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7日·第44期）  

柳斌杰就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答问/1

湖南日报发行投递网络正式起动/4

解放报业携手酷讯共谋新媒体/4

羊城晚报推出高端品位杂志《优悦生活》/5

晶报：报纸竞争力看市场不靠吹牛/5

奥运报道成了奢侈品/8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9

资中筠：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13

柳斌杰就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答问

新闻出版总署网站/2008-1-3

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之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闻出版界如何谋划好2008年的工作？新闻出版业下一步如何推进改革发展管理？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对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进行了专访。

站在时代高起点上，提高文化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提出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看待当前的新闻出版业的大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时代的高起点”对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要求？

柳斌杰：关于时代的高起点，国际著名专家学者都有关注，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有高度的自觉，抓住了时代的前进潮流。他们认为，21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多元文化下的价值观念将决定世界的变局；下半叶将是科学技术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因为到那时科技水平将有极大提高、极大突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将在科学技术上崛起，较量是必然的。这些判断提醒我们，国际范围的文化科技交流、交融、交锋是不可避免的，强势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现民族复兴，一定要提高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新闻出版报》：十六大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您认为，用十七大精神去衡量，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们的工作还存在哪些差距？

柳斌杰：新闻出版工作的差距突出表现为“五个不适应”：

第一，思想观念不适应。一些同志改革的意识、发展的意识、创新的意识不强。

第二，新闻出版业发展水平不适应。总量规模不够、结构不合理、有效供给不足。

第三，体制机制不适应。大多数单位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足，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

第四，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不适应。新闻出版业突发事件、敏感问题多，社会影响大，而不少单位往往缺少研判和预案，处置不及时、不妥当，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第五，队伍素质不适应。这些年，在迅猛发展的新闻出版业中，增加了不少新生力量，但许多人缺乏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教育，没有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政治思想、道德修养、业务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以解决。

给人民更多创造文化的条件，用经济方式做意识形态工作

《中国新闻出版报》：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发挥人民的创造主体地位，新闻出版业应该如何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的创造文化的需求？

柳斌杰：十七大报告把人民作为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升华，也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过去只把文化当作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事，多是把人民群众放在消费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上，这显然是不完全的，现在必须给人民更多创造文化的条件，让他们有充分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发表意见的机会，有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这对文化生产、流通、分配方式都是一个根本的改变。

《中国新闻出版报》：很长时间我们只是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对待，没有产业概念，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您觉得包含着哪些新的思想？

柳斌杰：文化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产业属性，门类不同，性质也不同。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十七大报告中提出重要思想：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建设文化骨干企业，培育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造就文化新业态，构建文化大市场等等，都是指导文化产业发展的精彩论断。这就把文化放在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去思考，打破了原来只把文化当作宣传的附属品对待的局限，注重用产业、产品、市场、贸易这些理念来经营文化，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美国、日本、韩国文化怎么进了中国？就是靠了他们的文化产品——图书、报刊、软件、节目、电影大片进入了市场竞争。用经济的方式做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值得借鉴的。

以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手段是十七大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新闻出版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以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和谐文化建设”的要求，推动传统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和变革，占领新的市场和新的宣传思想阵地。

加快企业上市融资步伐，实施准入退出机制

《中国新闻出版报》：改革是新闻出版业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2008年如何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深化改革？

柳斌杰：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许多问题，归结起来都是改革的问题。当前新闻出版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但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第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把审批型政府部门转变为服务型部门。

第二，全面推行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引进竞争，公开招标，保证教材发行课前到书的要求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材政府供给的政策完全落实，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第三，以转换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深化改革，建立新的运行机制。

第四，继续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和股份制改造，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

第五，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打破垄断经营和地区封锁、条块分割的局面，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大流通、大市场体系。

第六，开展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点和执法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

《中国新闻出版报》：培育新闻出版战略投资者需要很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例如上市融资、打破地区条块分割，2008年总署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培育战略投资者？

柳斌杰：在改革中要着力培育战略投资者，光靠自身的积累有些事情是办不到的，要加快出版发行企业上市融资的步伐。最近，要再推动一些企业上市。以资本为纽带，按市场规律去办事，这才是改革。

要打造一些资产交易的平台，加快重组兼并和实行股份制。要按照培育出版发行业战略投资者的要求，加大对骨干出版发行集团公司的政策倾斜。特别要注意鼓励和支持大型出版、发行集团公司的跨行业融资、跨地区经营。

