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奥运特刊慎用奥运标志

据南方都市报/2008-7-25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付双建7月24日在中国奥林匹克标志及商标专用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说，报纸奥运特刊上出现奥林匹克标志，依照法律规定是不允许的，使用前提必须是获得许可。

　　南方都市报《2008奥运风》奥运特刊经北京奥组委批准成为京外唯一官方奥运特刊，可以使用奥林匹克标志。

上海四报集体提价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7-22

7月21日，上海4家主要都市类报纸《东方早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同时提高零售价。这是继7月1日成都市3家主要市场类报纸同时提价后的又一次“同城集体提价”。

《新闻晚报》的定价由原先的0.5元每份调整为1元每份，《东方早报》周六零售价维持3元不变，其余皆由0.5元每份调整为1元每份。《新民晚报》和《新闻晨报》的定价由原来的0.7元每份调整为1元每份。此次调整的只是零售价格，2008年的订阅价格未作调整，目前2009年的价格调整方案还未出台。

4家报纸提价皆因纸张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另外，在一些城市出现的报摊主捂报、将报纸直接卖废纸的现象在上海也有发生。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经济管理部主任陈晓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除涨价外，今后还会适当控制版面，把重点放在提高新闻的质量，靠报纸的内容去竞争，去吸引读者。并提高广告的含金量。”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表示，为缓解提价后售报亭的担忧，会跟各售报亭召开一次座谈会，并与一些报纸联合搞促销活动。

选择现在涨价，一是因为新闻纸价格上涨，二是奥运将至，各报版面都会增多，读者会得到更丰富多彩的信息。两大集团希望能借奥运的东风把调价的影响减到最低。

据悉，另外几个省会城市的报纸也已着手洽谈“同城提价”一事，目前正处于协商阶段。

我国手机用户破６亿

深圳商报/2008-7-25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6.01亿户，但固定电话的用户数量却依然在持续减少。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095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9%。虽然电信业务收入整体保持稳定增长，但不同业务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其中，移动通信网业务收入2136.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9%，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53.6%。

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超过美国

北京日报/2008-7-25

2.53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7月24日最新发布的这一中国网民数量标志着我国已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互联网大国，同时接入宽带的网民数量也已达到2.14亿，位居世界之首。但尽管如此，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率只有19.1%，仍然低于21.1%的全球平均水平。

CNNIC同时宣布截至7月22日，我国CN域名注册量也以1218.8万个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三个“第一”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发展已日趋成熟，网络媒体、网络商务等互联网深层次应用比例大幅提升。

CNNIC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人数增加了91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统计同时表明，中国网站数量持续增长，共有191.9万个，年增长率为46.3%；其中CN下的网站数为136.9万，占总网站数71.3%，也由此使得“.CN”国家域名获得1218.8万的巨大注册量超过其他国家顶级域名。

调查表明，通过互联网获得各种资讯正逐渐改变着众多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据统计，在各种网络功能中，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网络新闻阅读率比2007年12月增加了8.8%。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三定”出台

据中国新闻出版/2008-7-25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这标志着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跨越到一个新的起点。

职能理顺 职责增加

新“三定”理顺了新闻出版总署与有关部门的职责关系，明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在出版环节对动漫进行管理，对游戏出版物的网上出版发行进行前置审批。动漫和相关产业规划、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会展交易和市场监管则由文化部负责。同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增加了六个方面的职责：一是将文化部管理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的职责划入总署；二是将文化部音像制品进口管理的职责划入总署；三是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机构记者证的监制管理职责划入总署。四是增加对从事出版活动的民办机构进行监管的职责。五是强化了对国内报刊社、通讯社分支机构和记者站、记者的监管职责。六是将“扫黄打非”的职能统一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含地方）。

机构整合 体制创新

新“三定”的亮点有两个：一是设置了出版产业发展司，突出了改革发展。二是行政审批事项实现了由“统一受理”向“统一办理”的转变。根据这次重新拟定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定”规定，内设机构为12个，增加1个，原11个部门中大部分部门的名称和职责均有调整。挂牌机构仍为3个，但有新的调整。12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办公厅（财务司）、法规司、综合业务司、出版产业发展司、新闻报刊司、出版管理司（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印刷发行管理司、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办公室）、版权管理司、对外交流与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人事司。

新“三定”贯彻改革创新的思想，在内设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上实现了重大突破。打破了过去按产品类型设置机构的模式，按照服务环节设置业务机构，突出了内容、产业和市场建设、公共服务职能。改革了行政审批制度，设立了综合业务司，将分散于各业务司的行政审批事项集中统一管理，提前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统一办理”目标，为打造阳光政府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改变了过去“切蛋糕”式的偏重审批的管理模式。按照十七大关于大力加强文化产业基地、产业带、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的要求，设立了出版产业发展司，承担指导行业改革、产业发展的任务。突出了新媒体的地位，设置了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加强对新媒体、新业态的研究、开发、利用和发展。同时，强化了对国内报刊社、通讯社分支机构和记者站、记者的行政监管职责。这次机构改革，新闻出版总署率先在国家机关建立了行政审批集中办理的工作机制，探索了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机构改革，必将对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行政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闻出版“准入与退出制度”呼之欲出

中国新闻出版/2008-7-25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培训班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说，出版单位的“准入退出制度”今年内将出台。

一石激起千层浪，新闻出版领域即将实行的“准入与退出制度”，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以最快的速度迅速传播开来，立即在业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只进不出”：困扰产业发展

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推出“退出制度”，业界早有耳闻，只是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如今，消息出自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高层之口，此前的种种传闻、猜测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业界还是不免有点激动与兴奋。

而关于新闻出版行业的“退出制度”，早在多年前就有业界人士开始呼吁。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庞大的行业，只有“准入”，没有“退出”，这样的体制机制弊端太多，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障碍。

“有一家杂志社，仅有十多个人，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最后通过查账发现，多年以来，该杂志已亏损几千万元，显然没有继续办下去的能力了。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刚准备让该杂志停办，就有各方面的人出来‘打招呼’，为其求情”。这是日前柳斌杰署长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列举的一个案例，真实反映了当前新闻出版行业“只进不出、只生不死”的客观现实。

我国对出版发行单位的设立实行的是审批制，实际也是行业“准入”，其依据是《出版管理条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但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加之出版单位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出版单位淘汰机制的缺失，使出版单位一旦设立，就几乎“一入定终身”了，并由此产生种种弊端：

一是均衡布局。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作用，我们在出版布局方面，出现重复建设、均衡布局的局面，造成资源浪费、区域垄断。

二是同质竞争。近年来，出版领域的跟风现象、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使出版创新大打折扣，影响了出版产业的整体提升。

