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资讯集萃2008.7.17

浙江日报推出长期公益版面

广州日报集团2.8亿元报道奥运

中宣部应成为“思想解放部”

学习时报：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改革，要创新

舆论引导如何不练虚功

胡总书记关于互联网的新思维

新媒体广告增长远超传统媒体

深圳商报头版刊登整版广告

平面媒体发行渠道的新变化

新闻纸暴涨背后

报业集团内部联合出“奥运特刊”应注意什么

报纸：利润与新闻业

传媒行业的未来走势

华为：关键在于充满活力的内部机制

任正非：不要试图做完人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浙江日报7月10日在杭州宣布，将在一年内陆续拿出42个版作为公益广告版面，向民众普及、推广灾害预防等科学知识。如此大规模、持续性的公益广告宣传规模，开创了国内报纸公益广告的先河。

浙江日报将从7月10日起，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发布42则“平安浙江公益广告”，整个活动将持续一年。首轮公益广告以“传播防范知识，助推平安浙江；服务两创战略，造福浙江人民”为主题，合作方为浙江省公安厅和浙江诸暨一家热心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在公益宣传中，除了向民众介绍和普及地震自救与救援知识外，还把灾害防范的范围拓展到了消防逃生，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理、交通事故应急处理和防范等科学防范及自救知识等。

7月9日，“2008年广州亚运传媒论坛”在广州隆重举行。广州日报社副总编辑顾涧清在论坛上表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将投入超过2.8亿元资金、276名采编精兵，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8报2网将24小时滚动报道，全新多媒体报道模式、现场报网直播室、网络视频播报奥运画面，确保第一时间给读者奉献海量奥运新闻。亚运会将在广州举办，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会比北京奥运会更多。

按：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8年7月14日转载李大同在2008年第6期《同舟共进》撰写的文章《“思想解放部”的启示》，以下为全文：

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只有短短一年零三个月，却留下了一笔今天看起来也毫不过时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珍视。

胡耀邦刚到任，就显示出他的深思熟虑。他说：“我想，当宣传部长可能有个窍门，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行。”他要求首先恢复党内民主的传统，“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这一套。(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

分管意识形态，要了解并充分尊重意识形态的规律。胡耀邦毫不含糊地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事物发展中矛盾没有暴露清楚，现象与本质不完全相符，在事物的本质没有完全暴露之前，我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性是大的。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胡耀邦对封建专制作风深恶痛绝。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是‘黑画’等等。谢富治这样的人当公安部长，能不搞冤案?康生打了多少干部，打了多少宣传文艺界的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胡耀邦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深知如果在思想战线允许“一个人说了算”，就不可避免地滑向思想专制。他说：“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对中宣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胡耀邦也提出明确要求，“要多研究、讨论、发表一些思想、路线、方针、方法、政策性的东西，不要只停留在发一般通知性、规范性的文件。”更不要只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耀邦说：“以后我们不干这个事，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

好一个“以后我们不干这个事”!当时干惯了“这个事”的中宣部干部们如雷贯耳，深受触动。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洪禹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出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

什么是“思想解放”?这就是活生生的思想解放。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宣部“换了人间”。各职能局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宣传系统各条战线思想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尤其是理论局、新闻局、文艺局，都有出色的表现。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也一改旧观。知识界眼中的中宣部成了“思想者之家”、“知识分子之家”，是最可信赖的组织。

最让笔者感触的是当时中宣部的例会竟“车水马龙”。熟悉党政机关工作流程的人都清楚，机关所谓“例会”是高度“内部”的，通常只有部领导和司局级负责人参加，可胡耀邦主政下的中宣部思想解放的名声不胫而走。当时，除中央规定的中宣部联系单位外，许多党政部门、经济部门、社会团体都主动要求参加中宣部的“例会”，希望得到信息交流和新思想的陶冶。当时负责例会工作的中宣部办公厅主任王仲方回忆：“那时各单位都打破头要求参加例会。人家主动找上门，拒绝是说不出口的。耀邦同志最讨厌衙门作风，主张广交朋友，车水马龙，议论风生。结果是原来准备几十人的会，一下子就涨到百把二百人。”

许多知名学者、作家也主动找上门，要求谈心。中宣部都给予热情接待，耀邦也总会挤出时间接谈。他们向中宣部同志倾诉衷肠，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感人之至。人称这是中宣部“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日子”，“最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瞬间”。中宣部被誉为“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

人们希望这样民主、活跃的盛景能够永远延续下去。中宣部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可以成为“思想解放部”，这对今天的思想解放难道没有重要的启示吗？

按：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8年7月14日在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吉力的文章《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改革，要创新》，以下为全文：

胡锦涛总书记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讲的话，对做好新时期的新闻工作和党的全部宣传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开创新局面，要达到总书记提出的工作要求，达到让党和人民更加满意的工作水准和工作质量，就非改革不可，非创新不可。事实上，改革创新也正是总书记对新闻工作和整个宣传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

过去的三十年，是大改革大开放的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处在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制度创新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并且只有靠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三十年经验表明，在当代中国，哪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更深入一些，哪个领域的发展就更好一些。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民主法治逐步推进，思想文化日益丰富多样，社会的多元、自主、开放、流动等现代特征日渐显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亦已发生深刻变化。

在这样的天下大势和时代潮流之中，无论是新闻工作还是整个宣传工作，无论是媒体还是党和政府的有关工作部门，无论是新闻和宣传工作的具体方式方法还是其领导、管理的方式方法，都不能不改革，都不能不创新。

现代社会是所谓信息社会。信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重要性之一，在于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是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一种保障机制。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仅就这一点来说，现代社会在安全与稳定上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民众需要获得与其安全和生活秩序有关的一切重要信息。这种对信息的需求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最为紧要的意义上，是对安全的需求。因此，人民的知情权是与其人身、财产、自由这样一些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另一项基本权利。现代社会的新闻工作为什么极其重要？因为人民的知情权已经如此重要。人民的这项权利与其它基本权利一样，同时就规定了政府的基本义务，因此政府及法律与制度充分保障新闻工作的良好开展，就是在尊重并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上恪尽职守。无数事实使我们体认到，民众之上述意义的信息需求是无可压抑的，因而必须以真实信息的充分供给来满足，否则社会就缺少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安全与稳定机制。

伟大的中国正在不断实现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任何人也不会幼稚可笑到认为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种伟大的进步中，就不会有任何缺点和不良现象，而如果因为有缺点和不良现象，就否定一切，则同样是幼稚可笑的。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担心人民在获得一切“正面”信息的同时也获悉“负面”信息。人民对社会、对政府、对我们执政党的信心和信任程度，并非取决于是否存在“负面”问题，而是取决于如何处理“负面”问题。而人民如果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恰恰就会疑虑重重。即以党和政府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缺点而论，用得上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个话说得就很好，我们也应该照办。即便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共产党接受人民的教育，深刻反省认错，彻底改正错误，不是就团结并带领人民开辟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了吗？

从国际上看，西方确有一些势力，包括他们的政客和媒体，一贯敌视中国，肆意诋毁中国，包括贬低污蔑中国的新闻和宣传工作。想一想，这些势力为了“证明”他们的偏见，达到他们丑化中国的目的，他们对中国的新闻和宣传工作，最不愿看到的是什么？最想看到的又是什么？原来，恰恰是这些势力，最不愿看到中国的新闻报道充分开放，有准确及时的信息公开，他们最想看到相反的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大肆鼓噪，大做文章，振振有词地攻击中国。

有鉴于此，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就不能上了他们的当，就是要让他们抓不住任何口实而无以售其奸。在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上，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以为自己弱，以为西方一些神气活现、妄自尊大的媒体人员真有多么了不得的强大的话语霸权。我们自有专业水准臻于一流的媒体和新闻记者队伍，其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们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杰出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振作间的表现，然而是何等可贵！所以，只要充分信任他们，只要不自废武功，只要解放思想，改掉一些粗陋幼稚因而事实上毫无“正面”效果只有“负面”效果的宣传方式和方法，何愁会缺少公信力和影响力？又哪里会在西方一些势力面前掌握不了所谓话语主导权？

还有很多理由，但仅仅因以上之故，也足以说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若干方面，都需要与中国的全面改革相适应，推行改革创新。这里，需要有对党和人民、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的责任感。

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强调“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并着重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讲了“五个必须”。

从时代发展看，这是一个信息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对信息的需求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信息的充分公开，是必然趋势。作为保证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一个重要载体，新闻媒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责任重大；而另一方面，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出现的情势下，阅读日趋分众化、个性化，人们的阅读心理和习惯也已发生很大变化，舆论引导必须因应这样的变化而作出恰当改变。

