斯尼乐园却依靠版权输出获利近40元/本。

这一现状，引起了梁汉辉的深刻反思。

他认为，只有立足产业链的高端，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粤传媒才能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上市则为提升公司产业形态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公司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定位，在突出主营业务的同时，逐步向一个以市场为主导、更科学、更具前瞻性的产业模式转型，不断拓展业务种类。”

按照梁汉辉的分析，对于定位于报业服务性企业的粤传媒而言，分属传媒产业链上的所有报业服务类企业都有可能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

只是，由于我国报业市场的区域分割情况严重，粤传媒的市场竞争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区域性特征。目前，粤传媒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竞争优势明显，但短期内将这一竞争优势扩展到其他地区仍不现实。

作为国内媒体业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地区的各类大型报业机构都具备了较强的综合竞争实力，并分割了大小不等的市场份额。同时，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等部分境外媒体已在广东省获得落地权，并依托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对粤传媒构成潜在的市场压力。

其实，粤传媒竞争压力无外乎于印刷、广告代理及书报刊发行三大主营业务领域。

在广告代理行业，前程无忧人才招聘网、广州千浪广告、广州报视广告、广州华晨广告以及广州海珠区言信广告等广告企业都与粤传媒形成直接竞争格局。其中，广州千浪广告在招聘广告方面表现活跃，广州海珠区言信广告在分类广告上颇有作为。

在印刷行业，粤传媒主要竞争对手集中在广州、深圳和东莞。一方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下属的印刷厂在报纸印刷方面与粤传媒三分天下；另一方面，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丰彩、利丰雅高等印刷企业在商业印刷领域与粤传媒形成“诸侯割据”。

而在图书零售领域，新华书店系统仍占据着图书零售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处于行业垄断地位，广州购书中心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三联书店及其他民营书店也分食了部分市场。

除上述三大领域之外，互联网、手机新闻、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兴媒体的兴起，也让立足于传统媒体服务领域的粤传媒遭遇到新的市场阻力。这些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广告的冲击和分流不可小觑。

湖北日报借壳国药科技变数犹存

《财经》网络版/2007-10-31

10月31日，自8月23日因重组事项停牌至今的国药科技（上海交易所代码：600421）在给出了一份难看的三季报以及本年度预亏公告后，继续停牌。
   此前，国药科技于10月29日发布公告称，与原先的重组意向方青岛中金实业股份公司（下称青岛中金）未能达成协议，而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下称湖北日报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并将进一步磋商合作具体事宜。
   国药科技工作人员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称，该公司与湖北日报集团只是初步接触，表示只是接到大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而发出公告，但“具体合作事宜尚未展开。”
   而湖北日报集团办公室人员也向记者表示，外界对其有借壳上市的猜测，但集团并没有完全排除通过IPO上市的可能。但该人士拒绝透露，湖北日报集团将分离经营业务上市还是整体上市。
   对于外界而言，国药科技与湖北日报集团之间可谓“闪电式相亲”。一个月前的9月24日，国药科技公告还称，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与重组方青岛中金就重组事宜正与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进行了初步沟通，预计将签署重组协议。
   而就在宣布与湖北日报集团合作前一周的10月22日，国药科技仍发布公告称青岛中金对其重组事宜已在制作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预沟通文件。
   近期来，国药科技一直麻烦不断。今年7月13日，公司及公司董事长等被上交所公开谴责，随后，中国证监会武汉稽查局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当月，国药科技发布致歉公告称，公司违规运作的资金共计2.3亿元。
   国药科技公布2007年三季报显示：该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5元，每股净资产2.11元，净资产收益率-23.4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49906434.6元。公告称，2007年年度公司预亏。
   而国药科技新的重组意向方湖北日报集团目前年净利润超过一亿元。该集团旗下《楚天都市报》和《特别关注》杂志发行量目前分别达到130万和246万份，成为全国惟一一家拥有两份发行过百万份报刊的“双百万”报业集团。据湖北日报集团办公室人员介绍，该集团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建设的荆楚网目前已经实现了采访、图文直播和视频拍摄（拥有电视内容）、论坛互动。另外，集团拥有的楚天传媒园位于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总占地面积534亩。
    10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以十七大代表的身份接受了《光明日报》、人民网、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的群访。在谈到出版改革时，他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上市，并不再要求它他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
   据《财经》此前调查，一年来，受股市持续向好的影响，新闻出版类企业上市热情高涨。在主管部门的案头，目前至少已有13家新闻出版机构的上市申请在排队等候，其中既有湖南、四川、广东、江西这样的地方出版集团，也有重庆《电脑报》这样的专业报纸。

