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4日·第60期）

中国新闻奖评选出新规

新世界集团加盟香港商报成第二大股东

成都报业集团2.92亿元挂牌转让房地产开发公司

平面媒体遭新媒体分流难享奥运盛宴

深圳广电集团控股子公司即将上市

软银9600万美元收购中国千橡互动14%股权

土豆网再获5700万美元风险投资

媒体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鄢烈山：广东报业的发展并非靠省领导的开明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法似不准确

微软首席预言家：重新定义未来

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

罗格呼吁西方收敛对中国的批评

中国新闻奖评选出新规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4-30

面对近来新闻界频发的“图片门”，正在评选当中的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杜绝造假新闻作品“瞒天过海”获得大奖呢？

首次出台违规问题惩处办法

据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李存厚介绍，从本届开始，凡发现参评、获奖作品和相关申报材料有篡改、伪造等严重违规问题，一经核实，就取消该作品的参评资格；已获奖的要取消所获奖项，追回证书、奖杯和奖金，3年内禁止该作者、编辑和推荐单位参加中国新闻奖评选，并将查处结果通报全国新闻界。“如果今年被发现造假了，明年后年即便没有造假，即便真的有好作品，可是对不起，你已经有前科了，三年之内没有参评资格。”

“起因源于在去年中国新闻奖评选过程中发现的造假行为。”李存厚坦言，为杜绝各种弄虚作假、违规参评、骗取荣誉的行为再次出现，中国记协在征求中宣部、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等新闻主管部门和中国记协60多名常务理事以及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对今年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办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惩处办法的明确是最大的变化。

“必须得有明确的惩治办法，不然大家不会把这个当回事。”李存厚指出，中国新闻奖评选工作是检验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阶段性成果的重要平台，明确惩处办法、加大惩处力度，既坚持了新闻真实性原则，维护了中国新闻奖评选工作的公正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也突显出中国记协和中国新闻奖评选办公室对虚假报道的严厉态度。

网上公示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本届中国新闻奖评选首次对评选过程中的违规问题出台了明确的惩处办法，以在最大程度上遏制弄虚作假的违规行为。此外，李存厚介绍说，今年的评选工作还将继续延续两次网上公示的做法，以增强评选过程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增强社会各界对参评作品和评选工作的监督。

据悉，从去年的第17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开始，评选办公室就在中国记协网和新华网上公示所有参评作品内容和相关申报材料；评选结束后，又在这两个网站公示了评委名单、评选程序和所有获奖作品内容。两次公示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业内的好评。比如，在公示参评作品时，共收到网上评议意见57件，点评了90余件作品，这些评议意见在评选时都发给评委作为参考；在公示获奖作品时，收到网上举报意见27条，涉及10余件作品。中国新闻奖评选办公室对这些举报情况逐一进行了调查核实，对情况属实的，按照评选办法规定，撤消其所获奖项。

“网上公示就相当于让社会再把一次关。”此外，李存厚表示，除出台明确的惩处办法以及依托网络增强社会各界对参评作品和评选工作的监督之外，在评奖开始的时候，评委会主任还将在主旨报告中重点强调这部分内容，要求评选委员会在评奖过程中严格执行评选办法，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并接受社会监督，对违规的评委和工作人员要予以严肃处理。

增加网络新闻作品参评项目

近年来，随着国内网民数量的逐渐增多以及网络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李存厚表示，为适应网络新闻事业的发展，第18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工作也与时俱进，加大了对网络新闻作品的评选力度。

据悉，2002年中国记协就对在中国新闻奖中增设网络新闻评选项目进行了调研，并提出初步方案。经过反复论证和考察，2006年首次在中国新闻奖中设立了网络评论和网络专题两个评选项目，同时把网络新闻专栏纳入了专栏的评选范围。通过两年的评选，在摸索出一些规律和经验并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之后，中国记协决定从本届起，在中国新闻奖中增设网络新闻访谈和新闻网页设计这两个形态较为成熟、有清晰界定和评价标准的评选项目。此外，经国务院新闻办批准的由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设立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网站首发的新闻摄影和新闻漫画作品也被纳入报纸通讯社新闻摄影和新闻漫画的评选范围。

“尽管增加了网络新闻作品的评选项目，但中国新闻奖的设奖数额却减少了，由过去的290个减少为280个，还有可能出现空缺。”对此，中国新闻奖评选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说明整个评选工作把关更严了，设奖比例比原来更低，增加了获奖难度。

此外，记者从评选办公室了解到，本届评选工作还对评选程序进行了调整，将一等奖获奖作品从等额评选改为差额评选，二、三等奖获奖作品从小组评定改为大组评定，而且每件获奖作品均须达到实到评委人数的2/3票数。有关负责人表示，一等奖评选改为差额评选，这是17年来中国新闻奖评选的一次重大改进，增加了参评作品获得一等奖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中国新闻奖评选工作的组织难度和评委的工作量，延长了评选时间。

新世界集团加盟香港商报成第二大股东

深圳商报/2008-4-29

4月28日，香港商报与深圳新世界集团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签约仪式，宣布深圳新世界正式加盟香港商报，购入香港商报45%的股份，成为该报第二大股东。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香港商报社长黄扬略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今后香港商报将努力通过资本市场的拓展运营，争取在香港上市。

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全国政协常委余国春，原深圳报业集团社长和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香港商报社长黄扬略，深圳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等作为主礼嘉宾出席签约仪式。

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香港商报社长黄扬略在签约仪式上说，香港商报是一份历史悠久，沟通内地与香港资讯的综合性报章，一向致力争取成为港人了解内地经济、内地读者了解香港及海外经济的权威性报章。2007年，香港商报的发行和广告双双大幅攀升，经营上首次扭亏为盈。深圳新世界集团的加盟，将为香港商报导入先进的管理机制和资金支持，推动香港商报实现跨越式发展。

黄扬略指出，香港商报未来将把握深圳新世界集团参股的良机，利用其作为内地的地产及物流业航母的产业优势，在新闻采编上寻求更精准的市场定位，在产业经营上探寻多元化的道路。相信在引入新世界集团之后，香港商报会进一步贯彻我们的办报思路，为商界代言、为商家服务，办香港商界自己真正的报纸，争取在广告发行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同时，我们也会努力通过资本市场的拓展运营，争取在香港上市。

据了解，深圳新世界集团成立于1993年，仅用15年的时间便已发展成一家集房地产、物流、物业管理、百货和酒店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它的产业布局覆盖珠三角和长三角。去年在江苏无锡开业的全球最大纺织服装交易城——新世界国际，即是由深圳新世界集团斥资40亿元人民币投建的。

新世界集团董事长黄伟在签约仪式上说，深圳新世界集团正式加盟香港商报，对我、对深圳新世界集团，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黄伟说，我们今天加盟香港商报，主要是对香港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繁荣稳定的社会充满信心，主要是看到了香港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看到了香港商报未来发展有着美好的前景。香港商报自1952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承爱国爱港、在商言商的理念，深受香港市民的欢迎，多年来荣列香港十大中文报章之一。近年来，香港商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为商界代言，为商界服务的宗旨，倾力打造香港商界的代言人，服务商家的角色，成功融入了香港的商界，成了沟通两地商界、财经、资讯和交流的一座桥梁。

