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震救灾报道】

河南日报“祖国万岁”误为“祖国万死”

综合整理/2008-5-31

2008年5月27日河南日报6版“中原时评”栏目《最凝聚人心的时刻》一文, “祖国万岁”误为“祖国万死”。

5月31日上网查阅河南日报5月27日的PDF版，发现当日第6版已打不开，网页提示：“您要查看的网页可能已被删除、名称已被更改，或者暂时不可用。”而其它版次都可以顺利浏览。同时，《最凝聚人心的时刻》文字版中“祖国万死”已改成“祖国万岁”。

对于此错，网友认为，这应该是“祖国万岁”的误写，应该是一个技术失误。很可能是拼音录入，只打词条前面部分，“wans”这样出来的词条有“万岁”、“万死”、“宛似”，如果录入拼音齐全，只会出现“万岁”一个词条。一份报纸，本应该层层把关，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不该原谅！有网友指出，由于河南日报党报的属性和最近一段时间的特殊性，所以，它应当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失误。据说，现在宣传部正在调查此事，相关的责任正在认定。

也有网友提出，这种失误确实不应该，但它又无法避免。做报纸，失误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报纸是由人来采写、编辑、出版的，而只要是人，就会失误。其实大家都能理解这种失误，相信编辑是真的没有看出来，毕竟他们也不是神。既然大家都不是神，那为何还不允许失误呢？有人炒作此事，说白了，在这个网络社会里，人们凑热闹的心理还是比较普遍的，这本来也属于正常，但往往就有人上纲上线到“不能失误”。我们的网民真是太较真了。不过，大家之所以紧抓住传媒的失误不放，还因为这些媒体平时太正统，经常板着面孔教训人，现在训人的人失误了，我还不能说几句？从而也趁机发泄发泄自己的情绪。

解放集团组织记者向公众讲述灾区采访经历

据解放日报/2008-5-30

按：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媒体大都派记者赴一线采访。现在，记者们陆续归来。不少媒体拿出版面宣传自己的记者在一线的风采，以示“社会责任”；也有的媒体在内部让一线采访归来的记者作报告，以教育队伍。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让一线采访归来的10位记者走上“文化讲坛”的做法，也很可取。“文化讲坛”是面向大众的公益讲坛，让自己的记者走上讲坛，一，可以借记者的亲身经历，展示集团各媒体在大震中对社会对民众的责任感，树立集团及各媒体的良好形象；二，这样做能体现对记者的尊重、褒扬，记者与民众面对面，也可以提升记者的社会知名度；三，这样做也是以实际行动宣传抗震救灾精神，读者也需要。

为此，建议我们集团：

1、举办一线归来的记者报告会时，既面向集团记者编辑，作为采编作风建设的一次活动；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在集团各媒体上作预告新闻,告之时间、地点、主题，免费听讲，限100张票（当然可适当放宽，视会场大小而定。若集团听讲人员100人，社会听众100人左右，新闻大会堂就可容纳）。

2、开讲时请集团领导先讲话：①大众日报有着70年光辉历史和“永远与人民大众在一起”的优良传统；②为救灾，集团节省报庆开支捐助灾区，编辑记者纷纷解囊，并且各媒体已为灾区募集数千万善款；③将以70年报庆为新起点，更好地服务大众。

3、报告会后，可现场采访听众，并在第二天各媒体刊发通讯、专题等。

这样，既是“资源”充分利用，亦或可一举多得。

6月2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将推出“向生命致敬”特别专场。刚从四川抗震救灾一线采访归来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的10位记者代表将走上讲坛，把对灾情和苦难的深重感受、对抢救生命守望相助的深刻感动，沉淀为深厚的文化记忆，共同表达对生命的最诚挚敬意。

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选派70余位记者先后有序地奔赴灾区第一线，深入北川、汶川、映秀、绵阳、都江堰、绵竹、安县等重灾区采访报道。在那里，他们目睹着揪心的目睹，感受着震撼的感受，也记录着动人的记录。

在这次文化讲坛特别专场上，来自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申江服务导报的10位赴灾区采访的记者代表，将真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悟。在他们的诉说中，既有生命的脆弱，也有生命的美好，既有对生命的叹息，更有对生命的尊崇和赞美，从而进一步激发出坚韧前行、建设美好未来的力量。

关于负面消息

——5月27日中国媒体扫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5-28/专栏作家徐达内

    在中国官方要求中，救灾重心正式转向安置重建。配合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会议要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题为“迎接新的考验”。

市场化媒体更关心唐家山上的考验。都市报、网站、电视台都把最大注意力投向这个威胁上百万人安全的堰塞湖。除了中规中矩的新浪外，三大门户在大标题中就告诉网民“可能动用轰炸机”。

长久以来饱受骂名的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出动，称校舍倒塌原因“复杂”，将提高校舍建设抗震标准。

南方都市报不肯罢休，不过角度很新：调查震区校舍质量也是积极心理干预。今天这篇社论一方面赞赏地方政府抢救公信，一方面也指出：社会稳定当然必不可少，但稳定不是要压抑民众的焦虑和疑问，逃避他们正常的情绪表达。

负面消息容易让人感叹：教师逃跑、书记求救、倒卖帐篷、募捐诈骗……如何看待地震中不美好的事情？燕赵都市报今天发表文章：成熟公民要敢于直面不完美的社会。既不能把政府的能力“神化”，更不能沉浸在人性的乌托邦里。成熟而理性的公民对社会、政府宽容和理解，并不意味着失去批判和质疑精神。

东方早报评论基调有所不同：“负面新闻”无损全民戮力救灾的主流。评论说，无需回避否认消极现象，但也不能放大和夸大，更不能动摇乃至取代全民戮力抗震救灾的主流舆论。不能因此减损、玷污大众的爱心、同情心。“只能鼓劲而不能泄气”，作者写道。