三是抢夺资源。随着出版竞争日益加剧，出版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抢夺出版资源成为出版大战的首选。

四是分割市场。市场是一切出版活动的落脚点，在市场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抢夺市场、分割市场，就会造成无序竞争。

出版单位“只进不出、只生不死”，实则是一种畸形的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出版单位虽然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甚至靠主办单位接济过日子，但仍然存在的根本原因。用业界人士的话说，出版单位“只进不出”，出了问题有人护着，经营亏损了有人担着，像包裹在襁褓里的孩子，禁不住大风大浪，制约了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新闻出版行业的“准入退出制度”逐渐明朗，并在新闻出版领域改革出现新的“拐点”，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时审慎出台，可谓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退出制度”：解决行业痼疾

在新闻出版领域，首次把出版单位的“准入退出制度”提上日程，列入总署今年即将出台的重要制度之一，着实让业界为之惊叹，也让整个业界充满了期待。

据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出版单位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就是要认真开展出版单位评估体系的试点工作，综合运用市场、法律、行政等手段，建立以企业准入、市场准入、职业准入、岗位准入“四大准入”为基础的行业管理体系，实现优胜劣汰，形成科学有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管部门将以“四大准入”为基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在法人准入方面，颁布《图书出版管理规定》，修订颁布《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规章，起草《报纸期刊审读办法》和《数字印刷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出台《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在职业准入、岗位准入方面，颁布《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起草《新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修订并完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在新媒体的管理方面，颁布《互联网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此项措施的出台，意在形成一整套行业评估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规范的行业标准，实现对行业的科学评价与管理；同时，也为出版单位“准入退出”提供重要的参考，最终“解决长期以来出版单位只进不出、只生不死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后，出版单位“终身制度”的终结，“只进不出”现象一去不复返，而那些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出版发行单位将破产，最后退出。

如今，出版单位“退出制度”即将呼之欲出，一些出版人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说，随着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步伐的加快，出版产业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规范的制度环境下，参与竞争，做大做强。出版单位“准入退出制度”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既是行业客观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出版产业务须遵守的规则。相信这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必将对规范行业行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作用。

出版单位“退出制度”的推出，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解决长期存在于行业内的“只进不出，只生不死”的痼疾，更重要的是，从此建立了一种规范、一种重要机制，可以使出版行业实现优胜劣汰，健康发展，这是出版人多年的梦想，也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学习时报：党报影响力关乎党的执政能力

学习时报/2008-7-21

按：2008年7月21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吉力”的文章《党报影响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全文如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对做好新时期的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提出了五项要求。落实这五项要求，是新闻和宣传领域的重大任务，当然更直接地是党报党刊的重大任务。党的一切报刊只有充分落实这五项要求，才能形成并长久保持高度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的执政党。由党的这个地位所决定，党的报刊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党的报刊的公信力、影响力是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体现。既然如此，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就在于提高党的报刊的公信力、影响力。反过来说，执政党的报刊如果缺乏公信力、影响力，那就极可能是执政党已经遭遇到了最大危险的一个征兆、一个警讯。为什么？因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而这个最大危险在新闻和宣传工作中的表现，就是党的报刊渐渐失去在社会和人民中乃至在党员中的公信力、影响力。

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关于党的报刊工作，我们必须也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

执政党防止脱离群众，当然首先是要防止脱离工人、农民等基本阶级，但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也不能脱离其它阶层，包括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而生长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在一定意义上说，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甚至是执政党脱离群众这个最大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因此，作为党联系群众、团结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和媒介，作为传播党的主张的主流渠道，党的报刊须具有最广泛的公信力、影响力，尤其是要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具有足够的公信力、影响力。

一方面，党的报刊须成为最具公信力的信息源。由于社会的开放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信息来源日益多样化，各种信息源之间的高度竞争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置身于这种竞争环境，党的报纸作为新闻媒体，只有当它在关系人民利益的一切重要事件上，在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以及国际等外部环境的重要变化上，提供着更准确、更及时、更充分的信息时，才能在各种信息源的竞争中胜出，成为更具公信力的信息源。而人民对党的报刊作为信息源的信任，构成人民对党的信任的重要基础乃至首要前提。因此，一切制约、妨碍着党的报刊在各种重大问题上提供更准确、更及时、更充分的信息的任何观念和做法都应当改变，一切有助于提高党报的信息供给能力与质量的观念、做法、经验都应当发扬，并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另一方面，党的报刊须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市场化、民主化、国际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渐成潮流，方兴未艾，随之而来的是民智大为开张，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可选择性大为显著，因而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竞争同样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党以其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感召、凝聚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是党的一种至关紧要的领导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代表着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是感召、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力量。党的报刊应当以对党的思想理论的深刻理解来传播党的思想理论，从而在各种思想源的竞争中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源。党的报刊事业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事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源所应达到的思想高度、文化境界和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来担当这一使命。应当看到，党的报刊的思想水准和文化形象是直接反映乃至代表了我们共产党的思想水准和文化形象的，兹事体大如此，岂可轻忽？

媒体不要煽风点火

新闻晨报/2008-7-25

奥运会开赛在即，近日网上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段评论：“北京的空气再次成为西方媒体攻击中国的借口。7月2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奥运会运动员戴面具将让中国丢脸’的文章。文章称，美国参加三项全能的运动员雅罗德·舒梅克正面临抉择：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时是否戴上面具。文章说，北京官员坚持说戴面具没有必要，但美国奥委会已将秘密研发的高科技面具分发给其600多名参赛运动员。对于《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奥运会运动员戴面具将让中国丢脸’的文章，网友们纷纷予以了谴责。对于某些西方媒体戴着假民主面具，公然污蔑中国的做法，我们早已司空见惯……”

读了上述文字，不免有几分吃惊。《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确实有，我刚刚看过，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恶意，更谈不上蓄意丑化中国。首先，那篇文章的标题翻译得就不准确。原文标题是“OlympicAthletesWearingMasksCouldCauseChinatoLoseFace”，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奥林匹克运动员戴面具会让中国丢脸”，根本没有“将”的意思。《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仅仅是一个事实：有的美国运动员在考虑戴面具。

这一报道的中心人物是美国铁人三项运动员雅罗德·舒梅克。他过去到中国参赛没有戴面具，结果肺部感到很不舒服。结果去年到北京郊外参加另一次国际比赛时的四天都戴面具，只是在比赛临开始前几秒钟摘下。当时一些运动员嘲笑他。但是，最后他的成绩是美国队中的第一，并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尝到这个甜头，他就更希望戴面具了。