对于加盟香港商报后的发展前景，黄伟充满信心。他说，香港商报作为中国唯一一份特许在内地公开发行的境外报纸，在珠三角地区以及各省市，拥有丰富的资讯、资源和庞大的发行网络，是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台以及内地高端读者群了解香港以及海外金融信息、时事新闻的主要媒体，也是深圳新世界集团管理层多年来获得外部世界各种信息的主要媒体。拥有如此优势和实力的香港商报，使我们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为此，我们相信，加盟香港商报，参与投资香港的文化产业，前途无量。深圳新世界集团成立十多年来，在市场经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在加盟香港商报之后，我们将发挥自身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优势，充分利用香港的市场，与原股东共同努力，争取在香港资本市场为香港商报创造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成都报业集团2.92亿元挂牌转让房地产开发公司

中国证券报/2008-4-28

由成都报业集团控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益合公司日前以2.92亿元价格公开挂牌转让。转让方表示，受让方需承接新闻广场规划项目，同时还要与2-3家境内外上市的传媒机构签订在拟建项目内设西南区域总部的入驻意向书。

据该产权转让项目负责人介绍，新闻广场项目是在成都市规划局立项的重点项目。

资料显示，宜合公司于2007年5月30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成都报业集团以实物出资700万元出资比例 70%；新闻实业以现金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出资比例30%。

根据审计结果，截至2007年12月31日，益合公司账面资产总额281644005.95元，负债总额67288134.92元，所有者权益总额214355871.03元。评估报告给出的评估值292119475.21元。

资料显示，成都市新闻广场是包括商住两用的综合房产项目，地点位于成都市中心的红星路传媒大道上，周围有数十家报纸、网络、广电单位。

在去年成都举办的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新闻广场项目曾是展会上的项目。当时负责该项目的成都新闻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周和煦介绍说，该广场拥有1万平方米顶级生态园林景观，总投资6.8亿元。该项目的定位是让入住者能拥有绿色林木、明媚阳光的环境感受。酒店式管理，加上体现娱乐、休闲、舒适的高尚社区品位，同时兼顾现代办公和居家需求，使工作和生活更加便利。

平面媒体遭新媒体分流难享奥运盛宴

上海证券报/2008-4-29

虽然奥运会给国内广告业带来了一场“盛宴”，但不是桌边的每一个食客都能享受到美味。

以网络、户外、楼宇电视、手机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给传统平面媒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广告收入上已经给平媒带来了明显的大量分流。业内权威人士昨日对本报记者表示，2006年平面媒体广告收入增幅达22%，2007年收入增幅仅为3%。

具体个案方面，北青传媒(01000.HK)日前公布的年报刚好是个鲜活的例证。北青财报显示，2007年，其除税前利润减少42.2%至1761.7万元，每股盈利减少54.5%至0.05元，拟派发每股期末股息减少65%至0.07元。而该集团主要业务有三项：大部分来自报纸广告销售；其次为印刷刊物的印刷收入；三是印刷相关物料贸易、供应及买卖等。

该公司管理层认为，去年整个年度，受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与户外、楼宇广告等替代品的分流影响，国内纸质媒体广告市场整体仍呈放缓趋势，政府宏观政策对房地产行业调控力度的加大，导致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广告收入下降。北京市四大主流报纸广告投放量在2007年依然呈现放缓趋势。

此外，招商证券分析师赵宇杰认为，长期来看，纸张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和新媒体广告业务的分流将是平面媒体收入下降的两大主因。

“一方面，新媒体具有广告精准投放的功能，但是平面媒体广告受众大多难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由于纸张价格占报纸成本的近70%，所以纸张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平媒发行成本提高，有可能导致平媒减少服务内容或降低发行量，进入广告收入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赵宇杰说。

从北京奥运会广告投放上看，也可见网络媒体对于广告业务的分流在进一步加大。高盛日前就发布投资者报告表示，看好中国网络品牌广告行业的巨大增长潜力，预计这一行业的增长速度与此前预期的40%-50%保持一致，预计北京奥运会将给中国网络品牌广告市场带来约6500万美元广告支出增长，高于此前预期的三到四倍。得益于广告预算继续转向网络广告，以及新广告客户的增长，预计中国网络品牌广告行业将于2009年至少增长30%。

新传播研究协会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绝大多数广告和营销专业人士预计，在未来5年内，花在所谓有争议的媒体——包含有博客和播客(视频分享)等内容的网络媒体上的广告费用将高于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更重要的是，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门户网站新闻的量大以及时效性强等优势，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网络媒体还具有很好的开放性、很高的信息共享度、便捷检索性和互动性以及极为广泛的传播面等优势，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

深圳广电集团控股子公司即将上市

据上海证券报/2008-4-30

4月30日，上海证券报刊登《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人为深圳有线广播电视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简称深圳广电集团）。深圳广电集团2004年6月28日成立，举办单位为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注册资本2000万元。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20000万股，本次拟发行6700万股流通股，发行后总股本26700万股，全部股份均为流通股。本次发行前，深圳广电集团持股16400万股，占82%；发行后，持股16400万股，占61.42%。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81672万元。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系按照深圳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深办发[1994]22号文《关于转发<关于加快我市有线电视建设的会议纪要>的通知》，深圳市委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深思文[1994]1号文《市委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1994]第一次会议纪要》的相关精神，经深圳市广播电视局以深广局字[1995]4号《关于市有线广播电视台组建深圳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深圳有线电视台作为主发起人，联合通信投资、工行信托、深大电话、通讯工业及中金实业共同发起设立的，于1995年7月18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2003年3月1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出具了深府函[2003]3号《关于对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确认函》，对本公司的设立进行了确认。公司自成立以来共发生八次股权结构变动，目前注册资本20000万元。

1、重组背景及重组过程

按照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政策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要求，2002年3月18日，有线电视台与深圳电视台实行整建制合并，成立新的深圳电视台，同时实行台网分营。

2、重组基本情况

在新的深圳电视台成为公司股东的同时，本公司不再从事有线电视广告业务，由深圳电视台经营。本公司主要从事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维护和广播电视节目接收、集成、传输服务，除无偿传输国家广电总局等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的中央台各频道等电视节目外，向其他电视节目在公司网内的落地传输提供有偿服务，收取节目传输费。

3、公司的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1）电视收视业务收入——通过规划建设的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干线网和用户分配网向用户（主要是市民家庭）提供电视节目收视业务、视频点播和数据广播等扩展业务和增值业务，向用户收取数字电视收视费，目前主要包括基本收视费、付费电视收视费和交互电视收视费等；

（2）有线宽频业务收入——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向用户收取有线宽频使用费；

（3）节目传输收入——根据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电视节目信号接收和传输必须经过审批，在公司的经营地域内，仅公司有权接收并通过自己的网络向用户传输有线电视节目信号，因此电视节目提供商（包括境内外各电视台和付费频道运营商）在公司网内落地传输必须依赖于本公司。公司对于电视节目提供商在网内落地传输具有选择权，并向电视节目提供商收取节目传输费或收视费分成。

公司服务的主要用途是为深圳市民提供有线电视综合信息服务。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00万个终端，有线宽频用户27.3万户。

软银9600万美元收购中国千橡互动14%股权

据第一财经日报、华尔街日报/2008-4-30

日本互联网巨头软银公司4月30日称，以大约9600万美元收购了中国民营互联网企业千橡互14%的股权，以此拓展其在全球发展最快的中国市场的业务规模。

据一位知情人士称，根据4月7日达成的协议条款，软银公司还拥有在一年后执行价值400亿日元(约合3.84亿美元)认股权证的权利。软库倾向于选择行权，那样的话，它在千橡互动的持股比例将达到40%，成为后者最大的股东。

软银公司认为，成为中国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将有助于提升其在全球互联网行业的地位，此项投资便是它最新举措。

