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3日·第51期）
近期出版企业争相上市
南方报业报道组协同出征两会
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举办大型展览
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在说谎
也谈报业的困境和出路
报刊上应慎用“统一思想”的提法
中移动谋手机电视，月收入目标千万
企业领导人如何看待和运用媒体威力
三峡等于三门峡？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近期出版企业争相上市
羊城晚报/2008-2-29
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
继去年年底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A股之后，安徽出版集团也踏上了上市之路。2月28日，已停牌两个月之久的科大创新（600551）公告称，公司决定以每股13.88元的价格向安徽出版集团发行不超过1.22亿股。安徽出版集团在持有1.22亿股后，将以61.92%的比例绝对控股。
安徽出版集团将向科大创新注入旗下13家公司的100%股权，包括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在内的6家出版社，以及音像、印刷、发行、报社等资产。上述资产的预估值为16.8亿元。
据了解，2006年按发货码洋统计，安徽出版集团位列行业主要参与者第六位。该集团连续两年对外版权输出列全国第三位，2007年在地方出版集团中位居首位。
出版企业争相上市
截至去年年底，已有13家新闻出版类企业向主管部门提出上市申请。
目前，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借壳*ST耀华（600716）已进入实质谈判阶段，*ST耀华停牌已达5个月；
日前有市场消息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计划今年分拆旗下部分资产在A股上市，集资最多30亿元；
2月27日重庆出版集团传出消息，该集团筹备上市的请示已得到新闻出版总署书面同意。
据悉，目前已有多家新闻出版企业计划在近年内通过各种渠道上市，并均已向主管部门提交了申请，最被看好的六大出版巨头中的四川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江西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和外研社，均称上市工作正在“推进中”。另外，吉林出版集团、高等教育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提出了上市计划。
出版业内人士认为，在此轮新闻出版企业上市潮中，由于出版机构、发行集团与报社的社会功能定位有所不同，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因此在整体业务上市进程中走在了前列。
南方报业报道组协同出征两会
南方都市报/2008-2-29
“风起南方，领跑中国！”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南方报人又将披挂出征。2月28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主任、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兴锋向即将开拔的记者授旗壮行。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王春芙说，今年的全国两会是一次换届的会议，会期长，议程重要。今年还是改革开放30周年，省委正在开展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北京奥运战火也即将点燃，这几大主体宣传要与南方报业两会报道结合起来。南方报业要当仁不让地走在前面，当好排头兵。
据介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月刊》和南方网等，均派出精兵强将奔赴京城，组成报道组协同作战。
王春芙还表示，南方报业的两会报道是同行当中响当当的品牌，今年的两会报道要继续整合集团资源，充分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打一场漂亮的整合攻坚战。
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举办大型展览
北京晚报/2008-2-25
2月25日，北京晚报刊文《向通讯员专栏作者致谢》，预告展览消息，邀请50年来所有通讯员和专栏作者参与“北京晚报人展示墙”活动。以下为全文：
今年3月15日，是《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纪念日。在此，我们向1958年本报创刊，1980年复刊和目前正在与本报携手前行的各个时间段的本报通讯员、专栏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50年来，你们为《北京晚报》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3月13日至3月19日，本报将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纪念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大型展览”，在这个展览上，将设立“北京晚报人展示墙”，你们的名字将镌刻在上面，以示尊重和感谢。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多年来人员的流动，一些曾为《北京晚报》提供信息和文章的本报通讯员和专栏作者与本报失去了联系，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同时也非常想念你们。
从即日起至2月29日，敬请50年来所有曾为《北京晚报》辛勤撰稿的新老通讯员、专栏作者速与本报编辑部联系。
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在说谎
北京晚报/2008-2-27
北京晚报2008年2月27日第18版以近整版的篇幅，刊发两篇文章，针对2月26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出版报》题为《北京2008年报业格局尘埃落定》的报道做出反击，认为该报道堪称“满纸荒唐言，一派八卦语”；并指出：“《京华时报》自吹‘我们在城区的覆盖率绝不低于《北京晚报》’，这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以下为相关文章：
竟然有此“略胜一筹”
文 峰
刚看到《中国新闻出版报》登出的一篇奇文，“北京2008年报业格局尘埃落定”。通篇都是对北京报业市场的主观臆断和不实之词，反映了该文作者严重偏颇的新闻理念。2008年刚开始，报业市场如何就尘埃落定，岂不怪哉！这篇文章在评论2008年北京报业市场的格局时，竟然根本不采访北京最主要的两个报业集团的负责人，而只采访所谓“市场报”的负责人，“选择性”杜撰的风格与手法令人不能不起疑窦。何况此报还是××部门主管，更不知发表这种文章意欲将报业市场引向何方。
其中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京华时报》考评中心主任黄东江说:“《北京晚报》发行还包括郊区，但我们只做城区，可以肯定，我们在城区的覆盖已经不低于《北京晚报》。”该报记者由此得出结论:“目前，《北京晚报》的发行数量依然占据着北京都市报市场的老大位置，而总量位列第二的《京华时报》则在零售市场上略胜一筹。”这不仅是“新闻”，而且是和“周老虎”一样的“假新闻”。