我们在舆论引导方面作了多少努力，取得了多少成效，归根到底要看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多少受众。因而，从根本上说，每一个新闻人必须回答受众这样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我为什么要看你的新闻？其二，你的新闻能不能吸引我，感染我，打动我？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和解决这样两个重大问题，舆论引导就多半会放了“空炮”。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新闻要像新闻。对于受众来说，你的新闻有价值，值得一看，不看就是受众的一种损失。不能不承认，不少媒体的新闻不像新闻，像信息垃圾，像工作经验，像总结，像汇报，像吹牛，像软广告……受众常说，你没什么新闻，我凭什么要作为你的受众？面对这样的态势，我们的媒体应当经常这样思考：这条新闻对受众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效果？

因而，媒体必须解决提高新闻价值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不搞主题先行，从根本上找到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结合点。重大突发信息你不及时报道，你怕引起恐慌；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你不回应，你说不太好回答；社会正义你不伸张，你考虑有人在说情；假恶丑现象你不揭露，你说不能暴露社会阴暗面；群众的切身利益你不关注，你认为那些领导、部门活动很多需要报道；社会关切的重大议题你不主动设置，你要“求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面对社会矛盾问题你不说话，你说捂一捂以免让更多的人知道；面对各种舆论思潮你不参与，你说太敏感不好把握……久而久之，已经没人听你说话了，受众已经离开你了。

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受众爱不爱看你的新闻。受众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媒体新闻的舆论引导，其主要在于新闻报道有没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的媒体新闻，其新闻价值原本很高，但却让受众生厌，不忍卒看，这是为何？原因在于，或是缺乏技巧，没把玉从玉坯中雕琢出来；或是没有艺术功底，不能把玉做成艺术品，使玉的真正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或是没有审美观点，自以为美，受众并不以为美，反觉难看。在某种意义上，文风决定了媒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留住受众，发展受众，最根本的就在于，新闻报道要让受众喜闻乐见，爱不释手，扣人心弦，进而让人有所思考，有所增益。

从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角度，要求我们的新闻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必须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多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宣传党的主张，多从反映人民心声中展现党的主张；多报道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给人以信心，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同时，对消极低俗落后的东西予以批评，对歪风邪气予以坚决抵制；报道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中方方面面的事情、情况、想法，保持各方面的信息畅通，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把及时报道真相与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统一起来，及时准确报道重大、突发新闻事件，对社会热点积极主动引导，实现热而不乱，热而不偏；把正面宣传为主和加强舆论监督统一起来，充分认识搞好舆论监督也是正面宣传、也是主旋律。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当在新闻工作中自觉践行。（作者陈家兴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6月20日，《胡锦涛同网友在线交流》成为各大媒体头条新闻。显然，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时通过人民网与广大网友交流，表明了他对网上民意的关注，网络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载体。网络正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改变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理念。胡锦涛用自己的行动向各级党政官员表示：要懂得这条沟通渠道的重要性，重视网络民意。

这次胡锦涛上网20分钟，强国论坛一度挤“瘫”，反应了网民对高层领导人上网的高度关注，网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均是国家大事，例如：如何才能让中国广大基层公务员做到像您和温总理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总书记，户籍制度什么时候改革？老百姓对公款消费意见很大，能否把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取消？请问房价啥时候才能降下来？这种无形的导向，力量很强大，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

互联网现在已经影响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青年一代人，它所形成的一整套规范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世界与国家秩序。假如没有互联网，传统传媒与社会的关系，通常是修修补补的小改变，而互联网带来的却是革命性的变革。胡锦涛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人民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表明我国的最高领导层已经站在世界传播技术的制高点看待、使用互联网技术，用于与人民的即时沟通。

胡锦涛总书记早在2002年1月，他就指出：“宣传思想战线从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

2004年，胡锦涛主持下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确认了以下任务：“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2007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指出：“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这次胡锦涛给予互联网的解读是：“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个论断是深刻的。现在面向社会表达思想和情感，已经成为每个有能力上网的人极为普通的事情。领导人上网，意味着与普通人可以直接对话，拉近了权力与人民之间的距离。网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放大，形成舆论的话题。

各级党政领导人上网会将网民的注意力吸引到党和国家的正经话题上

网络动员有四个特征，即动员成本的低廉、动员主体的隐蔽、动员过程的互动、动员能力的超强。基于这些网上传播的优点，胡锦涛表扬人民网“积极引导舆论，热情服务广大网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网络为意见和信息的交流和流动提供了一个群体环境下的场域，议题的生成和扩散基于群体互动而实现。在群体成员平等参与的条件下，有一些群体成员会积极参与讨论，不断提出引人注目的个性观点，发起广受关注的话题，吸引大量的成员参与讨论。他们即网上的“意见领袖”。只要各级领导能够经常在网上与民众沟通，他们就会比网上的一般“意见领袖”更有明星意味，这对于实现领导，不是更方便和有效吗？这种情形，正是胡锦涛提出的“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网络多种传播模式的协同，从速度和广度上推动了议题在网络上传播。只要议题能够引起足够多的网民关注，就可能使这个网上社区成为议题的策源地，通过每一个可能的节点在网上广泛传播开来。正是由于这个网络传播的特点，以往的社会动员模式将有很大的改观。网络的匿名、开放、互动，使信息能够进行跨越时空和地域的传播，增加了动员的效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网络作为交流平台是开放的，网络群体在对某一个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可以得到丰富的信息。但是网络群体并不像现实生活中的小群体那样，有一套正规的组织决策体系，来筛选、判断有质量的信息。丰富的信息并不一定代表这个议题的全面情况，群体偏向于寻求与已有观点相一致立场的信息。网络群体对该议题的解读框架，往往决定了对已有信息的使用程度和方式。这也就是网络意见容易走向偏激的原因之一。在政治话题没有被引入网络的时候，这种倾向不时造成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等走极端的现象。如果各级党政领导人通过网络与人民直接沟通，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网民的注意力吸引到党和国家的正经话题上，有利于提升网民的素质。（作者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摩根士丹利日前发布的“中国传媒行业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互联网广告的收入以平均每年60%的速度增长，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增速只有百分之十几。2007年，新浪、搜狐两家门户网站的广告总收入，约为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的20%，5年前这个比例仅为5%。

同时，新媒体行业形成了“赢家通吃”的鲜明特点。譬如，分众传媒在商业楼宇广告市场中占95%的份额；腾讯吸引了约80%的即时通讯用户；新浪、搜狐则占据互联网品牌广告40%至50%的市场份额。

深圳商报头版刊登整版广告——万科楼盘广告。香港报纸常有此法。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举世瞩目的奥运会马上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整体经济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让许多企业在经营中特别是在营销方面面临一些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很大压力。压力传递到广告公司，就要求广告公司在做媒体广告计划时，要对媒体情况做到了如指掌，对广告计划精打细算、精益求精。

众所周知，平面媒体的二次销售理论中，通过采访编辑内容、渠道和发行来选择和筛选读者，完成“一次销售”；然后再通过广告销售把这些读者“卖给”广告客户，从而实现“二次销售”。在目前的媒体经营中，尽管有一些媒体以发行收入为主要盈利源，但是绝大多数媒体都还是依赖广告销售实现生存和发展。但无论哪种经营模式，发行都是媒体经营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回顾平面媒体近几年的渠道变化，感觉越来越像快速消费品了，即覆盖消费者容易购买的有效终端，因此，平面对于渠道的认知包括渠道本身都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

第一，邮政报刊亭仅仅是报刊发行的渠道之一，对于大众报纸和期刊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渠道，但是对于高端刊物如《周末画报》、《外滩画报》以及时尚杂志而言，邮政报刊亭渠道只是其全部发行渠道的1/4或1/3。出于现实经营的需要，许多报刊亭同时还经营着一些副业，如饮料、电话卡，有的甚至还经营着彩票。据摊主反映，个别繁华区域的报刊亭报刊的批零差价每月只有一两千元，而其他各种收入来源包括书刊展示费，报亭亭身海报收入，电话卡、饮料等消费品收入比例甚至能达到5000元以上。

第二，报刊社越来越注重针对目标读者的新渠道，如机场、便利店和加油站等。可以说媒体越来越讲究发行效率和目的性。近年，机场终端的争夺愈演愈烈，2007年曾出现时尚、桦榭、瑞丽、康泰纳仕四家联合起来拒绝与首都机场的合作。然而，到了今年，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开始启用后，几大媒体集团早早就和T3方面开始洽谈合作，进行销售和展示。在上海，便利店渠道的报刊销售、展示作用已经和邮政报刊亭渠道不相上下。北京的便利店“7－11”集聚在北京CBD白领较多地区，成为高端刊物必选渠道之一。而广州近两年已经开始在BP加油站进行报刊销售，北京的中石油加油站也开辟了报刊销售柜台。另外，书店也已经成为报刊销售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读者的生活形态和媒体接触习惯发生了变化，所以报刊的新渠道自然而然就跟着读者的购买习惯而发生了变化。
第三，商超（商场超市）渠道是近来发展较快的渠道之一。早期北京纸老虎通过在商场超市开设零售渠道，迅速在北京和上海拓展了自己的零售网络；作为杂志出版商的时尚传媒集团对家乐福渠道的开拓和管理成为商超渠道重要价值的最好注脚。由于报刊销售的周期性，使商超渠道更愿意增加书刊柜台来增强商超客户的黏度和回头率。