媒体告诉国民，海外并非异口同声都在赞美中国人民的勇气。今天有三个反面例子：法轮功、自由亚洲、莎朗·斯通。

5月20日央视网刊登过的“法轮功阻挠赈灾”今天再被国际先驱导报（新华社主管）头版整版刊发。

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主管）则记述“自由亚洲电台为藏独分子大做宣传”的行为。

继前一日网易娱乐一度将莎朗斯通称四川地震是“报应”的消息置于头条后，此事再度发酵。纸媒今日转载此消息及网友、明星痛斥，并提及这位“正在走下坡路”的女演员自称达赖朋友。

门户网站基本上都在显眼位置刊发以上三则报道，新浪、搜狐、腾讯新闻首页更是将其中两项或三项并排陈列。

网易似乎很爱报道那些考验电视直播神经的“意外” 。继有孩子在直播镜头前自述理想是“发财”后，又有孩子面对记者现场连线直接说“饭菜不好吃”。

中国媒体仍旧持续讲述着那些感动中国的故事、人物，但有人公开承认“审悲疲劳”。都市快报发表“都市放牛”文章：警惕灾难腔与灾难脸。作者嘲笑某些新闻和网络媒体，“浪费着这些难得的自由福利，用粗糙还原和情节渲染把自己的新闻责任蒙混过去，人为制造灾难煽情与泪水疲劳”。“都市放牛”称赞《三联生活周刊》让流泪和哽咽都保持着正常呼吸。

现在这个时候，地震科学家很不好当。就在门户网站全力帮助地震部门“澄清未来两周天水、西安有大震谣言”时，下午，四川青川、陕西宁强连发余震。

真的是陕西，虽然还不是西安。或许网站编辑们在刊发这条突发新闻时也会有些恐慌兼沮丧。

和纽约时报的乐观有所不同，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政府允许媒体对地震进行报道，反映出中国的媒体管理方式日益成熟，而非放弃了对新闻报道保持最终控制权。该文以审查机构压制关于“帐篷风波”的报道为例，认为关于震区学校建筑问题的报道，是检验这次地震能否使中国放开一些媒体管制的试金石。在FT中文网摘译的文字中，采访对象钱钢认为，政府决定让观众和读者见证地震灾民的苦难，应被视为一个进步，尽管很难把此视为中国政府突然间接受媒体自由的标志。“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激进的灾后报道，目前尚不确定。”

吴伯雄访问大陆，抵达中华民国旧都南京。央视国际频道直播其上午拜谒中山陵过程。两周来一直牢牢占据门户头图位置的震灾照片也让位吴主席片刻。明天“胡吴会”是大戏，新闻联播对明天三套节目共同直播的安排进行了专门预告。

莎大妈比吴伯伯还“红”

——5月28日中国媒体扫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5-29/专栏作家徐达内

今夜新闻联播的头条给了吴伯雄。胡总书记锦涛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与吴主席会谈，央视四套节目直播两人在《江山如此多娇》国画前握手及致辞过程。胡锦涛称反对“台独”是国共建立互信根本基础，理解台胞对两岸关系疑虑，会解决台胞参与国际活动问题。并邀请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当年连战首访大陆，名门之后、伉俪同行，举手投足间甚有明星效应，电视台给足时间，大段直播。还出了个“连爷爷，您回来了”的花絮。吴伯伯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趣闻。

莎大妈比吴伯伯还“红”，“红”似四月CNN。面对莎朗·斯通“地震报应”说，较之人民日报第三版400余字一篇国际随笔，来自都市报和网站的声音大得多。

广州新快报的标题：莎朗·斯通，小心你的报应！上海新闻午报：那“斯”，给我闭嘴！西安华商报：美国影坛大妈莎朗斯通的冷血无知！广州羊城晚报：莎朗·斯通又一次一丝不挂……

除了将各界痛批的新闻全天置于要闻区外，腾讯和搜狐还各自发动全球网友签名，谴责抵制这位“无良艺人”。网站编辑在专题中列出其“斑斑劣迹”，指出其因荒唐言论“已遭大片弃用……中国活动取消”。据报道，有书城撤下其影碟，影院宣布不再播映其作品，网友给其代言品牌DIOR下达48小时令。

但魏英杰在新闻晨报发文，称宽容莎朗·斯通比封杀更值得去做。魏主张言论自由、社会多元，称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及其民众，理应保持良好心态，倾听世界的不同声音。

通过门户网站审核的网友评论基本都不准备“宽容”。连网易奥运频道也专门推荐出一个标题“我们还未强大到足以释怀”。

魏英杰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长平？没有先兆，中国各电视台全体停止NBA电视直播。流传原因是：前几天某相关部门下了一个文件，说是现在有关篮球赛事转播上有很多啦啦队和球员庆祝等画面，与当前全国的震灾报道相悖，因此暂停播出。

“为什么要停播，什么时候能恢复播出，这些都不是我们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上级的决定。”据称央视人士曾这样表述。

干部打了志愿者。四川省卫生厅先辟谣后承认（自称因调查时间“误差”），给评论员送上了好靶子。燕赵都市报：《抗震面前，公职人员更需以诚意换民心》；荆楚网：《不负责任的辟谣也是一种造谣》；中国网：《公信力，又一次在“辟谣”声中坍塌》；现代快报：《这样的辟谣少了点技术含量》；西安晚报：《慎对“谣言”应成政府公共应急理念》；红网：《官员殴打救灾志愿者不能道歉了事》……

搜狐评论频道推荐的一篇评论干脆就直指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辟谣煞费苦心，澄清工于心计”。

