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6日·第37期）

北京娱乐信报转型地铁报/1

浙报集团赴约资本“盛宴”/1

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3

传媒企业整体上市有望破冰/4

文化产业上市  用“金股”铺路/5

解读媒体整体上市：拉开新一轮传媒革命序幕/6

北京都市报2007年零售新格局形成/10

中国移动：来势汹汹进军传媒业/15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郑强：有准备才有机会/17

北京娱乐信报转型地铁报

据《北京晚报》《竞报》2007-11-24

11月23日，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北京娱乐信报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签署协议，转型为地铁报的《北京娱乐信报》将于11月27日早晨开始，在地铁各站内免费派发。

据介绍，作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北京一直没有地铁报，转型后的《北京娱乐信报》将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调整内容，以早间乘客为主要读者群，打造一份满足他们新闻资讯、娱乐、生活服务需求，便于在地铁中快速阅读，具有鲜明地铁特色的实用的都市报。

此前，每日在北京地铁内发行的报纸量不足5万份，仅占客流量的2.4%。北京娱乐信报转型为地铁报后，将极大满足地铁乘客读者的阅报需求。从11月27日开始，新地铁报在各站点发行的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7:00至早9:30上班高峰时间，并随地铁线路增加而随时扩增发行量。

浙报集团赴约资本“盛宴”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11-23

一直以来，报业竞争的主战场主要集中在广告和发行两个方面。但随着竞争的日渐激烈，报业要扩大经营效益，仅靠广告、发行收入这种单一的媒介产品经营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变的受众需求。浙报集团一直在考虑拓展生存空间，以其他运营模式扩大资本。

“如今，实现从产品经营向更高运营模式——资本经营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些报业集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收益的着眼点。”浙报集团总经理王一义就坦言，目前浙报集团的运营模式已经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较之不少报业集团，浙报集团在资本运作方面走得更远。2007年，仅福建房地产项目的成功转让这一项，就让他们获得净利润1.84亿元，而其他项目的运作也将使浙报集团有望在未来几年里获利丰厚。

　　单笔项目获利1.84亿元

　　“随着广告收入的下降、报纸受众的分流以及入世承诺的步步逼近，中国报业要实现突围就必须获得更多的投融资支持。”王一义指出，报业集团进行资本经营的目的与其他行业相同，就是对集团公司所拥有的一切有形与无形的存量资产，通过流动、裂变、组合、优化配置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使报业集团的各方面资源得到充分调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增值。

　　王一义认为，在需求变化时代，根据信息产品客观包含的信息产业链合作共赢的必然模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将来谁在资本运作上成功、有效，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略胜一筹。据了解，通过股权转让这种资本运作的高级形式，浙报集团已经在报业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07年7月，浙报集团通过浙江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拍卖出让75%股权的福建九龙房地产公司，这是浙报集团于2004年11月以1500万元注册资本控股收购过来的。经过两年半时间的开发经营，在福建宁德树立起了闽东第一品牌楼盘的形象。但出于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趋紧和异地管理风险等多种因素的考虑，集团决定转变多元发展方式，实行战略转移，集中力量进行近域房产开发。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转让宁德项目的股权，可以缩短开发周期，获得较高的收益回报。这次股权拍卖，经过78次举牌竞争，最终以2亿元的价格成交。集团实现盈利1.84亿元，创下了中国报业单个多元发展项目盈利之最，成为跨行业发展的经典案例。

应该说，从产品经营走向资本经营，是浙报集团在报业经营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讲，通过福建宁德房产项目股权买卖交易的成功可以看到，浙报集团已经从单纯的卖楼盘、卖产品，上升到通过股权转让来卖公司的资本运作层面，体现出较强的资本经营意识和产业经营意识。宁德项目通过股权转让浙报集团提前、超额实现效益，也体现出集团和房地产公司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一是两年多前找到了有增值潜力的好的土地；二是从项目运行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抓住了房地产市场回暖的时机果断决策。对此，有业内专家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报业集团已经有能力驾驭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并进行资本形态的自主转换，是我国报业集团经营能力大大提升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投资公司创造2亿元效益

　　近年来，浙报集团实施“一媒体一公司”的发展战略，使其经营触角得以进一步延伸，经营范围不仅涉及传媒主业、印务、物流、物业管理、贸易等多个领域，还通过组建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拓展非报业领域的投融资经营。

　　据了解，作为集团统一的对外投资平台，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一方面抓住资本市场的机遇，同时也根据不同阶段，完成了从打新股、买卖国债到委托理财到房地产项目融资等持续盈利模式的转型。目前，新干线投资公司已经由1个人起步发展到7人，6年里为集团累计创造的效益突破2亿元，公司的投资重点也已经转移到股权投资上来，即积极物色、跟踪、洽谈有意向上市的企业，作为发起人投资入股，再将他们运作上市，此后通过转让股权获利。

　　“第一个项目是投资2400万元，通过增资扩股和股份收购方式成为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据王一义介绍，目前这个项目的上市材料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将确保今年年内正式挂牌上市。“这是集团第一个上市项目，也是杭州市政府下半年要确保上市的4个项目之一，我们期待它能够在2008年给集团带来丰厚的收益。”王一义说道。

　　此外，为进一步巩固多元战略带来的成果，使多元投资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收益，浙报集团对多元发展和股权投资进行了有序布局。浙报集团公司董事会已先后决策：以每股8.3元价格，受让900万股华泰保险；以每股7元价格，认购浙江华康药业350万股股份。据悉，这两个拟上市股改项目浙报集团共投入1个亿资金，作为集团中长期战略投资。“上市后预计都将有较好的市场表现。”浙报集团社长姚民声表示，哪怕浙报集团在华泰上市前需要转让退出，对于这类稀缺的金融类优质公司的股权，也可以凭借较高的成交价格获取收益。

　　“山东聊城房地产项目年底争取实现预销售收入1.2亿元，偿还全部股东投资款。”据王一义透露，2007年年内浙报集团还计划投资若干个股改项目和房地产项目，作好集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