第四，赠阅渠道是各大刊社销售渠道的有力补充。近年来，赠阅渠道已经成为报刊发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报刊目标人群经常出入的场所如银行、高档酒店、咖啡厅等休闲场所，近年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新刊”。业内公认的时尚传媒集团和《周末画报》逐渐建立了行业的“赠阅标准”，他们的赠阅渠道涉及餐饮场所、汽车4S店、休闲场所（如SPA店）以及银行网点、四五星级酒店等等。由于银行排队等待时间较长，所以在银行营业厅里摆放各种刊物有一定的覆盖效果，因此，也成为一个最佳的刊物推广地点。《红地产》就是近年来一本完全靠直投成长起来的成功刊物。

为什么报刊如此“用心”研究自己的发行渠道，不惜一切代价抢占各种优势渠道？仔细分析，不外乎以下几大理由，一是对于各类平面媒体而言，传统渠道如邮局的门槛越来越高，渠道的成本增加很大，诸如进场费、展示费，名目繁多，使一些刊社不得不想办法开发新渠道；二是为了加大刊物的影响力，在目标读者经常出入的场所，开发适合自己的渠道，从自身业务发展出发也需要刊社必须开发和占领新渠道。

而广告主和广告公司也在从各个角度来评估平面媒体的价值，主要从发行渠道、内容版式、读者规模和质量等多角度进行评判，其中渠道成为他们评估的关键因素之一。既然刊物在细分，目标人群也被细分了，就不能再用传统渠道的销售和发行数字来评估新的媒体价值了，尤其针对高端人群的刊物，而应综合评估媒体的影响力。

这里，不能不提到业内做得较好的现代传播和财讯传媒，他们已经成为各大刊社重点学习的目标，他们围绕着全国机场、各大城市的CBD商圈和一些高端人群出没的场所做了很多非常细致的渠道开拓和终端展示工作。最近，笔者在首都机场最新的T3航站楼逸臣书店里看到，现代传播和财讯传媒等媒体集团的旗下刊物都采取了堆头、灯箱和刊物连排展示等多种手段进行出样销售。

总之，只要是目标人群能看到的渠道和销售终端，都是近年发展较快的渠道。由于各刊社的目标受众不同，决定了评估他们的方法也不一样。对于高端刊物，不能按照大众媒体的发行渠道来评估，应该就高端人群是否经常接触到刊物来评估，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评估方法。

而平面媒体的渠道变化实质上也反映了刊物的市场化趋势，为适应市场竞争而做的各种创新。渠道的有效性对于广告商而言，是评价媒体的一个重要指标。

自2007年底以来的纸张涨价，涉及新闻纸、图书出版用纸、印刷包装用纸等各类纸种，不断攀升的纸价“撩拨”着用纸单位的“神经”，随之带来的相关产品价格调整，引发了公众和业界的广泛关注，记者试图以“遇到十年来最严重的涨价潮”的新闻纸为例，从产业链的上下游，解析其面临着怎样的产业环境和涨价尴尬背景。
　　“巨大的纸辊被高速切开，卷上包装纸、打上产品信息标签后，继续前行，还没来得及在仓库停留，随即被装上车，送往各地。”上周末，记者在晨鸣纸业新闻纸工厂车间见到上述一幕。
　　一直以来，内蒙古日报印刷厂的郭明星都会按时收到订货，但是这几天让他很头疼的是，四辆载满新闻纸的运货车已经在路上耽误了十几天，他担心不能及时送达影响了报纸的出版，但是更加困扰郭明星的麻烦是，新闻纸价格从去年年底开始持续攀高。
　　价格半年涨近两千元，小报社已无纸可买
　　“新闻纸价格现在可以用猛涨来形容”，虽然去年第四季度就已经预见到新闻纸会涨价，但是目前的涨势仍旧让郭明星难以接受。“新闻纸的价格已经失控了。”
　　郭明星是内蒙古日报印务中心的总经理，该厂除了承印内蒙古日报社的《内蒙古日报》(蒙、汉文)及《北方新报》等子报外，还承印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中国证券报》等30多种国内报纸，一年要消耗新闻纸1万吨左右。
　　从去年年底的每吨4400元-4800元左右，到今年初的每吨5200元，刚刚过去的6月又涨到了每吨5800元，最近又涨到了6300元左右。郭明星给记者粗略算了一笔新闻纸涨价账，“截至目前，由于新闻纸涨价带来的经济差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了，最近新闻纸还要涨价，初步估计差额控制在1500万元就很不容易了。”
　　一般情况下，印厂存纸总要存上3个月的纸量，以备不时之需，而现在，内蒙古日报社的纸库里，只剩下够一个礼拜的印刷用纸。而更让郭明星担忧的是，8月份奥运大战，新闻报道肯定会加大，到时候印量也会增加。
　　记者询问了多家报社的印刷厂，每当问及还能保持多长时间的库存时，得到的答复基本上都是“库存？现在哪还有什么库存，能买到纸就不错了，一般的小报社现在连纸都买不到。”
　　“最近一直酝酿着继续涨价。”新闻纸生产大户晨鸣纸业天津区负责销售的李先生直言不讳，他告诉记者，考虑到和一些大的印刷厂和报社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之前提价的幅度还不算大，如果不考虑关系的话，会提得更高。“我们的原则是保大报，小报尽量不供应，即便是给一些小报社提供纸，价格现在已经是每吨6200元、6300元了。”
　　而同为新闻纸生产龙头企业的华泰纸业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近期会再次提价。但在接受询问时，华泰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则明确表示，8月份原材料的价格会继续上涨，不提价是不太可能。
　　不见顶的价格涨势让郭明星们愁眉不展，更严峻的现实是，即便有钱，也未必能按计划购买到足量的纸。中央一报业集团印刷厂的王厂长向记者抱怨道，“现在的情况是，造纸厂不能足额供应，我订500吨，只能给400吨。”
　　“以前是纸厂求着印刷厂采购自家的产品，先用纸后付款，随缺随补；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印厂要恳请纸厂发货，还都是要现款交易甚至是预付款，有时预付款交了还要排队等候。”对此，郭明星无可奈何。
　　对于新闻纸价格的走势，郭明星如此判断，“肯定还会继续上涨，下半年可能会涨到每吨6500元左右”。业内人士也普遍预测，“这次新闻纸涨价是刚性的，涨上去很容易，跌下来却很慢，所以不能寄希望于几个月后新闻纸价格还像以前一样又回到原来的低点。”

　　10年暴涨探源：成本上涨，政府“限产”
　　其实早在去年第四季度，郭明星就已经预测出新闻纸会遇到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涨价潮，“当时也引起了业内的争论，部分人认为即便是涨的话也就涨个200元、300元，我的预测也是至多涨800块钱。”
　　郭明星告诉记者，10年前，新闻纸即出现过一轮危机，当时每吨纸的价格已超过了6000元，报社印厂也都拿着钱上门到各家纸厂买纸，之后，随着国家允许进口新闻纸，再加上陆续出现一些中小造纸企业，逐步缓解了供需的矛盾，新闻纸价格也渐渐走低。但是去年开始，国家关闭了不达标的中小造纸厂，大造纸厂的原料又不足，不能满负荷地生产，造成了供应紧张，引起了价格的变动。
　　纸业专家郭永新指出，10年来的价格变化曲线折射出盲目扩张导致供过于求的产业发展困境，致使新闻纸生产出现了十年不遇的供不应求现状。
　　从2005年开始国内新闻纸市场便供过于求，2006年、2007年新增产能投产更远远超过消费需求的增长，国内新闻纸产能严重过剩，生产厂家议价能力下降。2005年公司新闻纸均价为5180元/吨，2006年开始纸价大幅下降，2007年持续萎靡，均价维持在4787元/吨。进入2008年，受成本推动，新闻纸一反常态，价格开始大幅上涨。
　　记者了解到，去年10月，发改委颁布了《造纸产业政策》，严格限定造纸业未来新上产能规模。《政策》严格限定2010年的产能为9000万吨，相当于2008-2010年年复合增速仅为6.98%，并对新建、扩建制浆造纸项目单条生产线的起始规模作了明确规定，年产30万吨以下新闻纸造纸企业全部被淘汰出局。

　　供需关系的变动之外，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则更为直接。业内人士指出“原料涨价属于正常现象，但往年都是有涨有跌的，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纸张的价格就只涨不跌了。”我国纸浆需求量的80%以上均需要从国外进口。由于北美部分浆厂停工，国际木浆原料缺乏，浆价上涨。此外，由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刚性约束。2007年9月，国内整顿、关停小型制浆企业1562家，形成国内外木浆供应紧缺的局面，导致木浆价格继续上扬。可以说，造纸生产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是纸张涨价的主要推动因素。