千橡CEO陈一舟和创业者团队在这一轮融资中没有套现，管理团队和员工依然控股。但软银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软银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将进入千橡董事会，陈一舟仍担任千橡董事长和CEO。以此次融资金额估算，千橡整体估值约为12亿美元。

     过去几年里，千橡互动曾陆续收购猫扑、uume、魔兽中国、Donews和校内网。易观国际分析师表示，校内网是千橡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软银最看好的部分，因此软银此次的资金将更多帮助校内网进行发展，短期不会对千橡策略作出重大调整。但是从长期看，软银有可能将旗下投资的公司业务进行互动和整合，但这要取决于校内网的发展状况。

软银集团于1981年由韩裔日本人孙正义在日本创立，它主要的投资方向是IT产业。包括雅虎在内的全球600多家公司都得到了软银的投资。

　　软银在中国的目标是，在用户数不断上升且规模居全球之首的中国网络市场上谋得更多的收益。目前，软银在中国的投资对象包括阿里巴巴、淘宝网、分众传媒、PPlive、万国数据等。该公司目前持有阿里巴巴集团三分之一的股份。

土豆网再获5700万美元风险投资

华尔街日报/2008-4-30

中国大型网络视频网站土豆网(tudou.com)日前再次筹集到5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这表明虽然最近出台的行业新规给网络视频业的监管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投资者对该行业的热情依然高涨。

总部设在北京的研究公司清科集团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有116家中国企业共筹得9.407亿美元风险投资，较去年同期的4.19亿美元增长了一倍有余。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共获得274.1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幅达61%。

中国的网络视频产业正处于增长阶段。有数字表明，中国的网民人数超过2.2亿，居世界首位。

然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对政府控制视频图象传播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去年12月监管部门发布新规，要求所有视频流媒体网站都必须为政府实体所有或掌控，这一规定的出台大大出乎业界管理人士的意料。有关部门后来澄清，新规不适用于现有私营视频网站，前提是这些网站能证明其内容符合监管规定。尽管如此，中国三大视频共享网站土豆网、优酷网(youku.com)和我乐网(56.com)目前仍未获得新的许可证，这意味着它们的命运仍有些不明朗。

总部位于北京的技术研究公司BDA China Ltd.的分析师刘斌指出，尽管网络视频业的前景还存在不确定性，但土豆网此次获得的投资显示，随着网络视频的不断普及，投资者仍对该行业跃跃欲试。不过他说，最近出台的规定可能还是会对土豆网等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他谈到，很多投资者仍旧非常谨慎。

土豆网是中国三大在线视频网站中创建最早的一个。上个月，该公司收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警告，称该网站的有些内容违反了政府审查规定。

广电总局和土豆网均未透露警告的具体原因。中国政府要求网络公司对色情、暴力和敏感性政治话题等内容进行审查。

从另一角度看，上述网络视频新规对土豆网这样的公司来说也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这些规定似乎令新的私营公司难以──乃至不可能──进入中国的网络视频市场，包括谷歌(Google Inc.)旗下的YouTube.com等国外网站。YouTube.com在中国的使用率还不是很高。

土豆网4月28日发表声明称，此次投资包括来自新加坡和美国等海外地区的家族及风险投资基金，但未透露投资者的名字。此前，土豆网已进行过三次融资，自三年前成立至今，土豆网四次融资共筹得8500万美元。

土豆网首席财务长王志琦说，这次融资不仅有利于土豆网，实际上对整个视频分享业来说都是件利好之事。王志琦表示，尽管出台了新规，但此次融资将大大增强我们的信心。土豆网将把资金用于改善技术基础设施，推动与电视台、电影公司和独立电影制作人等内容合作伙伴建立收入分享体系。

媒体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南方都市报/2008-5-2

4月28日，胶济铁路T195次列车与5043次列车相撞，A晚报A1版头条报道了事故的发生。人们关心车上人的命运，伤亡的情况和事故的原因。29日，A晚报的相关报道出现在A26版。标题为“列车出轨，初步认定超速所致”，二级标题6个，第一是铁道部要求“加强安全管理”，第二是“中断20多个小时的胶济铁路正式恢复通车”，第三才是“伤亡情况”，其后的第四、第五、第六是“事件调查”、“事故处理”、“专家说法”。全文23个自然段，到了第13个自然段才述及“70人死亡，416人受伤”。而近一版的通篇报道的第一句话是：“经过抢修人员的紧张奋战，因‘4·28’铁路重大交通安全事故中断的胶济铁路，29日2时16分正式恢复通车”。

　　B晚报也同样在一版主要位置安排了他们认为是重要的内容，与事故相关的报道排在这些内容的后面，在一版刊出标题，大字的正题是“北京医疗队上午赶赴淄博”，小字的副题才是“26名遇难者身份确定，凌晨胶济铁路恢复通车”。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事故发生，首先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人不幸死亡或者受伤，与伤亡人相关的善后处置；其次，则是事故的原因——因为它可使我们知道事故的性质：是人为破坏、责任事故，还是意外事故，以在此后采取措施，尽力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而不会首先关心“抢修人员的紧张奋战”和北京医疗队具体在何时“赶赴淄博”。至于交通何时恢复，只有马上要出行去相关路段的人才会想急于了解。

　　因此，为报道改一下内容安排的次序：首先，写最新的死伤人数，遇难者的身份确定(每一个有亲人或熟人在事故车辆上的人都极为关心这一点，B晚报报道了70名遇难者中有26名身份被确定，A晚报的报道中则通篇未提及此事)；其次，写对事故车辆上未伤者的转乘送达，及交通的恢复；再次，写事故的调查和对责任人的处理，以及善后的处理；再次，写铁道部发文要求加强安全管理，最后，写专家对事故原因几种可能的分析。

　　一位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且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人，曾经批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媒体习惯于在报道中“拿着‘丧事’当‘喜事’办”，看来这种遗风尚存。中共中央文件一再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工作的重点在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我们之中有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却还留在那个应该是已经成为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能不能改呢？建议改一改，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至于工作，有不足、有失误、有错误，实话实说，才有改进。

　　政府行为要置于阳光之下，政府的信息要公开，何况职能即在为人民提供信息的媒体呢？

　　                                                   (作者李楯系知名学者)　

鄢烈山：广东报业的发展并非靠省领导的开明

南方周末博客/2008-4-23

按：此文原题为《中国10年来时评发展状态》。

     这是我3月29日在广东省人文学会演讲的订正稿.