　　近期，浙报集团在资本运作上又有新的大动作，即充分发挥集团在人才、管理等资源优势，组织并利用社会资本，搭建投资拟上市公司股改项目的平台。目前，一个注册资本1亿元的公司已经成立，浙报集团不出一分钱，负责拟上市股改项目的调研、推介以及资金日常管理，共享资本运营收益。这是浙报集团在传媒主业以外培育起来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和谐嫁接。在获取收益以外，经营管理团队正成为浙报集团在多元耕耘里另一大收获。

　　“在报业已经进入微利化的今天，我们希望集团能够在资本运作上争取更大的成绩。”王一义对集团发展充满信心。

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招商证券/007-11-23

1、11月19日，国药科技（600421）发布公告，称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湖北日报集团定向发行A 股股票，后者以核心传媒资产认购。发行完成后，湖北日报集团将成为国药科技控股股东，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报刊出版和传媒经营。
　　如果定向增发成功，预计湖北日报集团准备将除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外的子报子刊和网站等业务整体上市，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经营业务上市。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2001 年，2007 年4 月改为现名。目前，集团旗下有六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等）、七刊（《特别关注》等）、两网站（荆楚网、湖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并拥有印刷、广告、发行、房地产开发等多元化业务。2006 年，集团销售收入达10.35 亿元。
　　2、11月20日，证监会审核通过了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IPO 申请，成为中国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向主管部门提出上市申请的新闻出版类企业已达13 家之多。辽宁出版传媒最终成为第一个撞线的幸运者。公司将在两周内开始路演，预计12 月中下旬正式挂牌交易。
　　根据公开资料，辽宁出版集团是中国最早完成企业化转制的出版机构。目前，集团旗下共有23 家企事业单位，包括11 家出版社、两家连锁书店和两家大型印刷厂，年出版图书、电子和音像制品4000 余种。
　　此前公布的招股书（申报稿）显示，辽宁出版传媒此次计划发行1.4 亿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41%，发行采取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相结合的方式。
　　截至2007 年6 月30 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2.59 亿元，资产负债率53.66%。2007 年前6 个月，公司营业收入4.30 亿元，净利润4094.17 万元，每股收益0.07 元。
　　根据招股书，此次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入四个项目：新设一个以畅销书、国际版权合作、期刊为主的出版策划公司，扩大现有物流配送系统，扩大在东北三省的书店直营和连锁系统，补充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流动资金。公司预计，四项业务共需资金7.04 亿元。

传媒企业整体上市有望破冰

据《中国证券报》《上海青年报》/2007-11-22

近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获得通过，该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此前的博瑞传播、赛迪传媒、北青传媒、华闻传媒、粤传媒、新华传媒、新华文轩等传媒概念上市公司中均只有媒体经营性资产，其核心的采编业务资产被排除在外。

　　据新闻出版总署消息，报业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打包上市也将放行。

　　目前，报业上市需经“前置性审批”，无论是否将编辑业务打包上市，其上市方案均需要通过行业主管单位、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总署三处的“前置性审批”，从而决定哪些资产可以上市，最后才会进入证监会走一般上市公司审核程序。

　　11月19日，国药科技（600421）发布公告，称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湖北日报集团定向发行A股股票，后者以核心传媒资产认购。发行完成后，湖北日报集团将成为国药科技控股股东，公司主营业务也将变更为报刊出版和传媒经营。

　　据接近湖北日报高层人士称，如果定向增发成功，湖北日报集团准备将除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外的子报子刊和网站等业务整体上市，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经营业务上市。

　　国药科技在公告称湖北日报将“以核心传媒资产认购”，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提法较为模糊，不像此前传媒上市会强调上市资产为发行、广告、印刷等经营部分，这也为整体注资提供可能。

　　此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表示，今后将通过逐步扩大股份、收购等办法，扩大报业上市的整体性。允许任何一家新闻出版传媒整体上市，而不是局限于过去将报纸的采编业务与广告等商业经营剥离开来的做法。

　　据湖北日报消息，湖北省在十七大前曾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考察湖北省的重要讲话精神，会上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转企改制、宣传经营分开等重点领域寻求新的突破。

　　此外，柳斌杰在十七大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支持重庆的《电脑报》整体上市。但柳斌杰并未表示《电脑报》是否会整体上市。

　　业内人士称，《电脑报》的上市也并非坦途，由于其本身存在的股权结构复杂等问题，可能会拖累其上市步伐。

　　证监会早在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播与文化产业”确定为上市公司的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为传媒和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

　　新闻出版总署法规司相关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对于报业编辑业务上市，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规规定。

　　国泰君安分析师谭晓雨认为，在上市这个问题上，目前，确实松动的应该还是出版业，而专业性的报纸也会有一定的空间，当然，在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前，应该还是会走“成熟一家上市一家”个案推进的道路。

中银国际传媒行业分析师刘都表示，传媒类公司或借壳或IPO上市对传媒类个股的影响不大，不太可能会引起一波炒作。他表示，明年出现大量的出版类集团通过资本运作上市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主要的原因是和目前传媒业的改革息息相关的，相对于报业和广电来说，出版类集团的上市要容易一些。

文化产业上市  用“金股”铺路

《中国证券报》/2007-11-22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于11月20日审核通过了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IPO申请，成为中国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此前，有关人士透露，在传媒企业的上市计划中，在公司章程中设计了特别条款，确保国有出资人即使是在股权被稀释的情况下，也不会丧失对董事会的控制力。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可能类似于“金股”。股份公司在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确定了“金股”原则，规定有一股为“金股”，在股东大会上可对股份公司最为重大的事项行使一票否决权，这一制度安排或成为解决文化产业企业上市制度困境的有效制度安排，业内人士如是表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权威人士此前发表的一番言论，似乎预示着出版、报业等文化产业上市将有重大突破。他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上市，并不再要求他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

　　由于报业等文化企业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编辑业务，广告、发行等经营性资产派生并附于编辑业务上，如果仅把广告、发行等经营业务上市，一方面难以对投资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上市公司建立透明、公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锋指出：“经营性的报业机构应该探索整体上市。”