《中国新闻出版报》登出这样的“新闻”，不知是否经过它的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有无数据依据。而《京华时报》自我膨胀是世人皆知的事。一个考评办主任的话只能权当自我壮胆的“豪言壮语”，竟然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晒”，真让人不禁齿冷。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07、2008年对北京报业市场的调查，《北京晚报》的市场覆盖率是54%，而《京华时报》不到30%。《北京晚报》的发行量日均100余万，《京华时报》不到30万。且《北京晚报》是下午出刊，而《京华时报》是早报。在发行时间上看，《北京晚报》当然是打城区而不是文中所说的郊区。根据对城区报亭的调查，每售100份《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只售出40份，在报亭零售中不到《北京晚报》的一半。这些数据是公开的，如怀疑可去做实地调查。但在这样简单的事实面前，竟有为所谓“市场报”背书的“高人”。不知背后的动机如何，有何不能公开的隐秘之处。
近年报业市场的主要问题，就是所谓“市场报”以不规范手段竞争。包括在发行上注水，自我标榜，但事实是市场对他们也并不认可。《北京晚报》作为主流媒体，坚持正面引导，贴近百姓，高扬主旋律，仍然为京城百姓喜爱。但一些所谓“报人”认为不合西方新闻理念，总想贬低它，而抬高“市场报”，这种现象要引起警觉。
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
苏文洋（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
2008年2月26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出版报》，题为《北京2008年报业格局尘埃落定》的报道，堪称“满纸荒唐言，一派八卦语”。其中，最为荒唐的是记者以市场裁判员的口吻宣称:“目前，《北京晚报》的发行总量依然占据着北京都市报市场的老大位置，而总量位列第二的《京华时报》则在零售市场上略胜一筹。”
为了证明《京华时报》在零售市场上的略胜一筹，还请出该报考评中心主任黄东江和总编辑朱德付自说自话。黄说:“《北京晚报》的发行还包括远郊区县，但我们只做城区，可以肯定，我们在城区的覆盖率绝不低于《北京晚报》。”朱说，在早报零售市场上，《京华时报》已经占到70％以上的份额。
一个报纸在一个地方的覆盖率，本来不是什么难以搞明白的“哥德巴赫猜想”。因此，一些新出版的小报拿发行量最大的《北京晚报》说事，我们从来只是一笑了之。比方说，《北京晚报》发行100万份，40万份订户，60万份市场零售，可以说零售占发行量的60％。另一家报纸只有30万的发行量(权且多估，便于说明问题)，即使没有1个订户，100％进入零售市场，也不能说你在零售市场上略胜《北京晚报》一筹，因为你的百分比也许大，但绝对数量仍然太小了。
《京华时报》在早报零售市场上是否能够占到70％以上的份额，按说自己说了是不算数的。即使就如自己所说，也仍然不能用来放在这里与《北京晚报》的零售市场份额相比较。一是晚报不在早上卖，偶尔因天气不好剩下几份第二天上午卖掉，当然也谈不上与《京华时报》竞争早报市场。二是倘若比较，就不说早报市场或晚报市场，说全天市场零售额吧，免得有人趁机偷换概念。大家都是从事笔墨生涯，搞这样的小儿科，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中国新闻出版报》这篇报道中，引用《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的话:所有行业都有一个“三分天下”的特征，也就是老大可能吃掉了市场的一半份额，老二可能吃掉了30％，老三可能吃掉了10％，勉强够温饱，再往下分，老四、老五差不多就都是半饥不饱了。“用来衡量北京的都市报也是一样，无非是老三都没有吃饱吃好，老四、老五更是嗷嗷叫，处于饥荒状态了。”北京的报业市场，假如按水皮的划分，《北京晚报》占了市场一半，《北京青年报》占了30％，《京华时报》与《北青》或《法晚》竞争老三，即使胜出，也还剩10％的市场了。现在，这三家谁胜谁负，还打得火热呢，目前还是《北青》、《京华》的顺序排列。所以，《京华时报》自吹“我们在城区的覆盖率绝不低于《北京晚报》”，这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发布这个谎言的记者，只需要温习一下自己报道的后半部分就可以了。
北京2008年报业格局尘埃落定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2-26
2007年，《新京报》、《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晨报》相继改版；7月，《华夏时报》退出北京都市报阵营，变身成为全国发行的财经类周报；10月，《竞报》由一份对开大报变为四开小报，表示要打造集奥运报、图片报为一身的新型都市报；11月，《北京娱乐信报》退出地面市场竞争，转型为免费派发的地铁报……
回首2007年，转型、改版、退出，似乎成为北京都市报的主旋律。然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北京的都市报市场却是另一番景象——多达10种的都市报同场竞技，这在全国各大城市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么多报纸在2007年纷纷进行调整甚至转型？这些调整使得北京都市报的市场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08奥运之后，北京都市报又将呈现什么样的竞争态势？
量变是个过程，竞争加剧引发变局
●在北京办报不容易，办报空间制约办报手段
●市场需求萎缩，分争蛋糕导致竞争加剧
●同质化的过程也是品牌化、优胜劣汰的过程
“量变是个过程。”《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坦言，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报纸在2007年进行调整甚至转型，完全是几年来激烈竞争的结果。
对此，《新京报》社长戴自更也表示，尽管各报进行调整都有其具体情况，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肯定是一个主要原因。他认为，北京的报业竞争比广州要弱一点，可相比其他城市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竞争的难度也更大。
“这种竞争的激烈和难度首先表现在办报空间上。”戴自更认为，宏观的办报空间会对报社的办报手段产生制约和影响。“在北京办报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办一份时政性较强的报纸，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新京报》创刊四年多来，我们已经感受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办报环境，会考虑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话要讲到什么程度，这些在我们最初登陆北京时是没有考虑到的。”戴自更表示，平面媒体市场出现萎缩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竞争难度，使竞争加剧。“北京的都市报比较多，再加上《环球时报》等其他类型的报纸就更多了，因此，北京都市报面临的竞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此外，在网民数量成几何倍数增长的冲击下，如今的都市报市场需求基本处于停滞或略微增长的状态，广告也不像原来那样以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速度增长，在整个市场的蛋糕没有做大、却有这么多报纸争食的情况下，竞争加剧成为必然，也难免会几家欢乐几家愁。”
此外，戴自更坦言，随着新的办报人将新的办报理念逐步引入北京的报业市场，各报不仅开始注重强化各自的特色，还试图相互借鉴、为我所用，并对不足之处进行调整和改进。“一些都市报的办报质量跟两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明显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竞争难度，使竞争更加激烈。”