     因为这个演讲事先没有取得我的同意,我认为这个题目是对境外学者介绍中国状态的,不适合国内知情者和一般听众,所以演讲兴致不高,有点东扯西拉.但我的基本观点是不会变的,不管对谁.在山西长治开会,中宣部管阅评组的一个女处长在场,我也不隐瞒我的观点.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还有老远赶来的朋友。今天高战把我推到这里来我觉得很尴尬，因为确实不知道讲什么好。我最近讲过两次，一次是在汕头大学里面讲的，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因此我讲的是基本概念，讲了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写作，什么叫公民，什么叫公民社会，什么叫公民写作，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午间的讲演，是一个很小型的交流，主要是面对港台、美国来的一些学者介绍一下中国的言论环境，最近十年发展的状况。我们大家都是在国内生活，我也没有必要去介绍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针对性。但是已经通知我了，不来的话又对不起大家，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首先我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大家进行交流。我今天的这个题目肯定是没有什么公共性的，但我们在座的有媒体的、有写作的，也有热心的读者，大家还是关心这一块的内容，都有一个兴趣，对言论自由怎么争取，我们怎么参与这个表达，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自己有一个判断，各人的想法可能不完全一样，大家希望能够互相沟通，我想这是今天的主要目的。

一

     “时评”的概念是什么？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些写作者和编者常说的“时事评论”，是非常狭义的，其实它只是指新闻评论，就是追着新闻跑。大家看时评版，都是特别讲究时效，好象过了两天写的东西就没地方发了。这种评论是一种快餐，讲快速反应，这是现在的主要形式。

    再深一层的不是针对某个新闻事件发言，而是对当下的时政和社会文化现象发表看法，以专家、学者的长篇大论为主，当然这个长也长不到那里去。只是专家学者的身份，有那么一个专业的功底，也不是讲很专、很深的东西，因为毕竟是对大众讲话。其实，梁启超他们最早也是关注当下的时政，没有那么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什么可追的，因此这种时事评论是有深度的，提的问题是比较重大的。比如孙立平讲的断裂社会，重新建立“稳定观”，秦晖讲福利与自由，陈志武讲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我觉得那是全景性的观察分析的文章。都是比较有深度、比较宏观的时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现在更多的是体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时评，这种时评是针对某一个新闻热点，或者自己经历过的某些事情来发表意见，这种时评本来应该更多地占主体地位，而我们现在只是在网络上占主体地位，但影响力并不占主体地位。为什么说这种评论应该占主体地位？我们看海外的媒体，他们的专栏作家是真正的专栏作家，不像我们的专栏作家是不固定的，而香港、美国的作家就是一个专栏给一个人，讲什么都可以，我昨天碰到谁、见到什么事都可以作为题材，那种东西其实可以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又具有真切感，是扣紧当下，不是根据新闻事件，也不是很宏观的，其切入的角度是个体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他自己深层的思考。我们这一期的《南方周末》有一个很短的来信，有一个记者跟他的朋友跑到“两会”上吃，代表吃的东西其实很丰富、很高级，但是这些代表很多都不去吃饭，因为很多人都去拉关系去了，因为很多是官员，那个也是现场版，也是一个评论。很多官员趁这个机会去和其他官员去沟通，一个省长去请一个处长吃饭去了，无非就是因为这个财权集中在上面，搞转移支付，大多数都是批项目、要钱等等。我觉得这些来自生活的东西应该占比较大的分量，这方面可能网络有一些，特别是博客里面会有一些，但因为它太散了，没有引起关注，因此它的传播效果就比较差一些。今后怎么把这一块做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上我讲了评论的三种方式，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空间。    

二

     为什么我们要谈近10年来，而不是18年来、30年来的时事评论发展状况？我觉得近10年来我们中国在评论的发展方面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说1997年是一个关节点。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五大”，是1997年秋天开的，香港也是这一年回归的，这一年是邓小平去世。1998年的夏天发生了大洪水，军队抗灾，军民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到现在军队的声誉已有很大的变化，李云龙、许三多等这些军人形象不仅不会引起反感，而且会走红。

     还有从互联网来说，1995年5月中国创办了第一家互联网供应商，到了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快车道，都在1997年年前后。2000年联想公司想创立一个评论品牌，办的网叫FM365.com，当时搞了10个签约评论员，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薪酬比较高，大概一篇400到500元，那时候稿费标准很低，而他们开价很高，想作为一个全国的品牌来经营。2000年4月份起，到2001年5月份就搞不下去了，被停止了。然后搜狐网看到了这个经济增长点，有市场需要，有读者需要，就办了一个“搜狐视线”，然后“搜狐视线”又被停止了，又被砍头，当时刚好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换了一个形式叫“搜狐星空”，那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言论发展的态势，那是一种公众的需求。新浪网当时也想搞，看到这么有人气，也想搞，后来也搞不成。过程比较曲折，总的来说无论是联想，还是搜狐到新浪，都是看到了时评的人气，看到了这种社会需求。现在管死了民间这一块，只有官方的网站才能够首发，比如新华网、人民网、千龙网、南方网等等，后来好象每一个省都有一家政府网站，比如“浙江在线”什么的，每一个省都有一家，但很多省也放弃了这种首发权，不想惹麻烦，反正他也不想冒这个风险。有些商业性门户网站想冒一点风险，作为只有转载权的网站，它们想出了对策，与有首发权的网站合作。

     事实上时事评论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于是就在博客发表了，博客也是现在门户网站重点经营的推荐，让它得到关注，所以它也是一种言论，它进行社会批评，乃至进行时政批评。

     更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现在都市报是时评的主力军。《南方都市报》是1997年创办的。1997年开始办的时候是小规模的，像《羊城晚报》那样的模式，也写专栏，基本上还是比较重视人文这一块。现在的时评发展不是凭空而起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像《羊城晚报》这样的报纸把评论进行个人化。过去只有“本报评论员”，后来就有了个人署名的评论，慢慢地就发展了现在的这些条件。到97年《南方都市报》兴起以后就有一个爆发性的发展。现在几乎是每一个都市报都有时评专栏，《南方都市报》有，《南方日报》也有，大家都在满足读者的需求，搞时评专栏。

     要提一下《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初开了一个《冰点时评》专栏，而不是版。然后到了1999年10月1日就有一个“青年话题”专版。中国的媒体确实进入了卖观点的时代。新闻应该是两点，一个是时事报道，还有一个是卖观点的。在我们中国这一点特别重要，什么时候有一个新提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什么时候官方又有了一个新的提法，民间提出来什么观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瑞金3月17在《新京报》发表一个观点，他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以生产力为标准，就是搞市场经济，第三次思想解放应该是还权于民，目的是达到还权于民，以前是还利于民，让利，而现在到了还权为民的时代，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观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当然这跟他过去的身份有一点关系，他是“皇甫平”之一，退休前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副总编辑，副部级官员。实际上大家对这些都是很关心的。这是从10年来都市报、从网络、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看时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时评是一个小概念，再大一点的就是我们的舆论环境，再更大一点是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如何评价这一个发展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持一种一厢情愿或者诅咒的对立态度，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表现在某些愤青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比较激烈的。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海外媒体的，也是朋友传给我的。80年代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言论很自由，而现在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他认为是一个神话，这是基本观点。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客观，80年代的言论自由程度非常低，明显的标志就是动不动就“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人权”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周扬、王若水这样老资格的人还在写为人道主义辩护，为人道主义正名，你说那时候好到哪里去？完全是瞎扯。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几年我们出书很难，但是翻译的书是非常开放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翻译出来影响了我们的学者。

     另外媒体的改革也绝对不是一个神话。当初的动机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甩财政包袱，到现在只养活了少数的几家党报。中央的媒体《人民日报》是要全国订的，中央财政是要给它拨钱，一年一个亿或者几个亿；还有就是《光明日报》，要养活一批人。其他大多数的媒体都是自负盈亏的，像《南方日报》下面的子报都是自负盈亏，逼着你走市场化的道路，它是企业管理的方式。企业管理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去迎合读者的需要，读者不买你的账你就死掉了，你再说也是白说，对于这些媒体老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总之，我们评价言论自由的环境、评价新闻体制改革的好处坏处、进步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三