支持大型集团公司上市融资和跨行业融资，壮大出版发行业的资本实力；支持有条件的出版集团公司通过兼并、股份制等形式在异地设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支持大型出版集团公司跨地区兼并重组其他的出版单位；支持转制后的大型报业、期刊集团兼并、收购、控股其他报刊；支持有实力的出版发行集团公司从事多种媒体综合经营。

鼓励大型发行集团公司利用现有的发行网络、物流配送体系和可供书数据库对周边省区的新华书店发行网络和民营书店进行整合，逐步形成区域性出版物批销中心和配送中心。要加快推进全国出版物发行网络建设，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标准化建设，改变目前各自为阵、重复建设的局面，尽快推出可供全行业采用的出版物发行基本数据库。

《中国新闻出版报》：“四大准入”2008年是否能全面推行？退出机制将如何实行？

柳斌杰：关口前移、科学管理是提高执政能力的核心问题。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首先要把握好准入制度，实行新闻出版业统一进口制度。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的设立、产品销售，从业人员要落实法人准入、市场准入、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制度。当前，要重点结合完善“四大准入”为基础的行业管理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做到依法行政。

在建立新闻出版业准入制度的同时，还要完善退出机制。既要控制总量，还要有生有死，通过评估等级、年检、诚信记录和两个效益的考核，淘汰不合格的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做到生死由业绩和市场决定。通过市场的方法淘汰长期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报社、刊社、出版社，解决“优不胜劣不汰”而造成的出版资源难于集中的问题。

2008年要实施出版单位评估办法，制定报纸、期刊、图书出版社、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等的退出制度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新闻出版单位评估体系，实施新闻出版单位退出机制，盘活新闻出版存量资源，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支持有实力的报刊社和出版集团发展壮大。

基层农村是公共服务对象，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署报刊司2007年12月27日、28日召开了报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讨会，报社和企业都积极踊跃参加。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管理部门将如何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柳斌杰：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应该起主导作用，转变以往的工作思路和方式，把更多精力放在为公众服务上去。二是坚持把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和农村。从农家书屋建设工作的经验来看，基层和农村不仅是公共服务的对象，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我们要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集中在哪些方面？

柳斌杰：第一，大力实施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为全国64万个行政村每村建设一个书屋，配备图书1500册，报刊30种，音像制品100种，而且每年适当更新，彻底解决农民看书难、借书难、看报难的问题。2007年这项工作在我国西、中、东部全面展开，初见成效。

第二，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事业，从工作上增加力度，从政策上予以扶持。

第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全民阅读活动来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和谐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做好国家重大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使用、保护工程，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的积累服务。

第五，组织好义务教育免费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办好为“三农”服务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服务的各种媒体平台，使我国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有新的发展。

湖南日报发行投递网络正式起动

湖南日报/2008-1-3

2008年1月1日凌晨2时左右，湖南日报社院内灯火通明。准备开往全省各地的湖南日报发行车已在院内外依次排开，一捆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被工作人员装上了簇新的发行车。从今天开始，湖南日报报业集团6报3刊以及代理发行的近40种报刊，全部由湖南日报发行有限公司自行投递。

凌晨4时开始，17辆装载着各种报刊的发行车从报社相继驶出，另外35辆发行车在各州市分运点等候，这52辆发行车将在当天把湖南日报自办发行以及代理的报刊送达全省各地。同时，覆盖怀化市和湘西自治州的湖南日报怀化分印点今天也同时开机印刷。据了解，湖南日报发行车当日全部安全正点到达各发行站。县城以上的区域均能看到湖南日报发行有限公司当天所发行的各种报刊。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各种报刊于2008年1月1日起全部实行自办发行，而今天是第一次正式自行投递。据湖南日报发行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县级以上区域订户看到当天的《湖南日报》基本上能做到，我们还要争取让绝大多数乡镇机关订户也能看到当天的《湖南日报》。

为保证自办发行的成功，湖南日报发行有限公司在此前对5000多名员工进行了认真培训，并于2007年12月28日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试投递。岳阳发行站一位报刊投递员告诉记者：“今天的第一次正式投递对于我们就像赶考一样，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但广大投递员都对投递工作充满了热情，保证一定按时完成投递任务。”

解放报业携手酷讯共谋新媒体

酷讯/2008-1-3

    1月2日，中国最大生活搜索引擎酷讯网与解放报业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品牌、内容、渠道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这是国内第一次综合类传媒集团与生活搜索网站的强强联手，将形成一个全新的媒体传播平台。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发展是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解放报业与酷讯的合作将建立一种全新的媒体整合形态。”解放报业集团向媒体介绍，将对旗下媒体进行结构调整，加大本地生活信息承载量。