对于激烈竞争最终引发报纸进行调整这一观点，《北京娱乐信报》社长毕昆也表示认同。但他认为，都市报市场之所以竞争激烈，同质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2000年以后，北京都市报发展迅猛，不断有新来者进入市场，最多时报纸数量甚至达到了10家。然而随着读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各报在发展中也反映出一些不适应。比如，报纸经营对读者群的细分就要求得越来越高，但都市报作为综合性报纸，它对读者的要求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不是细分概念，说不清它的主要读者群到底是谁。可如果没有细分，必然形成同质化局面。从北京报业市场看，除《京华时报》和《新京报》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外，其他报纸趋同性越来越强。
“报纸同质化，读者各取所好，对报纸来说就是你好我坏，最终你死我活，因此说，同质化的过程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朱德付说道。对此，毕昆也坦言，报纸都差不多，读者习惯买哪份报纸，其他报纸可能就不需要了，这种情况对报纸的经营必然带来困难。“面临这种形势，报纸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有所调整。2007年，京报集团对《竞报》、《晨报》、《信报》等所属子报进行战略调整，就是希望实现差异化经营。”
“变”与“不变”，报业变局中的较量
●《北京晚报》发行总量依然稳居第一
●《京华时报》零售市场略胜一筹
●《竞报》、《信报》、《华夏时报》寻求突围
目前，《北京晚报》的发行总量依然占据着北京都市报市场的老大位置，而总量位列第二的《京华时报》则在零售市场上略胜一筹。“《北京晚报》的发行还包括远郊区县，但我们只做城区，可以肯定，我们在城区的覆盖率绝不低于《北京晚报》。”《京华时报》考评中心主任黄东江说。对此，朱德付也坦言，在早报零售市场上，《京华时报》已经占到70%以上的份额。
尽管有业界人士表示目前《北京青年报》的零售市场份额和利润正在下降，但戴自更表示，《京华时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这4家报纸在北京都市报市场上仍然处于核心竞争地位，其发行量和广告份额均占到了市场总量的80%以上。据戴自更介绍，《新京报》从去年开始盈利，2007年的税后利润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
“《法制晚报》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说道。毕昆也表示非常看好《法制晚报》。据了解，尽管最初有不少人对《法制晚报》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其根本无法撼动《北京晚报》在晚报市场上确立的稳固地位，但从创刊近4年的情况看，《法制晚报》在发行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零售量突破20万份，居零售市场的第三位。而在广告方面，《法制晚报》却始终未有大的突破，经营状况并不理想。
与《法制晚报》的平稳发展相比，同年创刊的《竞报》就可谓曲折多变了。《竞报》的创刊借助了奥运会的契机，奥运背景、体育特色、着重图片是其最初的定位点。然而，作为一份都市类综合早报，《竞报》的经营状况始终不理想。“《竞报》实际上是一份非常可惜的报纸，开始是做体育报，可没有明确地坚持下去，后来改成都市报就是一个方向上的错误，特色都没有了。可能做体育日报还是早了一点，奥运之后推出会比较合适。”水皮分析说。据悉，此次全新改版，《竞报》内容定位基本延续了之前“都市生活报”的思路，突出图片张力、体育特色，希望随着奥运的临近，能够利用奥运资源提供更多奥运相关的信息和服务，回归其创刊初衷的体育竞技特色。有业界人士认为，改版究竟能否让《竞报》搭着奥运快车取得成功，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在2007年，《北京娱乐信报》的转型可以说是北京报业市场上最值得关注的案例。《信报》于2000年创刊，并迅速以娱乐特色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信报》的生存空间被逐步挤压，自身管理的混乱也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到2004年京报集团接管时，《信报》不仅拖欠印刷费、纸张费，还有巨额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尽管此后集团对报纸也进行了一系列整顿，但始终未能彻底扭转报纸亏损的局面。2007年11月27日，经过调研论证和精心准备，《信报》转型为京城独家地铁报，每周一至周五早晨的7点至9点向地铁乘客免费派发。
有业界人士认为，转型后的《信报》并未展现出很好的广告吸附能力。对此，毕昆表示，《信报》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转型让《信报》甩开了地面同质化竞争的圈子，进入了一个竞争不充分的新领域。从运营3个月的情况看，经营方面的情况还不错，目前的广告签约量已经占到全年任务的40%。报纸内容也基本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在70个地铁站的派送量已从最初的7万份上升至25万份。”
一直在积极变化的还有《华夏时报》，2007年这份报纸的变身也最为彻底——在都市报的大框架内几经周折后，《华夏时报》最终选择退出，成为全国发行的财经类周报。总编辑水皮告诉记者，所有行业都有一个“三分天下”的特征，也就是老大可能吃掉了市场的一半份额，老二可能吃掉了30%，老三可能吃掉10%，勉强够温饱，再往下分，老四、老五差不多就都是半饥不饱了。“用来衡量北京的都市报也是一样，无非是老三都没有吃饱吃好，老四、老五更是嗷嗷叫，处于饥荒状态了。因此，从投资的角度、从现阶段的北京报业市场现状来看，再做都市报都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在短时期内我们看不到《华夏时报》在都市报市场有赢利的可能，这意味着我们要把《京华时报》和《新京报》这两种类别取向的报纸都打掉，但可能性不大，这也是我们决定不再做下去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在改为财经报的半年里，为迅速造势、确立品牌，《华夏时报》策划组织了CEO年会论坛、机构投资年会等30个活动；现金广告做到了500多万元，再算上换来的广告，广告总额达到1000万；发行量突破12万，其中征订4万多份，零售近8万份，在北京市场的财经报纸中位列第二。
变化之中，还是已露端倪？
●不断调整是大势所趋，奥运不是每家报纸的救命草
●纸价上涨，劣势报纸可能加速死亡
从《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的两强相争，到《信报》、《京华时报》、《新京报》、《法制晚报》创刊后抢占市场、上演激烈角逐，再到《华夏时报》多次转型后最终选择退出，《竞报》大报变小报，《北京娱乐信报》转型地铁报，北京报业市场似乎总是处于变化之中。那么，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京报业市场，在经过此番调整之后又将呈现怎样的格局呢？
——2008，洗牌仍将继续
“报纸进行调整是大势所趋。”戴自更认为，从主观上看，这些报纸进行调整是希望通过变革寻找突破。因此，随着竞争更趋激烈，接下来很可能还有报纸继续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调整，洗牌的格局还会继续下去。
毕昆认为，北京的早报市场上有两三份报纸比较好，晚报市场上有两份比较好，但从目前情况看，都市报的数量仍然比较多，竞争加剧在所难免。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北京报业市场进行调整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大。对此，水皮也表示，北京都市报市场上还有“垃圾”，因此，在2008年清盘还会继续。