     我曾经向新闻系的学生说，写新闻时评，中国几十年来的榜样是梁启超，再就是王芸生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张季鸾、王芸生当时是纯粹以公民的立场来写作，不站在政府的那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那一边，这种立场是可取的。还有就是雷蒙·阿隆，这个法国人他的名声在中国没有萨特大，他们两个的观点是对立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萨特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提起来无人不知，可是像雷蒙·阿隆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一个报人，他一生写了4000多篇的社论，写了无数的专栏文章，在大学里面兼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是写时评的人榜样。他主张做一个“旁观的介入者”。我们要介入社会，因为我们是搞评论、搞报业的。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关心社会，应该是介入，但是你又要有一种冷静甚至是一种旁观的立场来看，不带感情，就像一个科学家研究某一个对象，你是研究动物、植物，研究细菌的，你不能带着感情来研究，应该是旁观的介入者的态度。再一个榜样就是《通往公民社会》的作者，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他是团结工会的精神领袖，一直在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后来当选了国会议员，却不当官了，回去继续办他的《选举日报》，这是一个纯粹的报人，是一个公民知识分子。他不是为了权势，他坐过5次牢，经历已经够曲折了，但是他也说，你不要仇恨官方，要警惕把官方妖魔化的同时，把自己天使化，不要用斗争哲学来看待问题。

     当然我这样说也是有一定针对性的。我觉得我们评价任何一个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客观、冷静的立场。我最近看到《南方人物周刊》上程益中的一个访谈，他说，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的境遇关系不大，并不随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觉得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立场，这样处事才会比较冷静，表述才会比较客观。而且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就党内来讲，有些“一二·九老人”，他们当初有些人的追求是很真诚的，他们经历了很多以后又回到了起点，人权还是要的，民主还是要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军队是最封闭的，可是军队的作家又是最开放的，像作家王朔、莫言、阎连科、学者王彬彬、新闻系最好的教授展江等等，他们都是从军队里面出来的，我们省人文学会的郝总也是从军队出来的，分析现实都应该有比较平和的心态和立场。

     我们要与“把一切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旧思维区别开来。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这种合力有许多的方面。为什么我要提97年以后？因为它跟国际社会的压力、现代文明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秦晖和陈志武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都谈到了国际因素。陈志武谈到了制度模式，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因为现在是自由贸易时代，把闭关锁国的很多障碍都打开了。当初英国如果没有炮舰就打不开中国的大门，而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炮舰，这是自由贸易的因素。再一个是互联网因素，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背景里。再一个是9.11以后，反恐给中国也带来了好处，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合作，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也想发展，也想加入国际社会。加入WTO，就必须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则，不守规矩的时候，别人就要孤立你，自己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于是跟言论自由相关的，比如某一个人关进去以后，美国总统讲几句话可能就放出来了，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还有一点是国内民众自己的争取。也不要把自己拔得太高，以为靠的是我们写评论的争取了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今天各个不同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展起来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太石村的农民们，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他们的本能。老太太的养老金都没了，就无法生活下去，她就必然要求查账。这种抗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出了张德江提出了征地的“三条硬杠杠”，首先要先签协议，其次要按最高的限额来补偿，三是没到位的时候不准动工。另外还有一些民工去跳楼、拦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抗争。这种抗争是一种社会的最基本的动力，他要求自己的权益受到保护。包括被拆迁的城市居民，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必须要让步，因此才讲和谐社会，讲减少社会矛盾。这种权利意识的崛起有出于本能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知识界、时评写作者在这里面也会有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要太看轻自己，也不要太看重自己。你说完全没有作用那也不是事实，但就靠你的几篇文章煽动，这也是不对的。

     我前面说到出于市场化的利益驱动，媒体进行企业管理，就不得不迎合读者的需求，包括一些官员也利用民意和媒体宣传，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官员也不傻，他也知道舆论的重要性。我昨天上网看到很多人在骂汪洋书记在人大的讲话，说中国的民主成本低、效益高，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投票搞死的，那些可能是内部讲话，但是登出来了，很多人臭骂一顿，觉得很失望。他的话有些可能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南方周末》写解放思想的系列评论的时候也想到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的头上有“天花板”。地方官员能搞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比如广东人应该加工资，汪洋说广州的水不好，我非常同意，他说要发展中小企业，就去找马云，说东莞的企业不转型就要被淘汰掉，我觉得确实说得非常好，符合广东的实际，也符合中国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政治利益驱动迎合民意的。

四

     我们作为写作者，作为媒体工作者，本身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要有良知，要有专业精神。这个良知也不是有道德优越感，基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人人的心中都有恶魔，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最基本的良知，这种最基本的良知在这个时代是特别需要的，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最底线的东西。小红包可能记者都拿过，比如到哪儿开个会拿一两百块钱这很正常了，但是如果说编造假新闻，一个不好的产品你说得天花乱坠那就是有问题，那就是有道德缺陷。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做媒体的不完全归因于这个环境。我跟别人讲，广东不是因为省里哪一个领导多么开明才有南方报业集团，才有《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集团是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之一。一开始张德江对我们也抱以不信任的态度，但最后以南方报业为广东的骄傲。同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湖南卫视做得很好，广东卫视做得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广西师大、陕西师大的出版搞得那么好，我们广东出版社还比不上人家？这跟小环境有关系，跟某一个群体的追求有关系。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追求，那些有追求的人就会投奔到一起来，因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从来不承认我们报业的发展是靠省里某一领导的开明，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五

     中国大陆媒体发展的现状离不开我们对大环境的判断，对我们中国整个大环境状况的判断。我认为要是用传统的观点来评中国的现代，你说它是一个“盛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中国2千多年来三个盛世，一个是文景之治，一个是贞观之治，还有康乾盛世，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此，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也不打仗，肯定比前三个盛世都要超过，土匪比那时候要少得多。但是和我们愿望来比，和我们付出的机会成本来比，它远远达不到我们的希望。对环境的污染等所有的机会成本都非常高，和我们希望的那种有尊严比，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底数。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前现代国家。中央党校出了一本书《攻坚：中共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说到2040年可以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民主法治国家，到2040年即32年以后（我肯定是看不到了）才实现现代化，所以现在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个是警察国家，到处都是警察，警察的种类繁多，都是拿财政的钱养的，一个是官本位的等级制国家。

     在这样的大环境定位上，我们来看我们的时评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从官方来讲，他是从来没有放弃管控的，而且还没有这种趋势，不要指望他哪一天就开放。这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雪灾的报道，完全是承续了旧的模式，没有任何的长进，长进是微乎其微的。广东还有书记、市长说心里愧疚，铁道部、气象局的还得意洋洋，气象局的一点遗憾都没有，觉得做得非常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英雄谱、表彰会、报告团那一套，一点长进都没有。

     现在民族主义的情绪特别强烈，而且像我这种人，原来对年轻人抱着一种很谦虚的态度，现在看来不见得了。我们过去上当上怕了，用骆爽的话来说，“每一个字都值得怀疑”，根本就不信它的话，所有宣传我们都带着一种质疑的态度，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有的态度，对官方的言论进行质疑。美国不允许官方办报纸，只允许对海外讲话，本土不应该有官方的声音，对官方本来就应该质疑。可是一涉及国家民族，央视报道出来，年轻人都相信。这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的成效。但如果涉及到社会不公、官员腐败他们绝对是清醒的，把官员说得多好他们都不信。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一些宣传，《南方日报》上个星期做了一个版，叫做“新主旋律”，那些作者也接受采访了，就“新主旋律”举了很多的例子，歌颂军队、歌颂党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和过去有所突破，就是个性化、生活化这一方面把过去“高大全”的模式摒弃掉了，但是其根本、核心的东西还是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解放军。这些根本的东西，所谓核心的价值观是没变的，这叫“新主旋律”，非常走红。我想对这个走红也不能抱全盘否定的态度。《闯关东》把过去的周扒皮的地主形象颠覆掉了，主人公不是那种地主形象；男主角是义和团运动的反侵略英雄，非常讲义气，非常正直，包括后来去抗日。从排外和抗日这一角度来讲，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延续了旧的东西。官方的控制有它的成效，也有它的局限，有些方面是没有公信力的，失去了读者，《人民日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读者，都是靠公款养。