国内新闻纸原料主要来源于进口废纸和纸浆，国内造纸厂大多使用美废8#作为主要原材料，而全球废报纸的年供应量同比逐年下降，美废8#供需失衡。中信证券造纸印刷行业分析师许骏分析指出，进口废纸将维持上涨趋势，这一方面来自供求关系的紧张，即供给因发达国家纸品消费日趋稳定，无法产生更多的废纸而增长，需求却因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造纸业的发展而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海运费用的上涨。

根据许骏的统计，按人民币计价，美废2007年以来上涨39.71%，2008年以来上涨20.25%。

刚刚从美国订货回来的华泰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7月份美废的价格是303美元/吨，下个月就要涨到320美元/吨。”而5月份的这一价格为250美元/吨，2006年平均价只有140美元/吨。美废8#约占新闻纸直接成本的60%。

作为国内最大的新闻纸生产企业，华泰生产的新闻纸以美废8#为主要原材料，使用量在80%-90%左右，国废用量在10%-20%之间。2007年下半年起美废8#价格节节攀高，今年一季度更是大幅飙升，与2007年底相比涨幅达13.6%。受废纸价格影响，公司新闻纸生产成本在2007年下半年大幅提高，仅按照每吨250美元的美废价格计算，其生产成本较2007年上半年每吨上涨了217元，涨幅达7.12%。

新闻纸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影响到下游的纸媒行业。为应对纸张成本上涨压力，各地报刊纷纷上调或准备上调零售价格。

青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半岛都市报》已经在本月开始将零售价格调整为每份1元，青岛七区五市零售统一优惠价每份0.8元。其涨价公告解释道：“今年以来，由于纸张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导致报纸发行成本与零售定价倒挂、价格与价值倒挂现象日趋严重，个别流通环节甚至出现了违规销售的现象。”

同样的公告，也出现在了四川成都地区的3种主要市场报纸上。《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的年订价均从原来的140元调整为240元，这两种报纸的零售价均从原来的0.5元/份调整为1元/份；《成都晚报》的年订价从原来100元调整为170元，零售价从原来的0.5元/份调整为0.80元/份。

而4个月以前，南京市场上的4份都市报零售价集体提高40%至0.7元/份，提价的报纸分别为《现代快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和《南京晨报》。去年11月1日起，《南方都市报》也将其深圳市场的零售价从每份1元上调至2元，成为全国最贵的都市报；改版后的《财富时报》从以前的2元提高到现在的5元；《经济观察报》也从去年的2元提高到现在的3元，《中国经营报》最近也将售价由2元提到了3元。

“一直以来，我们每张报纸零售价与报纸的直接成本存在‘价格倒挂’现象。创刊伊始，《成都商报》零售价是0.5元。15年了，成都商报从以前的4个版8个版增加到现在日均几十个版，周四、周五很多时候版面达到七八十个版。这样，一张报纸光纸张、印刷、发行等直接成本就高达1.5—2.5元，报纸的批发价却只有微不足道的0.3元左右，让报社不堪重负。”《成都商报》总编辑陈舒平道出了报社的苦衷。

记者从中国报业协会获悉，2007年我国新闻纸用量约为350多万吨，估计2008年会有8%的涨幅，约为380多万吨。在报纸的生产成本中，纸张成本大概占到了60%～70%，新闻纸提价对报社的影响显而易见。新闻纸价格上涨，发行费用的亏空将更高。以中国全年新闻纸消耗量380万吨计算，若每吨新闻纸价格上涨1000元，意味着报纸行业将多承担38亿元的纸张成本。

虽然一些报社已经或者正在酝酿提高销售价格，但由于提价背后面临着发行量下降的风险，绝大部分报纸都不敢轻言提高发行价格，只能被动承担新闻纸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大型采访活动中，同一报业集团内诸多媒体都有庞大的报道计划，以求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广告源。但在报业集团间竞争激烈的今天，这种内部竞争模式是一种过时的内耗行为，并开始阻碍集团发展的总体战略。

作为报业集团里的老大哥——当家媒体在资源共享中，更多的不是“享”而是“献”。如果集团出版“奥运特刊”，当家媒体投入的采编力量最强、支出的费用最高、出版的工作量最大，但得到的却不是最多的，这就是牺牲。同时，集团作战不是坐享其成，其他媒体要积极配合。共办奥运特刊，集团的其他媒体要拾遗补缺优势互补，把看家本领和长项都拿出来，“奥运特刊”就会成功。

当最终确定联合出版“奥运特刊”后，集团决策层有如下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媒体协调，解决各媒体之间不同的意见及矛盾。搭建班子，组建一个“奥运特刊”工作室，确定前方采访和后方编辑出版的负责人。力量调配，抽调各媒体的采编骨干，临时成为“奥运特刊”工作室采编人员。技术支持，搭建一个操作“奥运特刊”的内网平台。制订政策，包括广告价目，尤其是对当家媒体的倾斜政策。费用投入，包括购置采访器材和一线的各种开支。前期宣传，“奥运特刊”统一对外作市场宣传。后期总结，奥运会结束后及时总结，疏理特刊出版运作过程并加以规范，为日后集团大型采访活动提供参考模式。

关于集团作战的很多设想还只是留在理念上。在具体的操作中，必定会出现一些磨擦和矛盾，编辑出版、广告定位和成本核算这三个大环节可能是难点，需要集团协调决策。

编辑出版。一旦以集团名义出版的“奥运特刊”开始运作，出版者以集团所属的三家或四家媒体联合署名。所有刊发的文章统一以“本刊特派记者”署名。出版平台设置在当家媒体的出版部。特刊从采编到付印的环节为：统一传稿——统一编辑——统一定版——分头传递——各自印刷发行。

广告定位。各媒体在出版特刊期间广告的价目实行双轨制，即特刊价和常规价。本着高回报高价位的广告理念，由集团统一制定一个高价位的特刊价。如果集团内三家报纸参与办刊，特刊的发行量假定为130万份（日报40万份、晚报60万份、都市报30万份），客户支付了特刊价，就享受到了130万受众的广告效应。常规价就是平时的价格，如果客户只付常规价做晚报广告就只能是60万的受众量。其流程是：统一定价——双规标准——各自收费。

成本核算。就“奥运特刊”而言，仅需核算出特刊的纸张、采编、出版三项的总成本，然后分头负担。需要提出的是，要充分考虑当家报纸的成本负担。他们投入的采编人员多、又提供了特刊出版的操作平台，理应负担较少的成本。

二十世纪中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新闻自由的最伟大实践依次在报纸上登台，之后情形变得不那么乐观。如今虽然又有了新变化，但报纸显然已经不可能回到她的黄金时代，究竟目前的尝试成功与否，还需拭目以待。

美国的政治环境使报纸在新闻自由方面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自由。但报纸能否在商业利益面前获得自由，有时候是更大的问题。

那些让记者们激动的名词：水门事件，五角大楼泄密事件，默罗的二战广播报道，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这些也只不过存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而已。七十年代，《华盛顿邮报》刚刚因为报道“水门事件”获得普利策奖，之后记者就开始变得不好过。

现如今，不断有声音说报纸产业年景不好。实际上，对这个说法应该进行某种修正——报纸正逐渐的向“混乱年代”过度，而且正像一个走入黄昏的老人，时间既然是单向的，那么黄金时代一过，情况就只能维持却不可能恢复如初。

这样的商业模式已经逐步走向崩溃——随着美元的贬值，12年以来的最高的印刷价格和网络提供的免费新闻不断增多，读者的分流不是新鲜事。7月2日，《洛杉矶时报》宣布裁掉占编辑部总数六分之一的采编人员。更有甚者，《坦帕论坛报》宣布的这一数字为五分之一。

从开始跟随《纽约时报》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那段时间，《华盛顿邮报》就已经准备在华尔街上市。格雷厄姆夫人开始考虑怎么让她的家族报纸同时讨好读者，政界，麦迪逊大街，华尔街。

后两者给报纸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华尔街的投资者们要求报社的利润要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这意味着更多的分类广告，不那么得罪人的新闻。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时代出版公司身上。鲁斯死后，时代帝国的一系列收购，使其逐渐变成了一家更像是森林加工企业的华尔街上市公司。

利润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老总们首要考虑的问题。至于到底是支持尼克松还是肯尼迪，根本就不重要。

几周前，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报集团老总Randy Michaels在某次会议上说对投资者说，公司的销售员优秀与否由他们的销售表现来评判，“但从来没有人说过，一个记者到底写了多少英寸版面的文章？”问题是，到底如何去衡量记者是所有记者的噩梦。以调查性报道为例——它是如此昂贵以至于记者可能要花费数月的时间去调查，但最终仍然所获有限。随着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紧缩银根，编辑和出版人都在面临这样一个并不让人感到舒服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值得坚持的？记者应该做什么？是花一年写六篇有冲击力的报道，还是每天写些小豆腐块的日常新闻？在价值观念上，这样的决定很容易做出，但加上现实的因素呢？假如妥协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到底什么是可以妥协的？妥协的度又在哪里？