作为国内超一流传媒集团，解放报业集团目前总资产23.3亿元，品牌价值超过46亿元，报刊年发行量超过6亿份。旗下目前拥有《解放日报》、《新闻晨报》、《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沪剧院、三联书店等多传媒品牌。酷讯作为生活搜索第一品牌，拥有最为强大的本地渠道，而其本地生活信息也将成为双方合作后的主要共享资源。内部人士分析：“通过与酷讯的合作，解放传媒将进一步巩固其都市类媒体本地化新闻内容方面的数据优势。”

“此次合作将为双方的读者和网民相互间的转化和扩张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酷讯CEO陈华在年前一次会议上曾表示，在行业内没有竞争对手。近来，《读者》集团、太合麦田、北京大学等行业角色都已成为酷讯的战略合作伙伴，业内人士分析，酷讯试图通过不断与跨行业巨头合作，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并稳固生活搜索领军者地位。

羊城晚报推出高端品位杂志《优悦生活》

羊城晚报/2008-1-2

1月2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全新打造的第一本高端品位杂志《优悦生活》新鲜出炉，开始以密集覆盖的发行姿态，出现在广州及珠三角核心城市圈的街头、便利店、机场和星级酒店，成为南中国城市群落中第一本立足本土时尚消费的高端生活杂志。

　　《优悦生活》杂志定位立足本土，从一羹一菜、衣食住行的渊源与脉动，发现、探索本土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提升生活品质，提炼生活梦想。

　　闪亮登场的创刊号推出广州冬日吃喝玩乐时尚生活全资讯，“集食行乐”不仅将广州最好吃的时尚火锅店集体亮相，形成蔚为壮观的“2008冬日火锅大赏”，还就此独家采访任贤齐、周慧敏、李冰冰等明星，配合全系列时尚内容版块及“新年特辑”，诠释了该刊传播物质之美、体察物质之道，精选“优品位”、提炼“悦生活”的定位和理念。

晶报：报纸竞争力看市场不靠吹牛

晶报/2008-1-3

按：最近，南方都市报在深圳提价，在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传媒发展研究所举办的“2007年度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也位居第一。对此，南方都市报大加宣传，而深圳报业集团旗下的晶报同时对此予以“回击”。以下为1月3日晶报刊发的文章《报纸竞争力看市场不靠吹牛》。

　　深圳市场零售量榜首位置无可撼动的是晶报，权威机构监测表明南方某某报零售量下降50.62％；晶报欢迎媒体监测机构对都市类媒体发行量展开独立调查。

南方某某报印刷成本推算

　　（以其宣称的发行量数据计算）

　　平均版数：120版，即15个印张印张

　　成本：0.2元／张

　　每日印刷成本：3元／份

　　发行量150万份

　　每日印刷成本: 450万元

　　一年365天

　　每年印刷总成本: 16.4亿元

报纸的收入与支出

　　收入

　　1、广告收入

　　2、发行收入

　　支出

　　1、印刷成本

　　2、发行成本，一般为报纸定价的36％左右

　　3、采编成本，包括人员工资、办公用品费用、采访投入等

　　南方某某报2007年12月27日、2008年1月2日两次刊发报道称：该报改扩版提价升级成功，零售量稳居深圳市场首位。南方某某报零售量真的在深圳市场“稳居榜首”吗？

　　了解南方某某报发行数据的知情人士指出，南方某某报提价前在深圳的零售量约15万份，提价后“目前已跌至7万份左右”；深圳整订数量去年约9万份，今年整订量略有增加，但也只增长了几千份，现在其在深圳市场的总发行量也就“仅17万份左右”。无论是零售量、整订量还是总发行量，晶报在深圳市场的数字都远远超过南方某某报，南方某某报在深圳市场的零售量根本不可能“稳居榜首”，真正稳居榜首的是晶报。

发行量岂能乱吹？——从印刷成本来推算

　　让我们不妨先来给南方某某报算算账：

　　2006年12月27日，南方某某报10周年时，该报在其报纸上宣称，它的总发行量达到了150万份，当年广告额号称达到13亿元。我们姑且设定它目前的总发行量仍为150万份，在广告市场受宏观政策影响的不利环境下其广告额仍然维持在所谓的13亿元左右。现在南方某某报平均每天出版120多个版，目前，报纸每个印张的印刷成本在0.20元左右，一个印张可以印8个四开小版面。