美联社CEO：传统媒体应该停止哀叹

eNet硅谷动力/2007-11-2

11月1日，美联社首席执行官库里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凑款宴会，期间发表演讲谈及新闻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传统媒体如何面对互联网。库里说：“那些编辑们应该停止为旧世界继续哀叹，他们应该去领导面向新世界的过渡。”
　　库里说，现在新闻媒体遭遇了困难，对于这些种现状，媒体不应该归咎于互联网，他们自己也有责任。第一个问题是传统媒体的态度，“我们的自高自大比任何网络门户的伤害都要大。”
　　库里呼吁传统媒体进一步和网络门户进行合作，另外，对于晚报和投递到家的报纸，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但是不会很大。
　　库里说：“我们的焦点应该落在满足人们二十四小时的新闻需求，这和传统的‘我们最了解’的新闻看门人角色有了很大不同。读者和观众要求掌握信息的大船，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演讲中，库里还对收购道琼斯公司的默多克进行了称赞。库里称默多克遭遇负面传言太多，但是他的新闻集团却已经成为新闻行业的成功的“运营者”。
　　众所周知的是，随着互联网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人们越来越通过网络获取新闻。传统报纸的读者数量正在减少，与此同时报业的广告正在受到网络门户的蚕食，报纸网站增加的网络广告收入难以弥补报纸广告的损失。

【外媒看中国】

胡锦涛面临政令畅通的考验

美国《华尔街日报》/2007-10-25

在过去五年里，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一直在努力应付诸如环境恶化、腐败和食品安全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随着他连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他挑选的新领导集体将担起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方政府日益各行其是的国家内保持政令畅通的重任。
    十七大后，胡锦涛率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向世人亮相，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也对外公布，其中大多数人都具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还批准了胡锦涛所作的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了国内问题和经济发展。

不过，中央政府宣布的许多施政重点──如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环境保护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迄今为止并未让各地政府改变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经济增长的做法。比如，很少有地方政府愿意关闭污染企业，或是向新的医疗保健项目投入巨资。
    尽管在胡锦涛的第一个任期内，中国已经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居到第四位，但收入不均问题却更加恶化了。目前城镇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比农村家庭高出两倍以上。
    胡锦涛率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亮相后向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表示，“我们深知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我们一定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讲话现出了对环境污染和收入不均现象的关注。

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加强权威，使地方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的许多省在地理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同欧洲的一些国家不相上下，对这些省份的管理也要求中央政府能给予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不过，中央政府已经对地方官员不愿完全执行中央政策深感不满。最近，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土地出售和环境等一些关键领域的集中控制，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处置失当曾引发民众骚乱。今后可能还会出台更多举措。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宇峰表示，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央政府将会从地方政府收权，而不是放权。陈宇峰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找到更好的方式考核地方政府官员，因为目前的体系主要是根据辖区内经济增长速度来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
    共产党的新领导层也反映了对确保中央政策能够落实到基层的重视：2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8人担任过省领导，比上一届多了4人。这其中在相对贫困的内地和东北工作过的人与在富裕的沿海地区工作过的人数量大体相同。
    新一届领导班子并不是由胡锦涛一人决定的，而是整个领导层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闭门讨价还价的结果。不过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共产党内的两颗新星都曾担任过省级领导，他们因为在辖区内执行了符合胡锦涛施政重点的政策得以脱颍而出。
    胡锦涛称新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九名政治局常委中仅有他们两人是50多岁，其他7人都已经超过60岁了。这意味着他们是在2012年下届党代会上接替胡锦涛等人职位的最佳人选。
    今年54岁的习近平过去20年里曾在福建和浙江等沿海富裕省份担任领导职务，在过去半年里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以讲求效率和与工商界保持良好关系而获得了赞誉，但与此同时他并未忽视社会问题。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葛立成说，习近平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增长的质量，并重视保护百姓的合法权利。他称，习近平的思想转变比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都要早。

52岁的李克强担任省领导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他在中国相对贫困地区的执政经历同中央重视贫困地区的目标相一致。在九年的时间里，李克强先后担任河南和辽宁省的省委书记。辽宁一直在努力摆脱国有企业大量倒闭带来的困难局面。辽宁社科院党史研究所所长张鸿军说，李克强的一大政绩是棚户改造工程，为120多万棚户居民提供了新居。
    不过目前领导层对解决国内问题的重视可能会让对外政策处于次要位置：除了兼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无人具有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还有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最高领导层中在技术背景方面的欠缺。尽管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几人拥有研究生学历，但只有王岐山一人具有金融系统的工作经验，他曾在银行工作，现任北京市市长。
外人仍难以从政治局组成中了解未来的具体动向。