就林某（志愿者）接受张建新（打人干部）道歉一事，南方都市报记者昨晚写就的报道中这样引述：他们双方进行了拥抱，这位志愿者表示，网民是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情的，共同齐心协力为抗震救灾出力。

新华社昨天深夜又发出一电稿，门户网站在今天上午陆续采用。新华社电稿在讲述辟谣前后后，使用更长的篇幅引用“小林表示”：他相信广大网民此时能与他一样，对该事件予以宽容、谅解，齐心协力，抗震救灾，共渡难关。

新华社电稿文末回顾冲突经过，最后一句是：当时，现场有人对张建新打人行为进行指责，也有人对小林不规范实施消毒进行指责。

除了描写医生、军人、教师、志愿者之外，新旧媒体也在费尽心思琢磨抗震报道新思路。央视新闻频道据称周日起停止滚动直播，白岩松灾区主持“新闻1＋1”。

网易推出专题：有多少男人在地震时期哭过。腾讯推出的策划“一个故事一首歌”也得到好评，编辑列出地震经典照片，让网友选择最能贴切配合这些照片的歌曲，仿佛自制音乐MV。似乎尝到甜头，腾讯今天又推出“汶川相册”，让网友共同寻找新闻照片中的人物。

谁是撑腰者？

——5月29日中国媒体扫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5-30/专栏作家徐达内

200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通栏标题、逾半版篇幅刊载胡吴会谈新闻稿。较之多数党报及地方报纸基本引用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电稿原题不同，南方都市报的关注更加直接：胡吴握手照片边四个大字——搁置争议。

相对而言，人民日报主管的京华时报和光明日报主管的新京报在报道胡吴会时并不积极，篇幅和版位皆不及多数都市报。京华时报的头版完全没有提及此事，导读宁愿留给灾区话费优惠遭恶意利用这样的“热线新闻”。

广州日报转用上海青年报报道：莎朗·斯通道歉，网友不原谅。报道摘录网友回应“拒绝伪善的道歉”。报道的最后一段专门提及国外主流媒体对此事的“客观”叙述：虽然文章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倾向性，但法新社、《泰晤士报》等媒体配的图片都是莎朗·斯通低着头扶着额头，一副“悔过”的样子。

网易转载此报道时编出了一个“顺口溜”式标题：莎朗·斯通道歉了，网民拒绝了，广告撤下了。在副题上，罕见而直接地只标出二字——“评论”，以此吸引网民前来发表意见。

显然，网易编辑们善于运用网络媒体的互动性。在这则新闻的最下方，编辑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来处置莎朗·斯通，你会怎么做？结果，负责审核网友跟帖的编辑放行了大批类似“先奸后杀”的“创意”。12个小时里，跟帖将近100页。

富有创意的网易娱乐频道甚至还制作了一个发泄小游戏，请网友向这位女星扔臭鸡蛋。

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世界新闻报，试图分析出莎朗·斯通的“撑腰者”，他们得出的答案是：西方人权组织、达赖集团、法轮功、民运。

晚间，外交部发言人回答了关于莎朗·斯通的提问，较为低调。

媒体自身表现被反复报道、评点，不论海内外。这是地震浩劫中的一个现象。

有报道称“敬礼娃娃”郎铮因被反复探访导致心理障碍，现代快报于是撰文：“敬礼娃娃”的心理障碍该让舆论脸红。新华网此前亦曾就这两个孩子发表观点：媒体不能只关注两个一定程度上已成“明星”的小男孩。

上海新民晚报驻美记者沈月明不能忍受国人“引用几篇非典型性的报道或构思几个标题”便修饰出“外媒盛赞”报道。在《国家自信缘于内在而非外媒盛赞》一文中，他形容那些报道不是原文来自欧美、新加坡等几家华文媒体，就是编辑在选用内容时只选其一，不选其二，然后挂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标题。沈月明“必须指出”：西方媒体并没有集体转向。任何一篇带点评论的报道，都不忘重提一下所谓的“西藏镇压事件”，对中国政府的作为总要作一番自以为是的动机分析，最后不忘提出对当前积极变化可持续性的怀疑。至于救援和赈灾过程中发生的“负面新闻”，西方媒体一条都没有漏掉。

但在比这条评论醒目得多的首页二条位置上，新浪新闻依然刊登了一篇新华网专稿“泰晤士报：中国总理坦诚程度让世人吃惊”。

打在温家宝上方的聚光灯在胡锦涛灾区行后本已渐渐暗去，但今天似乎突然大放光明。环球时报·环球网转发了纽约时报的文章，报道“温爷爷”出现在Facebook上的轶事。当然，环球网摘译的此文没有像联合早报一样，提到Facebook上并没有找到胡锦涛的页面。

环球时报·环球网下午时分还发出一条消息，批评日本媒体大肆炒作“日本自卫队军用运输机来中国运送救灾物资”。记者引用专家评语：在中国官方没有表态前，这种炒作实在是不妥，甚至是心术不正。

晚间，秦刚表态了。在向日本表示感谢后，这位外交部发言人说派军机来仍需协商。对于“中国媒体对日本派遣自卫队一事几乎没有报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今后有可能拒绝自卫队来华？”的提问，秦刚的回答是：至于中国的媒体，他们怎么报道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此事仍在协商之中。我相信中国媒体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报道的。

停播NBA事件有新进展。新快报的文章“传NBA政治化引起中国反感，6月恢复直播”，作者引用网上说法称：好莱坞某些人在某些外交问题上掀起了对中国的宣传攻势，近日已蔓延至NBA赛场。文章还以斯皮尔伯格辞职和莎朗·斯通的诅咒，作为好莱坞引发中国警觉的旁证。