六

     从理论上来讲，官方一些人的一些提法还是有进步，对媒体的态度有些官员还是不同的，当然这也跟他们的利益有一些关系。民间人士抗争方面，就时事评论来讲，最好的例子就是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这种互动首先是新闻报道方面的突破，在网上网民的帖子，像《南方都市报》就把它搬到纸媒上，然后言论又进行跟进，网上的跟进、纸上的跟进，这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联合行动，构成了民间的压力，最后构成了官民互动。官民互动最后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达到妥协，是双赢的结果，比如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就是多赢的结局，比如“华南虎”事件的真伪之辩，在道义上民间其实已经占了上风。官民互动除了解决一些事情以外，还构成了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有虚的一面，但其实也不虚，即道义上的这一面，很多人在民间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和比较正面的评价。道德评价系统在很多方面已经不是由官方主导，有些网管官员认为自己在网上是弱势，很多宣传官员也明白自己是弱势，因此出了问题都是用打招呼的形式，而不是用文件，这个不准报、那个不准批都是打一个招呼，不留痕迹，因为什么？因为他底气不足，心虚。道德评价系统的改变事实上导致了一种生存状态的改变，因此现在有了一种自由撰稿人，他们完全凭自己去写作、表达，而且不是迎合官方的。最明显的就是连岳、傅国涌，他们为公共利益写作，比《品三国》更有意义，更加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在话语上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时候“弱势群体”这个词中宣部不准用，说只准用“困难群众”，到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主流的话语。银行的官员也说自己是“弱势”，也用这个来标榜，“弱势”这个词汪书记也在用。有的人提出了“官僚性的利益集团”，这个词也比较合乎事实，很多党员其实什么权利都没有，只是普通党员。汪洋书记两会中还用了一个词，叫做“新三座大山”，这完全是网民的创造，这种词也会变成官方的语言。我觉得这种官民互动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它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通过你的博弈、通过互相的妥协、让步，这个社会是互相影响的，这种影响把社会一步一步的推向前进。就像网络引起的事件去年就比前几年都多，这种互动有加剧的趋势，比如去年的黑砖窑事件，到厦门PX事件、到重庆钉子户事件，一宗接一宗，今年一开年又有很多事，从“很黄很暴力”开始，一宗接着一宗来。

七

     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时评前景应该怎么样来评价，我觉得是要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国际社会的压力是内生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因为你想你的产品冲出世界，要保持经济发展，这是不可逆转的，你要维持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你这个政权才不会遭遇特别大的危机，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要维持这个发展速度，就要接受国际社会的压力，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在世界全球化、技术进步这些大的趋势之下，我们自己来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这个权利意识不断崛起的时代，官员本身也会有一个分化。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毛泽东搞的那一套为什么搞不下去了？因为他违背了人的本性，天天在那里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你要违背人的本性是不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其实跟教育的程度没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不想受别人的欺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能有等级观念，而现在你即使找一个保姆也不能有歧视，因为它不适合人的本性，她会觉得我现在穷才不得不帮你打工，但我并不比你低一等，这就是人的本性。因此要平等是人的本性，要民主也是人的本性，谁不想当家作主？夫妻之间为了主导权也争来争去，《金婚》里夫妇动不动都吵，看起来都烦了，其实就是为了争家庭的主导权。如果争不到怎么办？就用多数票来决定。因此这个民主就是基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东西。因为我们一定要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觉得赖斯驳“中国特殊论”讲得好，其实有什么特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公平的对待，受到良好的教育，这都是符合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我们相信这一点，要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抗争。

     而且我们不要有那么强的精英意识，就会有比较强的民主意识，也不会对别人有那么多的敌视，也不会有那么强的道德优越感。人家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你差一点，其实比你差一点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我们汪洋书记讲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认为自己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不如人，我之所以胜过别人是因为我有一个追求智慧的心，我总是在向别人学习，精英意识强的人这一点特别要不得。写作的时候不能居高临下，你没有精英意识，不自以为道德上高人一等、智力上高人一等，就会有一种宽容心，允许别人跟你争论。这个世界上最荒唐的事可能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精英的人干的，“民主柬埔寨”是最残忍的，那些领导人都是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精英意识要不得，标榜自己草根也没有什么好。他哪一单事做得不好你就批评哪一单，然后讲一个道理，当然这个道理也是代表你自己的看法，可能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像美国的法官很专业的，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的，相当专业，而陪审团的人是不专业的，只是凭着他的直觉来判断。我觉得写作的态度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不要把自己看高，也不要把自己看低。我们讲的公民写作也是这样的意思。什么叫公民？你参与公共事件、公共讨论，你是一个公民的身份来行使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点有的人持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公民写作是区别于专业写作的，《南方都市报》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可能也是比较狭隘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所有人不管他是专家还是教授，他在写作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公民的身份写作，你谈的问题对不对，你的专业背景这是一方面，但你不是以精英的身份，而且你也不是对精英来讲话，你不要瞧不起别人。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法似不准确

北京日报/2008-4-28

按：本文作者石仲泉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现在，比较时新讲多少次思想解放。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我认为可以商榷。如果将“解放思想”作为思想路线看，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是一直坚持的，不仅每次党代会都强调，平常场合也一直讲。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多少次或第几次，就给人一种时有时无、时断时续的感觉，因此，似不那么准确。但是，若从思想状态言，同每个人一样，对事物的认识，有时兴奋，有时不那么兴奋，因而思想解放会呈现高潮或非高潮状。就此而言，这可能比简单地讲第几次会少产生一些误解。当然，高潮也有大有小，起潮的能量不一样，其等级也不可能一样，因此也可分为高潮、次高潮之类。作为第一等级的大高潮，在我看来，自1978年到现在只有两次：一次就是1978年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一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其他的几次恐怕都达不到这个等级，正因为这样，也没有自发地形成目前这样的隆重纪念活动。

目前，不少媒体宣传十七大开始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或“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当前是否形成具有第一等级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大高潮了呢？在我看来，恐怕不好这样说。

第一，从十七大报告看，无论从导语对解放思想的强调，还是从全篇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来讲，无疑贯穿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好报告；但是报告并没有专门段落论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解放思想提出有哪些具体的新要求。

第二，若讲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从一些媒体言论看，似较空泛，或者说仍停留于精神状态的要求，而没有聚焦，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这与前两次的情况大相径庭。因此，我认为，关于当前思想解放的表述，还是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这个提法比较科学。

那么，媒体为什么对当前思想解放的宣传这么热闹呢？应当说，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盼和渴望。如果说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就应当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体制的，又有政治体制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诸多方面体制的改革，既有量变的、渐进的、要素性的改革，又会有这个领域的质变性、飞跃性、体系性的变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则引发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即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也是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如果要评选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最伟大的成果是什么？若投票来选择，我将选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所在。当然，这个体制和机制还不够健全，很多方面还不配套，远没有完善，这是目前的经济社会层面出现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又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说到底，又牵涉政治体制改革。说我国这些年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因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推行了许多重要改革措施。应当承认，我国民主政治有很大进步。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是同等的，也不是同一个级别和层面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到核心层次，发生了质变性、飞跃性、体系性的变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仍处于量变的、渐进的、要素性的改革这个层面。两大改革的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了很大空间，从而成为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温床，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对当前继续思想解放的期盼和渴望是什么？根据我的直觉，就是期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相协调。