10月22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同记者见面。在胡锦涛介绍这些人时，其余八人都站在铺着红地毯的讲台上，所有人都身着深色西装，除一人外（吴邦国），都系红色领带。除胡锦涛以外没有其他人讲话，胡锦涛也没有回答记者提问。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2007-10-25

对13亿中国人和全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刚召开的五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有巨大的重要意义，但它缺乏戏剧性。

在北京精心安排召开的这次大会，在人事或政策上都没有什么太出人意料之处。在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媒体见面会上，名义上排名第二的吴邦国，是九人中唯一没穿官式“制服”（黑西装、白衬衫和红领带）的人：他的领带主色调是蓝色。在政治上，吴邦国已不再是实权人物，显然可以与众不同。

稳定和承上启下的外表，正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领导人想得到的。在大会的外围，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发布会和采访，但大会本身的核心政治事务和大会前的权力角逐，依然不为外界所知。

中国观察家对已发生的事件已取得的共识，可能是正确的，但肯定并不完整。胡锦涛不得不同意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比他的支持者、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的排名还靠前一位。按常理，这意味着习近平在2012年后将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李克强则将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并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如果这两位新人掌权，他们分别会做些什么？这还是个谜，如同不喜欢在媒体露面的胡锦涛的真正想法一样神秘。有人指出，尽管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所有成员都是工程师出身，但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有的成员具有其它领域的专长，如习近平拥有社会科学和教育学背景，李克强则具有法学和经济学背景。

但是，此类技能并不意味着这些新人将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改造，或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政治就不再是个人领导党派，而是党派吸收个人，并将他们同化。在某种程度上，这很管用。中国经济增长了，外交政策危机也得到了解决。

与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已富裕了很多，并成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国家。关于解决贫困问题以及让经济增长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非常明智。但令人担心的是，胡锦涛在实施自己的政策时，难度很大。问题出在刚刚召开了十七大的中国共产党自己身上，掌管中国的共产党干部与他们管理的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相比，变化太小了。

全球最富的政党

英国《金融时报》/2007-11-1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员在开课的第一天，前往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当时的与会者共有13位，他们所创建的政党，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组织。

但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作用，不仅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授给那些前途远大的党内官员学员。前往纪念馆的路途提供了另一种教育，浦东干部学院的学员先要经过一片整修一新的市区，那里到处都是高档餐厅和昂贵公寓。

在21世纪的中国，如此明显地不协调——让一个共产主义“圣地”座落在一处雅皮士乐园之中——没有引发什么评论，更谈不上批评了。那种曾经可能被视为具有致命矛盾的价值观，已被中共转化为自身的核心力量之一。

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主任夏健明表示：“人民可以看到党的进步。这是一种和谐。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拥有7340万名党员，它不仅仅只是在管理一个国家。目前，除了控制每个政府部门、媒体和军队以外，中共还通过对高管的任命权，把持着规模庞大、资金充足的国有企业。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商业领域的主宰地位，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在中共召开十七大时，中国领导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为富有的政治党派。

可就在十年前，多数国有企业还濒临破产，处于亏损状态。在这期间它们发生了转变，其中出现了中移动、中石化和中国银行等财富500强巨头企业。很多企业在海外上市，使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过去5年中，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在非国有企业中设立党支部，将私营部门这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牢牢置于视野之内，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自2002年的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也正式欢迎企业家们入党。

在经济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国有企业与省市政府都在彼此竞争。与任何政治体系中的情况一样，聚集在各个领导和政策周围的不同派别也在争取权力。最终，他们都要向一个主人汇报，最后也都要臣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丁学良教授调侃地说：“中共对国有企业主要资产的控制，以及试图打入私营企业的做法，已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控股公司”。其他人则开玩笑说，它更像一个商会，而不是政党。

但中共自身却严肃对待此类想法，并在寻求方法，力图把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与透明度及企业治理要求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繁荣产生的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惊人的腐败，以及对于中共及其官员们而言，通过接管政府职能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巨大诱惑力。

虽然实质上党员占据了几乎所有政府要职，但从理论上来说，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是与政府的执行职能和日常决策相分离的。所有的中国县市都设有一个县（市）委书记，他主要担负政治任务，负责监督媒体、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以及保证官员在一些关键问题（如台独问题）上与国家保持一致。