在这样一个“体育政治化”的命题上，似乎能看出门户网站的一些倾向区别——

不表态：新浪似乎关闭了网友就此发表评论的功能；

支持封杀：通过搜狐审核的跟帖中压倒性地呈现“我爱篮球更爱祖国”；

反对封杀：网易篮球编辑推荐的文章是“双手拥护CCTV对NBA解禁的英明决定”；

平衡表态：在链向新快报同一篇综述网友不同意见的稿件时，腾讯编辑居然制作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标题：一、网友：上级自然有他停播原因；二、网友：请考虑我们感受。

节制我们的“象征癖”

晶报/2008-5-31

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对象征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热衷：善于从一些平常的东西中总结出许多意义和象征，喜欢将一些美好的象征附丽于一般事物上，偏好用宏大的象征符号表达某种价值，这种对象征物的热衷已经近乎成为一种癖好。

比如在当下的灾区重建议程中，这种“象征癖”就表现得很典型。灾后重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论者充分发挥着想像力，提出了许多建议，有人呼吁要在北川城废墟上建一座地震纪念馆，有人吁求效仿外国建一个刻满死难者名字的哭墙，有人表示要为志愿者、援助者和捐赠者立一座碑，有人提议修建抗灾群英雕塑群、文化纪念长城，还有人建议为那位用身体护住4个学生的老师和那个临难前最后一次哺乳的母亲雕像，还有人建议应让震灾幸存者点燃奥运开幕式火炬……

这些大体都属于以某种象征符号表达对灾难的铭记，相信这些提议者是真诚的，他们真切地想寻找一些象征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悼，寄托自己的哀思和对大爱的尊重——这么大的国家灾难、这么大的国民牺牲，需要这些象征符号来铭记。但我觉得，除了建地震博物馆是当务之急外，其他那些象征性的纪念形式尚非什么急务。因为建地震博物馆需要保留地震破坏原生态现场，需要地震灾害的实物见证和原生文化资料，这一切在清理废墟时就须进行收集和保存。而建哭墙、感恩碑、群英雕塑群等则无需赶这个“时效”。

建碑雕像修哭墙，这些象征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对民族的精神记忆有意义，但对当下震灾的受害者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抗灾远远还未结束，余震仍不断、堰塞湖高悬、疫情还有可能发生，防止次生灾害的任务非常艰巨。幸存者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任何象征符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救助。他们虽然幸存下来了，但此时他们一无所有，需要有人给他们建震不垮的房子，需要医生医治灾难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痛，需要喝干净的水，需要免于余震的恐惧，需要面包、血浆和棉被，惟一不需要的就是象征。

逝者已逝，逝者留下的孤儿、孤老、孤残等幸存的生者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多站在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多多细微地体贴他们的伤痛。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救助优先于任何象征，幸存者的生存问题解决后再考虑其他问题；用建碑立像修哭墙的钱首先为他们建震不垮的墙和输送无微不至的生活关怀，甚至是满足受灾妇女的卫生巾需求，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直接的意义超越了任何象征所要传达的意义。这时候需要的是救助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以及一个个细微的难题，而不是什么宏大的象征。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象征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可既然眼下有那么多幸存者的生命等着我们去救助，为什么不首先直接去“尊重”他们，不首先凝聚力量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而去追逐那很远、那形式化和符号性的象征呢。这些象征很热闹很好看，但可能只是满足了我们这些远离灾难者的某种苦难抒情，满足了外人某种宏大叙事的灾难审美——这是一种把自己置于灾难之外审视苦难的“他者”视角，而不是与灾难受害者融为一体、悲他们所悲痛他们所痛想他们所想的“我们”视角，离幸存者的需要却很远很远。

很多人会说，象征的归象征，救助的归救助，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我害怕，这些轰轰烈烈的象征活动可能会遮蔽了对真实苦难和幸存者生存状态的关注，仅仅满足了我们这些远离灾难者的苦难审美，忽略了对生命真实渴求的注视。我们沉浸在自己营造的象征中不能自拔，却忘记了象征的内涵，忘记了建那些象征是为了什么。

改变我们对灾难“他者”的视角，节制我们的象征癖，把目光投向那些亟须关怀的幸存者的具体生存难题吧。                                                  （作者曹林为中国青年报编辑）

【媒介动态】

路透老总：报业萎缩  通讯社受益

新华网/2008-5-30

5月28日，汤姆森－路透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格洛瑟在参加《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一个高技术企业论坛时说：“报业现在的日子很可怕。”他说，报业因订户和广告减少而裁员，这给了通讯社新的增长机会。“每家报纸都把驻外编辑记者撤回总部，所以它们甚至比从前更加依赖通讯社。”除此之外，许多大报的网站每天24小时更新，需要许多视频、图片等新闻信息产品。这种情况使包括路透社在内的通讯社的新闻和金融信息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在过去数年中，路透社的业务每年增长10％到20％。

今年4月17日，加拿大汤姆森集团和英国路透集团合并成立汤姆森－路透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财经信息供应商。

由于美国经济疲软和来自互联网的竞争压力剧增，美国的报业萎缩最为明显，多家大报近年来频频裁员。《纽约时报》今年2月宣布，将裁掉约100名采编人员。

默多克：报纸不应为了普利策奖而写文章

华尔街日报/2008-5-30

5月29日，古稀之年的默多克现身数码盛会，就一系列广泛的话题毫无保留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默多克最悲观的言论是关于都市报所有者的。一位听众问他，如果有天早上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成了都市报纸的所有者，他会怎么做。默多克说，“我会逃跑的。”

在谈到这一话题前他曾表示，在过去的五六个月中，普通报纸的广告收入减少了10-30%。他虽然看好《华尔街日报》这类全国性报纸的前景，不过他也说都市报纸将不得不接受10%的利润率，而不是30%。他说，“有些报纸会消失。”解决方案？报纸应该刊登一些人们“想看”的文章，而不是“为了赢得普利策奖而写文章”。