　　对于新闻、出版企业整体上市的意图，业内人士认为，通过资本市场，可以促进文化行业的发展。但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框架下，上市的同时还会要求上市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和制度的安排，确保“文化安全”。那么，整体上市与“文化安全”的矛盾，靠什么来解决呢？

　　国泰君安分析师谭晓雨认为，通过“金股”等特殊的制度安排，能够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类似的制度安排在国外也有案例，完全可以借鉴。

　　齐勇锋提出：“我一直主张整体上市，前提条件是要明确界定媒体的性质，是公益性媒体还是经营性媒体，党报党刊等公益性媒体没有上市的必要，除此以外的经营性媒体只要符合上市的要求，都可以在特别制度安排下整体上市。”

　　当然，对于“金股”的安排，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同股不同权的问题，对不同性质文化企业的安排问题等。对于“金股”等制度安排的问题，还需要通过与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协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业内专家指出，文化企业上市虽然松动，但是，应该会走一条“成熟一家上市一家的道路，而不会出现一拥而上的局面”。

　　齐勇锋强调，利用资本市场和保证舆论导向并不矛盾，某种意义上还能相互促进，关键是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他说，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一些科技、财经、娱乐、体育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可以尝试整体上市；其他媒体可以首先通过“两分开”，对经营性资产进行整合，重组上市，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通过回购或注资等方式实现整体上市。

解读媒体整体上市：拉开新一轮传媒革命序幕

《南都周刊》/2007-11-24

10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光明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上市，并不再要求他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此言一出，就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有媒体随即刊发评论，高度评价这一政策信号，表达了期待与乐观之情——“意味着中国传媒业的体制改革由此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这不仅对新闻传媒业本身是一大利好，对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发育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都将是一个大大的利好”。

    事实上，回顾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过程，确实并不平坦。率先上市的《北京青年报》2005年爆出腐败丑闻后，曾有媒体传出消息，政府将暂时搁置报纸公开募股上市。到今天，出版总署署长的公开表态，无疑释放出了政府将坚定推进媒体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此表态，会不会拉开中国媒体新一轮改革的序幕？采编业务上市，会遇到哪些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中国媒体管理体制改革将走向何方？本报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先生。

    市场机制比行政机制更民主
    南都周刊：“完全放开地方报纸、出版集团以及新闻网站在国内外上市”；“允许传媒整体上市，而不是局限于过去将报纸的采编业务与广告等商业经营剥离开来的做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提法与以往相比，是不是一种突破？
    喻国明：当然是一种突破，因为采编是传媒产业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传媒产业就是内容产业，如果采编不能包容到上市公司或资本运作中去，就会人为造成各个环节之间的脱节，会造成很多矛盾和困扰，比如加大运行的成本。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过去在这方面比较谨慎，一直在试探，现在如果能把采编包括进去，当然是一个进步。
    南都周刊：但一直以来，反对采编业务上市的人，持一种观点：报纸的内容控制权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简单地由资本市场来操纵。
    喻国明：这个问题是两个方面，我当然认为采编权力、传播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体现，这个本身没有错，毕竟传播资源、信息资源是一个国家权力资源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社会信息资源权力的重组和权力的再分配，都是一种相当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但后面一句话我不赞成。市场对传播权力的分配，永远要更民主化一些。因为市场永远是相对多元化的，如果市场是由极少数垄断寡头控制，那么言论传播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它多元化到一定程度，多元的利益机制达到相对平衡状态时，这个社会传播资源分配的相对合理性就是可以保证的。市场机制比行政性机制更能体现民主和对于社会要求的适应性，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适用市场机制的话，中国的信息平衡、信息传播的效率，以及言论表达的顺畅性，都会比过去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我们现在采用的上市方式，是混合经济的方式、股份制的方式，这就是一种相对平衡、而不是由某一个寡头单一控制，这本身就体现了多元制衡，体现了社会权利、社会主张的经济安排。