　　按此计算，南方某某报仅每天的印刷成本就达3元钱。如果它的发行量真的有150万份，它每天在发行上就要支出450万元，一年的印刷总支出就要16.4亿元。这还不算发行费用、采编及管理等其它成本。由于发行收入一般只能冲抵发行费用和部分采编成本，如此算来，如果它的广告收入为13亿元的话，则它仅印刷费用一项每年就要亏损3.4亿元。显然，它的发行量不可能是真实的。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算清这笔账，读者就会明了南方某某报发行量的真相。

　　有网友早在2004年5月就在专业网站中华传媒网上指出，“在虚报发行量的问题上，南方某某报绝对是中国最大胆的报纸”。“因为它虚报发行量的幅度达到了200%-300%。比如它提价前在深圳的零售量仅12万份左右，但却声称有三四十万份。它在广东全省的发行量仅六七十万份，但声称有160万份。”一家大学研究机构在深圳的调查显示，2004年南方某某报在深圳的销量不足9万份，但当时它却声称有30多万份。

　　印刷厂印力印不过那么多报纸

　　业内人士指出，南方某某报深圳版过去是在宝安一家印刷厂印的，该厂的饱和印刷能力不到15万份，它不可能印出超过15万份的报纸。

　　2004年以后，南方某某报深圳版移到东莞印刷。东莞这家印刷厂仅有6条国产彩色报纸印刷机，其全部印力也只有20万份左右，且每天要同时印刷3种综合性日报。若这家印刷厂不印其它报纸，全部印力都来印南方某某报深圳版和东莞版，总量也只有20多万份，可想而知，它在深圳发行量不会太多。

南方某某报提价后深圳零售量下降五成以上

　　2007年11月1日，南方某某报由1元提价至2元后，南方某某报在各种场合也曾公开承认，提价后该报在深圳市场的零售量下降了二成。其实，其零售量绝不仅仅只下降二成，而是下降了五成至六成。

　　国内最大的零售监测数据供应商和国内最成熟的报刊发行量监测公司—北京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文）近日在深圳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2007年11月份南方某某报在深圳单摊销量从44.67份下降到22.06份，降幅达50.62%。

　　世纪华文的零售量监测报告称，“2007年11月份南方某某报零售价格调整之后，其在深圳的销量锐减一半以上”。“南方某某报的价格调整，不仅仅导致其销量下滑，并且使其实销率和覆盖率同时巨幅下降。”“目前南方某某报在深圳的滞销摊点率高达47%以上，也就是说有接近一半的零售点不能全部售完该报纸，潜力覆盖率不到3%，意味着有更多需求量的摊点数量极少。”

晶报零售量位居深圳市场第一

　　世纪华文的监测报告同时指出：“深圳其他都市报，例如晶报，实销率上升20%，覆盖率依然保持90%以上，其零售态势明显优于现在的南方某某报。”

　　“目前深圳零售市场竞争格局已经改变，晶报在深圳都市类报纸中位居强势第一，南方某某报虽然销量仍维持在高进高出状态，但是覆盖率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摊点停卖南方某某报，使其竞争力受挫，处于不利的地位。”

　　“相比之下，晶报则出现了和南方某某报截然不同的状况，晶报的滞销摊点率比较低，潜力覆盖率比南方某某报高出数倍，在未来的竞争环境中，晶报等报纸仍然表现出稳定的市场潜力，南方某某报的零售态势明显不及晶报。”

南方某某报深圳零售量仅7万份左右

　　近日，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队，在深圳市场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后得出结论：经过两个月的提价，南方某某报在深圳市场的零售量已由原来的12万余份下降到目前的约7万份左右。

　　晶报零售量则直线上升了40%-50%，目前晶报的零售量已是南方某某报的数倍。晶报整订量稳中有升，2008年整订量比2007年增长23%。晶报稳定的整订市场加上稳居第一的零售量，目前无论零售量、整订量和总发行量，晶报在深圳市场都远远超过南方某某报，南方某某报的零售量是根本不可能在深圳市场“稳居榜首”的。

晶报没有参与综合竞争力评选

　　连日来，南方某某报反复宣扬其在“2007年度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居第一。不少读者询问，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的晶报为何没有上榜？

　　对此，晶报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下半年，新闻出版总署属下二级事业单位性质的信息中心传媒发展研究所举办这项活动时，曾向深圳报业集团发函，邀请深圳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参与。因该活动是自愿报名，深圳报业集团旗下各媒体均没有参加这项评选。