默多克说，都市报纸面临的挑战对《华尔街日报》来说是个机遇，小报很可能会减少采编力量，不过他也强调说他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他也进一步表达了过去曾说过的要改革《华尔街日报》的想法，他指出，《华尔街日报》普通文章的编辑数量到了“荒谬”（8.3人）的地步。他还暗示可能会提高报纸的订阅价格。他说，“目前，《华尔街日报》的订阅价格每年约为125美元。而《纽约时报》则超过了500美元。我们还可以从读者那里获得更多的订阅费。”

默多克对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公平，均衡”的宗旨进行了坚决的辩护，称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并说即使是奥雷利也“把所有的时间分配给两边”，这话引起了听众的大笑。

当被问道为什么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上没有更多发表自由观点的人时，默多克回答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有足够强的自由观点的人，他就会雇佣这个人。

有人问，“你愿意雇佣奥尔伯曼(注：前段时间辱骂中国人的CNN主持人)吗？”

默多克回答说，“不，我5年前就把他开除了，他太疯狂了。”

头号新闻可能要数这位新闻集团的董事长暗示奥巴马很可能会在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胜出。默多克指出目前公众对政客和华盛顿的尊敬已经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他说奥巴马是位“摇滚明星”，表现“好极了”。默多克接着说，他不是在支持什么人，他想更多地了解奥巴马的计划及其周围的人。不过他也说，在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民主党初选中，《纽约邮报》决定支持奥巴马，这也有他一份。

默多克还对大家说，他对微软与雅虎并购战的结局感到“迷惑不解”，特别是，虽然雅虎的绝大部分股东都有强烈的兴趣要接受微软的收购提议，但到目前为止雅虎的首席执行长杨致远却能成功地摆脱微软的收购。对于雅虎作为一家独立公司的前景，默多克并不乐观。雅虎“保住自己20%（的搜索市场份额）已经是项艰巨的任务了，更不要说增加份额了。我祝他们好运”。谷歌(Google)在互联网搜索市场上的份额超过了50%，而且一直在增加。

【有此一说】

中国传媒精英对“软实力”的误解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5-30

按：本文作者丁学良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提出：把在国际社会提升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等同于“搞好宣传工作”，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因为“搞宣传”是在一个垄断的“观念市场”上运作操纵，而提升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是在一个激烈竞争的“观念市场”上搏击和胜过对手、争取更多的“他者”。试图把在中国国内搞宣传的心态、方式、经验、技术，拿到国际社会里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如把饲料喂大的鸡放出去与苍鹰在空中比翼。

     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来，对国家实力的理解，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报刊喜欢用的统计数字是每年生产多少吨钢铁和水泥等等。如今，中国的官员们热衷谈论的，除了这种经济的硬实力指标外，更愿意讨论如何提高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

多数人都知道，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资深教授约瑟夫·奈提倡的，他和他的同事们竭力使之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框架。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以来，也确实在各国大行其道，并迅速进入中国，变成中国的政治、外交、传媒等精英阶层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之一。

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从统计数字上看，非常引人注目。也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如此的醒目（其中当然包括一些水份），才使得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方面的实力增长，主要是军事实力（中国的实际军费支出，国际上一说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一说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等的凸现，令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威胁”等等话题，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政界、传媒界、学术界、外交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则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中国的软实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中国的软实力可不可能也像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一样，有快速的、显著的、持续的增长？

这方面的议论，在中国早已成为一个大热点。这些年来，以我本人与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和出访人员的交流接触为例，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场合，虽然不是每天，但至少是每个星期，都会听到读到相关主题的提问、评论和政策建议。

软实力这个概念为什么能在中国变得这么“热”？我的观察，有两个基本原因：

首先，中华文明的传统里有这方面很深的渊源。中国自从汉朝初期以来，把儒学定为朝廷尊崇的教义。两千多年里，无论是对周边的国家，还是对国内的统治，中国历代朝廷最强调的是“以德服人”，推崇“教化”，即以道德、文化的方式，来使别人服从它的统治和权威。因此，中国两千年来尊崇孔孟之道的政治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非常容易、非常快地认同和采纳“软实力”这个概念。

其次，从现实的原因来看，中国的政治精英、外交精英、部分的传媒和文化精英，也非常愿意利用这个概念来操作相关的实际事务。为什么说是“利用”？因为当今世界上，从经济、技术、军事等诸多“硬件”尺度考察，中国的综合实力不仅尚无法与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抗衡，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难以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与日本相抗衡。在全世界目前最主要的大国与国际联盟中，中国还是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因为“硬”的力量还不到平衡乃至压倒对方的程度，所以中国的精英阶层就很在乎，能否用其他的东西来弥补综合硬实力的不足，即所谓的“物资不够精神来凑”。（作者按：这个说法原盛行于物资极度匮乏的1960-1970年代，那时候中国官方宣传一把“雷锋精神”提得特别高，普通老百姓就说是“物资不够精神来凑”，意即让你饿着肚子也要感到“制度优越性”的无比幸福）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还是从中国目前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和国际联盟中的实力比较来看，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很在意地认同和利用“软实力”这个概念。

不过，根据我几年来的观察，中国精英阶层——这里主要是指政界和传媒界的领导层——对“软实力”的理解，有着非常深刻的偏差。而因为在理解上的深层偏差，又导致在操作层面上的无力和无奈。

这确实是个挺典型的中国式悖论：一方面是一个国家的政界、传媒界、外交界、学术界对此问题越来越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又因为在深刻误解的前提下，许多人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多半是误导和帮倒忙。