新闻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地方，新点子会层出不穷。

近日，加州慈善家Herb 和 Marion Sandler建立了Pro Publica。它是这样一个机构，他们每年投资一千万美元，只为让记者们在这个非营利的组织中写出一些真正独立的调查性报道来。整个中心有18名记者构成，该组织希望免费发布他们的独家调查报道，并像《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六十分钟》一样获得影响力。

6月22日，它的第一篇故事——报道一家Al Hurra的宣传反美情绪的电视网——和CBS一起公布了。但这样的方法一出现便遭到了批评，“为什么它拿着自己的资金去补贴《六十分钟》？要知道它是美国电视史上最为盈利的节目。”这有多大的意义？

该组织宣称此举是为了使每个故事的冲击都最大化。而该组织的目的就是——不计较利润而去组织写出更多的这种日渐稀少的可以产生“道德冲击力”的报道。根据改组织的主编，曾经在《华尔街日报》工作过16年的Paul Steiger说，“我们所追求的报道有这样的标志，通过将滥用权力的行为曝光，我们给予公众足够的能够影响变革的信息。”这样的表白让这位66岁的老人听起来像是史上最厉害的理想主义者。而他自己也并不否认，“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跟蝴蝶一起工作的机会。”

假如连他自己这样有充足后盾的人都感觉像正跟蝴蝶们一起轻飘飘的，整个新闻业的确需要让自己更具备实力一些。

根据美国新闻编辑协会的数据，去年整个新闻行业经历了过去三十年来最大裁员潮。在同一年，美国报纸协会的报告说，报纸新闻经历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广告衰退。有人直接表示，“发生在新闻生意身上的事情和发生在音乐领域里的一样”，通过网络免费散布的内容使整个行业过去的“经营模式经历了一场大崩溃。”

而对于Pro Publica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是免费将内容散播出去，这一主义充满了这样高贵的想法——新闻业在本质上是为公众服务的行业。她和其他的收费电视频道不一样，而这正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数的新闻机构已经做过的事情。但是Pro Publica免费散布内容的做法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就像网络媒体SALTE专栏作家Jack Shafer所指出的那样，编辑和捐赠者的政治观点将影响到报道——对于非营利性的新闻组织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生存，而是报道具体是在谁的影响之下写出来的。“对于那些只有一到两个主要赞助者的机构来说，你很容易的就只按照他们的政治倾向去进行报道了。”

但Sandler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将它们直接摧毁，”他说。“我们知道，假如它不是完全独立的话，一切都将是镜花水月而已。我们将不会让这一切发生。”

而即使是对于Pro Publica这样的组织来说，它仍然需要证明自己是名至实归的。在今后的三年中，它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在经济上和报道水准上保持高超的水准。而这样的成功将给其他的类似的机构的产生创造更多的机会。

正如杜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James T Hamilton所指出的那样，“报纸过去由这样一些人掌握着，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因此他们不在乎利润。”现在既然利润不再是必须被考虑的事情了，做正确的事情就开始变得越发重要。

但利润从来不是一个可能被理想主义一说便消失掉的东西。二战中最出名的声音之一：“这里是伦敦，我是默罗”也没打败战后席卷而来的商业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佩利从来都是只看重利润表里的数字。

当默罗坚持作揭露麦卡锡主义真相的新闻节目的时候，他认为他疯了。之后他把默罗赶出播音台。

荣誉感，责任感和自信心是否能够仍旧维持着新闻业的尊严不坠。让我们拭目以待。

按：国金证券2008年中期策略会7月10日在三亚举行。和讯网对此次报告会进行全程图文直播。在10日下午的传媒行业分论坛中，专家巫志南、毛峥嵘发表演讲。以下为内容摘编。

巫志南，曾参与《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起草。

对于传媒行业的解读视角，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保护好垄断性原生态市场的问题，传媒产业相当于这个领域。再一个就是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前瞻性价值的增长欲，传媒产业的价值增长是不得了的。任何一个报纸、电视台全面上市的话，你说它的价值要翻多少倍？默多克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美国市场上最厉害的就是默多克的集团，一会吞并这个，一会吞并那个。中国这个时候也快到了。第三，它是一个全行业刚刚启动而且充满想象的产业。

第一是传媒的地方化。主要特征就是功能的地方化，某个城市的传媒就是市委市政府的喉舌；还有人员的地方化，全部都是行政事业编制，属地化管理；资金大多来自地方，这样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实际上中央一直要建立一个统一、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但这样是建不起来的，市场分割而且无法竞争、统一，对内相互封闭对外争相开放。这个大家看韩剧就知道，韩剧一个小小的经济体就可以跟我们13亿的大市场进行对换。前一阵我在中央起草文件的时候就涉及到这个方面。韩剧可以到中国每一个城市攻城略地，而我们上海的节目就不可以到外地播。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了瓶颈。统筹难度较大，地区落差明显，东中西相互之间差距很大，模式基本同质，投资效率比较低。

第二个是传媒的部门化、单位化。资产是部门所有，人员的委派、内容、运行都由部门管理，比如说传媒的老总都是上级部门委派下去的。所以传媒的负责人不是对市场负责、也不是对投资者负责，而是对上层的领导负责。这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现在的马上就应改变的情况就是这个。这也导致业外资本介入难、业内资本运营难、业务领域拓展难。比如说上海，上海是一个金融中心，但是金融中心不是金融机构多就算数的，你说全球的银行都到上海去就是金融中心了？不是的。在纽约、伦敦最重要是金融资讯，金融资讯业发达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金融的媒体、金融的信息、金融一整套相关辅助的机构是金融中心更重要的部分。引进一个银行容易，但是把金融资讯搞好是很困难的，实际上这些资源很大一部分都在传媒产业领域。部门化、单位化，特征是公共资源机构化。信号、频道都是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变成了一个机构资源，还有人员结构的行政化、内容制作的内部化。我们现在讲电视制播分离，实际上还没有分离，表面上是分离了，但是实际上还是内部化。问题是运行行为垄断，体制改革困难，特别是人事改革，这客观上还抑制了社会发展。

第三个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这个是有时间表的。非时政类报刊具有整体改制的可能性，因为非时政类报刊的意识形态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报、足球报，你说它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转企改制后，还有行业管理、有法律底线，所以用不着担心。发行的某些环节实际上已经市场化了。所以，非时政类报刊整体改制是完全可能的。难点是数量太庞大，现在上海有600多家，很多效益不好，用市场经济来评估很多就没有必要存在，所以下一步就不是600多个，说不定就会压缩，但是压缩以后会整合，单个运行好的会膨胀，而且资源逐渐向能发展的报刊积聚。当然，什么是时政类、什么是非时政类，辨别、区分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东方早报，它有一定的新闻性。所以，应有一个区分标准。还有，转企改制有很多不配合的。我们下一步的推进方法是先难后易，稳步推进。

我觉得金融机构实际上目前对传媒产业介入非常浅，而且了解非常少，就是真正懂得媒体的，你进去以后也不一定能运作好。比如说金融机构你参与哪一个环节？并不是说什么环节都能参与的，就是市场化的你可以参与。也可以参与部分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还有参与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

一是参与媒体企业的资产运营，参与媒体企业的上市融资。媒体产业的上市融资将来会加速度，大家会看到这也是一个机遇。

二是参与媒体发展的机遇。参与本地区媒体企业兼并、重组，像上海600多家非时政类报刊，那些服务特定群体的不算，真正市场化的数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媒体企业的集团化、特色化是肯定要推进的。

三是参与比较大型的内容提供商。内容提供商是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规划里面提出来的概念。

四是参与跨媒体。比如说博瑞传播就跨媒体，成都商报跨到电视台的频道经营，已经实现了跨媒体，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子。还有新华传媒，在整合上海平面广告方面力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这是刚开始，以后的市场会更大，就是说政策层面宽松以后，它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五是参与跨地区合作发展。中央现在是加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媒体市场建设，这是铁板钉钉的，而且是坚决要推进的，而且十一五期间要见效果，十二五期间要有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它有一个时间要求。媒体产业的跨地区发展在现阶段重在合作，致力于在合作中强化跨市场、淡化地方市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地方，如北京、陕西已经跨地区了，形成了一个新的跨地区的主体，就是在内容方面合作。金融机构可重点参与推动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比如说中央说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这些。

六是参与跨领域的合作发展。电信重组带来媒体产业的重大发展机遇，当然目前来讲中央政策还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现在中国电信、网通、联通、中国移动原来都有领域的，现在都打通了，打通了以后它大量的内容资源从哪里来？将来几家同台竞争而且是同渠道竞争的话，关键就比内容，内容主要是在传媒产业领域，所以大家要看到，传媒和渠道商的合作空间是太大了。

在国内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一种区域的同类型媒体的整合。

区域性媒体整合，对于代理广告这样的业务，我个人认为是更加切实可行的，而且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如上海解放和文新报业集团，他们在经营性业务上整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目前传统媒体不断面临新媒体挑战的背景下，同样是在上海宣传部管理的体制下，再保留两个同类型业务经营实体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去应对新媒体的挑战了。