2008奥运在即，对于这场众媒体期待掘金的盛宴，朱德付认为，奥运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对每家报纸来说不一定都是契机，也并不是救命草，尤其在报业市场总量仍在萎缩的背景下，奥运之后好报纸只会越好，差报纸只会更差，一些生存能力差的报纸很可能加速死亡。
尽管在2008年仍有报纸会进行调整、转型甚至退出，但朱德付表示，北京报业的市场格局通过2007年的调整已经露出端倪。“2001年到2006年的市场竞争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到了2007年已经演变为你死我活的过程，经过调整，市场格局也基本成型，现在的格局是什么样，2008年就基本是什么样。”
“《新京报》是我们唯一有荣誉的竞争对手。”朱德付坦言，2008年《京华时报》依然会占据北京零售市场第一的位置，而2008年和2009年的北京报业市场竞争也一定是《京华时报》和《新京报》之间的竞争。黄东江也表示，奥运之后，就看《京华时报》和《新京报》的较量。
——纸价上涨可能吃光利润
进入2008年的门槛，纸价上涨似乎成为报业最关注的话题。毕昆告诉记者，去年买纸时是4600元/吨，现在涨到了4900元/吨，最近又接到通知说要涨到5200元/吨，据说还要涨。“纸价的大幅上涨无疑加大了各报的经营难度，对苦苦挣扎的报纸来说又是一个灾难，对我们这种赠送的报纸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据毕昆介绍，像《信报》这样的小报，8个版一个印章，一个印章单彩印刷费用是0.18元，一份报纸一般是7个印张，也就是56个版，光印费就是1.26元，再加上纸张费、人工费，一份报纸的成本差不多是一块五六，每天发行30万份就要消耗40多万元。再加上奥运报道的需求，各报的用纸量大幅增加，发行成本势必提高。
“即使盈利的报纸也会因此被吃掉相当一部分利润，更不要说那些本来已经亏本的报纸了。”毕昆认为，这种形势下，2008年都市报面临的经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优势的可能会更加优势，像《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可以凭借资金支撑，进行改版、调整或者细化发行，使自己的优势更加巩固；处在亏损边缘的可以通过吸引社会资金改善这种状况；而处于劣势的报纸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将很难支撑下去。”
对此，戴自更也坦言纸价上涨势必会对报纸的经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加大经营压力。“纸价上涨15%，就意味着发行费用要多支出1500万元，这还不包括人员成本的增加、发行量的增长，发行量涨了会更麻烦，有2000万的利润才可能维持。如果年底纸价上涨到20%，吃掉的利润就更多了。”戴自更表示，纸价上涨将使得报纸的竞争更为激烈，有些报纸可能因此“死”得更快。
也谈报业的困境和出路
中国经济周刊/2008-0-25
读《财富》杂志《报业的困境》一文，开篇是这样说的：“报业奄奄一息。在华盛顿邮报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格雷厄姆把挽救严肃新闻业的希望寄托在了互联网上。如果他也无计可施，恐怕就没人能够挽救它了。”
报业面临的困境，各有各的难处。还是以《华盛顿邮报》为例：《华盛顿邮报》的主要收入——报纸广告（含分类广告）的营业额正迅速下滑，在2007年的前5个月里，包括平面媒体广告和网络广告在内的广告销售总额下降了12%。其他报纸也宣布广告收入出现下滑，且降幅超过了所有业内人士的预期。不仅如此，公司利润也在萎缩，华盛顿邮报公司报纸部门的经营收入2007年第一季度又下跌了53%。这是让华盛顿邮报公司掌门人头痛的事情，不管他如何地热衷于报纸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却是不能回避的。
那么，我国有数千家各种各样的报纸，我们的报业面临这样的困境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报纸，从政策上可以分为两类：即公益性和经营性。在众多的经营性报纸中，有几家不为经营所困？
无需否认，我国报业面临的困境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不是今天才有的。仅从报纸的经营方面说，这些困境可以概括为：运营模式与赢利模式的单一；广告和受众双重市场的分流；报业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产业化能力的不足等。
面对报业的困境，出路又在哪里呢？
在华盛顿邮报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格雷厄姆把挽救严肃新闻业的希望寄托在了互联网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盛顿邮报》就先后向它的互动部门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格雷厄姆把《华盛顿邮报》的数字化业务看作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互联网广告收入不能继续快速增长，我想报业未来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公司的网站必须成功。”
近几年，国内的报纸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是不是国内报纸走出困境的一个选择呢？笔者认为：或许是，但并非第一选项！因为，在国内众多的经营性报纸中，有多少商业资本？是否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成功要素之一是适时确立了公司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华盛顿邮报》网站则肩负着新的利润增长点的期待。
那么，面对报业的困境和现状，国内的报纸，尤其是经营性报纸如何走出困境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及早将经营性报纸的可经营性资产剥离，成立经营性公司，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化管理和经营；
二、为经营性公司收购或配置优良资源，即报刊资源整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融资或合作，完成公司的原始资本积累，储备相应的商业资本；
四、实现公司的产业化、多元化经营；
五、当报纸网站的赢利模式相对成熟时，互联网仍旧是国内报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刊上应慎用“统一思想”的提法
北京日报/2008-2-25
本文发表在北京日报2月25日第18版《理论周刊·学习与答疑》。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
报刊上时常出现“统一思想”的提法。每每看到这个提法时，我往往禁不住将之和现实生活、经典著作和著名学者的言论对照，觉得这个提法可以商榷。
统一思想是可能的吗？
答曰：既可能，又不可能。这要看如何理解“统一”这个词汇；是形而上学地理解呢，还是辩证地理解？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同，其思想意识当然不一样；每个阶级之内又各有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除有共同阶级意识外，还有不同的阶层意识；每个阶层的人由于各人具体生活条件不同，除有共同阶层意识外，也各有其个人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家庭之内，不同成员也因其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能体会到，不独焦大和林黛玉的思想意识迥异，从贾母、贾政、王熙凤、贾宝玉、赵姨娘、迎春、探春、惜春一直到婢女袭人、晴雯、平儿、紫鹃等，有几个人的思想意识是完全相同的呢？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荣国府里那么多人各有自己想法，这个大家庭的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呢？显然，那是靠宗法社会的家长制，绝不是由于统一了思想。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期间，德国和苏联政府作出的决策和选出的领导人，往往是全票通过的。但那绝不是思想统一的结果，而是靠的纳粹党和斯大林个人专制独裁的党政体制。