    传媒变革需要配套改革跟进
    南都周刊：新提法一出来，媒体普遍表达了欢迎和乐观，比如有评论认为：新一轮改革意味着中国新闻出版业将迎来又一次黄金时期。你认可这一观点吗？我们有没有理由乐观？
    喻国明：中国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因素是一个很大的资源，这方面政策的改变可以给传媒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报业集团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有些是新技术和市场本身的发展带来的，还有很多因素出在融资、媒介之间的互相进入上。过去报纸和电视之间不能互相进入，一旦资本化以后，假定广播电视是市场化的，报纸也是市场化的，那么，就不存在不能互相进入的问题，因为我可以买你的股份，这就是一种实质性的进入。所以，它本身确实是一个进步。
    但媒介在中国始终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始终是慎之又慎的，任何跟媒介相关的改变，一定需要政治体制的某种跟进。比如现在的报业体制属于属地管理，属于当地的宣传部门直接管理，一旦资本化之后，它的管理权限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否成立类似于文化指导委员会的机构，来代表国家监管？这个机构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是可以接受的。任何媒介的扩张，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跟现有权力的设置之间、游戏规则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冲突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而且，媒介自身的权力，假定一旦不受政府直接管理，那么权力边界在什么地方，哪些是它保留的，哪些是它应该克制的？这一定需要传播法或媒介的自由法案来规定。这方面的工作能进行到什么程度，依据过去的经验，会有非常强烈的制度约束和反弹，我不去做特别乐观的估计。
    南都周刊：就上市自身而言，有乐观者预期它对“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发育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都将是一个大大的利好。”你觉得呢？
    喻国明：会有利好消息，因为毕竟它更多走向市场经济，所谓市场，就是老百姓的需求。对这种需求的倾斜自然会在表达和信息的呈现上，有一种比现在更加亲民的、更加接近市场的状况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更大自由度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同样，国家在制度安排上，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人事管理权，目前新闻单位的人事任免权是由组织、人事部门来任命的。如果整体上市以后，它的负责人要对多元的投资者负责，那么它的任命方式会不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编辑终审权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径，我们没有一种法制化、程序化的规则，比如事后追究，现在是事先防范。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事后追究。当然，临时性的法令是有的，比如涉及国家安全、有明显的社会危害度的时候，可以通过法院来颁布临时性指令，比如某些言论不能刊发。但是不能像现在管媒介一样。
    实际上，如果这几点不能变的话，那么资本化改革的作用就很低了，变成媒介圈钱的一场运动，体现不出资本意识，不能为投资者盈利，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市场效率，那股市上媒介的牌子就会比较臭了。对于投资可能性，现在就要有一种通盘的考虑，不能简单利用公众的投资热情，把中国传媒的概念做得太让人失望。
    南都周刊：在媒体迎向资本和市场的进程上，制度改革应该坚持什么原则？
    喻国明：对于国情，我始终有个两分法，一，中国的政治现实、经济现实、文化现实是需要尊重的，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块空地上来做社会变革和运作，按照制度经济学，这样的背景对我们的发展必然要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国情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的要求，要求也是一种国情，它是对未来现实的一种尊重。
    我们既要有对现实的尊重，也要有对发展的尊重，这样配套起来的制度，才是真正符合中国现实发展要求的。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都会要求其他环节改变，如果其他环节不改变，就会扼杀第一个环节的改变。媒体的改革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中国的事情应该小步快走
    南都周刊：在上市的具体操作上，有官方人士透露，“外来资本的持股比例眼下还不好说，但国资应该要控股。”这样的比例安排，是不是过于保守？
    喻国明：我并不反对在初期的时候，采用这种相对保守一点的状态，从实践当中我们知道，中国的事情应该是小步快走，而不是迈太大步子、休克疗法式的，太大步伐引起社会相应的连锁反应所造成的困扰和反弹，可能非常大。在初期的制度安排上，如果说国有控股，我认为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现实的。
    但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要率先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里面，国有不必控股，然后观察其效应，在其他方面进一步放松。因为放松政府的管控，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比如过去的电波资源，因为它的有限性，稀少的电波资源应该照顾到整体利益，所以，西方过去的电波资源也是国家管控的，但现在由于技术的进步，电波已经不是稀缺资源了，国家的管控也就没有了理由。总体而言，国家的行政权力在媒体市场方面是逐渐撤出的。中国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
    南都周刊：有人担心，如果放开媒体管制，会引发社会剧变。
    喻国明：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会发现，言论信息的放开最多只是一个催化剂，而不是问题的根本，由于那个社会在那个发展阶段上聚集的矛盾，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言论和信息的东西，永远在社会的发展中属于派生型和辅助性的因素，不是原生性的动力或破坏力，所以，相对放松管制，在我们国家的制度安排中，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之上，对国家、社会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南都周刊：关于控股权，有官员透露，也是为了确保“文化安全”。比如，设置“金股”，以及拥有政治上一票否决权的“当然董事”、编辑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样的安排，有没有必要？
    喻国明：这个东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这个东西一定不能滥，只能在一些必要的环节、必要的时刻做一种过渡性安排。所谓当然董事、当然委员、一票否决权，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做规定，比如3年、5年，3年或5年以后，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延续或者改变。
    我很担心，我们中国很多制度化的改变，开始给人无限想像力，最后发现只是翻一个牌而已，就像当年我们搞报业集团，我们以为是按照资本运作的方式、合资的规则来做的，但后来发现，一个个都是行政机构的翻牌。得到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发展机遇的丧失、资源的空置和效率的低下。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我一开始就说，我赞成小步，但这些步伐都必须是实质性的步伐，而不是虚晃的步伐。如果需要一些安全性保证，或者跟现在的制度现实、政治现实相吻合的制度安排，也一定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必要原则，二是期限原则。
    南都周刊：上市之后，还面临很多政策风险，比如我们国家的报纸实行审批制，如果报纸刊号被吊销，就全部都没有了。如果允许整体上市，尤其是采编业务上市，审批制会不会成为一个政策风险，让股民胆战心惊？
    喻国明：我倒不觉得这是个太大困扰，因为中国现在就刊物的数量而言，已经不算太少了，即使在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把已有的刊号资源利用好，也是可以的。当然，最终按照世界各国的惯例，报刊资源的审批制一定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南都周刊：上市会不会反过来推动管制模式的转变？
    喻国明：会有影响，目前有一个报种亟须放开，即社区报，在西方国家，社区报是普遍存在的，是人们生活圈、消费圈之内的毛血管似的信息资源。如果社区报都要纳入刊号审批管理之中，要求就非常高了。对于这样的报刊，因为它只涉及方圆3公里或5公里范围之内，实际上可以作为特殊报种类型发展，对它应该有特殊规定。
    南都周刊：有媒体报道了一个事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获得了数亿元的富余流动资金，但集团管理者们却发现，要把这笔钱“有效率”地花出去并不容易，由于目前出版企业跨地域兼并尚存在地方行政阻力，集团又不想把资金投到自己不熟悉的非主业领域，最后，管理层决定趁着股市持续飘红的大好时机，投向资本市场，数月之后，获利颇丰。怎么看媒体拿到了钱花不出去的问题？
    喻国明：这就是体制性的障碍，权力的疆界限制了媒介发展的疆界。我们国家前一段时间媒介的兼并和扩张，还是权力主导的，实际上，真正应该实现的，是资本扩张模式，资本逻辑之下的市场边界跟行政的边界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上市也不能一窝蜂，中国容易一窝蜂，我不赞成所有的媒介都以上市的方式来解决它的社会化、市场化问题，其他的比如私募的方式，还有员工持股的方式，可能焕发出来的积极性一点也不比上市少。定向私募的话，可能有利于某个行业报来扩张自己在某个行业里的影响力，这些东西都可以考虑。
    而且，上市也好，私募也好，一定要跟你的商业计划连在一起的，不是为了圈钱而圈钱，像北青报，圈来了十个亿，但它想做的方向是政策不允许的，比如投资电视，它没有拿到电视的牌照，那钱就趴在银行的账户上，成为了一个负担。总的来看，商业计划书必须要有可行性，不仅有市场上的可行性，还要有政策上的可行性。
    南都周刊：我们来聊一聊“后上市时代”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曾出现过报纸老板或者股东明里暗里，向主编传递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影响报纸的导向，比如以抛售股权作威胁，要求该报不要再刊载不利于股东利益的新闻。有主编曾谈到“尽管我们的报纸可以猛烈批评政府、批评首相，但显然我不能批评我的老板”。资本化之后，中国媒体会遭遇这个问题吗？
    喻国明：这样一种说法也已经是过时的了。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报纸自己的老板，如果出了丑闻，我相信，在西方国家，每一个媒体都会率先报道。
    南都周刊：主编敢这样做吗？对方会以抛售股权作威胁。
    喻国明：他当然敢做，这是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因为你不做，对你报纸的损害更大。在信息非常畅通的情况下，你不报道，就把自己置于公信力绝对折损的状态。这对老板来说，也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这是它的一笔生意啊，如果这笔生意做砸了，同时自己又违法犯罪了，那不是双输吗？所以不报道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我看过好几个案例，比如自己老板超速行驶了，被警察罚了，它自己的报纸会首先报道出来，不会隐瞒，因为无从隐瞒，你不报别人也会报，你报了还有某种影响舆论的可能，而且你可能有更多独家消息，说这一天老板怎么怎么样了，还有与公众沟通的某种影响。
    即使退回到过去的情况，说自己老板不敢批评，但实际上，在市场上面，不可能有一个独占的独裁者，市场永远都是多元的，在此情况下，你不说你的，我不说我的，但是我们可以互相说，彼此之间的交叉死角是比较小的。而行政权力的控制，整个社会是一体的、一元化的，它的死角就会比较多，跟资本控制是不一样的。市场对于民主的亲和，永远比行政对民主的亲和要自然得多。