我个人认为这一发展趋势，应该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至于这个时间，要看各方面的工作。刚才巫博士也提到了，目前传媒体制会涉及的一些问题，这个进程的确是难以判断的，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是大势所趋。

另外，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能够走出区域。因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媒体其实都是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品牌的认知度非常高，但是它的服务内容、它的定位主要还是区域性，包括它的客户。

但是区域性的媒体实力非常强的时候，会聚集一个非常庞大的广告客户资源以及经营实力，进而带来的你资金实力上的提升，所带来的整合上的积极意义还是非常显著的。

从整体来看，2005年之后中国广告业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情况，基本上维持在跟经济增速持平的水平。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更长期来考察整个传媒产业尤其是广告业来看，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量指标，就是广告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国2007年广告占GDP是0.7%，2006年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水平，但是低于全球的0.9%这个指标，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美国传统媒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是广告在GDP当中的比重仍然高达1.15%。

中国广告在过去5年间占GDP的比重出现了下滑。我个人认为下滑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整个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很多经济学家也形成了共识，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拉动的，它在整个GDP中的占比出现了很明显的上升。但是相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占比出现下滑。如果我们看一个增量指标的话，这样的变化更为明显。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直观上的认识，就是第二产业很多产品其实不需要做广告，它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占比的上升，其实并不会给广告带来明显的影响。而相比较而言，第三产业，比如说现代服务业，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以及消费升级，它应该是未来广告最主要的增长点。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对于整个广告的影响来讲，我认为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每一个企业都希望成为百年老店、长寿公司。但不是任何企业都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的容量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各类资源也是有限的。为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有竞争就必然有淘汰，企业是否被淘汰，不是取决于其基业常青的愿望，而是取决于自身机制与力量，取决于自身的抗体。

当宏观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生存似乎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也少有企业思考这个问题，“台风来了，猪都会飞”。问题是任何宏观经济都有周期性，当企业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再思考生存问题时，往往为时已晚。

纵观那些已经倒下的企业，固然有外力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内部，在于自身生长的基因，能否保持持续的危机意识和创新精神，能否构建良好的内部机制，进而长期地保持自身的内在活力。

那些所谓的成功企业，确实因企业家而辉煌，但大多数企业也确实因企业家的衰落而没落。因此企业的长寿，不能依靠某一个或几个只有有限生命的企业家，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企业家及其精神是企业的第一推动力，但企业家毕竟有寿命，是稀缺资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少数精英。将一个企业的命运托付于一个企业家的身上极其危险。

企业家最重要的使命是寻找企业生存之道，构建可持续成长的制度体系和内在活力。

摸着石头过河，确实颇有创意，但是权宜之计，况且市场经济不是小河沟，是汪洋大海，水太深，也太混。而且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背景，中国企业对企业及市场经济的了解很肤浅，屈指算来我们与市场经济、产权和现代企业制度零距离接触才仅仅十余年时间。而没有长期的企业实践作背景，悟道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那么企业生存之道在何方？在先行者那里。西方企业家做企业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他们最先领悟企业生存之道，他们比我们更深刻地领悟了企业经营管理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性的东西。从整体意义上看，西方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比我们更实事求是，更务实，更理智。比起我们盲目的创新，智慧地、虚心地和系统地学习和继承他人已有的东西，是一条捷径，而且更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这种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不是引用几句名言警句，不是简单地引进一些管理技术和方法，而是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体系的确立。

理性地思考企业问题，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价值观体系，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出发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于企业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要回到原点，回归企业的“基本面”，要在商言商。

当然企业家的职能不仅仅是思考和学习，还必须实践，通过现实的经营管理活动，创造价值。同时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市场和客户的变化，适应企业经营管理规律与趋势,适应竞争对手的变化。这里的适应，就是变化，就是变革。企业如果不能做出这种适应，或者固守以往的成功模式，结果必然走向失败，从而使企业走向没落。

当我们通过对企业生存之路的哲学思考，就能确立基本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将其付诸实践，就能够保证企业持续地生存下去。

我国是个人力资源大国，企业并不缺少优秀的创新型人力资源，问题是那么多优秀的人力资源为什么创造不出一流的业绩？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世界级的一流企业？

问题显然出在机制，没有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生成机制，没有与世界领先企业接轨的运作机制。我们缺乏的是培育与牵引人成才的机制与制度，缺乏的是优秀人才成长的土壤与舞台，缺少的是优质的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缺少的是良好的人力资源经营和模式，缺少的是科学规范的人力资源开发工具和方法。

企业的机制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激励力和约束力，就是能够使其内部员工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向着企业所期望的方向转化的力量。也就说，这种机制之所以有活力，在于它能够源源不断提供保持对员工的牵引，使员工持续地增加自己的投入，实现好人做好事，坏人也做好事，而且能够做更多的好事。

企业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企业中拥有多少人才，而在于其运营机制的好坏。一个好的机制不但能够不断地造就人才，能够使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能够吸纳到更多的外部人才，能够使人才产生出高绩效，而且也能够使那些普通员工转化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而一个没有活力的机制，不但会消磨人才的创造力，使之变为庸才，产生负向的破坏力，还会使优秀的人才用自己的脚去选择更有活力的机制。引进人才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让人才为企业所用。企业是否能够吸引、留住和有效使用人才，并不决定于企业是否出手大方，而在于能否构建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于是否具有人才发挥其作用的舞台。

什么样的机制缺乏活力？答案无疑是“大锅饭”的机制。因为在这种机制中，干与不干，干好干坏，干多与干少，创造价值与破坏价值，奉献与偷懒，得到的评价和获取的利益是无差别的，企业员工也因此缺乏开发人力资源和提升职业化能力的直接动力。没有落差，没有倾斜，没有矛盾，没有激励，就不会有动力。这种机制对员工产生的导向是，减少个人的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使个人投入在低水平上保持与回报的一致。所以大锅饭现象概括起来讲，就是干部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高不能低。在这种机制下，好人会变成坏人，好人会不干好事。

企业机制的关键在于，不能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回报。当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员工不吃亏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员工增加自己的投入，因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机制，其基本的原理在于能够激励与回报那些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员工。这就是有活力的机制与缺乏活力机制的本质区别所在。从另一方面讲，扬善必须惩恶，企业在保证不让奉献者吃亏的同时，也不能让投机者获利，偷懒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使小人不得志，让好人不吃亏。

企业的机制必须依赖内在的制度和体系支撑，其中主要包括：

以核心价值观为内涵、以绩效为特征的优秀企业文化，它为企业提供的是生生不息的长期牵引力。

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与约束体系，它为企业提供的是持续不断的内部动力。企业必须通过科学的评价制度，在定性上，确定谁是奉献者，谁是偷懒者；在定量上，要明确每一个人的价值贡献。其中的关键是由人评价人转向用制度评价人。企业必须通过公正的分配制度，给予不同价值贡献者以不同的回报，并通过回报体系的设计，激励员工的价值创造行为。

与世界先进企业接轨的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体系，它为企业提供的是长期持久的推动力。

牵引力、内部动力和推动力构成了企业机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对于企业来讲，可以没有资源，不能没有机制，有活力的机制更重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企业走入新的发展阶段，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企业的内外部环境都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基于以往的成长和发展，企业家及企业的未来目标更远大，一批心存高远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未来，关注更广大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与之相伴随的是，企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在不断加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企业实力的增长，企业的内部实力和外部竞争力在强化，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在增强，整和资源的能力在提高。可以讲，机会与挑战共存，风险与优势相伴。

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政策是不以某一个企业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环境的变化是以自身的内在规律而演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是以政策主体的意志和多因素博弈的结果，它们都不可能为某个企业而量身定制。

同时，任何环境的改变和政策的干预都不会强制地、直接地干预到企业的内部运作，都不会直接限制企业理智的思考，都会或多或少地给企业留下“自由裁量”空间。

因此，在外部环境与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应基于自身的战略，积极地应对和规避来自外部的风险，保护自身的机制与活力，保护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受伤害。所以，企业必须敏锐地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理智地应对风险与把握机会。外部求适应——适应市场，适应客户，适应社会；内部求活力——创新机制，保持活力，谋求发展。这是当今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企业面对外部的挑战与变革面前，企业有不同的表现：一是未雨绸缪，积极地预测和应对变化，从而使企业走向卓越；二是随大流，跟随变化，从而使企业落得个平庸；三是漠视、逃避抵抗变化或无所作为，从而使企业淘汰出局。

变革的主要力量源泉在于企业家，这是永恒的第一推动力。作为心存高远的企业和企业家，在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挑战面前，唯一的选择是在有限的空间，利用有限的资源，发挥无限的创新精神，谋求一种有限的平衡，再顺应外部变化的同时，并依靠企业的自身机制的力量，谋求生存和发展，积累资源，储蓄能量，以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按：华为总裁任正非近期在参加公司优秀党员座谈会时发言，以下为全文。

知道大家都是先进党员，我很羡慕你们，你们很光荣，你们是我们公司中很重要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今天主要跟大家交流，应该怎么来看待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帮助一些认识上还有差距的同事。同时，通过你们向下传达一个精神：就是我认为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但过程确实是痛苦的。