就整个社会而言，如毛泽东所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就一个社会的政治领域而言，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就一个党而言，毛泽东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由上所述，足见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说，所谓统一思想，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只能有一个想法，而是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说得通的。但应指出的是，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这样的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这就表明，这种集中或统一，是不同思想的集中或统一，而不是思想的一致。这种思想统一，是毛泽东《矛盾论》中说的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或一致性)，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以，这种思想统一指的是两种及两种以上对立思想的统一体。
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国早期农业合作化决策思想，就是一个多种对立思想的统一体。它提倡合作化和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但允许单干，允许组织互助组，允许退社，允许农业合作社解体，允许初级社长期不转高级社。这种辩证地统一思想的方法，不独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根据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当时“已经建立起来了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80%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表明实践上也是有效的。如果当时要求所有农民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在建成初级社后不久都转为高级社，那样的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是有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虽然统一思想既不可能而又可能，但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的传统及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由于它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形而上学地理解“统一思想”的提法，认为“统一思想”就是要求十几亿中国人做到：最上面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实际上很像孔老二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之故，有些领导部门或领导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让或不听别人讲话；有的党政部门一把手甚至公开扬言“这里就是我说了算”；“我说你对你就对，我说你不对你就不对。”甚至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虽然在理论上认为应该辩证地理解“统一思想”，只有符合“矛盾的统一性”的思想统一才成为可能，但如邓小平所说，从1958年“大跃进”起，他实际上实行的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形而上学的统一(《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20年的弯路。
综上所述，我衷心希望今后人们(从领导到群众)再不要轻易地运用“统一思想”这种提法，尤其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统一思想”，以便我国十几亿人民的聪明才智都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中移动谋手机电视，月收入目标千万
据财经时报/2008-2-29
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运营商，中移动图谋手机电视当是在题议之中的事。据《财经时报》了解，中移动申请手机牌照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随着3G发牌的时间越来越近，手机电视可预见的未来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中国移动在此时介入显然十分明智。”艾瑞分析师周军伟认为。
布局手机电视
中移动在手机电视领域的发力举措远远不止这些。此前，手机电视一直处于试商用阶段，因此导致内容增量和形态发展相对缓慢。不过，目前阶段，中移动在手机电视的正式商用阶段开始大幅度推进。
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上海移动和吉林移动列入手机电视的正式商用阶段，其收入已经列入KPI考核当中。上海、吉林的商用效果将陆续推广到其他省份和地市。2008年下半年，其他地方将陆续实现手机电视的正式商用。
业内人士程晓斌说，如果中移动能够实现手机电视的正式商用，手机电视将出现大幅度的增量，无论是业务形态还是收入，手机电视将会突飞猛进。
与手机电视正式商用相关，中移动在TD-SCDMA手机的采购上大力推进，投资的采购资金约为30亿元-40亿元。2007年年末，中国移动发出了首期公开招标３万部ＴＤ手机和１万部ＴＤ数据卡用于业务应用测试，联想、中兴、海信、新邮通、LG和三星拔得头筹。
而根据中国TD-SCDMA产业化时间表的安排，TD-SCDMA最后一个阶段是2007年12月-2008年第一季度，包括手机终端招标、完成10城TD-SCDMA网络的升级和优化，以及部分手机终端交付运营商，这一阶段关键是提升TD手机终端产品的出货量。
更有各种信息表明，3G牌照将在奥运前发放，同时，对于手机电视业务而言，2008年的奥运年被赋予为“手机电视年”，包括移动运营商和手机电视运营商在内，都试图在手机电视业务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
目前，中移动已经开始打出手机看奥运的广告。
拿到牌照并非易事
如果中移动能够拿到手机电视牌照并实际运营的话，有可能挤压手机电视运营商的空间，这种既做球员又做裁判的方式，不免让其他手机电视运营商产生想法。
向《财经时报》透露中移动申请手机电视牌照消息人士说，对于中移动申请手机牌照的事情，结果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广电总局很可能会有相关的限制条件和交换条件。
艾瑞分析师周军伟认同该人士的分析，认为中移动若要拿到手机电视的牌照并非易事。
周认为，中移动的目的很可能是在CMMB（即广播电视网信号覆盖的实现形式，被称为CMMB标准）出台之前抢占手机电视市场。即使说中移动拿到手机电视的运营牌照，那么广电方面会有相应的制约措施。比如内容方面，少不了内容提供商的参与，因此，即使移动独立运营手机电视业务，依然必须是由广电旗下的各家电视台提供内容，自然少不了广电的钳制。