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为了保证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是有目共睹，并已经得到了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和积极评价。但是，毕竟奥运会还未开赛，对这些措施的效果，一些外国运动员心里没有底。为了在中国举行的比赛进行特殊准备，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岂止是外国运动员，中国的居民在城市大街小巷骑车戴口罩的情景，不仅司空见惯，而且经常出现在媒体的照片上。难道这也是要抹黑中国？

众所周知，奥运会是世界上最激烈的体育竞技赛事，胜败经常只是毫厘之差。各国一直都在运用一切技术手段帮助本国运动员获得这一毫厘之优势。美国经过两年多的秘密研究，研发出了针对北京奥运会的高科技面具。据说英国也发明了自己的面具技术。

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美国奥委会虽然给运动员发放面具，但也同时建议运动员在开幕式时不要戴，提醒运动员这样做可能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许多运动员也在出成绩、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照顾东道主的感情这两端之间犹豫不决。可见，人家不仅不是蓄意抹黑中国，而且非常考虑如何不伤中国人的面子，甚至有的运动员正考虑为此作出自己的牺牲。

本来，在奥运会这种高水平的竞争中，运动员只要不使用违禁药物，就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使用一切技术手段提高自己的成绩。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任何借口给他们施加压力、妨碍他们这样做。

更重要的是，奥运会的一大目标，就是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不是隔阂和敌视。这次北京奥运会，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开放形象的盛典，全世界媒体都集中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奥运会容不得一件不理性的事情发生。对此，媒体自然责无旁贷。现在看来，在奥运会期间外国运动员戴面具大概很难避免。

就此而言，媒体应该帮助中国的公众作必要的心理准备，理解这背后的理性因素，就算人家有误解和疑虑，也应该鼓励公众宽大为怀，而不是煽风点火。如果这样不负责任的报道和评论持续下去，将会破坏奥运会的和谐气氛。                                            （新闻晨报特约评论员薛涌）

美国报纸因节约成本质量下降

联合早报/2008-7-22

美国一项媒体调查说，美国各大小报章为了节省成本，而裁减编辑部的人手，裁员使得新闻报道越来越简短，而且集中在地方和社区新闻上。国际新闻、全国新闻和商业、科学以及艺术的报道都很少，很多报纸还减少了字谜游戏，取消了电视节目和股票栏。展开这项调查的“优质新闻专项”人员说，报纸现在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通过互联网增加收入。报章管理层需要“在裁减编辑部人手导致报纸的竞争优势消失之前，找到在网络读者群迅速增加的情势下如何赚钱的办法。”

该调查说：“美国报纸的覆盖面和报道范围都在缩小，读者也跟着减少，变成了小众媒体。”

编辑部裁员的理由显而易见：纸张和印刷成本上涨，更多广告商在互联网打广告，报纸的发行量大幅滑落等。

波士顿大学新闻部主任乌雷尼克说：“虽然报纸至今还是人们最大的消息来源，但是美国新闻界的问题已开始出现。”

加林：如何改造中欧媒体公司

英国《金融时报》/2008-7-24

    作为杰克·韦尔奇的前顾问、给全球电视荧屏带来《达拉斯》一剧的洛里玛电视制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加林堪称不折不扣的资本家。

然而，自从4年前当上中欧媒体公司(Central European Media Enterprises，以下简称CME)的首席执行官，加林遇到了41年职业生涯里最大的挑战：这个公司的员工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在电视广播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如何将这家公司转变为业内增长最快的盈利企业之一？

加林最近刚过62岁生日。他表示，当时他接管的是“一群仿佛在牢笼里生活了70年的人”，多数人不敢将脖子伸出来，“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做，就会掉脑袋”。

“敢于冒险、不怕失败”

为开拓中东欧地区的巨大潜力，加林必须创造一种“敢于冒险、不怕失败”的文化。他的成功让各大媒体公司羡慕CME，并为该地区其它企业树立了一个样板。

加林表示，对于一家创意企业，厌恶风险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认为，目前西方电视广播公司之所以处境艰难，保守主义与观众分化是同样重要的原因。他表示：“电视广播网正处于失速螺旋，尤其是在美国。”加林曾在Furman Selz及荷兰国际集团(ING)当过11年的投资银行家，为NBC环球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公司提供顾问服务。

相比之下，在中东欧地区，传统电视网仍在显著增长。这是受到该地区经济苏醒的推动。CME去年营收增长39%，盈利更是劲升46%。该公司预测，今年这两项指标仍将增长30%以上。

这种情形并非CME独有。根据Informa Telecoms & Media的估计，到2013年，该地区付费电视行业的营收将比2007年的56亿美元增长逾一倍，达到120亿美元。加上以广告为收入来源的电视广播公司，5年内这个市场的规模将达230亿美元。

立足本地员工

在雄心勃勃力图改变CME文化的过程中，加林抵挡住了引入西方管理人员的诱惑。他估计，在3300名员工中，只有23人来自该地区以外。

CME成立于1993年，创始人罗纳德·罗德是化妆品巨擘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并曾担任美国驻奥地利大使。到2004年，CME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等地拥有了一些独立电视台。在这些基础上，加林“创造了一种员工感觉是在为CME工作、而不只是为新闻部门或TV Nova工作的文化”。

他最先采取的举措之一，是授予各部门主管股票期权，旨在将报酬与个人及团体绩效挂钩。

下一步是推动各个部门的合作。加林表示，这方面向来不是媒体集团的强项。而鉴于CME总部设在伦敦、在纽约股市上市、在6个国家拥有17个频道，该公司面临的挑战尤其重大。但是，该公司极力提倡使用视频会议，鼓励高管与新闻主管之间定期开会。

足球赛的比喻

鼓励本地管理人员进行合作，部分也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很难达到规模效益。加林开玩笑说，其中有些国家如此之小，以至于用巴士直接把人们拉到足球比赛现场，比开通一个收费体育频道还便宜。

加林承认，合作的机会有限。“所有媒体都是本地的，”他说，这话借鉴了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对于政治的见解。他表示，文化敏感性意味着，在合作方面，电视比其他什么行业都难，因为“在罗马尼亚人们觉得好笑的事，在捷克共和国未必让人发笑”。

出于同样的理由，CME多数频道均由广播所在国家的本地管理人员运营。他们中有许多人将自己业务的部分股权售予CME后加盟该公司。“如果你要卖房子，你关心怎么拿到最高的价格；但如果你要出租房子，你关心合住的人是谁，”加林用这一比喻来解释，在CME去年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与乌克兰买下他们业务的少数股权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仍然留在该集团。

有一回，这种合作模式出了大问题。1999年，由于与一个合伙人不和，CME失去了对捷克电视台TV Nova的控制，后来将捷克政府诉诸法庭，才于2003年收回这家电视台。有一阵，这场纷争几乎拖垮整个公司。