微软首席预言家：重新定义未来IT

计算机报/2008-4-29

“趋势比管理和营销更重要。”众多伟大的企业已经证明了这一商业成功秘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GE、IBM、微软、Google们能够成功或者持续成功，就在于它们能在每一个转折点上，看清楚未来的技术潮流和商业趋势。

　　在全球IT技术革新和IT产业重组的前夜，作为IT技术与产业风向标的微软将如何看待未来？4月22日，计算机报报总编辑孙定与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雷格·蒙迪展开了深入交流。

　　电脑将成为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助手，而不只是工具

　　孙定：在前不久的微软技术节上，微软向人类展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创新技术。而且你也告诉我们，微软也正在建立一个由计算机组成的社区。我们想知道，在未来，IT技术的应用将呈现怎样的变化？

克雷格·蒙迪：电脑将由被动的工具转换成为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助手，成为人们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

它们彼此相连，聚集起来产生巨大的力量，由一种被动的工具转换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助手，它能替你做一些思考、策划，能设计和满足你的众多需求。

在未来，我们不只是把电脑看成是一个使我们业务高度自动化，给我们提供娱乐、通信的工具。与此同时，电脑和计算技术还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譬如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等方面，将随着计算技术的往前推进，以及电脑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未来使用电脑的人将不再局限于较富裕的15亿人口，还会包括许多穷人，他们能通过电脑来分享信息和资源。

孙定：你的意思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可以做我们以前不能做的事，而有些用不上电脑的人，以后也会拥有电脑。你能否给我们举一举具体的例子，来描述未来生活和工作的状态呢？

克雷格·蒙迪：所有的科学进步都会在很大程度有赖于软件的进步和计算的进步，现在是这样，未来还是这样。

我个人特别爱好谈的领域是：未来的计算和软件将怎样重新定义未来的医学。我认为医学的发展正在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各方面最终将从模拟走向数字化。第一，通过更加强大的传感器，我们将累积前所未有巨大的数据量；其次，我们现有的基因学和蛋白质学等海量数据库在推进着人类生物学的发展。还有，我们通过信息发掘来预测疾病，为人们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从而让人们能够主动预防疾病的能力——所有这些在未来五到十年，通过计算和软件的应用，都将成为现实。

孙定：生物信息学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我知道基因的数据和蛋白质的数据对数据库的结构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有一个报告说，全世界所有的计算能力都用在生物科学上还远远不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克雷格·蒙迪：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计算机的架构即将经历一场30年来最伟大的变革——微处理器将变成计算单元的列阵，其中，许多计算列阵将成为专用处理器。今天的电脑上已经有了一些分布式的专用处理器，比如显卡和CPU。

但是未来五到十年，一个CPU芯片上可能会有一百个微处理器，这些微处理器有些架构会是常规的，有些则是专用的，有些甚至包括能使计算机变成针对解决特殊问题的设备。这种架构的机器将提供一种硬件平台，基于它可以开发新算法从而解决需要海量计算的生物学模型和数据处理并具有学习能力。

同时，我相信，软件方面也会有突破。微软有很多和一名叫David Heckerman一样的研究员，他们研究的方向是机器的学习能力。他与一些同事最近参与了一项研究，对艾滋病毒和其它疾病的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即使对今天的电脑计算平台不做改动，他们通过计算方法的改进，产生新的计算方法，同样也能够大大增加对这种基因序列的了解。

我相信，有这种新颖的硬件结构的出现，加上新的算法，一定会使这些重要的领域产生巨大的突破。

电脑需重新定义

孙定：刚才你谈到未来会让现在没有用到电脑的人用上电脑，那会不是会另外一种电脑，在性能上、功能上、外形上、与互联网联结方式上，会不会跟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有所不同呢？

克雷格·蒙迪：我认为，还没用上电脑的人未来接触的第一种电脑应该是手机，他们接触计算、接触电脑的方式和你我不同。

成熟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中的人们使用电脑的入门方式，是以台式机作为开始，然后把台式机进一步做深，使得它能够播放电视、能移动，能放在车载、能和电话结合，其演变的过程是从大到小。但对于像印度、东南亚国家、部分南美洲国家和非洲的人们而言，接触电脑的入门方式是一种从小到大，他们会从手机开始，慢慢地过渡我们大家所使用的传统电脑。

当然，即使是传统电脑也在经历演变，或许外形更加单薄、使用触摸屏、显示方式和现在的电脑不一样。至于在和互联网的联接方面，各种各样的电脑都会是大同小异，或许会由于大小和形状的不同，会局限某些互联网内容的呈现方式。

孙定：有人认为，手机也能收发邮件、办公、上网，最终将取代笔记本电脑。还有人认为，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会融合在一起发展。你怎么看这三者的关系？

克雷格·蒙迪：未来所有的终端计算设备都可以称之为电脑，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基本上都是通信、娱乐、提高生产效率、获得信息的计算设备。

我认为人类未来使用的终端计算设备可以分为两大类：移动类和固定类。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都是属于移动类计算设备，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可以满足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功能。

但是，在这二者之间还有空缺，这个空缺就是由专业设备来填补，专业设备在手机之上，又在笔记本电脑之下，我们称之为超级手机或者初级笔记本电脑。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分工的不同，有的强调各种应用程序的全部体验，有的是强调输入能力，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移动。所以价格便宜的、具备基本计算功能的笔记本可以满足农村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特别强调在移动的状态下获取商务上的应用或应用电脑还完成一些特殊的工作，譬如读书或开车时定位时，人们通常愿意用移动设备，比如超级手机。

从我的视角来看，将来无非是各种软件应用，在越来越融合的平台上被整合在一起。而我们则通过一个终端，利用一些应用程序，跟互联网的服务相联结，这样我们很容易将电视、电话、电脑融合在一起，只不过显示的屏幕有小有大。

孙定：看来，相比固定类计算设备，你更热衷于同我们谈移动类计算机设备。在未来，移动类计算设备是否会成为消费的主流？

克雷格·蒙迪：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手机等移动产品的发展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普及计算机。事实上，移动通信正在成为个人电脑的补充。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的个人电脑已经和移动通信形成了非常互补的局面，在新兴地区，我们也可以把移动通信小小的设备与有关资源的发展前景整合起来，同时我们还可以把教育资源、电视直播及手机的直播进行结合。

事实上，微软正在为推动这一发展，开发使手机能够作为计算机使用的“Fone+”，可以将电视作为显示器，通过USB连接鼠标、键盘，将电话机作为入门级计算机使用。

互联网带来新挑战

孙定：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电脑，这些电脑都和互联网联在一起，并通过互联网获取服务。带宽够吗？安全吗？会崩溃吗？互联网本来就面临的那些挑战，在未来会不会有突破？

克雷格·蒙迪：不会出现大的崩溃。即便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互联网的发展已足够支撑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爆发式增长。访问量在增加，但造成所谓的“交通堵塞”的现象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有的话，也会是发生在蜂窝电话网络上，因为它的频谱分布有限而且数据传输率较低。但我相信未来的技术会克服这一点。