人生出来最终要死，那何必要生呢？人不努力可以天天晒太阳，那何必要努力以后再去度假晒太阳呢？如果从终极目标来讲，觉得什么都是虚无的，可以不努力，那样就会产生悲观的情绪。我们生命有七八十年，这七八十年中努力和努力不一样，各方面都会不一样的。在产生美的结果的过程中，确实充满着痛苦。农夫要耕耘才会有收获；建筑工人不惧日晒雨淋，才会有城市的美好；

没有炼钢工人在炉火旁熏烤，就没有你的潇洒美丽，没有你驾驶的汽车，而他们不再需要什么护肤品；海军陆战队员不进行艰苦顽强的训练，一登陆，就会命丧沙滩。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想各位考上大学，都脱了一层皮吧……所有一切，没有付出，是绝不会有收获的。鲜花的美丽，没有肥料，以及精心照料，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痛苦，我今天要讲讲如何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一、不要做一个完人，做完人很痛苦的。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充满信心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人实际上是很少的, 我不希望大家去做一个完人。大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为了修炼做一个完人，抹去了身上许多的棱角，自己的优势往往被压抑了，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工具。但外部的压抑并不会使人的本性完全消失，人内在本性的优势，与外在完人的表现形式，不断地形成内心冲突，使人非常地痛苦。我希望把你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贡献于社会，贡献于集体，贡献于我们的事业。每个人的优势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完人”特质的集体。

我的缺点和劣势是明显的。我大学时代，没有能参加共青团，通不过呀，我是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突出的人，怎么能通得过呢？我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尽管我非常努力，但也加入不了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级领导认为我有重大贡献，在其直接干预下，我才加入了。

按正常情况来看，我肯定也是有问题的。我并不埋怨任何人，他们指出的确实是我的不足。我们公司以前有位员工，已经到美国去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只能当老板，如果你要打工，没有公司会录用你。

我在人生的路上自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我英文不好，是现在不好，但是不等于说我外语能力不行，我在大学可是外语课代表，我那时还自学了英语、日语，都能简单交流，看书了。但后来为什么不行了呢？20年军旅生涯没使用这个工具，就生疏了。当我走向新的事业的时候，虽然语言对我很有用处，但发现我的身上最主要的优势是对逻辑及方向的理解，远远深刻于对语言的修炼。如果用很多精力去练语言，可能对逻辑的理解就很弱化。我放弃对语言的努力，集中发挥我的优势，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对于我来说，虽然英文好，可能我在人们面前会挺风光的，但是我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放弃一些东西，集中精力充分发挥我的优点。我确实注重于重要东西的思维，可能忽略了小的东西。小的东西不等于不需要重视，但我确实没有注意。

在人生的路上，我希望大家不要努力去做完人。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去改造缺点，等你改造完了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我们所有的辛苦努力，不能对客户产生价值，是不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优点的发挥。当然不是说不必去改造缺点。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完人的心理负荷太重了，大多数忧郁症的患者，包括精神病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社会中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绝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不了这个病，就是因为太优秀了，对自己追求目标太高了，这个目标实现不了，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出伟大的业绩来，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比较现实的目标。这样心理的包袱压力才不会太重，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包括活下去的信心，生命的信心。希望各级组织在和党员进行教育的时候，不要过多关注缺点，要多关注他人的优点。

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多看看别人的优点，从而减少自己心理太多的压抑。要正确地估计自己，绝大多数人都会比较过高估计自己。我们的豪言壮语如果偏离了我们的实际，你会浪费你很多精力，而不能实现你的理想。有一首歌叫《铃儿响叮当》，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圣诞节里不可缺少的歌，其作者是约翰·皮尔彭特。他的一生从来就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他设计的人生目标最后全都失败了。直到87岁，那天出去参加人家的圣诞平安夜，在途中，赶着雪橇车的时候，随意哼唱出这首歌，结果这首歌就成了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你看看，过去的失败，就因为他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他浪费了80多年不应该浪费的光阴。

大家要正确估计自己，然后作出对自己的正确判断，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要认识这个社会上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没有水位差，就不会有水的流动；没有温度差，风就不能流动；就算是机器人，机器人还有温差，对吧？人和人的差距是永远存在的。同一个父母生下的小孩，也是有差距的，更何况你们不同父母。当自己的同学、同事进步了，产生了差距，应该判别自己是否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若已经发挥了，就不要去攀比，若没有发挥好，就发挥出来。

公司有的员工，心里面常常忿忿不平，觉得委屈他啦！其实我们公司很简单，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公平。一个新员工进入这个公司，他们前半年先培训，后面一年左右主要是熟悉工作，他们真正产生贡献是在两年后，他们进公司时大约五六千块钱，这样的报酬在社会上已经不低了。但是他们和老员工对比，觉得忿忿不平，说老员工有股票。大家也要想一想，红军从爬雪山过草地，到了北京，这过程仅仅经历了十四年。他们从一个少年才变成一个青年，到北京就当了部长。这个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战火纷飞的时候，别人攻上山头，给他一个英雄或者给他一个连长，然后也有人忿忿不平：“我不就是没冲上这个山头吗？”那不就是你没有过雪山草地，不就是你没有冲上山头吗？就是说，你在这个创业风险时期，你没有出现，当时公司处在风险时期，他们将工资奖金全部家当都投入到公司了。你那时还没有进入这个公司，所以你没有分享到那时的一份风险与一份幸福。

人生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满足感。你要和社会去比，和自己的纵向比，和你爸爸妈妈比。你想你爷爷那个时候可能一个月只有四五十块钱的工资，到你爸爸妈妈那时候一个月可能就有四五百工资了，到了你有四五千块工资啊。实际上你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对吧？你需要更大的进步，你就需要更大的努力，所以不存在新老员工之差。新老员工在薪酬体系上是处于同一个轨道的。在公司创业初期，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老员工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了，换成了公司给他的一张纸，这张纸就是告诉他，红军长征胜利回来以后，我挖过你的红苕，你拿这张纸事后可以领大洋。华为一旦崩溃了，他们就将一无所有，那张纸就变成了废纸。现在已实行饱和配股，已经可以缓解以后的差距，你也会成为老员工的。华为公司是无法帮助解决你的不公平的，你选择了华为，你就选择了艰苦奋斗，因为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公司，活下去的唯一可能就是要比别人多努力一点，不然它不可能活下去。有些拥有资源的公司，情况会好一些。

人要有进取心，要努力，要做出贡献，但是也要有满足感。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就应对人生无愧无悔。

员工暴露出的思想问题，我认为还是缺少对一些客观的认识，对客观规律和客观现实的认识。如果我们都不能认识这个问题，我们的心理障碍就很大。想想不舒服，嫉妒之心不就是这么来的。不舒服的情绪慢慢使自己变成忧闷，慢慢就成为一个死结，最后打不开这个死结，慢慢就成为一个心理障碍了。当然你们先进党员是没这个问题啊，我是通过你们党员给我们全体员工，通过党员活动给周围的员工一些关爱，给他们思想作一些辅导，因为他们太年轻了，他们不太懂得自己的人生。

我曾经在公司讲过，人生最美好的就是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高贵，所以一切都要为了生命。要爱惜生命，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不管在哪方面都要爱惜生命。工作太累了一定要休息。公司现在有文件，对那些冲击项目短期太累的员工，可以短期到海滨度假休整一下，由行政费用开支，公司已有文件。有的员工奋斗强度太大，太艰苦了，主管看到你脸色不太好了，可以从前线把他拖下来，休养休养，缓冲一下。

近期有些员工自杀，我心里是很沉重的，也很理解他们，因为从99年到2007年，其实我个人就有多次有感觉活不下去的经历，我跟他们是同类，所以我才有这么多感触。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我开放，我讲出来。我知道自己是病，难受得很，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会往外打电话，诉说自己的心里感受，没有一个人会劝你自杀的。我以前不知道这是病，也不知道这个能治，后来就治好了。我记得郭平在美国跟我谈心的时候说：“老板，你要找一些无聊的事情来干”。所谓无聊的事情就是瞎聊瞎侃，把精神岔开，慢慢就不会想这件事，可能病也就好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到北京景山公园去看看唱歌啊，到云南丽江看少数民族对歌啊，到热闹的地方去哄一哄、闹一闹啊，可能人就释放，就会好一点。

员工要多一些朋友，很多出问题的员工，最大的问题是没朋友，我希望员工在这个时候要多几个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有一个打电话的地方，实在闷得受不了就打电话嘛，疏导一些总会有好处的。

大家要珍惜生命，近些年来有员工自杀，大多数是个人原因，有些进来也就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左右，时间比较短。我们忽略了心理测试，对他们的心理关怀也不够，不论谁出现这种情况，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我们都是心疼的，我很理解他们，我希望大家也理解他们。希望好好理解我上面讲的话，看到自己生命中的优点，不断地激励自己，不要光看自己的缺点，背那么多包袱，背那么重的包袱。