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深刻的误解是什么？误解来自何方？

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最易犯的误解，来自他们自身的工作经验——他们把发展和投射“软实力”基本上等同于“怎么做宣传”。因为按照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国内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经验，你只要把宣传工作做足了，很多麻烦事情都能被“搞定”。于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们把怎么样发展、建设、扩张“软实力”，理解为“怎么搞好对外宣传？”

这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在理解方面出现种种误差的根源，这也是他们围绕建设“软实力”时，提出的对策、建议、战略等等先天不足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把发展“软实力”等同于“搞好对外宣传”，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历史事例。

如果一个国家实际具有的软实力和对软实力的投射能力，等同于这个国家做宣传的能力，那判断这个世界软实力的分布图就太容易了：在世界各国中，那些自上到下有着完整、庞大、资源丰富的宣传系统的国家，就应该属于具备最强大软实力的国家。若是如此，我们就可以说，1990年代初以前的苏联应该是世界上具备头等“软实力”的国家，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则应该是全世界最具有“软实力”的国家了——因为上述两个例子，都是有全国上下一致的、协调严密的、非常庞大的、资源可观的、经验丰富的宣传系统。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推断，那些并无全国统一严密的宣传系统的国家，就应该是软实力最弱小的国家，诸如美国、欧盟国家，都应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当今的中国政府还要担心什么？你已经是世界上“软实力”的老大了，还怕谁来跟你叫板，“贬低”、“抹黑”你啊？

所以，仅从这个明显的历史事例和由此而作的推理判断，就可以很清楚地忠告中国的精英阶层，提升软实力和做宣传不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软实力的扩展与做宣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是不可以划等号的。而恰恰是那些不可以划等号的方面，最需要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冷静反思。

二者的根本区别是：与中国在国内搞宣传的环境不同，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和投射自己的软实力，是从一个信息流通相对不自由、不透明的环境，跨入一个信息远远更为自由、更为透明的环境，而且是在各种声音和多种价值观念相互持续竞争的状态之下，力图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声音被众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认同、接受、分享。

如果全天下只有一个信息源，没有其它异质信息的对照；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后台控制了全球的媒体；如果全天下只有一个核心部门来给世界上所有的机构发送统一的指令，那么国际社会软实力的投射舞台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可惜，当今世界并非如此。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社会目标。你一旦离开自己的国门，就不可能不让人家提出不同的、挑战性的观点，更不可能阻止人家提供不同的信息。

在这样的大环境前提下，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的强弱，不取决于它在国内的操纵模式和工作经验，而是取决于它如何在一个开放、透明、多元、充满竞争的世界赛场上，拿出什么样的实质内容，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广这些实质的内容。

与中国精英阶层对软实力作“那不就是搞好宣传工作嘛”的误解相连，他们这些年来过分强调“宣传技巧”的作用。技巧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功能，但它们不是提升软实力的一根支柱。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拥有的软实力的水平、软实力的投射能力，可以主要依靠在技巧上的改进、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来达到的话，那就好像是把一个公司的广告技术，当成一个公司的全部业绩一样，势必在市场这个无情的竞争舞台上一个跟头摔到半死。

不要忘记，1990年代初以前的苏联，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对外语种广播，无论是英语、德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还是日语、阿拉伯语，都有出色的播音员来主持。但是，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清楚，由这些文质彬彬的播音员地道的外语发放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不值得信赖的内容。他们的宣传技巧怎么改进，也不能让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信服苏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即便是技巧，也有表面功夫、“花架子”与“内功”的区别。比如，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那些电视节目，大部分主持人无论从相貌、还是从年龄，都无法与中国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她（他）们多数是年轻美貌、时尚鲜亮——相比。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界、外交界、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精英们（包括中国的），如果他们有选择的机会，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看由后者所主持的节目。前者靠什么取胜？显然不是靠相貌、打扮、服装或年龄。他们的优势，除了节目的内容，还有就是自己在激烈竞争和专业训练中养成的“内功”；给定同样的节目，深厚的“内功”也比“花架子”更能抓住严肃的、有鉴别能力的观众和听众。

简而言之，把在国际社会提升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等同于“搞好宣传工作”，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因为“搞宣传”是在一个垄断的“观念市场”上运作操纵，而提升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是在一个激烈竞争的“观念市场”上搏击和胜过对手、争取更多的“他者”。试图把在中国国内搞宣传的心态、方式、经验、技术，拿到国际社会里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如是把饲料喂大的鸡放出去与苍鹰在空中比翼。

【关于管理】

重视非正式沟通

中国证券报/2008-5-30

有效的沟通毫无疑问可以让员工更加无障碍地工作。但是，过分正式的沟通反而会带给员工新的压力。要想避免这一点，就要抓住员工的心理特点。当员工的积极性还没有高涨起来的时候，沟通可以带来压力，也可以带来信心。但是当激励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正式的沟通会让员工认为自己做得还不能令管理者满意，因此他们会感到沮丧而不是喜悦。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沟通方式来和员工交流。在非正式沟通中可以注意以下技巧：

1、以询问替代命令。美国的心理学家雷德，以他多年的管理经验告诫管理者：“对下属不能用命令的方式，而要用询问的方式。”喜欢下命令的管理者似乎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下属一定能够做好他们所要求的事情。但实际上，命令一个人做某件事情是容易的，但接受命令的这个人是否愿意做好某件事却是不确定的。作为管理者，最好能够采取询问的方式对待下属，这样既可以了解下属内心的真实想法，又可以让下属感觉更舒服一些。

2、态度要平等。一般说来，人们在与自己同等级、同层次的人讲话时，行为举止都会比较自然、大方，而在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时，就可能会感到紧张，表现比较拘谨，并且自卑感增强；相反，在与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讲话时，就会表现得比较自信，甚至比较放肆。只有留意这些细微的言行举止，才能在无意中消除上下级之间的隔阂。