北京都市报2007年零售新格局形成

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2007-11-22

（1）平均销量及市场份额对比
   近两年北京都市报零售发行走势：根据世纪华文连续监测数据，从05年至07年，北京都市报的单摊销量水平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原因一方面在于城市摊点规模的放大，城区内销售摊点的数量逐年增加，包括一些流动报摊的数量增多对报刊亭报纸销量均有较大的分流作用，一定程度上呈现总量下降的假象。另一方面在于各报之间的内部竞争，在晚报市场，虽然《北京晚报》继续领跑北京市场，但是《法制晚报》依然紧追不舍，而在早报市场，《京华时报》依然和五六份同类报纸争分市场，下半年《北京娱乐信报》《华夏时报》的改版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一个向娱乐类看齐，另一个开始向财经类转变，然报纸竞争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在各都市报的销量排名格局上，通过近两年的走势可以发现，虽然北京都市报零售总量下滑，但是各报之间的排名格局和竞争格局基本未变，《北京晚报》依然在零售总量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京华时报》排名第二，《法制晚报》排名第三。从零售市场集中度来，这三份报纸在北京报业零售市场基本控制了85%以上的市场空间，其中《北京晚报》就占了50%以上的份额，集中程度比较高。《北京娱乐信报》下半年的改版（偏娱乐性）导致其销量大幅减少，市场份额进一步减低，但排名没有变化。《华夏时报》开始向财经类转变，被挤出都市报市场。由于市场份额较小对北京都市报市场几乎没有影响。

北京都市报报业竞争格局在近两年内几乎没有变动。2007年下半年都市早报动作较大，《北京娱乐信报》下半年的改版，市场被《北京晨报》等瓜分, 《北京晨报》销量增长最多,取代《新京报》，在北京零售市场排名第五，但对市场大的格局影响不大。
   从2005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北京晚报》第一、《京华时报》第二、《法制晚报》第三、《北京娱乐信报》第四、《新京报》第五、《北京青年报》第六，这样一个基本排名格局没有改变。2007下半年这一格局发生了变化，竞争基本上在早报市场间展开，由于《北京娱乐信报》的改版，早报市场一部分读者被瓜分，导致早报市场格局发生了微小的改变。但对前四名的影响较小，排名变化较大的是《北京晨报》和《竞报》等销量基数相对较小的报纸，其中，《竞报》由于赠阅（在写字楼等）比例相对较大，影响了其零售。《北京晨报》有较大订阅比例，（根据世纪华文订阅调研报告）因而在零售市场的销量走势较不稳定。

2007年下半年，《北京娱乐信报》流失的读者基本被《北京晨报》抢占，其市场份额被《北京晨报》挤占。因此《北京晨报》取代《新京报》，在北京零售市场排名第五，纵观北京晨报的排名变化，从2006年的第八名逐渐上升至目前的第五名，在近一年内上升幅度明显。总体看来，北京报业零售市场前四名基本稳定，后五名变化幅度相对大些。

   根据世纪华文2007年下半年监测的数据，在8份都市报中，《北京晚报》的单期平均销量为91.65份，销量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报纸，《京华时报》排名第二，平均销量为40.32份，《法制晚报》依然排名第三，平均销量为29.71份，和上半年相比，这三份都市报的平均销量水平均没有太大变化。其他6份都市报的平均销量依然是低于10份/摊，其中《北京娱乐信报》的平均销量是6.53份，排名第四，《北京晨报》的平均销量是3.58份，排名第五，和上半年相比，《北京晨报》的平均销量与销量排名均有所上升，《新京报》的平均销量为3.44份，和《北京晨报》相差不大，但目前被《北京晨报》略微超过。《北京青年报》的平均销量为3.24份，这里所指是其平常的销量，即不送电视报的单期平均销量，《竞报》平均销量不足1份，北京零售市场排名末位。