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已经很宽容了，同性恋在这个社会上也不会受到太多的谴责和歧视！你既然有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呢？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说明你认为它是正确的，是你的追求，那你怕什么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很多员工面对生命过于草率，实在不好。特别是工作没有成绩啊，决策失误啊，走向这一步，更不好！我们有的员工的精神包袱太大，在这个进取的团队里面，落伍了就感到有点压力。有什么压力啊？做员工有什么不可以的啊？这个世界上多数都是做员工的啊！做领袖的人总的还是少数的，领袖也是偶然机会啊，也不是说是必然机会的啊。所以说公平有时候是无从说起啊。

华为公司总的来说是个内部很宽容的公司，不像社会上想象的那样。有些误解的人，主要是不了解我们，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千秋功罪，何必要评说呢？你何必要等到评说呢？没人会给你评说，你放心好了。你就好好珍惜自己，不要太多地听信闲言碎语，不要有太多的精神压力和包袱。

二、大家要对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竞争的艰难性、残酷性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推出来的，美国最后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并不有利，所以美国在退向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保也保不住，经济全球化这个火烧起来了，就会越烧越旺。过去的一百多年，经济的竞争方式是以火车、轮船、电报、传真等手段来进行的，竞争强度是不大的，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前一百多年，有序的、很好的获得发展。而现在，由于光纤与计算机的发展，形成网络经济，形成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使交付、服务更加贴近客户，快速而优质的服务；使制造更加贴近低成本；研发更加贴近人才集中的低成本地区……这使竞争的强度大大增强，将会使优势企业越来越强，没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困难。特别是电子产业将会永远的供过于求，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越来越残酷了，特别是我们电子行业，竞争极其残酷。我就举个例子来看：电子产品的性能、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需高素质人才，而且是成千上万，数万的需求，这些人必需有高的报酬才合理。但电子产品却越来越便宜。这就成了一个矛盾，如何得以解决，我们期待某一个经济学家，能获得电子经济诺贝尔奖。

我们仅是比其他公司对这个竞争残酷性早了一点点认识，我们才幸免于难。你们读书的时候都很崇拜贝尔实验室的吧？十多年前，我去贝尔实验室，当时DWDM还处在发明阶段，发明的一个波，就是GW载波，当时光纤还只能有三个载波，发明这项技术的博士亲自给我做图形表演。

结果没多久光传输像排山倒海一样，迅速地形成过剩，把贝尔实验室也席卷了，大水冲了龙王庙。成则亦光，败则亦光。我们也在这里苟延残喘。我们的光传输产品，七、八年来降价了二十倍。市场经济的过剩就像绞杀战一样。绞杀战如什么呢？就如拧毛巾，这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华为公司能长久保持到这个状态吗？我这两天批了一个文件给业务口征求意见，我写了一段对话，我提到了思科，当然我是歌颂了钱伯斯，思科现在开始实行很多政策，如减少员工出差，减少会议，来提高效率，高层领导出差不能坐头等舱，要坐，须自己掏钱，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思科尚且如此，华为就能独善其身？

支撑信息产业发展的两个要素，一是数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不用缴任何专利费；二是二氧化硅，做硅片的。这两个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导致电子产品过剩。过剩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拧毛巾，绞杀战。西方公司过去日子太好了，拧的水太多了，所以拧着拧着把自己拧死了。我们也不是最佳状态。我们公司的铺张浪费还很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当然我曾经悲观过啊，但是每次犯忧郁症的时候就是那种病态，但不是我的完整思想。我曾经很发愁，觉得苦闷啊。华为公司只要稍稍不行了，怎么发工资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压力。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要对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华为衰落怎么办？如何才能不衰落呢？总有一天，别人在发展，而我们在落后的。

这个世界的变化是很大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面对这样的变化，每个企业，如果不能奋起，最终就是灭亡，而且灭亡的速度很快。以前我们还有祖传秘方，比如说爷爷打菜刀打得很好，方圆五十里都知道我们家菜刀好，然后孙子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在方圆五十里我还是优秀的铁匠，就能娶到了一朵金花啊。那现在铁匠还行吗？现在经济全球化啦。人家用碳纤维做的刀，削铁如泥，比钢刀还好得多。你在方圆几公里几十公里曾经流传几十年几百年的祖传，就被经济全球化在几秒钟内打得粉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给每个人带来了生存的困难，所以每个人都要寻找生存的基点。

但是，竞争是好，还是坏？竞争使这个世界进步了，加速了，美好了。我们享受了这种美好。五十年前，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打赤脚，还穿草鞋。我的梦想就是穿一双橡胶底的鞋。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开汽车了，五十年的变化是不可想像的。当年我在欧洲坐豪华的列车时，就想“哎，中国这是没戏啰！”我在美国坐了豪华大巴时，“哎，在中国可能我坐不上了，看不见了。”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发展这么快，我想都没想到，社会进步是很快的，这个社会进步给每个人带来了美好，但是也带来了痛苦。WTO是把物价降下来了，但是也让很多人失业了。

美国竞争失利是因为他们薪酬太高而失利，而不是因为华为的崛起使他们失败了。所以美国很多要人跟我交流，我就讲是你们失败是因为你们的薪酬点太高了，不可能这么高的薪酬，怎么可能啊？你们的薪酬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些GDP只有200多个美金的非洲的弟兄们那儿取来的钱，来供这些IT皇帝们，能供得起吗？供不起的。最终有一天会支撑不起的。

我们要加强对员工的关怀。我最近不是讲了吗？我们EMT作的决定，就是对那些前线竞争进行投标、进行高强度作业、压力太大的员工，可以短时间到海滨去度假，费用由公司支付。还有一些奋斗强度太大，短时间身体不太好的，可以临时拖到五星级酒店缓冲一下。我们的国际救援都是一级救援的啊。我们买的是美国AIA的保险，我们每年为员工支付的各种保障费用大约是八个亿，我们员工在海外有意外，有直升飞机送到他们认证的医院去抢救，我们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希望大家要互相关爱，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支部书记、支委员，能不能跟员工交交朋友，跟他们谈谈心，吃顿饭？你想想，在非洲那么荒凉的地方，大家出去撮一顿，大家可能就增强了友谊，可能就是因为你跟他的友谊，他给你打了一个电话，你救了他一条命。所以我号召我们党组织要跟员工做朋友。当然我讲每级行政管理团队都要和员工有一个定时间的沟通，定一个时间，多长时间你们和员工有一个沟通，十分钟、十五分钟都是可以的，你要沟通。在调动工作时，主管一定要和本人做沟通，不能什么都不告诉他，简单命令一下，这样草率，草菅人命，不好。这种东西容易引起很多矛盾。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子，讲清楚就好了。所以我讲的就是希望大家互相关爱，这种关爱精神一定要有。这样可以平缓竞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

三、如何面对当前的形势，如何面对竞争对手，我们应该怎么办？

其实就是必须继续努力，要一天比一天有一点点进步。我们没有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奋斗是没有出路的。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只要我们团结合作，紧张而镇定，总会有活路的。同时我们也不要仅为自己生存，而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行为。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一个破坏者。我们要遵循这些规律，而不是颠覆这些规律。我们要积极地向强者学习，尊重他们的市场领导地位，积极、但有序地开展竞争，以激活双方的组织体系，实现共赢。

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形势也可能出现下滑，希望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许2009年、2010年还会更加困难。宏观经济不好，对我们员工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你们的家庭可能有很多困难。比如说肉涨价啦，奶粉涨价啦，大米涨价啦，都会带来你周围的亲戚、朋友的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要讲的是，一定要理解国家在这个变革时期的困难。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国家的富强是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但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不可能持久不变，也会遇到调整。中国历史上走过的路都是弯弯曲曲走过来的，右一阵子左一阵子，左一阵子右一阵子，但是它总的还是在往前走，所以我们对“左一阵子右一阵子”要忍耐。不要去发表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更不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一定要有忍耐！我为什么有点担心呢？担心社会可能不忍耐。如果社会不能忍耐，出了乱子的时候，我们应严格要求员工，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更不允许上街去参加什么活动。去年经济好的时候，你讲的话出格就算啦，没关系，现在不要讲了。关键时刻你不能发表任何讲话，给社会添麻烦。要保持与党和国家一致，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拆国家的台。国家也很难。我们态度讲清楚：你乱发表言论，你上街游行，我们是要辞退的。但，你的退职金还是要发给你的。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才是幼稚可笑的，不要有太多幻想。努力做好你们的份内工作，就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忠诚。我们会处于一个敏感的政治时期。这个时期特别是党员要带头，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也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这都是可能的，但是你的行为必须要被约束。

按：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6月28日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是中国会计审计领域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以下为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通知全文。

为了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现予印发，自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执行。执行本规范的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并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大中型企业。
　　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可以参照本规范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
　　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的划分标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本规范所称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
　　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第四条企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贯穿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覆盖企业及其所属单位的各种业务和事项。
　　(二)重要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关注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
　　(三)制衡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