　　业内有关人士指出，这项评选并不能反映各家报纸的真实状态。比如，世界报业协会公布的2007年世界日报发行量排名第36位（中国第7位）的《楚天都市报》、世界排名第67位（中国第18位）的《北京晚报》等许多综合实力都非常强的晚报都市报，在这项评选中也没有上榜。因此，这种评选并不能全面、权威地说明问题。

　　业内人士呼吁，鉴于某些媒体为了竞争，胡乱吹嘘发行量，强烈要求权威机构对某些自我吹嘘的媒体的发行量展开深入调查。晶报负责人表示，也欢迎有公信力的权威机构到印刷厂调查晶报的发行量。

奥运报道成了奢侈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颜强/2008-1-2

按：颜强为《体坛周报》旗下综合性体育杂志《全体育》总编。

“作为地方台，你们将如何报道奥运？”遇到一位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地方台卫星频道节目总监时，我如是问道。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啊……到时候能播什么节目，用什么视频材料，不还得等政策吗……反正我们的摄像机是不可能进入赛场的，我们也不可能拿到奥运会采访报道证……干脆到了奥运会的时候，每天都播84版《射雕英雄传》。反正到时候没人看我们的节目，也许播点老剧集，还能保证最低收视人群。”总监如是回答道。

这种姿态令人惊诧。作为一个有着全国播出平台的媒体机构，在北京奥运会到来前，处于如此消极被动的状况，多少有些出乎人想像。虽然这只是私下交流的对话，可是这种被动消极的情绪，在许多地方电视台蔓延着。奥运年来了，奥运报道机会却未必充沛，至于各种奥运报道战略和计划，不是拿去忽悠广告商赞助商的幌子，就是自说自话的遐想。

CCTV5已经正式更名为奥运频道，这是北京奥运会的主频道。掌门人江和平先生勾画出了一个全直播高首播的节目框架，奥运会期间的赛事报道，CCTV也做出了一个全面规划，届时将有7个奥运频道出现，全面覆盖所有奥运会赛事。在“开门办奥运”的原则下，CCTV也将调集各地方台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来报道奥运会，例如北京之外有奥运赛事任务的沈阳青岛两地，当地电视台就将扮演十分重要的报道角色，参与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报道播出信号制作的浙江台江苏台，据说也要调集报道人员和转播车参与CCTV报道。只是除却这么几家外，其他地方性乃至全国性媒体，奥运报道上面临着不小的难题。

采访证的获取，就是一个令众多媒体焦心的话题。北京奥运会赛事期间，将有21600张正式采访证，此外还会设立一个非注册媒体新闻中心，因此奥组委估量的记者总数将超过3万人。只是对于电视媒体而言，除却和CCTV有合作关系的几家外，其他地方台，哪怕是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台卫星频道，同样是一证难求。要想带自己的摄影机进入现场拍摄一些比赛画面，那本来就违反IOC的报道规定，具有这种能力的，只有奥运会的本土主播台CCTV。因此一些和奥运赛场相关的公共信号之外，倘若你还想看到一些赛事或近赛事画面，只有CCTV奥运频道在部分赛场的TV Compound制作模式能够提供。

一位地方卫星频道的资深人士干脆说：“我们也很想参与到奥运报道中，不论从内容角度还是自身经营需要。只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具备，所以我们在2008年也无法做出太多奥运报道的准备。”这些电视机构的经营人士都明白，在2008年这个众望所归的奥运大年里，任何节目只要和奥运概念扯上点关系，都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广告资源支撑，在节目销售上达到一个新高度，尤其体育类节目。但是真正的奥运主题营销旺季，将出现在2008年7月和8月，赛事前夕和赛事当中，即便大量的广告商都迫于各种压力，必须在“奥运营销”这个最热门话题上有所投放时，他们能选择的电视平台却很可能只有CCTV一家。

电视如此，其他媒体也大同小异。新浪曾经宣称自己获取了第一张北京奥运会报道证，以此打压拥有北京奥运会官方赞助商身份的搜狐。不过新浪号称将在“鸟巢”附近搭建大型报道棚，组建500人的报道团队，但是新浪能拿到的采访证却只有15张左右——根据新闻部门管理政策，网站在中国大陆地区是不具备采访权的，因此所有网站的奥运采访证，都只能是曲线救国的作品。新浪的首张奥运采访证，也是曲线到美国，从美国奥委会拿到，其余诸张，据说不是从合作媒体获取，就是从境外寻觅。