在与下属交谈的时候，平等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平等的态度，除说话本身的内容外，还可以通过语气、语调、表情、动作等细节体现出来。所以，不要以为是小节，纯属个人的习惯，不会影响到上下级的谈话。实际上，小节往往关系到下属是否敢向你靠近。

世界著名的谈话艺术专家费尔特先生，曾经教人谈话时应该注意下列一些问题。他说道：“你应该时常说话，但不必说得太长。少叙述故事，除了真正贴切而简短之外，总以绝对不讲为妙。和人谈话，同时也要注意到态度。切忌妄自尊大，平常的话要避免争论。谈话最好要一般化，勿作自我的宣传，把自己捧上天去。外表应该坦白而率直，内心应该谨慎而仔细。”

3、避免无聊空谈。管理者与下属谈话时，要尽可能让每一次谈话都能保持中心点，也就是所谓的谈话目的，其目的就是能够促进你和对方的关系。你必须使他觉察到你是一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而绝非是个糊涂虫。单单无聊地空谈，是绝不能使对方对你有一点良好印象的。

4、进行愉快的沟通。在进行任何谈话时，管理者都必须记住，切不可以说到会触怒他人的话题上去。因为凡是在你面前听你讲话的人，一定会从你的语言中窥测你的个性，同时也在留意你日后是否会说他本人的许多坏话。此外，管理者同下属谈话时，要重视开场白的作用。不妨先与下属扯几句家常，以便消除拘束感，使感情接近。

5、直呼名字。例如在华特·迪斯尼制片公司，从董事长起，人人都佩戴一个只有名字的标记，也就是说根本不写姓氏。惠普公司也同样强调直呼名字。

6、开门政策。旦达航空公司是一个以人为重心的公司，它提出“旦达为家的感觉”的哲学，并全力去付诸实践。旦达的成功来自许多小事情的集合。而门户开放政策决定了旦达的风格。高级管理者一年至少要跟员工聚会一次，公司里的最高阶层与最低阶层直接交换意见。前任总经理毕伯解释说：“我找机械师、飞机驾驶员，以及机上服务人员全都来见我，如果他们真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会给他们时间。他们不必层层向上报告。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没有一个人有‘行政助理’来挡掉求见者。”当然，这是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所发挥的效果。1979年2月，旦达航空公司机械工人伯奈特少领38美元薪水，公司未付他清晨两点提早上班修一具引擎的加班费。这位41岁的技工写信给旦达公司总经理贾瑞德，向他反映了这件事。三天后，伯奈特拿到了38元，以及一封顶头上司写给他的道歉信。旦达公司花在沟通意见上的管理时间多得惊人，简直令那些不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人无法想象。例如，最高主管单位一年内连续举行四天会议，只是为了和亚特兰大的随机服务员谈话而已。资深副总经理们一年通常要花一百多天风尘仆仆于各地，还不包括清晨一点或两点搭机查勤大夜班。

7、给员工“亲密接触”的机会。科宁玻璃公司在它新建的工程大楼里装设了自动扶梯（而不是普通电梯），为的是能增加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明尼苏达采矿制造公司里，凡是职工人数达十人左右的单位，就发起举办俱乐部，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增加午餐时以及平时随时解决问题的机会。一位花旗银行的高级职员说，他们有个部门里，营业部和贷款部负责人之间有着分歧，长年累月解决不了；后来这一帮人全都搬进同一层楼去，把办公桌往一起一靠，这分歧也就烟消云散了。

大力清除各种沟通障碍

中国证券报/2008-5-30

沟通的障碍及其消除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概括地说，可以分为硬件障碍和软件障碍两种。硬件障碍是指非语言的沟通，虽然这种沟通看起来带有一种随意性与灵活性，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可小瞧，在这方面用心，沟通效果自会不同，同时，这种障碍也比较容易通过修正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软件障碍更多的是文化或者心理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一旦形成，往往会成为顽疾，管理者要加大力度清除这些障碍。

人们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来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协调行动的。在工作的完成过程中，如果与他人沟通不畅，工作的完成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如果沟通渠道堵塞，互不通气，就会造成了解情况上的片面性，“听风就是雨”，引起认识上的偏见和感情上的隔阂。有时，信息传递的失真，也会产生误解和歧视，引起冲突。例如，在一个企业里，往往由于信息渠道的不畅，就引起了设计、供应、生产、销售几个部门发生冲突。

跨越硬性沟通障碍

作为管理者，在给员工下达指令或对其工作表示不满意时，首先必须考虑这位员工给他的印象。他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语调会因主体事件及其对员工所持的印象而有不同的感情色彩。你所要掌握的策略是如何处理你对员工的印象，做到在你并不喜欢他们、不信任他们或者不十分器重他们的情况下，对某一特定事件所说的话不会过头。有些人几乎信任所有人，也有一些人则几乎不信任任何人，而你必须长时间获取他们所有人的信任。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呢？

语气比说话内容更重要。有时候，说话的语调比要说的话本身显得更值得信赖，因为说话的语调往往能反映出你对某事或某人的真正态度。现在，人们所说的语调式沟通是通过说话者声音的高低、快慢以及声音所表达的情感来实现的。这样，一方面能够大大增加沟通的有效性，同时也有可能会为沟通制造障碍。说话的语调如果有助于表达说话者的意愿当然很好，但是，有时它也能使听者迷惑，使所要表达的信息变得模糊。比如，如果有人说自己很乐意留下来工作到很晚，但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语调也控制得很低，那么，这就表示他对留下工作到很晚是不乐意的，这时听者可能就较难判别是该相信他说话的内容，还是他说话的语气。