   从市场份额方面看，《北京晚报》的市场份额达到了51.2%，《京华时报》排名第二，占北京市场份额的22.52%，《法制晚报》排名第三，占市场份额的16.6%，其他的都市报的市场份额都比较小，总共占北京市场份额的10%左右。从整体上看，北京都市报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前三名的都市报占了市场总份额的九成以上，《北京晚报》的市场份额比第二与第三名之和还要多。在晚报类报纸零售市场份额对比中，《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的比例依然是3：1，《北京晚报》依然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2）实销率和覆盖率对比 
   覆盖率和实销率是体现报纸市场表现和竞争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覆盖率高实销率低通常表明报社单方面的努力扩大铺摊，报纸内容被读者接受的能力有限，容易造成发行成本加大和浪费现象，覆盖率低实销率高表明报社发行工作不到位，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覆盖率和实销率均低表明此媒体已处于的弱势，有淘汰出局的可能，只有覆盖率和实销率均高，才体现媒体的强劲的竞争能力。

   从本次监测数据来看，北京各都市报目前的实销率和覆盖率都差异较大，销量排名靠前的《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两报实销率都在95%以上，其他报纸的实销率多在80%左右，和前几名报纸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覆盖率对比上，除了《北京晨报》和《竞报》的覆盖率不到90%，其他6报的摊点覆盖率都在90%以上，这说明了各报纸对铺摊覆盖的发行范围普遍比较重视，《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和《法制晚报》的摊点覆盖率更是达到了99%以上，对零售市场的覆盖相对强势。其中在早报类报纸中，《京华时报》的实销率与覆盖率均高于其他早报，在晚报类报纸中，《北京晚报》的实销率与覆盖率均略高于《法制晚报》。

（3）市场饱和度分析

☉市场潜力覆盖率：指拥有市场潜力的报摊数量占有售摊点总数的比例。饱和摊点率指标可以检验零售终端对读者需求的掌握情况，同时也证明报刊发行的稳定性和读者忠诚度。常规上讲饱和（售完无潜力）指标越大，说明报刊的发行越稳定、读者忠诚度越高。
  ☉滞销摊点率：特指发生当期报刊零售剩余的报摊数量占有售摊点总数的比例。滞销比率可以反映零售终端对所售报刊的信心程度和对市场的把握程度。过大的滞销将打击零售终端的信心，产生成本浪费；在提高或削减进量时，零售终端对市场把握程度决定了滞销的现象是否出现。
  ☉饱和摊点率：指当期报刊正好售完的报摊数量占有售摊点总数的比例。市场潜力过高时体现需求满足程度低，带来总体销量下降；拥有市场潜力的报摊，虽然零售终端的信心未受到大的打击，但造成市场供应不足。过低的市场潜力将很难在常规状态下凭借提高发行质量而提高发行量。市场潜力的大小也为准确判断提高发行量时机提供了依据。
   零售终端饱和度分析，是以摊点作为考察对象，研究报刊在摊点中的饱和比率，即通过对有售摊点的滞销摊点率、饱和摊点率、潜力覆盖率的对比分析，了解在监测当期零售终端的饱和情况。

在零售渠道,报刊售完一个周期，将出现滞销（剩余）、市场潜力（售完，有需求）和饱和（售完无潜力）三种情况。严格意义上讲，出现刚好卖完且没有市场潜力的情况会很少，伴随报刊销量基数的多少和销售时间的长短，市场潜力及滞销将有部分被忽略。对三项指标的研究意见在于，反映整体零售市场的状态、检验现有的发行策略是否影响了整体零售市场。
   整体看来，北京8份都市报的滞销摊点率多在30%左右，和上半年相比，各报的滞销摊点率有所减少，饱和摊点比例增高，《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等销量较好的媒体滞销率也较低一些。其中《北京晚报》的滞销摊点率为32.31%，饱和摊点率为57.69%，潜力覆盖率为10.00%，和今年上半年相比，《北京晚报》的零售态势比较稳定，零售总量略有上升。《北京娱乐信报》、《新京报》等媒体虽然在北京市场排名前五，但是滞销摊点率高达40%以上，销量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2007年下半年《北京晨报》销量即超过《新京报》，但《北京晨报》和《北京青年报》一样，也没有摆脱滞销率过高的现状，滞销率偏高，同样加重了各报之间的竞争关系。

（4）市场潜力和信心指数对比
   平均潜力是指该报纸平均每个报摊可以增加的报纸份数。信心指数是指报摊摊主对该报的销售信心，通常越是好卖的报纸，销售利润更大的报纸，摊主的信心指数则高。摊主信心指数是影响报纸销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摊主对本报的销售信心高，是对本报的销售状况的一种经验性的肯定。
   从本期监测数据来看，《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的市场潜力值表现较高。《北京晚报》的平均潜力为0.6份，即平均每个销售摊点可以增加0.6份的销量，除《京华时报》外，其他报纸的平均潜力值均不到0.5份，所以在未来的零售市场中，竞争中的“马太效应”依然存在。
   在摊主销售信心指数对比中，《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获得摊主较高的销售信心，平均分值均达到8分以上，其他报纸多在5-6分之间。在畅销性对比上，销量前两名的报纸显然获得了零售终端的青睐。

（5）零售坐标分析
   考察报刊在零售市场上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看报刊对零售市场的影响范围和实际销售量。考察这两项市场效果最直接的数据指标就是报刊对零售摊点的覆盖率和平均实际销量；但是平均实际销量同时受到覆盖率和所覆盖摊点的实际销量的影响（即有售点平均销量，简称有售点销量衡量的效果），因此在这里以覆盖率和有售点销量研究报刊在零售市场上的表现，或称为零售行为表现。

《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和《法制晚报》目前无论在覆盖率还是销量水平上均明显高于其他报纸。在这三报中，《北京晚报》的优势更为突出，和《京华时报》和《法制晚报》相比，《北京晚报》的销量更大。在竞争中的第二象限拥挤着《北京青年报》、《北京娱乐信报》和《新京报》等三份报纸，这三报之间的销量差距和覆盖率差距均不是很大，其零售特征是覆盖率高但销量低，《北京晨报》和这三报相比，覆盖率有所不及。《竞报》在这场竞争对比，实力最为弱小，目前处于弱势的第三象限，无论在覆盖率和销量水平上，均无法与其他对手相比。