搜狐拥有官方身份，承建北京奥运会官网，在商业经营上已经获得了丰厚的收益。纳斯达克股市上，搜狐股价一直压着新浪，他们的奥运因素被很多分析者认为是一种利好消息。因此在奥运报道上，搜狐也想高调出位，但是网络不具备采访权的新闻政策，适用于所有网站，搜狐即便能获得更多官方身份，据说届时也只能以“工作人员”身份参与——他们能拿到的，未必是货真价实的奥运会媒体采访证。

境外媒体的采访需求也非常之高。2007年10月，法国最大的体育出版集团《队报》，已经确定了73人的北京奥运会报道队伍，并且提前开始落实各种落地工作。相比较而言，反倒是本土媒体，除却一些中央核心媒体外，在奥运报道上捉襟见肘，甚至不得其门而入。对于许多媒体而言，奥运报道，恐怕都是一个奢侈的话题。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2007-12-19　

按：此文据朱学勤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的演讲整理。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高品位公益论坛。公众论坛是岭南大讲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免费面向市民，以“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文精神”为主旨，每周一次，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官员以及知名人士进行现场讲座，探讨公众关心的政经文化时事热点问题。论坛自2007年6月起由南方都市报承办。每期论坛为南方都市报读者会员预留部分座位。

朱学勤,著名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

2008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2007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经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

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文件、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

“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得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得很。

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他们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得很，要么说它糟得很。

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其间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1989年之后。

两场改革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连，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连。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说“文革”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

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戛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地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我点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阶段改革：青春浪漫的岁月与两个隐患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阶段改革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中断。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正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开明官员、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是那样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那是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而他的左膀右臂中，胡耀邦则是有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几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

但第一阶段改革也有两个隐患。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得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一场改革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并未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经济体制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第二阶段改革，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是在改革中断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而2002年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最有作为和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而到了19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左”的声音呢，突然凋零了。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是第二阶段改革。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地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三个秘密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第二阶段改革，中国成为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

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左翼意识形态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作用，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就走向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

结 语

总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

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若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簸。总的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度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得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我只能引用温家宝在2007年三月份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温家宝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资中筠：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2007-12-05

按：资中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近年来著述多涉及中西文化历史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主编并撰写第一卷《二十世纪的美国》）等。译著有：《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等。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学术报告，而是就一些常识性的、经常被误解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社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听到或读到一些解释，有好多我认为是误读历史。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是在为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辩护。

　　“初级阶段”说法理论上不成立

初级阶段的问题。凡是我们遇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教育问题，我们就说我们是初级阶段，现在还不能普及；遇到诸如矿难频发以及弱势群体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状况等，我常听到以“初级阶段”来解释，甚至有人说是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理清几个方面的思路，什么是原始积累？什么是初级阶段？

原始积累是指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我自己认为有几个特点：

　　资本是需要积累的，不集中起来办不了大事，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过程是自发形成的。举一个例子来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很残酷的，这个过程里当然有失地的农民，也许牺牲掉了一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人从农民变成了工人阶级。我举这个普通的例子，说明所谓的原始积累，第一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这个过程是完全自发的，不是说政府下一个命令，说我要积累了，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所有的农田收归国有，然后改成牧场。它都是在私有的情况下发生的原始积累。

还有一个特点，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里，几乎和政治改革、思想创新、宗教改革是同步的，一边是资本的积累，一边是政治制度开始改革，宪政、民主制度逐步形成，一边还要普及义务教育。这些都是同步进行的，并不是等到一切都积累好了，都变成大的垄断资本，才开始有义务教育，或者开始有制度的创新，不是这样的。原始积累的过程里、资本积累的过程里，政治制度各方面都在同时、同步地进行。

　　因此，说我们国家还是在原始积累，我觉得有一点讲不通，究竟是社会主义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因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向平等方面倾斜，为了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在以“原始积累”来解释我们许多非常不平等、非常不合理的现象，这在理论上、从逻辑上就说不通。第二，我们已经有了国家垄断资本了，已经有很大的资本了，怎么还要原始积累呢？我觉得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就不对头。

　　我们国家从1949年之后，假如说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的话，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后来回头看，原来计划经济的路行不通，因此要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很不完备的，因为权力并没有退出市场。我说权力退出市场，跟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完全两回事。我说权力不退出市场，是直接的权钱交易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的，法治也不完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归之于我们还是原始积累阶段，就说不通了。但是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很多遍之后，就似乎成立了，可以把本来应该大力改造的事情说成是合理的事情，可以等着慢慢来，一句“初级阶段”就解释过去了。

　　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而且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还要重新回头去经历资本主义国家在三四百年前经历过的，这是说不过去的。