落实接班人

但是，这种模式也让CME找到了加林的接班人——艾德里安·瑟尔布。加林将于2010年1月到任。瑟尔布曾当过电影导演，于1995年将罗马尼亚Pro TV的一笔股权售予CME。加林表示，瑟尔布是“我所认识的第二个最有天赋的广播人”。第一个是CBS首席执行官莱斯·穆恩维斯，曾任洛里玛节目总监。

有感于中东欧广播行业最稀缺的就是人力资源，瑟尔布在罗马尼亚创办了一所媒体大学，专门培养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以供CME及其他广播公司进一步发展之用。加林表示：“他知道他在培养竞争对手。”但是，如果没有极差的企业拖后腿，整个行业将会发展壮大。

营造人才济济的行业环境，应有助CME提高本地节目质量。加林同时希望，与美国电视广播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也会有所助益：通过从它们的库藏中挑选被遗忘的连续剧，按联合制作协议进行重拍，CME可以提高其本地语言节目的质量。美国合作伙伴则可借此涉足这个他们本身不了解、但增长势头诱人的市场。

目前，投资银行家正在物色合适的目标，以使美国媒体公司获得本土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快速增长机会。CME的成长及其38%的经营利润率，使其成为人们猜测的对象。

新闻集团(News Corp)正活跃在CME所在地区的周边市场。同时，CME已在与两家欧洲电视广播公司——RTL与MTG正面交锋。

在有关广告业务低迷的担忧正影响西方电视广播公司的市场估值之际，加林确信CME将继续取得增长。他指出，CME所在市场去年人均电视广告开支不到18美元，而西欧为75美元。另外，CME四分之三的广告客户是在推销普通包装的商品，如食品与化妆品，而非奢侈用品。他说：“成熟的广告市场卖汽车，而我们卖肥皂。”

涉足互联网：从迟到者到行家

加林刚到CME时，发现在互联网方面，这家电视广播公司“与其它所有同行一样，错过了船期”。

但鉴于中东欧市场的状况——人们可支配收入较低以及风险资本融资极少——意味着“我们的船仍系泊在码头上”。

此后，CME急切地跳到了互联网这艘船上。在罗马尼亚的Pro TV每天24小时在线播放节目，在捷克的网站tn.cz张贴用户自创的内容，并提供色情八卦新闻。

今年5月，CME收购了捷克最大博客网站的运营商Jyxo。加林还对旗下斯洛文尼亚门户网站24ur.com所制作的高清晰视频大加赞赏。他说：“我将这个展示给YouTube那些人看，他们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凭借共用的技术、全员分享专业诀窍的做法以及向先进网络市场学习的能力，CME的新媒体资产“现在能够游刃有余地实行一种综合性的策略，这在以前我们单凭自己是无法企及的”。

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据汪玉凯的blog/ 2008-7-24

按：此文为汪玉凯在2008年7月9日海南省委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汪玉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组部等多家中央部委培训中心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

尊敬的卫书记，尊敬的罗省长，各位领导，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到海南参加这个理论研讨会，也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这两天到下面看了一下，我听到下面对省的领导反映还是非常好的。我是一个学者，有什么问题我肯定会很真实地讲。据我所知中央是非常关注海南的。特别昨天看了你们全委会通过的三个决定，包括市管县的，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加快海南又好又快发展的，这三个决定对未来海南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下面我想围绕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谈一点看法。完全是和大家交流。

一、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三十年了，我认为是一个坎。我在前两年写的文章和我们学院的省部长班上讲课中,多次讲到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转折期，这个战略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改革的重心正在悄悄发生转移。如果说过去20多年中国改革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话，到后来，大家看到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所以我领会，从2005年中央制订“十一五规划”开始，改革的重心正在发生某些变化。

2005年中央在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做这样的判断，指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判断就意味着，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行政改革，将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改革面临战略转折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十七大召开之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开始，一直讲“四个坚定不移”，就是“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为小康目标而奋斗。”我认为这“四个坚定不移”就是中央的大局，而第一个就是强调解放思想。如果说这次思想解放是从广东发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海南现在也加入其中，这是我的整体判断。我下面讲三个观点，我也会解读汪洋在广东搞这场思想解放最终的方向。

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现在我们注意到，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通过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我记得非常清楚，1978年当时我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看到《光明日报》发表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感到非常振奋。那个时候，这篇文章虽然是以哲学命题的，但实际上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带革命家发动的。现在看来，这场思想解放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针对十年文革，针对阶级斗争为纲，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否定这三个东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正是通过这场讨论，否定了这些脱离中国实际的理论，我们才顺利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最终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这场思想解放，中国不一定会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思想解放就来之不易。有人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头朝地看西方的”。在西方，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思想解放，不仅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催生了资本主义，同时直接成为1640年英国革命的先导，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整体登上了政治舞台。而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没有出现在科技长期领先的中国，而出现在地中海周边——欧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但是当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用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造出来的先进武器征服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是看不清楚的，魏源、龚自珍这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看到的是先进的武器，说我们什么都好，就是武器不行。我们是大刀长矛，所以打不过人家的船坚炮利，我们学人家造武器就行了。“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在后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人一败涂地。这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逐步明白了起来：认为西方的武器先进是因为人家后面有先进的制度，有先进的科技。学习人家先进的制度更重要，这才有康、梁的变法，改良派的改良。改良派借助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皇帝，最终也失败了。这时候孙中山看到光靠改良是不行的，要靠武力来推翻这个政权才有出路。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权，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直到1919年，先进的中国人才认识到思想解放的重要性，通过新文化运动，开始补思想解放这一课。所以我们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头朝地看西方”的，一直想学西方，师夷技长以治夷，但是一直没有学到真经。到1919年“五四运动”才出现中国第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而西方是先有思想解放，有政体革命，有产业革命，再有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发展是一种常态，而中国的思想解放直到最后才出现。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删删来迟，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1978年这次思想解放对后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我们基本判断是，这场政治风波被平息后，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低潮了。中国三十年平均经济增长9.7%，但是1991年却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当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国内产生另外一种思潮，说中国不能光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还应该坚持反和平演变另外一个中心。以我的亲身经历讲一个例子。就在1991年7月1日纪念党的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这个讨论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召开的，下面坐了大约500多人。开幕式上有一个老干部发言，基本是公开在挑战邓小平。他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中国是坚持“一个中心”好呢，还是坚持“两个中心”或者“多中心”好呢？他认为至少应该坚持“双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样两个中心。他认为，如果我们只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不坚持反和平演变另一个中心，那么，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个观点出来后，当时没有人敢反驳。后来，应该说是邓小平反驳了这种观点，反驳了这种思潮。1992年，当小平看到他提出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有可能被动摇的时候，一个87岁的老人，没有任何领导职位，1992年到南方转了一圈，说了一些话，最后形成大家都很熟悉的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最关键的时候，又把改革的航船拉回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我看来，南方谈话最核心就两句话：第一句话，“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句话“计划和市场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就是后面这句话，奠定了后来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础。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我们要假设的话，我以为，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次思想解放，我们后来会不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可能会打个问号。所以我说，这场思想解放确立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地位。如果过去我们可以叫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通过1992年南巡谈话这场思想解放，这个石头终于摸到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大家想一想，这些重大的判断，如果说没有思想解放，几乎是很难突破的。