名列党委书记之下的市长，负责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地方医疗和教育系统的预算等事务。在上海，这种等级制度甚至从政府车辆的分配上可见一斑。市委书记的车牌号是00001，而市长的牌号为00002。

但丁学良教授表示，近些年，由于牵涉到巨额金钱，“共产党大举参与政府执政”。他表示：“那些不兼任中共常委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落到了一种无权、无用和无关的境地。如今的腐败程度令人震惊，不仅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此，对于党内高层官员也是如此。”

党与政府之间的区别通常不那么明确。举例来说，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公司董事长可能也兼任党组书记。党组委员会的构成实际上可能与董事会相似。但问题在于，无法问责的、也看不见的党内派系是否应直接控制政府预算。

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在乎其运作的透明度。在一个已经广泛应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大约有1.62亿互联网用户，移动电话账户大约4.5亿个）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甚至连个官方网站都没有。

在老革命根据地延安党校任教的陆伟东（音译）认为，开通共产党网站是多此一举。“所有重要媒体都归中国共产党所有，因此我们没必要开办网站，”他表示。

这样的回答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任何信息渠道传播信息的能力无与伦比，但它无意走出保护网，与民众进行更为真实的沟通。

中国共产党在让自己面向任何形式严格审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应低估。中共置于法律之上，拥有自己的纪检机构和执法机构；该机构调查腐败案件，并在结案后把案件移交给普通法院。

中国共产党对公众情绪十分关注，它通过反馈、媒体以及由政府记者撰写的内参了解情况，并经常根据这些信息对政策进行微调。但至于它能否在不对自身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跟上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步伐，这一点值得怀疑。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伟人时代，违抗他们的政令要冒极大风险，但那些时代已一去不返。

“这不仅是因为胡锦涛（主席）不是邓小平。”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党报资深编辑表示，“人们对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党内人士表达意见的方式中便可见一斑。一人独断已不再适用了。”

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是一个“老干部”核心团体的一员，他们一直呼吁进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加入世贸组织(WTO)需要中国建立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他表示，“如果政治改革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就将对经济造成损害。”

谢韬表示，政治改革将引发一个“冲突过程”，因为一些从现行体制中获利的利益集团和党内官员将成为输家。“他们会阻碍政治改革，否则他们就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迄今为止，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几乎难以容忍。他最近表示，中国应当“珍惜社会主义”——上面提到的党报编辑表示，对谢韬等一直推行“社会民主”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含蓄的驳斥。

胡锦涛坚持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保持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时采取行动，提高官员的专业水平和责任心。与胡锦涛倡导建立的两所党校一样，反腐败行动也符合上述策略。

这两所干部学校分别位于上海和延安，于2005年建立，坐落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建校区内，两所学校都赢得了一系列建筑设计奖项。但它们的课程多少有些更为传统。“重点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基本国情方面的教育，”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郭春和表示，“希望确保我们的干部不要忘记我党最优秀的东西。”

该学院目前有大约7000名学员，主要是党内中层管理干部和一些私营企业人士——他们参加为期数周（或有时仅为数日）的课程。课程包括去农民那里进行“实地考察”，“以确保我们的学员个人能够体会到我党的传统，”郭春和表示。

为符合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地位，上海干部学院的教学方法稍微现代一些，重点是培养“领导素质”，但也向年轻官员灌输中国共产党的相关知识。“在上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没有一位出生于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时）以前，在2000多名代表中，只有140人出生于1949年以前，”夏健明表示，“干部正在年轻化。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方面的知识和党的理论缺乏了解。”

上海干部学员还包括一个媒体培训中心，教学设备包括一个模拟电视演播室和一个模仿大量照相机闪光灯的装置，仿佛一名官员撞见了一群狗仔队。但这些干部学院（共有三所，同时还有大量其它“行政培训中心”）更多地是用于强化干部网络和忠诚度，而非教育和培训。

上文提到的党报编辑表示，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重点提高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可避免地会使本已巨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必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表示，“胡锦涛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但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体制，将需要10年的时间。”

成立党支部的私企

朱培坤于1994年成立自己的私营房地产公司——广州恒生集团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在自己的公司成立党支部。

同样，当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避开私营企业。“多数最好的私营企业最初都不被人们所接受，”现年44岁的朱培坤广州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是中国南方广东省省会，毗邻香港。

但自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私营企业已经拉近了彼此间的关系，而朱培坤只是近年来在自己公司中成立党支部的数十名企业家之一。