中国移动：来势汹汹进军传媒业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7-11-21

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传媒业就一直在高呼“狼来了”。几年过去了，境外的传媒巨擘并没有大举进入。内地传媒业却等来了实力强劲的本土跨行业实体，排在首位的就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
　　从目前来看，中国移动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传媒产业或者信息服务业价值链，即将完成其传媒产业路线图。

　　5亿用户：夯实拓展传媒基础
　　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谁掌握了终端网络或者控制了终端用户，谁就掌握了控制权和主导权，超市和终端经营商在和前端供应商谈判时占主导地位就是最好的例证。截至2007年7月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5.09亿户。其中，中国移动的移动用户总数达到3.3237亿户，占移动用户总数的65.30%，1-7月，通过大力拓展农村市场，新增用户3115万户，增长了将近10％。

　　收购凤凰：获取前端信息资源
　　2006年6月8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通过其100％控股的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以12.78亿港元收购星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19.9％凤凰卫视股份，成为凤凰卫视的第二大股东。此外，中国移动、新闻集团和星空传媒还建立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拓无线传媒业务，主要涉及音乐、宽带互动、社区网络以及多媒体增值产品等的开发、制作、集成和分销。
　　通过这次收购，中国移动完成了其前端内容资源的布局，可以充分利用凤凰卫视乃至新闻集团和星空传媒的内容资源和互动服务。

　　 推出“飞信”：打造信息服务平台
　　2007年6月5日，中国移动的“飞信”结束公测正式进入商用，给业界尤其是即时通信市场的QQ和MSN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根据相关数据，从2006年6月公测到现在的商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飞信”用户量已达2068万。而QQ的用户量虽约为1.4亿，但使用其手机业务的用户却仅有1000万。
　　而且，“飞信”定位很高。与其它即时通信工具相比，除了能够实现PC、手机、WAP等多终端“无缝即时互通”外，还包含了电脑手机互发短信，手机与电脑之间MP3、图片和Office文件的传输功能。“飞信”还将具备游戏、信息查询、音乐和可视电话等功能。业内人士推测，“飞信”将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虚拟的SIM卡，或者说是一个虚拟的中国移动SIM卡。它的手机JAVA版，可以作为手机电视等业务的实现终端，它的PC版，将实现手机与PC的流媒体传输等其它配合功能。
　　“飞信”目前采取的免费策略业已很具杀伤性，即除了不收取月功能使用费外，用户在使用“飞信”从PC客户端向手机、从手机客户端向外发送短消息也均免费。
　　通过“飞信”功能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移动就具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庞大的信息平台和传播媒介渠道，这个渠道是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所不敢想象的。

　　获广告资质：成为新“移动媒体”
　　在7月举行的2007中国增值产业高峰会上，中国移动高调宣布已经从国家工商部门获得了广告资质，将正式进军移动广告市场。此后，中国移动可以直接为企业、广告商提供无线广告，包括发送短信、彩信、游戏下载、移动梦网网页栏目广告等多种方式。
　　随着移动媒体的发展，移动广告市场前景广阔。艾瑞公司预测，2008年手机电视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23亿元，到2010年，预计手机电视市场规模将达到59亿元。移动媒体的高速发展必将带来巨大的移动广告市场，而且与传统广告相比，移动广告具有更强的准确性。也正因此，有业者担心，传媒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有大幅分流的危险。

　　TD布局：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服务质量
　　早在两年前，中国移动就已经开始暗中布局3G。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10个大中城市铺设了TD-SCDMA网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移动的3G服务完全能够大规模进入商业应用。
　　网络技术是当前制约移动媒体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网速太慢，很多移动广告都不能做。但是，随着3G网络的商用化，制约移动媒体发展的技术瓶颈就将得到解决，这将大大刺激移动媒体的快速发展。
　　自此，中国移动的媒体战略路线图清晰可见：以庞大的用户群为基础→收购凤凰卫视股份→推出“飞信”→获取广告牌照→大力推行TD布局，建3G网络，最终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传媒业价值链。中国移动也通过上述布局，真正打破了困扰传统媒体的行业化分割问题，大举进入全部传统媒体业（既进入广电业也进入报业等），成为真正的跨信息业和传媒业的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商。

　　链接：
　　2007年上半年中国移动营运收入1665.8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6％；赢利达到379.07 亿元，同比增长25.7％；用户数达到3.3237亿户，月增长接近500万户。并且具备多家上市子公司，具有良好的资本通道。2007年上半年中国移动的增值业务收入继续迅速增长，营业收入达到419.1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5％，占总营运收入的比例为25.2％，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个百分点。同时，增值业务产品也不断创新，为收入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郑强：有准备才有机会

《传媒》/2007-11-20

与胶东半岛飞速发展的经济相适应，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这片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土地上进行了敢为天下先的尝试，其在从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转型的探索中表现出的勇气和眼光吸引了整个中国报业的“眼球”。
　　在探索全行业转型的过程中，面对巨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先行者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但无论如何，这种开拓与探索将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家经济实力和区位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市级报纸媒体，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如何成为报业转型的开路先锋之一？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勇气和力量？带着疑问，记者走近了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的当家人郑强。