同时，一旦CMMB标准建立起来，手机电视内容提供商原本就属于广电系统，因此，他们会分散依靠移动运营商的流媒体通道转而向CMMB，从而影响中移动在手机电视领域的作用和市场。
按照广电总局对手机电视的规划，2008年上半年，CMMB将完成35个城市地面覆盖网络的第一期建设任务，CMMB的收费节目可能是包月的形式，费用为20元/月。
届时，CMMB将和移动运营商的通道并存。
不过，周军伟认为，即使说CMMB能够短时间内成形，而且其收费标准和收费途径能够靠技术手段来实现，但是最方便和快捷的方式应该还是通过移动运营商收取。所以，移动运营商在手机电视领域的作用和地位仍然无法绕开。
目前，手机电视实现方式有两种，一种由移动手机运营商的移动网络平台，以流媒体的形式实现，另一种是CMMB标准。目前，由于广电部和信产部在CMMB领域的角力，造成CMMB标准一直悬而未决，因此，CMMB的实现方式一直未能实现。
目前手机电视的实现方式为移动运营商的流媒体通道。
月入千万目标
实际上手机电视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2007年上半年，手机电视分账前的收入单月为100万，半年的时间翻了3倍。
根据中移动在手机电视业务的总体规划，2008年12月，中移动要使手机电视的单月收入达到1000万以上。从2009年开始，手机电视业务将可能进入中移动的KPI考核。
程晓斌说，如果中移动对手机电视重视起来，那么，手机电视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
目前，手中握有手机电视运营牌照的几家中，实际投入运营只有三家，即东方龙、中央电视台和国际广播电台。
中移动和这三家公司以五五分成的模式进行收入结算。
一位知情人士称，2008年2月份，同移动运营商结算前，手机电视的总体信息费收入约为350万左右。其中，央视和CRI的收入各约占90万，上海文广（上海文广手机电视业务由上海文广和上海移动合作的东方龙运营）约占180万。这些收入，不包括移动运营商收取的流量费。
这个收入数字实在不足为道。不过，对于手机电视市场，第三方观察机构都表现出了非常乐观的态度。艾瑞预测，2008年中国手机电视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23亿元。到2010年预计手机电视市场规模将达到59亿元。计世咨询（CCW Research）预测，2008年手机电视市场规模为13亿，2010年将达到26亿。
中移动的一位内部人士说，如果加上移动运营商的流量费和Free Wap网站视频内容的收入，手机电视的市场收入虽然达不到第三方机构给出的数据，但也相当可观。
由此可见，中移动在手机电视业务的收入远远超过三家手机电视运营方的总和。
周军伟分析认为，无论中移动能否取得手机电视牌照，能否实现手机电视的独立运营，信产和广电在手机电视领域的纷争日趋于理性，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共同发展。
企业领导人如何看待和运用媒体威力
《IT时代周刊》/2008-2-26
本文作者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原总裁李·艾柯卡。
许多年来，我一直都坚持认为国家权力最大的人除了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汤姆·布罗考和彼得·詹宁斯（此三人是美国3大广播公司的王牌主播）之外，就是国会的行政助理和报纸编辑了。我们国家的议程就是由这些编辑所决定的。他们决定了哪些内容放在头版，哪些放在第38版，哪些根本上不了报纸。这就是权力。
当今媒体的威力真是吓人（不是好，也不是不好，而是吓人）。媒体的力量——而且是9000英里外的美国媒体的力量，把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送到了夏威夷，再也没能回去！
不管你怎样看待媒体，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媒体对一个自由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可以怀疑媒体的动机，但如果有人低估它的力量，那他就太天真，不，简直是太愚蠢了。
当心记者的陷阱
在一定程度上讲，人们对于媒体的不信任态度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一些面色红润、野心勃勃的记者为了达到成名的目的，有时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最好（也是最糟糕）的例子就是珍妮特·库克，这个曾供职于《华盛顿邮报》的年轻记者几年前炮制了一个8岁毒品瘾君子的故事，希望能以此升职。没想到，这篇故事还为她赢得了普利策奖。后来，一些同行发现了这一骗局，于是她不仅丢了普利策奖，还丢了工作。
太多的记者喜欢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如果有人被控告，那媒体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报道；但如果同一个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媒体的反应就没有那么迅速了。
有时候，媒体似乎是先有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跑出去为自己找个代言人。我感觉自己就成了一起被我称为“宗毓华陷阱”的无辜牺牲品。
1986年4月，我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推出新型达科他卡车。这是美国的第1辆中型卡车，性能十分出色。在推向市场之前，我们已经为它投入了6亿美元资金，造就了它无与伦比的性能。我们为它感到骄傲。
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一位媒体人员过来跟我说：“听着，国家广播公司的宗毓华在这里，她想要问你几个关于卡车安全性能的问题。”
宗毓华告诉我，她要为一个新节目寻找一些材料。“好吧，”我说，“你想问什么问题？”
我们走向卡车，她突然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导演，还给我别上了微型话筒，然后开始询问我为什么新型达科他卡车没有车座靠枕，为什么车门没有侧梁。
我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但还是尽力回答了她的问题。我告诉她，首先，克莱斯勒遵守政府关于卡车安全性能的所有规定；其次，轿车的一些安全设施并不适用于卡车。比如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卡车的车座靠枕可以减轻人们在事故中所受的伤害。而且，我还说，卡车的安全性能普遍要高于轿车，原因很简单：牛顿第2定律。大家都知道，卡车的重量要远远大于轿车。如果一个4000磅的卡车撞上一个2000磅的轿车，那卡车肯定要占优势。
你知道宗毓华的反应是什么吗？她是这样问我的：“那你的意思不是在说，你在等着政府颁布安全法规来适应你们，而不是依靠自己来提高卡车的安全性能？”我告诉她这完全是胡说——要不是这个采访要在电视上播出，我肯定就会用“狗屎”这个词了。
节目播出后，我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追问我关于车座靠枕的问题。他们制作了一期因为卡车事故而受伤的节目，把对我的采访和火光冲天的事故、躺在担架上的伤者的镜头放在了一起！这明显让人感觉到，可怜的伤者躺在那里，而冷酷的底特律大腕对此根本无动于衷。
几年前，通用汽车颁布了一项规定，不允许管理人员在纪录片中露面，除非他们有权力对纪录片进行编辑。因此，通用没有一个人出现在纪录片中，它可是省了不少麻烦。我从来就不赞成这种政策，但是如果再遇到类似的陷阱，我肯定就要改变主意了。
怎样和记者打交道
即使你有过类似经历，也不能对媒体过于多疑，否则连接受采访都会感到害怕。而如果不与媒体交流，那比接受采访还要糟糕得多。
我在和记者打交道时，总会尽量遵循几条简单的原则。我觉得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得到媒体的公正对待，而且也能帮助记者得到报道素材。
1、乐意接受采访