转折点是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此次会议正式接纳私营企业家入党。未言明的交换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在私营企业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朱培坤表示，“同时，私营企业的贡献也比以前大得多，我们正在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之中。 ”

朱培坤不太清楚这个党支部给公司带来的益处，这家拥有1000名雇员的公司已向教育和物流拓展，并在考虑投资海外的煤矿。

原政府官员朱伟民（与朱培坤没有亲戚关系）2003年被调来成立并领导这个党支部，他表示该机构的设立体现了“国家意志”。

“没人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受到了鼓励。党认识到了私营行业的重要性。”他补充称，“党员是各自公司的领导。他们要制定策略，并找出提高公司利润的方式。”

共产党宣称，在将私营行业纳入自身轨道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去年表示，在有资格成立党支部的私营企业中，有85%的企业已经有了支部。中组部是权力很大的党内机构，负责各部委和国有企业高层人员的任免。

至少有3名员工是党员的企业，就有资格成立党支部。截止今年6月底，大约320万名党员在私营企业工作。在党员总数为7340万的共产党内，他们所占的比例仍相对较小。但中组部称，他们也是发展最快的党员群体。自2002年以来，其数量已增长了113%。

临近的东莞市，是中国“世界工场”的创业中心，小型私营工厂数不胜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似乎也取得了某种成功。Wonderful Tiles党委书记贺继跃（音译，He Jiyue）表示，这些党组织正用来保护工人权利。Wonderful Tiles是一个当地知名品牌，约三分之一的产品用于出口。

“在一些没有党支部的私营企业中，可能忽视了人权问题。”他表示，“一些老板对员工的关注不够。冲突愈演愈烈。”

Wonderful Tiles在1997年处于国家控制之下时，建立了一个联合党支部，这个党组织覆盖了众多企业。但自2002年十六大以来，公司自己才有了一个活跃的党支部。贺继跃表示：“此前，许多公司对于董事会里有一个党支部感到不太自在。”

即便私营行业和共产党都发现，彼此结合是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相互之间的猜疑仍然很深。2005年，深圳一小批企业家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该市年度党代会的做法，引起了中共党内某些传统人士的激烈反对。深圳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毗邻香港。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报刊《人民日报》表示，深圳代表团反映了一种“片面现象”，企业老板占据了私营企业中的多数党员名额。

该报表示：“私营企业中的党员构成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不仅包括私营企业主和管理层，还要有生产线上的工人。”

不过，这种传统说法的影响似乎正在减退，中国共产党可以预计，在未来要迎来更多的资本家加入其行列。广州恒生董事长朱培坤毫不怀疑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他表示：“所有最优秀的人都会入党。”

“超人”李嘉诚

——英国《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十五/ 2007-11-1

亚洲首富李嘉诚在陈玉兰（音译）一家人的记忆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现年60岁的陈玉兰如今在北角英皇道661号的一个小报亭售卖报纸杂志。北角是一片由钢筋水泥建筑组成的丛林，坐落在香港岛东北海岸线附近。这里曾经是李嘉诚经营的长江塑胶厂的厂址所在地（李嘉诚后来成了香港最具权势的大亨）。在这家工厂和附近柴湾的一家姊妹厂，李嘉诚曾雇佣了7000名工人，实行每天三班、每班8小时的工作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家庭手工业。来自附近低收入居民区的工人会来到李嘉诚的工厂，领取一“包”（144朵）花茎与花瓣分离的塑料花，然后在家中将它们缝在一起。与这位未来的年轻富豪一样，很多的工人都来自广东东部，讲着潮州话——一种和粤语不同的方言。粤语是当时身为殖民地的香港的通用语言。

李嘉诚回忆到：“为获取额外收入，很多家庭将缝制塑料花当作外包工作，拿到家中完成。”深居简出的李嘉诚拒绝为本文接受采访，但书面答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常见做法，因为通过这种外包，制造商可以克服场地的限制。”

陈玉兰的婆婆曾经为李嘉诚打过零工。陈玉兰回忆道：“报酬不是很高，每包只有几个港币，但当年的生活消费水平很低，而且人们有没有多少其它事情可做……（李嘉诚）那时并不富有。人们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工厂老板。”

李嘉诚的财富

在进入制造业60年后，李嘉诚如今确实非常富有，拥有大约230亿美元的财富，福布斯杂志将他排在亚洲富豪之首和全球富豪榜的第九位。（福布斯将全球排名第五的印度籍富豪拉克希米·米塔尔列入了“欧洲和俄罗斯”富豪排行榜，因为他把总部放在了伦敦。）身居香港中环商务区的长江中心的顶层，李嘉诚掌控的商业利益遍及这座养育自己的城市。他的主要投资机构是集团旗舰长江实业、全球化集团公司和记黄埔以及慈善机构李嘉诚基金会。李嘉诚已承诺将自己的三分之一财富交给李嘉诚基金会。