互联网的技术本身不会出现重大问题，还会有不断的突破。而风险则可能来自于政策法规层面。但这往往只能影响到一个国家，而不会吞没整个世界。

安全问题将依然是互联网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一是过去几十年建造的软件系统，当时其编程工具并未考虑到故障分析和纠错技术。新的技术突破应该出现在编程方式上，以降低安全风险；二是即使软件系统的编程没有缺陷，人也是造成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人们互动交流的需求不断增长，我们需要开发对人、机、软件都适用的安全识别系统。而这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当人们对电脑的依赖不断增强，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增强安全性的同时还要保护个人隐私。

因此，一直以来，微软就在倡导实现可信赖计算（Trustworthy Computing）。 通过改进编程方法使软件软件的内核更安全，并建立有关安全和身份识别的技术策略以打造和谐安全的生态系统。我相信没有一个公司能像微软一样对于安全的投资如此巨大。

由于安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硬件和软件问题，我更加担心的是统一安全，而并非带宽问题。

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

英国《金融时报》/2008-4-30

今年1月，当中金公司在豪华的曼谷素可泰酒店召开季度董事会时，会上的气氛远远谈不上融洽。

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持有中金34%股权，它决意将股权出售。目前，该投行正遭受与美国次贷危机相关的逾90亿美元减记。而且只有当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后，中国监管机构才会允许它在华进一步开拓新的业务；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现金。与此同时，以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为首的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层，则决定在与摩根士丹利分手前达成最有利的交易。

中金前雇员、现任里昂证券亚洲分部的分析师侯伟表示，自1995年中金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宣布成立以来，“中金公司一直是中国自身的一个缩影。”“它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镜头”。在中国，将商业和政治区分开，通常是不太可能的。

在中国逐渐告别共产党控制一切的时代之际，围绕中金的争执反映出中国传统价值的韧力——如政府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它也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它巧妙地运用复杂融资，有时还是用来针对其外国合作伙伴。朱云来和其他人的关系网，帮助中金强大起来，而这些关系现在正成为摩根士丹利面临的阻碍。

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兴。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上市方面，中金当时几乎享有垄断地位，这使摩根士丹利获得了相对于其它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中方，即当时王岐山领导下的中国建设银行（王岐山如今担任主管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副总理）也同样高兴，因为建行也获得了相对于其银行业竞争对手的类似优势。中金其它合作伙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地产大亨查懋声。

在王岐山的引荐下，朱云来于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来一直保持低调。尽管在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面为中金引进高管，但后来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管理层，它越过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云来控制。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会召开前，中金管理层几乎完全由中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管理层逐渐积累了大约20%的股权。

他们都得到了不错的报偿：在前面提到的20%股权中，朱云来持有多少尚属未知。但据悉，去年他赚了1700万美元，高于前年的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薪酬只有区区1万美元。中国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的收入，也远低于100万美元。

在素可泰酒店召开的董事会上，中金管理层利用摩根士丹利希望退出中金之机，要求获得更多股份，以提高持股比例。几位与会者表示，朱云来在会上保持沉默，但董事李弘提出了一项股权激励计划。她警告，如果该计划得不到董事会的批准，可能导致大批高管离职。

在她发言后，中金投资银行部门主管丁玮激动地指出，中金是建立在管理层的血汗之上的。与会者表示，丁玮尖锐地问道，至于公司所有者，“他们为中金做了什么？”此言激怒了香港股东查懋声。

就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的努力而言，中金管理层的要求不是个好兆头。摩根士丹利一直在与一些希望收购其所持中金股权的美国私人股本公司进行谈判，其中包括贝恩资本、凯雷、CV Starr、JC Flowers和TPG。一位考虑收购中金这部分股权的私人股本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些潜在买家在担心“中金是个好公司，但里面存在着一些泡沫”。中国内地股市曾大幅飙升，但已经开始下跌，这些收购集团都不希望支付最高水平的价格。如今他们还担心，任何买家都将面对股权立即被稀释的危险。

朱云来和中金管理团队也向潜在买家表达自己的要求，不过方式更为委婉。在与其中一个买家谈判时，朱云来阐明了他的看法：在大多数经纪公司，半数股权由管理层持有，同时50%的收入作为薪酬。这个第二位潜在买家回忆道：“他表示，这是该行业通常的运作方式，有鉴于此，让我们谈一谈合理的方案，因为20%的比例过低。”

这位买家补充道，作为尽职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当他所供职的集团与中金管理层会面时，在原计划的四小时时间内，（中金）管理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来陈述他们提高股权比例的要求。

除了要求得到更多股权以外，中金的高管还表示，他们希望与至少一家本土券商合并，同时称，马上上市可能是个难题。第二位潜在买家表示：“他们希望达成另一笔交易，这样一来薪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降低。”

在得知管理层不愿上市后，一家初期参与竞购的公司退出了竞争。私人股本公司很少在没有明确退出方案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而最明显的退出方案就是将中金上市。

摩根士丹利通过这些股权筹资10亿美元的希望似乎落空了。以朱云来为首的管理层拥有相当大的议价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出售了这些股权，摩根士丹利才能在中国采取新的行动。此外，正是朱云来的关系，使得中金公司如此值钱。

代表第二家私人股本公司了解中金的合伙人表示：“中金是一招鲜。”这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上市。要想赢得这些企业的承销及保荐委托，最重要的是与关键的政府及党内官员建立关系——而朱云来拥有大量的此类关系。一位中金前员工表示：“他去见省领导人时，见的是曾为他父亲工作过的官员。他是靠着父荫赚钱的。”

无可否认，朱云来建立了一项业务，并为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股东赚到了钱。摩根士丹利的初始投资为3500万美元，现在至少增长两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朱云来不仅能赢得授权，还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对如何从国有企业僵死的躯壳中缔造出赢利的公司，朱云来已是一个专家。

“他在这个体系中玩得转，”朱云来一位前下属表示。“如果说这种情况不公平，那是因为这个体系不公平。”

罗格呼吁西方收敛对中国的批评

英国《金融时报》/2008-4-28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警告称，西方国家必须停止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恐吓，此际正值中国政府近日表现出对国际抗议让步的初步迹象。中国政府表示，愿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磋商。

　　罗格表示：“在中国，嗓门大是没有用的。”这是“西方人的一大错误”。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我们用了200年的时间发展。中国是从1949年开始的，”他表示，当时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仍是殖民强权，“具有殖民强权附带的一切胡作非为”。

　　“40年前，我们才让殖民地国家获得自由。让我们更加谦虚一些吧。”

　　罗格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发表上述讲话后，中国政府近日宣布，将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恢复磋商。此前，北京称达赖喇嘛煽动了上个月的西藏骚乱。

　　此后，支持西藏的抗议活动令奥运火炬在欧洲、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传递蒙上了一层阴影，这进而引发了中国国内对西方国家的反感和抵制外国货的呼吁。

　　中国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一位未具名官员的话称，政府希望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

　　罗格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国际奥委会一直相信，授予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将“令中国开放”，并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将成为现实。

　　他表示：“我们认为，假以时日，奥运会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好的影响，中方自己也承认这点。”

　　如果奥运会不是在北京举办，媒体对西藏的关注是否还会同样强烈，罗格对此表示怀疑。他说：“我不知道，如果奥运会不是北京主办，西藏是否还会出现在头版。它可能会出现在第4版或第5版。”

　　罗格表示，让外国媒体自由报道北京奥运会，意味着中国向国际奥委会做出了重大让步，他预期这一举措将延长到2008年以后。他相信，这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补充称，中国还对国际奥委会对北京污染和童工问题的关切做出了回应。

　　罗格表示：“迄今我们能够取得一些成效。至于政府首脑取得的成效是否远远超过我们，那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