通过这场思想解放，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似乎都必须借助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我们迈出了关键步伐，冲破了传统的桎梏。举一个例子，当年大家都很清楚，马克思曾经讲，一个企业雇工如果超过8个人，就算剥削了，8个人以内还不算剥削。当时中国人就算这个数，你超过8个人没有，没有超过是可以的，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了。中国人当时就是这种思维，你很难从一个东西跳出来。所以说思想解放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二、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观点，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我一开始就做了判断，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战略转折期。进入战略转折期的标志除了改革的重点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之外，我认为就是我们政府、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在下降。换句话说，有人不支持改革，甚至公开反对改革。也就是说，不管大众层面还是精英层面，都对改革产生了一些争议。第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但是我们付出过多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第三，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我们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我们的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叫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是我们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第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不断被西方发达国家所误解，所误读，以至于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前夕，特别是在今年四月份那段，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情绪上形成一种对立，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这四个特点我不想展开多讲，我就以大家关心的第四个特点为例，谈我的一点看法。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向了世界，融入了世界。中国快速崛起，但是为什么中国频频地被西方国家所误读所误解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胡锦涛总书记就在你们海南参加4月11日那个博鳌论坛讲演，在这个前后在海南接见了几个外国的领导人。那时候我们的奥运火炬受到最严重的干扰。总书记讲过一次“这是一种阴谋”，但是总书记没有解释“阴谋”是什么，而且后来没有重复过，就在海南讲过这一次。我认为这后面多种解读。

第一种，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持一种非常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们潜在的逻辑是，中国这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政治上向西方靠拢是迟早的事。结果这些年来，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一直在快速推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在政治上依然是我行我素，独行独立，没有向西方靠拢的迹象。这在某种意义上激怒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说你的制度是要崩溃的，现在说你的制度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前些年中中央一直使用一个概念“和平崛起”，但是中国这种态度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理解，而是反过来招致一片“中国威胁论”是声浪。比如，说你经济的发展消耗大量的能源，对世界能源安全造成危险；你的经济发展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对世界环境安全造成威胁。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从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报告开始，中央文件上几乎很少再出现“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了，又回到了邓小平当年“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判断。包括总理的政府报告到总书记政治报告都用的是“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战略。所以有人说，这后面不排除少数国家想利用中国举办奥运会，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就像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一样。

第二种解读，这是一种残酷的经济战、货币战。他们质疑中国，干扰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歪曲报道西藏暴乱，说到底醉翁之意不在酒。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很清楚，西藏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再支持达赖，西藏也不可能从中国独立出去，再干扰奥运火炬，西方领袖一个不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也能办这个奥运会，真正的原因是一种经济战，货币战。大家看，美元大幅度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受到严重的损失。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76万亿美元，70%买的都是美元的资产，美元贬值以后我们的外汇储备自动缩水，美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受惠国。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的人民币快速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破了6.9，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升值大约达到20%多，而人民币对内部是贬值的。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上个月还是7.7%。人民币升值直接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出口。还有高油价，我们在非常痛苦的两难选择中最后果断的选择了涨油价。如果不涨油价，有人说中国用公共财政补贴全世界，亚洲周边国家的航空公司都在我们这儿加油。在香港加一升油20多港币，深圳是5块多人民币，你补得起吗？油价一调高直接影响到我们宏观调控的成效，影响到很多产业的成本上升，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高油价，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直接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出口。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的石油储备，参与期货交易。这方面我们是弱势，我们参与期货交易影响不了国际油价。有人说当中国的企业不能承受高油价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一些企业纷纷倒闭，有可能给西方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机会。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经济战、货币战。我前不久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给他们处级以上干部讲过一次课。我说你们这个单位是我们国家最具权威的金融政策制定机构，我是搞公共管理的，你们问的这个问题，我看了一篇文章我感到很吃惊，你们应该认真研究。这篇长篇文章的标题是《防止美元掏空中国的财富》，是质疑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政策的，说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受制于美国，中国应该挺起腰杆向美国说不。我们这次王岐山副总理带队进行中美经济对话，有人说是中国第一次和美国对话中掌握了话语的主导权。我们对美元快速贬值和压迫人民币快速升值都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的高层对这个问题看得是非常清楚的。

第三种解读，中国在这十多年快速崛起以后，作为发达国家难以从心理上接受这个事实。过去西方七国主宰世界，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也难以接受。我的看法是，我们自己也要调整心态问题，中国快速崛起不可阻挡，但是我们崛起以后，你也不要希望全世界都为你唱赞歌，不可能的。你主观上不会威胁别人，客观上不可能一点不影响到别人。正像习近平副主席讲的一句话，“我们要以平常心来办这次奥运”。我认为这是中央重要的理智的判断。

以上的种种现象足以说明，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外部环境变化对我们领导，对我们的政府，应该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我们的政治智慧的一种挑战，叫斗智斗勇。

改革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能不能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化解对改革的争议，重新唤起对改革的热情；第二，直接影响到中国能不能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第三，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第四，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政府转型。

以政府转型为例，大家看到十七大以后，中央明确把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我们学界前几年一直在探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当时讲了三个趋势：我说中国政府正在由一个管制型、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由手工作业的政府转向由电子网络、信息网络主导的政府。我以第二个转型的趋势为例，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说中国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呢？这绝不是说中国政府不需要抓经济，中国的经济整个过程中就是政府主导的，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政府不能一门子心思全部抓经济，你还有更重要的责任，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前不久广东省在汪洋的倡导下召开过一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专家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广东省准备搞了一个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长期规划。我昨天来到这儿一看，你们的会议已经做这个决定了，我觉得你们走到广东的前面去了。其实，广东的三个地方如粤东、粤北、粤西都有一些是欠发达地区，他们想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中长期规划，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有人说过三句话：