据不完全统计，李嘉诚在香港持有的大量资产包括：葵涌码头24个泊位中的14个（按吞吐量计算，葵涌码头是全球第二大码头）；香港第二大地产企业和电信公司；香港超市和药品行业两大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之一；向港岛提供电力的电力公司。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还通过电讯盈科控制着香港最大的电话和宽带网络，以及一家规模不大但颇具影响力的中文财经报纸香港《信报财经新闻》。李氏家族在香港如此有影响力，以至于一些人会半开玩笑地问，在香港是否有可能过一种没有李氏家族的生活（至少在零售层面）。答案是有可能，不过前提是这个人准备搬离港岛，或是准备过没有电的生活。

倘若李嘉诚的成功仅限于本地，他仍会成为超级富豪，而且仍会在养育他的香港和生育他的中国内地，给出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很多启示。据《福布斯》计算，作为只有700万人口的城市，香港拥有全球946位亿万富翁中的26位，这个比例很高。这些人总共控制着价值1215亿美元的资产。

本地致富和全球扩张

    李嘉诚的商业征程与香港过去60年的经济发展如影随形：从塑料花和玩具到地产开发，然后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全球扩张。

李氏家族玩具企业孩之宝(Hasbro)的董事长艾伦·哈森菲尔德表示：“那时的玩具业需要（塑料厂的）注射模具和滚塑模具。”孩之宝曾为李嘉诚赢得了制造《特种部队》人偶和其它玩具的合同。自1969年首次来到英皇道661号开始，哈森菲尔德目睹了李嘉诚商业帝国的发展。

“嘉诚几乎把我当作家里的一员。他教我如何操作注模机，”他回忆道。“嘉诚甚至还带我去一些土地拍卖会教我。我记得他说：‘别举手。'嘉诚有一个自己相信的公式。他从来不喜欢负债，在参加投标时，他的出价从来不会高于一定价格。”

李嘉诚在打算制作模具时，同样做好了打碎模具的准备——这是他与其他香港富豪的不同之处，也让他的故事更具教育意义。与其他人不同，李嘉诚通过和记黄埔建造了一个真正的国际帝国，特别是在港口、零售、能源和电信领域。他的投资也表现出，他是一个亲英派人士。

去年，来自欧洲的收入占和记黄埔总收入的45%，相比之下，香港占17%，北美占15%，中国内地占9%。今年2月，该集团估计其英国业务价值145亿英镑。李嘉诚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在决定优先（投资）场所时，有几个标准对我们很重要：法制法规、能保证投资的政治稳定性、宽松的生意环境以及良好的税收结构，这些都是重要特征。英国的政策无疑提供了所有上述特征。”

和记黄埔港口是全球最大的港口公司，在45个海港拥有257个泊位。和记黄埔的全球港口扩张真正开始于1991年，当时，它打入了英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港。

和记黄埔拥有美国以外最大的保健及美容零售网络。和记黄埔和李嘉诚合计持有72%股权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油砂储量。和记黄埔的电信资产覆盖范围广泛，既有加纳、以色列和东南亚的运营商，也有英国和意大利3G网络，但在投资者和分析师看来，3G业务已成为该集团的致命弱点，目前仍在严重亏损。

一位与李嘉诚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表示：“他愿意相信，未来将和过去不同——而且会据此下注。他喜欢向前看，而且打赌会有重大变化，就像3G业务一样。”

李嘉诚的核心团队

在一个小规模国际性管理团队的帮助下，李嘉诚管理着他辽阔的帝国。在和记黄埔，他的核心圈子包括集团董事总经理霍建宁、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和副集团董事总经理周胡慕芳。这个“御林军”与董事长一起，就投资和处置决策召开“股东电话会议”。

和其他多数香港大亨不同，李嘉诚向自己的幕僚提供丰厚的薪金，并在他们退休后仍让他们留任公司董事和顾问，这样做确有裨益。但和记黄埔组织严密、亲历亲为的管理结构也有自身的弱点，其中包括李嘉诚核心圈子累人的出差日程。霍建宁在和记黄埔的年中业绩吹风会上表示，他在伦敦度过了漫长的冬季，“做着20年前做的事”——陷入困境的3UK子公司的“细节管理”。霍建宁同时还要负责将Hutchison-Essar出售给沃达丰的复杂谈判。Hutchison-Essar是李嘉诚在印度的手机子公司。