　　体制之新：改革奠定发展基础
　　自1995年底到当时的烟台日报社工作至今，郑强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媒体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而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且人尽其才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而改革传统的事业体制绝非一日之功，不仅要面对内部强大的反对和不理解，更要保证党委政府的新闻宣传工作正常开展，还要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为此，郑强首先在集团内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一点一滴地改变员工的观念；其次，抓住一切机会，争取地方党委的支持，2004年10月，郑强趁时任烟台市委分管领导在北京开会的机会，邀请他们考察了北京青年报社和新疆经济报系等媒体改革的先进经验，让宣传战线的“当家人”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对于媒体发展的必要性。此后，市委领导对报社改革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最终出台了一份市委满意、员工接受的改革方案。
　　改革顺利推进的另一个关键，是必须让集团的绝大多数员工心平气顺。改革方案提出，现有薪酬低于新体系标准的，按新体系标准执行；高于新体系标准的，原薪酬不降低，按职业发展体系逐步调整到位。郑强带领集团有关领导逐个单位作解释，逐个员工作动员，逐条意见作答复，经过耐心地说服解释，近500名员工顺利实现了内部流动和优化配置。
　　在持续10年的量变之后，2006年1月，郑强终于能够以集团化运营为契机，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进行了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的全面改革：
　　1．取消集团内部原有的行政级别，按照岗位本身的风险程度、工作的复杂程度、任职要求高低、贡献大小、决策失误的危害等9个要素来设定岗位等级。
　　2．取消原有的社会职称，内部建立职级制度，定岗定编，通过设定层级，为全体员工提供晋升和职业生涯发展通道。
　　3．取消原有的工资体系，建立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的薪酬体系，固定薪酬为一岗一薪，岗变薪变、定期升降；浮动薪酬依据绩效考核上下浮动，实行全员考核制。集团全部取消公车，根据岗位需要发放交通补贴。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集团内部建立了明确的规则和秩序，夯实了事业发展的基础，并做好了体制上的准备。
　　目前，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集团总收入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07年将达到2.7亿元，管理水平和综合实力居全国地市级报社前列。在此基础上，集团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新媒体发展战略，这是多年来持续改革和发展的延伸，是和集团的经济实力、技术基础和文化氛围相适应的。正如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林江所言：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敢为天下先的举动、勇气和尝试是非常大胆的创新，这种大胆不是盲目，不是追赶时尚，而是建立在对报业发展战略的考虑，是对发展趋势的判断。

　　战略之远：三大业务构筑综合传媒集团
　　在目前的传媒业管理体制下，条块分割的政策使得报业跨地域、跨媒体发展困难重重。对众多地市报业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本地市场，固守本地市场成为共同选择。与众多地市报业“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同的是，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则面向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2004年之前，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有6家子公司，涉足房产中介、旅游等多个领域，与主业相距较远，财务状况不佳；主营业务方面主要靠《烟台晚报》维系，盈利点非常单一。
　　郑强提出，过度地依靠一份报纸，势必导致产品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差，因而必须贯彻“努力做强核心业务,积极发展成长业务，谨慎探索新兴业务”的经营思想，通过合理的产品结构和业务组合，突破地域和业务范围的局限，逐步将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从一家地市级报业机构打造成真正领先的全国性综合传媒集团。
　　核心业务：主打本地市场，以利润增长为首要目标，通过内容创新和服务增值来保持本地市场的份额第一，拓展和守卫现金流。其中《烟台日报》致力于树立主流政经大报的品牌形象；《烟台晚报》主打市民市场；《今晨6点》致力于打造“年轻时尚”的品牌。
　　成长业务：主打全国市场，以全国市场反哺本地市场，逐步培养、替代核心业务或与核心业务并驾齐驱。其中《华夏酒报》要做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行业商报；杂志《37°女人》面向有朝气、有激情、年轻成熟的女性；《新闻人物》主打期刊高端市场。
　　新兴业务：通过谨慎探索和积极推动，着眼于对未来业务的研究和尝试，为集团寻求新的盈利模式和利润增长点。主要包括水母网、SP业务（集团拥有移动、联通、网通三大公司的SP牌照）、户外视屏（目前已经布局500多块显示屏，覆盖烟台市中心区域）等。围绕新兴业务，搭建一个网络——水母网；做好5个平台——数字报刊平台、SP平台、电子纸移动报平台、多媒体视频报平台、互动电视数字报纸平台。
　　关于新兴业务，郑强提出了一个观点“科技引领进步”：技术的发展为报业带来了无数可能，很多东西尽管目前还看不出其价值究竟在哪里，但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金矿，所以就要去探索、去研究、去“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会出现新的商机；另一方面，相信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重大飞跃，如果我们跟的比较紧，就可以一步迈过去，抓住这个机遇。以电子纸项目为例，目前的电子纸产品类似于当年的“大哥大”手机，非常原始，但为什么集团还要投入资金和人力开展这项业务呢？那就是永远不要低估科技进步的力量，曾经的“大哥大”2008年就将变成3G手机，成为最便携、最贴身的“第五媒体”，而电子纸完全有可能发生同样的改变。

　　理念之先：企业文化才是核心竞争力
　　曾有一些报业领导表示，报业的优势在于拥有长期培养和积累的大量人才。郑强对此并不认可：在现代社会，人才是流动的，如新浪、搜狐等新媒体企业目前还没有新闻采访权，暂时不需要大量的编辑、记者，而一旦它们有需要，报业的人才完全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大量流失，传统报业的真正优势在于长期积淀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对人才的尊重和培养，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企业文化呢？郑强显然对此极为自豪：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的企业文化集中体现为对事业的热忱和追求，对员工的理解和尊重——
　　首先，鼓励创新、允许试错。

比如说集团实行培养和引进并举的人才战略，对一个地市级媒体而言，要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最缺乏的就是人才。2005年，集团先后以万元月薪从北大方正引进两名高级管理人才，在集团内部引起轰动：一方面，员工认为这表明了集团有实力、有潜力、有吸引力，信心大增；另一方面，集团上下对知识和技能的重视程度空前增强。既要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很多企业的“空降部队”没能很好发挥作用，郑强认为这并不代表外来人员的能力不行，问题往往出在“文化融合”上，人对文化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集团必须营造一个为每个人提供机会，并允许所有人“犯错”的文化氛围。
　　其次，积极推行“开门政策”。

通过内部的论坛、邮箱、即时通讯工具、网上意见箱四个沟通平台，实现所有人之间的直接、即时沟通和交流。特别是集团内部的水母论坛，任何员工都可以匿名发表言论，甚至提意见、发牢骚等等，郑强代表集团领导层公开承诺，绝不允许任何人查IP地址，绝不准删掉任何一条言论。当时有人担心，这不是要乱套了吗？但郑强认为，把意见表达出来会更加有利于发展。坚持了5年之后发现，这对于内部加强沟通、交流情况、改进工作、加强监督等极为有利，效果非常之好。
　　第三，强化内部文化品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