　　腐败会必然产生又自然消失吗？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讲反腐败的问题。腐败是全民所诟病的，从上到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力反对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腐败每个国家都有。有一种研究，说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GDP到多少美元的时候，腐败最厉害，就是说原来不太发展的时候就不太腐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特别腐败，然后再接着发展下去，慢慢腐败就下降了。

　　这是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一百年前的GDP，每人一千美元和现在每人一千美元价值完全不相等，购买力完全不一样，起码要乘15到20倍以上。另外。说腐败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消失，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不进行大力的斗争，腐败不会消失，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腐败就会滋生，不会自然跑掉的。我觉得这就是对外国历史的误读，这些发达的国家，在发达的过程里都有腐败的现象出现，但是都有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败的斗争，而且是锲而不舍的斗争，才能遏制腐败。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对美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腐败现象也很严重，是在它制度特色下的钱权交易。美国的特点是国会议员特别容易腐败，因为他掌握立法权。当然还有比如说政治献金，还有州政府的腐败，因为它掌握地，私商要建设铁路，政府可以批给他地，批地的问题是一个腐败很重要的来源。

　　美国这些腐败的现象，如何得到遏制和治理的呢？有一个过程。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有一个“进步主义”运动，反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靠什么东西呢？说起来，第一个就是群众运动，罢工是非常厉害的，这是底层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舆论的监督，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是媒体人，一定都听说过“扒粪运动”，专门揭丑。一本著名的书是一个女记者写的，深入调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把它怎么小鱼吃大鱼，怎么样用不正当的手段巧取豪夺揭露无遗。当时这成为一种风气，所有的杂志、报刊都是以揭丑为主要的内容。当然这里面也有商业的考虑，因为可以使杂志、报纸的销路非常广。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威力非常大的，被揭露对象，无论是官还是商，都坐不住了。问题在于它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宪法保证的四大自由，无论哪一届政府、哪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封报纸，不能对媒体施加压力说你不能报道这个或者不能报道那个。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报纸，还不仅仅是美国报纸，整个西方报纸就是报忧不报喜，哪一个官克尽职守做了好的事，那是应该的，纳税人养着你，如果不尽责就撤了吧，所以没有报纸说某某部长好得不得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出现丑闻就进行揭露，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威力比较大。同时被揭露者不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各级议员是选出来的，如果太臭了就选不上了。然后改革派的人物得到群众的拥护，选入各级的议会组织，慢慢使议会得到净化，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提起民主很容易就想起选举，但是光靠选举，选民没有知情权，是盲目的，民主就是不完整的，是表面的。民主制度是整个配套的机制。

　　所以，决不是说经济越发展，就自然而然不腐败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就都收心都做好人了，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是好人与坏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使得腐败的成本特别高，而不腐败的好处特别大。另外还要有非常刚性的法律，就是任何人没有特权能够逃过这个法律，而且这个法律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腐败还是不断的。这么大力的斗争，锲而不舍的斗争，丑闻还是出。如果都捂起来，那就更加要发酵腐烂了。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必然总会产生腐败的，只有靠全社会锲而不舍大力的反对。所以我认为腐败无害论，或者自然而然等到经济发展就会消灭腐败，这是不可能的。

　　别的国家丑闻不断，不等于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国家的廉洁度是非常高的。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有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公式：社会自我调节程度=丑闻/丑事×时间系数。也就是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助于解决和杜绝，社会就越有希望。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称之为“社会净化剂”。如果有很多丑事，却没有丑闻，不闻于世，这就很成问题了，有病不治，慢慢就会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烂掉了。

　　监督机制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古今中外的政府设置中都有监督机制。例如中国皇朝时期都有御史、监察史以及皇帝派钦差大臣下去检查地方官。但是腐败的孳生本身离不开权力，历史证明，只靠内部监督效果不大，必须有外部监督，乃至全民的监督才有效果。

　　另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是不是腐败之源呢？有的人认为，当初我们没有搞改革开放之前，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腐败。一般的老百姓里就有这样的想法，当时刘青山、张子善一贪污多少钱，毛主席就把他们枪毙了。现在有腐败，就是因为改革开放闹的，有了贫富悬殊、钱权交易。还有人认为，私有制是腐败之源，国有企业的改制是造成腐败的原因。