距离更要适当。在非语言沟通中，要把握好的第一个尺度就是空间距离。有些人习惯于同别人保持较大的距离。对这种人而言，距离是自信和地位的体现。有些管理者认为：自己可以把脚架到桌上，伸长了身体，双手抱着头部跟一名员工说话；员工正在听电话时，管理者不耐烦地打断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你是否想过那些员工的感受呢？你一方面拒人于千里之外，另一方面却对他们的私人空间肆意侵犯——你们的沟通首先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沟通能自然吗？

外表形象要注意分寸和场合。外表形象常常非常确切地向人们显示了他是谁，他的自我感觉如何。这主要表现在体态、走姿、衣着、发型及面部化妆上，也就是说你不用说话，大家已经明白了你的部分意见。

你能被人记住往往是因为良好的第一印象，体态和走姿是外表现象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你在走路时是昂首挺胸、充满自信呢，还是怯怯生生、缩头缩脑？你在站立时是腰板挺直呢，还是驼背哈腰？衣着怪异、头发凌乱、长期不剪指甲、口红涂得吓人、领带污迹斑斑、衬衣一角外露等，一切不修边幅或刻意标新立异的行为，都会毫不客气地把你的坏形象暴露无遗。衣着过于随便是一个人个性的体现，而人们很容易从衣着不整得出一个思维也草率的结论。

当看到一些商学院的学生衣着随便地进出教室时，有些教师心里就直犯嘀咕，这些人能成为我们明天的管理者吗？一个从不注重衣着形象的人是无法胜任作为管理者的职位的。

消除软性沟通障碍

1、文化方面的沟通障碍

一个组织，下属之间文化水平比较接近，信息沟通就容易进行。相反，如果下属的文化水平相差比较大，那么信息沟通就相对困难。组织是靠信息沟通、协调和组织全体成员的力量来实现组织目标的。如果下属文化水平低，则管理者将难以同他们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步调就难以保持一致，并最终妨碍组织工作效率的提高。例如，组织目标的宣传、工作的分配、工作措施的落实、技术改造等，都需要与下属进行沟通。但如果下属文化水平较低，上述这些工作就不易得到下属的理解、赞同和支持，结果很容易造成组织内信息沟通出现障碍。

为了解决或避免文化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沟通障碍，在选拔下属时对文化程度应该有一定的要求，对在职下属也要进行多种形式的培训或鼓励他们自学文化知识，以此来提高其文化水平。尽量使交流的内容适合对方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之充分了解交流的内容。

2、组织结构方面的沟通障碍

组织结构方面的障碍包括角色地位障碍、空间距离障碍和交流网络障碍三个方面。

地位障碍。组织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因此，企业中一个普通下属可能常与同事、管理者进行交流，但不一定是地位原因，因为不经常接触也可能造成交流障碍。一般说来，组织规模越大，成员越多，处于中层地位的人员相互交流次数增加，而上下层地位的人员相互交流次数相应减少。尤其是管理者，常常因为自恃高明，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这就容易阻塞上下信息的交流渠道。从下属来说，他们怕得罪管理者，有问题往往不反映，或者报喜不报忧，结果造成信息虚假的后果，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空间障碍。空间距离对信息交流及其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双方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有利于把复杂的问题搞清楚，可以提高交流效果。如果交流双方的距离太远，接触机会少，则只能进行间接交流，那就很难把问题说清楚，使双方都明白。在组织中，管理者与第一线工作的下属之间，下属与下属之间，存在着空间距离的远近，空间距离造成了信息交流的障碍，使他们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减少，即使有机会接触和交流，时间也十分短暂，不足以进行有效的交流。

为了解决由空间距离较远而产生的交流障碍问题，管理者应鼓励成立俱乐部或发展兴趣小组，通过各种有益的活动，缩短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成员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促进下属之间的信息交流。

3、心理方面的沟通障碍

心理方面的障碍包括以下方面：

认知障碍。信息交流中的自我认知障碍主要表现在过高或过低地评价自己上。在组织中，下属对自己评价过高，就会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喜欢自吹自擂，对其他下属不尊重，这样就容易堵塞交流渠道。而对自己评价过低的下属，则容易产生自卑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在与其他成员，特别是和管理者交流时，就显得畏首畏尾，想与别的成员交流，又怕被人嫌弃、拒绝，想得到其他成员的关心和体贴，又害羞而不敢接近。对有较强自卑感的下属，管理者应主动与其进行交流，引导其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克服自卑感，使企业上下之间、成员之间都能够很好地进行交流。

情感障碍。组织中，信息交流的情感障碍主要表现为情感反应过于强烈或过于冷漠。情感反应过于强烈指在交流时不分场合和对象，不分轻重恣意纵情的现象。在与下属进行交流时，如果不分场合、对象，表现得过分热情，会使对方产生“动机不纯”、“心术不正”的联想。与情感反应过于强烈相反的情感反应是过于冷漠，对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为了克服这种交流障碍，管理者要学会情感的自然调节，把握情感的尺寸，既不能过分热情，也不能过于冷漠。

信任障碍。在组织信息交流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管理者与下属之间若关系融洽，相互信任，双方就容易交流。如果相互关系紧张，甚至伤害对方的自尊心等，就会导致管理者与下属间的情感疏远，出现相互不信任的现象，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为了克服这种交流障碍，改善和提高交流效果，交流双方要做到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品质障碍。信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品质特征的制约。一个高尚、热情、诚实、正直、友好、能讨人喜欢的人，发出的信息就能为人理解和接受。相反，一个冷酷、自私、奸诈、卑劣的人，就为他人所厌恶，那么，他所传播的信息是不会被人轻易相信的。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只有具备高尚的品质，才能取得组织成员的信任，才不至于造成交流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