也许我所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乐意接受采访，而且不只是在自己高兴的时候。大部分的CEO都愿意在公司业绩取得有史以来最好纪录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如果业绩低迷，他们肯定就会跑出去视察赫尔辛基的工厂。
但不管公司的业绩如何，是上升、下降还是持平，我每个季度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公司的季度业绩。这样对记者才公平。不管我们是否盈利，他们都必须写稿子，他们的编辑不会因为我们这个季度业绩平平而给他们放假，因此我为什么不主动告诉他们事实呢？
2、对媒体实话实说
我还有一条原则，我敢保证没人能想得到。这是我的最高机密：我对媒体实话实说。
我相信，如果你对媒体说实话，那关于你的报道就会公正。每个公司都会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因此不妨对媒体开诚布公。相信我，即使你不说，他们也有能力把那些坏消息挖出来。所以，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出来，节约彼此的时间呢？记者们总想让报道达到平衡，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他们事实，以便帮助他们。
遮遮掩掩无异于自杀。政府总是喜欢用关系国家安全的托词来拒绝回答问题。我真纳闷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高级机密。我们也经常告诉记者对于某件事情无可奉告是因为不想让竞争对手知道。我认为许多公司都滥用了这项权利，媒体很快也了解了这一点。
许多公司老总只要看到关于自己的一行负面报道就会立刻取消订阅该报，然后开除公关人员。他们根本就不去看另外412行的正面报道，因为他们是大公司老总，他们总是认为：“那个自以为是的小记者凭什么跑来批评我？”
如果让我就商界与媒体的合作打分的话，假设满分10分，那它只能得到2分。当记者要求采访的时候，大部分公司都不会积极配合。一旦出现关于自己的负面报道，他们又会立刻跳起来抱怨。事实上，我在福特汽车公司的时候，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经常会考虑通过成为媒体的一分子来把它争取过来。他们很严肃地估计了买下一家知名报社或者像美国广播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的可能性。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公司的思想强加给整个世界，并且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一句关于自己的负面报道了。
尽管我非常提倡对记者实话实说，但是的确有一些时候真的涉及商业机密，因此我们不能开诚布公。比如，记者可能会问我：“嗨，我听说你们启动1988年新款汽车项目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说“无可奉告”或者是“闭上你的嘴”，而是会告诉他：“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我经常会对记者说：“下个月我会告诉你们的。那个时候时机就成熟了，现在还不行。”如果记者根据你以往的表现知道你的确会在下个月告诉他们，那他们是不会因此而被激怒的。
3、忽略某些记者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记者都会因此而放弃对你穷追猛打。美国广播公司的萨姆·唐纳森就经常令里根总统很生气。有一天，里根总统甚至问我：“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对付他？”
“我想我会跟他开玩笑。”我回答说，“但是要知道，他是记者，嘴上功夫了得。你唯一的武器就是忽略他。请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提问，轮到美国广播公司的时候就宣布新闻发布会恰巧要结束了。一段时间后，他就会明白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有记者让我不胜其烦，我就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忽略他的存在，不给他提问的机会。毕竟，这是我的新闻发布会。
用媒体威力创造商业价值
媒体中的确有败类，但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记者都是很认真负责的，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和大多数生意人不同，我了解交流的价值和媒体的重要性。当初克莱斯勒举步维艰的时候，许多次除了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必须要和员工以及经销商团结起来。我们必须说服政府帮助我们。我们必须使400多家银行向我们提供贷款——在我们每天亏损600万美元的时候。我们还要得到供应商的优惠。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整个国家都相信我们能够起死回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让消费者在不确定是否能够得到售后服务的情况下购买我们的汽车。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公关工作，但是我们却无法直面说服他们。我们不得不利用电视和报纸等媒体。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的危机发生在中世纪，我们肯定没有办法逃过那场劫难，肯定早就倒下了。
三峡等于三门峡？
英国《金融时报》/2008-2-28
对于反对者而言，中国长江上的三峡大坝是一个重蹈覆辙的悲剧，因为历史上已有前车之鉴。位于中国中部、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三门峡大坝如今被视为一个灾难性错误，共产党高官批评它给该地区造成了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
当年设计三门峡大坝的中苏工程师团队肩负的使命是防洪、发电并改善黄河的交通运输，与建设三峡大坝这座全球最大水电站项目的初衷相同。
与三峡一样，三门峡工程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的支持，同样没有充分考虑对中国第二大河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表示：“这个大坝确实是一个愚蠢的错误。”陕西省是三门峡工程及其后果最为直接的受害者。“我们应从科学的角度考虑所有这些工程，如果不科学，我们就不应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工程非常愚蠢。”
多年来，安启元一直大力游说，希望拆除这个大坝。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在最高权力走廊中得到附和，甚至包括那些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
唯一认为三门峡大坝有好处的人，是生活在大坝附近农村地区的基层共产党官员。他们忠实地遵守着已经过时的党的方针，认为大坝的好处多于负面影响——这与目前三峡大坝的口号一致。
安启元表示：“三门峡大坝给生活在黄河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灾难远远超过大坝在某一时期可能带来的好处。”
三门峡以及其它考虑欠妥的水电和调水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水资源短缺现象不断恶化，引发了土地争议。
三门峡大坝一完工，混浊黄河中的沉积物就开始堆积，导致政府不得不在几年后重修大坝。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破坏性洪水频发，黄河被称为“中国的悲哀”。