确实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比较多，但是更重要的，为什么问题比较多，主要不是市场，而是因为权力。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腐败的原因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市场经济不健康、不完备、法治不完备的问题。是不是都国有化了就解决了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掌管这些企业呢？是完全超脱于利益之上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吗？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说很多国有大企业在国外投资，大部分是赔钱的。当然我对此没有调查，但是不管是赔了还是赚了，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这怎么是全民所有呢？都不向我们报告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这些私营经济是腐败之源吗？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逻辑的混乱，说来说去，追根溯源，腐败都跟权力有关系。比如说土地，很少国家跟我们一样土地是完全国有，但是既然是完全国有，国家完全有权力可以进行支配，使得它最有利于广大人民，但是为什么一大片宝贵的地就开发只能极少数人享用的高级娱乐场所？怎么就不建低价房广庇天下寒士呢？

我觉得好像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政府也变成了市场，而政府是最应该超市场、超利益集团的。正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员工的待遇不应取决于这个部门有多少收入。而我们现在政府部门之间的待遇差别非常之大，有一些部门是“肥缺”，有一些部门是“清水衙门”，政府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完全扭曲了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

　　把“五四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是非常荒谬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五四运动”和“文革”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说法，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五四（运动）”批孔过分，“文革”的批林批孔和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五四”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开始断裂了，使中国人不知所措，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我一直是“五四精神”的坚决捍卫者。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说1919年5月4日大家上街游行这一下，这是一个爆发点，并且我觉得把人家赵家楼烧掉了，不见得是可取的，以后也不能鼓励。但是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变革图强之道达到的一个高潮，一个里程碑。“五四”只是一个符号。新文化运动这批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后来的鲁迅等，都是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的努力。他们的反传统跟“文革”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不同的特点。

　　第一，方向问题。“五四运动”的反传统，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那些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民族无法新生。那么方向是什么呢？很明确，科学和民主。如果传统的礼教不打破的话，科学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说不上，都是在“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个婚姻自由，就做不到。所以当时是这么的一种状况下，方向是向民主和科学的。

　　第二，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哪一个人不是饱读经书的？你看鲁迅的旧诗写得多好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旧文化的底蕴，然后才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现在高唱“弘扬国学”的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根本都没有念过多少古书，繁体字都不太认识，就来讲我们应该恢复孔孟之道。我觉得“五四”这批人绝对是从旧文化走出来，才知道它的弊病在什么地方。

　　第三，从效果上来说，我觉得传统文化并没有断裂。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比如，我的父母辈和师长辈就是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间接受益于“五四”，虽然我自己够不上这个年纪，但我母亲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因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她才有资格上学。作为知识妇女，她是1900年生的，那一代的妇女有机会上新学堂，我也受惠，因此她有了新思想，有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会说我是女孩子就在家里呆着算了。我国现在的教育文化，包括许多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候，是从晚清废科举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创立的。

　　拿我自己来说，那个时候上学的教育课本，当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里面文言文是非常多的。初一是念先秦的文章，初二就要选一些秦汉的文章，初三就要选唐宋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念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传统文化的修养，远比后来要多。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或者说“打倒孔家店”就断裂了传统文化。

　　还有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我的老师辈，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主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原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是非常优越，日本侵略，大批迁校到内地去，后来连饭都吃不饱，经过了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都坚持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所有的教学、科研以及人的骨气都表现出来了。

　　但是“文革”呢？是完全相反的。首先把“批孔”和“批林”放在一块，暗含着又是批周恩来，不知道孔子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这是上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全民跟着瞎批，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需要大声疾呼。而“文革”的“批孔”是从最高掌权者发动，群众完全是盲目的，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与“五四”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其方向是走向专制。一头是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另一头是群氓的无政府主义。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

　　第三，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真的文化的断裂，有一代人根本就没有文化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受到教育了，而且对于历史完全无知了，根本搞不清楚了，就剩下几个符号，几个口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文革”受害者这一代人和“五四”受益者那一代人相比，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认为“‘五四’搞糟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把“五四”和“文革”批孔相提并论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普遍。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强烈反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和科学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谓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用需要什么样的框架就必须要说什么样的话。民主就更加不用说了。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些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民主和科学，就像祥林嫂一样，使那位作者很厌烦。我今天还要做一次祥林嫂，我觉得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当然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这还不够，但是这两样东西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先贤们提出来的，至今还没有完成，同胞们仍须努力。

讲到西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不用害怕，因为有这么深的、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传统，13亿人不可能全盘西化。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永远是这个问题。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听说最近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贵族教育。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姑且不论，但是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萧乾作为《大公报》唯一驻伦敦的记者，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这种精神才是他们认为的荣誉贵族的精神。我想，我国的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绔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可以说非常地道的英文，或者是骑马、打球等等，但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就是学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