善于辨明趋势

“李嘉诚个性忠诚，这也得到了周围人的回报，”一位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人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记黄埔的结构）将会改变——而且必须改变。它建立的基础是私人关系和信任。它是一个控制严格的家族企业，但这没什么不对。”对于李嘉诚的许多崇拜者而言，他是一位杰出的商人，也是一个绅士，拥有把握一切时机的离奇技巧——从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周期到全球电信行业。

“李嘉诚的过往记录已经证明，他对市场有过人的领悟能力，”彭定康勋爵表示。“他绝对非常善于辨明趋势——在正确的时机投资——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加拿大（赫斯基），还是撒切尔执政时代的英国港口，抑或是20世纪90年代的手机业务，都是如此。”彭定康于1992至1997年担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鉴于香港商界激烈反对他零碎的民主政治改革，他不太可能是李嘉诚的崇拜者。

李嘉诚的伟大商业成就主要来自两笔交易，一笔是他1987年对赫斯基的投资，另一笔是他1999年2月在技术周期高峰时，以146亿美元将英国手机公司奥兰治出售给德国公司曼内斯曼。奥兰治交易帮助和记黄埔实现了150亿美元的创纪录年度净利润，可以说是李嘉诚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在香港有个人所共知的绰号：“超人”——没有什么比这更适合形容他了。

父亲的影响

这位“超人”大亨的父亲是一名教师。1940年，当日本军队向中国南部推进时，他携全家逃往香港。但战争也随之而至：1941年，日本占领了香港。李嘉诚穷困潦倒的父亲成了一名地位低下的公司职员，并患上了肺结核，无力承担进行适当治疗的费用。

和记黄埔公司杂志今年刊登的一段人物简介，描述了父亲经历对青年李嘉诚的影响。李嘉诚当时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让李嘉诚相信，金钱多少可以塑造人的尊严，”文章称。“金钱开始与生活本身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种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一把通向自由和独立的钥匙。在李嘉诚的早年时代，金钱几乎成了宗教的替代品。”

“这是一个由穷到富的故事，主要动力来自他与父亲的关系和他对父亲的爱，”彭定康勋爵表示。“他感到自己有责任照顾家庭。在谈到家庭时，他总是充满深情。”

李嘉诚的诚信

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彭定康勋爵的是李嘉诚的魅力——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他具有这样的特质。那些受到他吸引的人会用“受人尊重”和“尊重他人”等词形容他。

“温和地讲，他的政见和我并不总是相同，”曾遭到商界排斥的彭定康勋爵表示。“但他也不会过于自信地叫嚷，他从不会越界去找一些能取悦（中国）的话或标题。在我看来，这表明他能在自己的（商业）利益与知识分子的庄重和诚实之间找到平衡。”

彭定康勋爵补充道：“我确信，李嘉诚更喜欢生活在更民主而不是一个更不民主化的香港。”

有人问李嘉诚，他是否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所有60个席位实现全面的民主选举，这位79岁高龄的大亨回答道：“是的，几乎可以肯定。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民主选举机制的建立和进步首先必须促进香港的增长和有利变革。”

内地市场的影响

和多数香港大亨一样，李嘉诚毫不掩饰他的爱国主义热情。然而，正如他商业王国的国际形象所展示的那样，他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已经与最初有了明显的不同。

他最初的重大管理决策之一——上世纪40年代末在他工作的工厂里做出——就是为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做准备。“随着中国内战和政局的发展，我知道，由于我们90%的销售都面向中国内地，如果内地领导层发生变动，我们的业务将大幅减少，”他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果然，1949年，我们的业务减少了90%，比我预期的还要糟糕。但公司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我没有留太多库存，也没有定购太多原材料。”

1967年，当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时，李嘉诚举家迁往新加坡，但他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在香港购置了大量地产”。

“他与中国内地的关系确实非常有趣，”一位非常熟悉李嘉诚的人表示。“他不会蓄意得罪内地政府，但他也接受了英国的爵位，渴望与英国当权者保持密切关系。他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关系非常融洽，而不愿与共产主义体制打交道。”

这位人士补充称：“当（内地政府）在李泽楷的交易上为难李嘉诚时，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他这里指的是李泽楷去年试图将他旗下的香港电信公司电讯盈科出售给外国竞标者。在内地政府表示反对后，李嘉诚试图通过旗下的慈善基金会达成妥协交易。李嘉诚将此视为对儿子的帮助，但李泽楷却认为这是一次不受欢迎的干预。当时的混乱局势将紧张的父子关系公诸于众——长期以来，这一直是香港最公开的秘密。不过知情人士表示，此后，父子二人已经和好。