尽管工程在上世纪60年代彻底重建，但泥沙淤积仍在继续并向上游蔓延。修筑大坝本来是为了防范洪水，但大坝自身却最终导致洪水暴发。毛泽东当时曾生气地宣布，如果大坝没作用，就应炸掉它。当时，超过40万人被迫搬迁，为大坝和水库让路，其中许多人生活在附近城镇类似贫民窟的环境中。
随着泥沙不断淤积，且工业用水过度导致黄河流量减少，大量耕地重新浮出水面，促使许多农民回到耕地上，勉强维持生计。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正式将大量搬迁农户重新迁回原籍，但多数人分到的土地大大少于20多年前他们留下的土地。
“政府让我们离开土地时，我只有十几岁，等我们回来时已是1986年，”生活在水库地区的60岁的农妇刘翠英（音译）说道。“我们只是要求得到以前属于我们家的土地。如果我们得不到应有的土地，我们怎么生活？”
在三峡地区，至少130万移民的重新安置问题引发了土地争议，政府曾多次镇压。一些官员担心，就像三门峡的例子那样，由于移民难以适应新的环境，问题将恶化。
三峡工程的批评者警告称，三门峡工程许多最糟糕的环境影响可能也会在这一新工程上重演，包括泥沙淤积、长期污染以及洪水愈加泛滥。
如今，三门峡大坝仅偶尔发电，发电量也很小，而在建设之初，官员们却声称，该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
三峡大坝也有类似的豪言壮语，高官们称，三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供应的十分之一。然而随着电力需求飙升且大坝的诸多缺陷开始显现，这些豪言壮语已悄然沉寂。
武汉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水资源管理专家伍新木表示：“全球已进入一个后大坝时期，三门峡大坝明显是一个错误。”
“我们应从三门峡工程中吸取教训，考虑建设大坝的长期影响，而非短期利益。”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令第 9 号
2008年2月15日，经人事部部务会审议通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正式发布并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假）制度，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条例》第二条中所称“连续工作”的时间和第三条、第四条中所称“累计工作”的时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作人员）均按工作年限计算。
工作人员工作年限满1年、满10年、满20年后，从下月起享受相应的年休假天数。
第三条 国家规定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的假期，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第四条 工作人员已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年内又出现《条例》第四条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不享受下一年的年休假。
第五条 依法应享受寒暑假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未休寒暑假的，所在单位应当安排其休年休假；因工作需要休寒暑假天数少于年休假天数的，所在单位应当安排补足其年休假天数。
第六条 工作人员因承担野外地质勘查、野外测绘、远洋科学考察、极地科学考察以及其他特殊工作任务，所在单位不能在本年度安排其休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第七条 机关、事业单位因工作需要不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应当征求工作人员本人的意见。
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工作人员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对其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支付标准是：每应休未休1天，按照本人应休年休假当年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其中包含工作人员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工作人员年休假工资报酬中，除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外，其余部分应当由所在单位在下一年第一季度一次性支付，所需经费按现行经费渠道解决。实行工资统发的单位，应当纳入工资统发。
第八条 工作人员应休年休假当年日工资收入的计算办法是：本人全年工资收入除以全年计薪天数（261天）。
机关工作人员的全年工资收入，为本人全年应发的基本工资、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全年工资收入，为本人全年应发的基本工资、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之和。其中，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不含根据住房、用车等制度改革向工作人员直接发放的货币补贴。
第九条 机关、事业单位已安排年休假，工作人员未休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只享受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一）因个人原因不休年休假的；
（二）请事假累计已超过本人应休年休假天数，但不足20天的。
第十条 机关、事业单位根据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工作人员本人意愿，统筹安排，保证工作人员享受年休假。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加强年休假管理，严格考勤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权，主动对机关、事业单位执行年休假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机关、事业单位不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又不按本办法规定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除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外，单位还应当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工作人员加付赔偿金。
对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的，属于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责令支付；属于其他事业单位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同级人事行政部门或工作人员本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因年休假发生的争议，依照国家有关公务员申诉控告和人事争议处理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驻港澳地区内派人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驻外非外交人员的年休假，按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按照国家规定经批准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年休假，参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