第一句话：没有2003年的“非典”，我们后来就提不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非典”之前，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铆足劲抓经济建设。有的地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GDP为中心。“非典”期间很多人死于“非典”，人们转过来看说，当一个人生命都不存在的时候，GDP还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第二句是说，没有2003年的“非典”，我们不会在全国自上而下地构建应对各种危急事件的应急管理预案。我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谈地震的事情，在总书记在人民网上网以后，后来我还到人民网和网民对话，谈总书记上网。我在这两次做节目的过程中都谈到这个事例。为什么中国在这次地震中会这样的震撼世界，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中国政府以他实际行动高度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权，第一时间在地震中做出了反应。据说温家宝总理那天上午还在河南考察。在南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把温总理送上飞机回北京，徐书记自己回郑州。到了郑州以后，发现郑州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才知道有地震了。他马上驱车到了地震局。这时候总理正从家里头往国务院去。总理知道发生地震以后，半个小时就决定要到地震灾区去。我们可以想想，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把地震指挥中心搬到了地震中心？总理和总书记在地震灾区穿梭指挥，不顾余震，他们的言行全世界都历历在目，震撼了世界。第二，信息高度透明，我们这次有关地震灾害的各类信息全部是公开的，据说包括总参调动军队，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宣布。资讯高度透明，让外国记者也可以去采访，这样不仅没有了谣言，而且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第三，政府组织非常有效。大家想，没有我们过去这五年中构建这130多万项应急管理预案，我想组织工作很难做到这样的水平。据英国报章报道，四川地震中倒倒塌的学校，相当与全英国学校的一半，我们调入灾区的3.7万的医护人员，相当于英国全国的家庭保健医生，我们派进去的13万军队，再加上全国各地赴灾区的救援人员、外国救援机构、民间志愿者等，这么大的组织调动过程，如果说没有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全国民众在地震中表现出的空前民族凝聚力和爱心，也极大地震撼了全世界。后来我在人民网做节目的时候说，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民直接交流、对话，不仅说明高层对新兴媒体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在今年多次大的公共事件中，网民的表现，网络上反映出来的主流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这些东西最高领导层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总书记直接到网上和网民进行交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句话说，没有“非典”我们不会把政府职能的侧重点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移。“非典”之前我们更多地是关注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非典”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社会管理不到位，公共服务严重缺位，所以从2003年后，我们感到政府管理很明显地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第二点，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解放思想，也就是说通过大胆地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迎接挑战。

有人说胡总书记正在通过汪洋在广东发动改革开放以后第三次思想解放，海内外是非常关注这次思想解放的，我也是很关注的。我的看法是，这场思想解放从表面上看，它是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的，比如，最近广东省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很多媒体说这三个定位标志着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径已清。这三个定位是：第一，广东要成为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力中的主力省；第二，广东要变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试验田；第三，广东要成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先行地。这是最近广东透露出来的信息，把广东省未来的发展定位为三个层面。

但是我的看法，就广东的思想解放而言，最终不可能简单的定格在经济层面。在我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善的问题，不存在一个被颠覆的问题，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而我们这种体制真正受到内外挤压的、质疑的，恐怕更多的表现在我们政治层面以及政府管理层面。对于这一点，我想用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去过很多次欧洲，但没有去过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前年我随我们学院的代表去匈牙利考察交流，接触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我发现他们在和我们交流时，似乎都在重复一句话，即没有1990年的政治变革，匈牙利不会加入欧盟，也不会有现在的经济发展成果。交流中，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很羡慕的，但是言下之意，对中国的政治却不屑一顾，有一种“你们还能坚持多久”的意思。我说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好像两个巨人在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好，在我看来这两个巨人现在都没有笑到最后，至少目前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影响超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如果中国这个巨人在政治上也能笑到最后的话，可能对人类的贡献也许会更大。因为，它说明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不一定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可能还有中国这种模式。问题在于我们这种体制能不能笑到最后。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们的体制不是不能笑到最后，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层面的体制有很大的张力，有很大的弹性，笑到最后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放思想、大刀阔斧的进行变革。回国后我用这个例子，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说，我们这样的体制不是笑不到最后，而是要对现行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就必须要解放思想。

我同时认为，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变革时，只要把握住三条底线即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这场思想解放最终定格有可能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最终延伸到政治层面，政府治理层面。我这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深圳市最近出台的《体制改革纲要》。我记得今年4月份我来海南建省20周年高层论坛的时候，我就曾提出海南要成为政治改革的示范区的观点了，当时，深圳还没有这方面的举动。但前不久，深圳出台了一个体制改革纲要，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这个改革纲要出了很多具体改革目标。比如，未来几年深圳市所有的局长，各个单位的行政一把手都要差额选举产生；深圳市各个区的人大代表都要直接选举产生；深圳市的市长也要差额竞争产生。我认为，这些举措已经明显出深圳正在由以往的经济特区开始转向政治特区，这个信号尽管刚刚开始，但还是很强烈的。实际上，深圳市这个体制改革纲要，我认为与落实汪洋在深圳考察后的一些想法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场思想解放最后有可能延伸到政府、政治层面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中央党校在纪念《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创刊20周年的高峰论坛上，有很多老专家和知名学者出席，中央党校好几位校长都与会了，我发现，这些老专家和学者都是很关注广东这场思想解放的。我同时也认为，海南省委这次理论研讨会后，各方面也会同时关注海南的这场思想解放的。

我们如何通过思想解放来突破，我这里讲四句话。我认为要从观念问题、民主政治发展、政府改革以及执政党自身的改革这四发方面进行深入和突破。

1、从观念层面上，我认为温家宝总理讲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温总理在去年三月份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讲，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些东西带有普世价值，也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目标。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领导人，是主宰未来海南的，海南未来发展如何首先取决于我们这些人，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和理念。我们只有承认这个普世价值以后，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打开我们的思路，拓宽我们的视野。

2、在民主政治的发展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三方面切入，即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

张扬民权，就是要按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和“三个四”的要求，认真加以落实。第一个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个民主选举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民主选举，如何民主选举，选举程序是什么是需要示范的，需要操作的。如果我们没有具体示范，没有操作，没有程序，这个民主选举永远就是一个口号。第二个四：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一个四是四个民主，第二个四是四种权利。第三个四：在基层要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这些话都是十七大报告中的原话，这些概括目标明确，意向非常高远，内涵深刻。要看到中央把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张扬民权。公民社会发展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废除特权，我觉得中央现在已经开始关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新疆出现了民选的官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个人财产；国资委正在关注和解决央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还有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格党政领导干部的待遇等。

约束公权，在我看来，也许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好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这种制度有多大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架构下找到一种有效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和制度设计。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前夕，中央最强调稳定的时候，国内不断地出现一些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包括贵州的瓮安一万多人打砸抢，还有上海的袭警案等，应该说都与我们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有一定关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讲话，包括撤销了瓮安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影响还是很大的。人们不仅关注打砸抢，还关注在打砸抢的后面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矿山开发，房屋拆迁等方面，政府管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粗暴管理，动不动出警力，这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如何有突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