通常会避而不谈的两件事

那些对李嘉诚不那么欣赏的人士指出，关于李嘉诚的传奇故事通常会避而不谈他的婚姻和汇丰银行1979年决定将和黄出售给他的交易。1963年，李嘉诚迎娶了来自富有制造业家族的表妹庄月明。1950年，他用自己的积蓄和向亲戚筹借的5万港元开创了自己的企业，这些亲戚包括他未来妻子的家族。他表示：“这些借款几年后就彻底还清了。”

至于和黄，汇丰银行1975年获得了这家古老的英国公司的控股权。汇丰将和黄出售给李嘉诚的交易——汇丰银行还借钱给李嘉诚进行收购——由时任汇丰董事长的沈弼负责。这笔交易标志着英国在香港的商业统治地位就此结束，同时也确立了李嘉诚接替船运大亨包玉刚、成为香港商界领袖的地位。与包玉刚一样，李嘉诚随后加入汇丰董事会，成为该银行非执行副董事长。

有人认为“李嘉诚实属幸运”，这个逻辑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运气。一位熟悉李氏家族的人表示：“进入这个群体的人越多，一些人就越有必要简化自己故事。”即便和黄交易确实给李嘉诚带来了港口和零售现金流，令其顺利渡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两次房地产萧条时期，但与他打造的全球企业相比，他继承的这些业务都不值一提。“和黄以前的业务相当多元化，但都集中在香港，”李嘉诚表示。“它只有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几乎没有国际投资。”

在李嘉诚的传奇故事中，一个可能的缺点是和黄的3G业务。自2002年以来，这项业务不含利息和税项的亏损已达到150亿美元。“如今，有趣但对他来说相当悲哀的一点是，‘超人'的形象突然变了，”一位担心3G业务可能成为李嘉诚致命弱点的朋友表示。“我真的不认为（3G）是一项成功之举，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最开始会那么热衷。”

李嘉诚的继承人

尽管李嘉诚明年就将迎来80大寿，但他身体依然非常健康，对退休这一想法根本不愿想。不过，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也开始日益突显出来。

熟悉李嘉诚的人表示，他把超凡魅力和受欢迎的风格与极度强硬结合在了一起。1984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和黄董事总经理的马世民回忆道：“他会走进一间满是人的屋子，说‘大家好，我是李嘉诚'——好像别人还不知道！”

“嘉诚这种人很罕见。在这个新世界中，他身上体现的全都是旧的价值观，”艾伦·哈森菲尔德在谈到李嘉诚传统、较为冷酷的一面时表示。“在我与嘉诚打交道时，我们不需要合同。一个握手就代表一切。但如果你让他丢脸或与他作对，你与他的合作就只能到此为止。”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李嘉诚同意道。“不幸的是，许多人混淆了坚持原则和强硬，尤其是当这些原则有时意味着他们的要求会遭到拒绝时。”

一个拥有李嘉诚这种成就的人，魅力和固执的结合并不令人意外。然而，熟悉李氏家族的人表示，李嘉诚的两个儿子似乎各自继承了父亲双重个性中的一面。一位和黄内部人士将和黄及长江实业副董事长李泽钜形容为“传统、本分的中国儿子”。他已婚，育有4子，与父亲住在一起。迄今单身的李泽楷则魅力四射，生活自由，非常独立。“李泽楷知道如何喝红酒，如何讲笑话，”李氏家族的一位朋友说道，“但我从没听李泽钜讲过笑话。”

“李泽钜没有继承多少父亲的创业热情，如果说有的话。他比弟弟更固执，更不愿冒险，”李氏家族的另一位朋友补充称，“李泽钜还采取了强悍的方式，决不放过交易中任何可能赚到的钱，这可能会招来很多人的憎恨。李泽楷更有魅力，过分具有创业精神。”

李嘉诚自己则说：“李泽钜22岁进入长江实业，从最底层做起……李泽钜和李泽楷都是我的儿子，他们自然继承了我的某些性格。在业务上，他们都坚持原则，严格遵守合约。（李泽钜的工作）肯定不是胆小的人能干的。”

“李泽楷有自己的业务，可能不会回到长江实业或和黄，”这位大亨补充道。“然而，我个人也有一些海外业务，一旦时机成熟，李泽楷可能会帮我打理那些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