3、从政府自身改革来看，大家看到十七大以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是通过大部制改革的思维来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尽管还有很多阻力，但是改革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一是完善宏观管理部门的职能，对发改委的权力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把发改委的四个司局调整出去，把微观管理，审批等一些职能剥离出来。二是通过组建两个大部，即工业与信息化部和交通运输部，完善行业管理职能。三是通过组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和环境保护部三个新部，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4、关于执政党的改革，无疑是所有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我认为，不管解放思想也好，还是政治、行政层面的改革也好，最终能不能有所突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我在多个场合下讲过，中国这种体制架构，决定了党不仅是一个执政党，而且处在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国家的好坏都与执政党以及党的领导息息相关。正像平常人们经常说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开始，真正体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实际上，在执政党的自身改革来看，这几年已经有一些重要举措，包括党内差额选举，减少副职的数量，党代表的常任制等等。尽管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我认为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在当前的实际状况看，共产党自身改革的步伐，可能会直接影响和决定政府改革的推进。

三、海南应该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

我根据总书记对海南的一些讲话和海南过去取得的成就，我认为海南确实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也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下一步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大体讲这么几点意思。

第一，在经济层面上。我看到海南对未来的发展有很多定位，特别提出经济自由贸易区和建设国际旅游岛这样两个大目标，我是很振奋的。我上次在高峰论坛上曾讲了一些看法。我建议海南应该公开打出一个“双岛战略”发展目标，即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岛。你们提出的是自由贸易区。一般来说，简约的提法容易引起关注，我觉得海南提出“双岛战略”可能更容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关注。

第二，在政治层面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是海南是国内最大的经济特区，又是一个省级经济特区，我觉得我们的特区不要简单的定位到经济层面，可以在政治方面选择那么几个突破口带动全国。因为现在已经有相当的条件。首先，建省初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目前依然保持这个模式，特别省直管市县的做法逐步将成为全国的模式。我看了你们下放权力的种种规定以后，觉得很有价值。现在内地的市管县还是非常艰难的。比如河北和浙江搞试点，浙江基本上是财政上，行政上还没有市管县。但这是一个大趋势。我认为海南在这方面已经迈出非常重要的步伐，有很多重要经验可以总结。这两个方面，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一个是“省直管市县”，这两个方面我认为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可以进一步往前看。

除了这两个之外，我建议卫书记和罗省长，一定要在政治层面选两三个突破口。我认为在政治层面，敢做本身就要有勇气，要解放思想，我认为中央肯定会批准。我的看法是中央很希望在十七大提出的一些目标后，能在一些地方有试点、有总结、有示范，这样给全国提供一些经验。

我最后讲一句话，那就是既要关注经济层面和行政层面，还要特别关注政治层面。从中国目前发展的前景来看，如果我们在政治层面上能有一些突破的话，可能在全国的影响，对中国的贡献可能更大。

中国农业整合新浪潮

华尔街日报/2008-7-25

与中国七亿农民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朱随兴（音）几十年来一直耕作着比几个篮球场大不了多少的一小块土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遍布全国的农村公社纷纷解散，朱随兴所在的公社也不例外。他在政府分给他的两亩地上种了花生和玉米。

现在，他又加入了另一种不同性质的集体。70岁的朱随兴是中国最大农业公司之一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约23000名员工中的一员。龙大在山东、河南和内蒙古拥有4000英亩农田，每年加工150000吨食品，并有约30家子公司，出口菠菜、苹果和冻肉等多种食品。

在中国这个食品消费大国和出口大国，农业巨头正掀起农业革命的新潮流，而龙大正是其中的领军者。

在某种意义上，龙大这类企业是在将中国极其分散的农田重新集中。但它们并不是将农田集合为效率低下的农村公社，而是以科技和规模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随着全球食品生产体系面临的压力推高食品价格，中国新兴的大型食品公司可能会通过自己的规模和效率在减缓食品价格上涨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整合也给食品安全问题带来了极大好处。去年经历了几桩出口食品丑闻后，食品安全成了中国的痛处。今年5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迈克·李维特表示，美国将在国内市场上对那些达不到产品质量标准的中国企业设置禁令。这可能会有利于规模较大的公司，因为它们的设备更先进、便于监控质量，也更易于管理。

中国的农业转型还处于初期阶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深分析师安杰伊·克维钦斯基说，超级农场还只是少数，但它们发展很快，尤其是在东部省份。他还说，这一趋势受到了市场需求推动，具体来说就是食品加工企业和超市需要符合特定质量和安全标准的产品。

过去50年中，中国的农场经历了巨大变化。1949年共产党上台后不久，毛泽东开始组织全国数亿农民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场，根据中央的指令种植作物。这个体系最终证明是灾难性的。农民们种什么、卖什么都要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几乎没有积极性去提高产量或效率。农作物产量剧减，令数百万中国人饿死。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政府开始解散集体农场，采用了新的体制，允许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哪类作物，除了卖给政府外，还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在新的灵活机制和利润刺激下，农业产量一路飙升。

这样做的不利之处在于，几亿农民现在都耕作着自己的小块土地，令政府很难进行监管。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一处中国农田的平均面积为1.6英亩；相比之下，美国农业部的调查显示，2002年时美国平均每个农场占地441英亩。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企业，放松了限制农民与公司签定合同生产食品的规定。美国农业部报告的作者弗雷德·盖尔指出，一些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帮助，有的获得了低息贷款和条件优惠的所有权协议，还有人实现了勤劳致富。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表示，政府一直在鼓励龙大这类公司的发展，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和食品安全性。

龙大是政策侧重点出现转变的受惠者之一。据龙大介绍，公司创立于1972年，最初是莱阳市的一家小砖厂，只有120名工人。多年来龙大一直稳步发展，1986年公司利用山东省土地丰饶的优势，将重点转向了水果和蔬菜产品。

龙大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质量。龙大通过集中生产，令公司得以更好地监控农药的使用，从而提高了产品安全性。龙大蔬菜和水产供应部主管、1990年加入公司的戴峰政（音）谈到，以前，龙大从数万名农民那里收购原材料，但现在我们只有120家供应商……哪种方式更方便呢？

戴峰政介绍说，公司大多数产品都出口日本，青豆、花椰菜和草莓都是那里最畅销的。还有一些产品则出口欧美。龙大试图通过引进条码系统来缓解日本消费者的担忧，这一系统可以在消费者上网输入面条或冻干蔬菜包装上的条码，得知产品的准确产地和检测地。

龙大还有一个实验室，对每季的收成随机抽样，进行数百种污染物的检测。

戴峰政说，这一制度帮助龙大控制了有害农药的使用。2003年，有害农药曾导致中国出口日本的菠菜暂时遭禁，令业务中断数月之久。现在，龙大的总部有一组日语翻译人员，专门接待仍然定期来访的日方检查员。戴峰政谈到，农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使用农药。

在龙大位于山东的一个农场内，数十位工人在田间除草。60岁出头的王春梅（音）用一把小镰刀挖去地里的杂草，这些工人每小时大概能挣40美分。她说，这都是绿色食品，使用农药是有害的。

如何避免管理自动化事故

英国《金融时报》/2008-7-17

世上不存在无风险的经营环境。最近发生在缅甸和中国的天灾，断电水灾等规模较小的事件，都在提醒人们，有必要未雨绸缪。

安永(Ernst & Young)2008信息技术内部审计调查发现，在组织面对的最重要风险中，高管们把业务连续性威胁列在第三位。随着组织依赖于复杂的信息技术和电信，通常还加上外包的业务流程，灾难，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对日常经营构成的威胁，已变得日益严重。

“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首席技术官们)担心应用程序或结点的一个小组成部分可能会丢失，”安永技术、安全和风险服务事业合伙人理查德·布朗说。“一个小事件就很容易逐步升级成大事件。”

这对信息技术部门、组织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风险官的挑战越来越大。简单依靠信息技术备份策略保护关键数据，连同用物理安全措施来保护职员和建筑，已经不够了。相反，企业设计基础设施时，需考虑留出弹性空间，同时要准备应付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几乎不可能对每个应用程序提供最高级别的数据保护，那样成本过于高昂。

“组织的计划需要建立在应用程序和数据区分优先级的基础上，”供应商CA负责软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大卫·路夫表示。“如果是低优先级应用程序，那么在24小时范围内恢复是可以的，”他说。

尽管如此，由于消费者的要求，加上官方往往也有命令，组织需要保持关键服务24小时运转，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恢复窗口正在缩小。恢复窗口即组织能容忍在生意上不产生重大损失的离线时间。

在一些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和保健行业，“恢复点”的时间已进一步缩小，迫使组织确保他们能恢复的数据的年份比先前要求的更长。

“在消费者方面，组织已经意识到，消费者对停工期的容忍更为有限，但现在企业也清楚地知道，假如企业不是正常运转，也是不可接受的，”英国电信(BT)业务连续性、安全和管治全球负责人雷·斯坦顿表示。

一旦系统故障或灾难突袭离岸或外包业务服务，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再退回到先前的工作方式。“尤其在复杂的分布式环境中，服务和数据散布在全世界，组织必须更严肃地讨论业务连续性这个问题，”斯坦顿补充说。

首席技术官们庆幸的是，过去数年里，一些可以通过保持关键服务正常运转从而减少风险的技术，其实施已变得更简单，成本也更低了。

企业有了诸如实时复制、快照这样的数据保护技术，就可以在特定时刻从系统获得数据，却不必使应用程序离线，再加上范围越来越广的备份任务从使用磁带发展为使用碟片，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数据获取，对规模较大的组织而言尤其如此。

“目前有了更多的技术，可让组织获得99.99%或99.999%的数据，”CA的路夫先生表示。“但预算总是决定着业务连续性安排的范围。”

对中小型企业而言，碟片存储成本下降，尤其是基于RAID（磁盘阵列）技术和存储区域网络的系统，提高了数据的可用性，正如从远程备份向在线“数据金库”的发展。

“目前，中小企业和一些相对大型的公司在考虑建设电子金库，”惠普数据中心转型解决方案全球总监约翰·班尼特表示。“中型和大型企业在考虑镜像和复制技术，再加上数据中心虚拟化，从而使信息技术系统能更快速地得到恢复。”他补充说，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在提供现实的可选方案，以此替代建立一个昂贵的第二数据中心。

但即便是事先准备最充分的信息技术部门，也无法防卫每个可能的技术故障——企业将要面对的问题，既非源自信息技术，也无法用信息技术来解决。

技术咨询公司埃森哲有两位客户的经历就说明了第一点。一位客户是华尔街投资银行，成了主数据库崩溃的牺牲品，几乎无法进行交易。另一位客户是全国性零售商，失去了与销售点计算机的连结，无法处理任何销售。

在华尔街投行案例中，故障最终追溯到反病毒软件里的一个缺陷，该软件尽管起了保护作用，却影响了主数据库和备份数据库。在零售商案例里，问题背后的原因是新存储区域网络内的一个故障，而安装该存储区域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弹性。

两个小差错都是原本可以预测到的。相反，成功还是失败，归根结底是公司应付危机的能力有多强。

“这两个案例中，技术都成了我们不了解的敌人，”埃森哲技术咨询全球领导人加里·柯蒂斯表示。

这家银行使交易损失最小化了，因为它有处理故障的策略。零售商现在则能在和中央系统断开连接的情况下，经营旗下门店长达40个小时。

“你必须在业务连续性层面上为故障作准备。技术人员要竭尽所能实行冗余和备份机制，但还得有一个计划，来应付这些事情不起作用时的情况，还要保持业务运转，”柯蒂斯先生指出。

为了实现这一点，组织应不仅仅考虑业务连续性规划，更要多考虑组成一个紧急反应团队，当确实发生情况时，能够调用。

这样的团队必须是多学科团队。信息技术负责人肯定应是其中一员，但组织的运营负责人、风险或安全最高主管和人力资源负责人，或许连公共关系和设施的关键员工，都应该进入团队。

首席执行官应负责确保有一个业务连续性计划，但可能不是领导紧急反应团队的最佳位置人选。

“由谁负责将视什么对业务最重要而定，”PA咨询集团经营持续性专家内尔·埃雷特说。“在咨询公司或专业服务公司，咨询顾问可以承担这项工作，但负责人或许应该是人事部门的负责人。”

然而，在简单的命令和控制以外，业务连续性还有另外一面。企业需要测试并持续测试他们的准备状态。许多企业不这样做。

“通常首席执行官会说：‘我们需要一个经营持续计划，我们昨天就需要，’”埃雷特先生说，“所以公司匆忙动手制定一个计划，但没人去读。”

公司也不应该静态地对待计划：技术、业务流程、关键人员和监管都是会变的。而且，风险也是这样。

根据伦敦国王学院风险管理教授拉格纳·吕夫施泰特的意见，公司和公共部门实体通常过多强调防止大多数近期威胁再度发生，而不是为下一个问题或不知道的问题做计划。这可能导致灵活性的缺乏和资源的错误配置。“有些将应付恐怖主义的策略准备到位的公司发现，对于自然灾害他们准备很差，”他说。相反，他们需要有一些构架来应付意料之外的问题。“组织需要一种战略，让他们更好地做好全面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