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侧重于马克思彼时“世界”观念的分析

　　摘  要：报刊运动何以“有机”的观念考察和意蕴内涵可以从马克思彼时的“世界”观念着手。通过对经典文本、思想脉络和历史语境的综合剖析可以发现，（1）作为观念的报刊“有机”活动，应是马克思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所描绘的理想图景的“理论化”概述，而非直接阐述；（2）马克思彼时的认识论及世界观皆明显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3）当下的媒介环境，与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已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因此，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报刊的有机运动”不足以为专业媒体的报道失当辩护。

　　关键词：有机；报刊运动；马克思主义
 

　　基于文本的观念溯源

　　作为经典文本的“马克思论有机的报刊运动”的相关论著，其中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哲学思想已无需赘述。然而，报刊的“有机运动”[1]却并非马克思本人从概念层面的提炼，而是来自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所描绘的理想图景的“理论化”概述。《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写于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1843年1月15日、17日、18日、19日和20日的《莱茵报》（第15、17、18、19和20号）。而且，具体申辩部分的C节（即“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并未在《莱茵报》刊登，仅是在1845年卡尔·海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才发表了其中的片段。因此，对这一观念，比较恰当的解读方式，是放置在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具体意蕴和生成过程，这也是马克思自己所主张的“用历史说明”[2]。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所载译文中，与之密切相关的论述，见于以下两段，两段内容加起来，才构成较为完整的逻辑结构。

　　“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引自《摩泽尔记者的辩护》）[3]

　　上述的写作目的，首先是对《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的两个指示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回应[4]。就它们本身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来概括：（1）所谓“分工”即“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其范围是整个“报刊”行业，而不是单个的报刊。因此，这里的“复杂机体”所指的并非是单个报社。实际上，在1840年代的德国，还没有任何报社能达到自身就具有相当规模以至于内部分工细密的程度。（2）通过分工达到“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的必要前提是“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当然，这就产生了下列问题，而对于以下两个问题的谈论，就必须进入对文本内容的历史语境考察。

　　一是为何能确信“报刊”这个“复杂的机体”自身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二是如何理解“生气勃勃”？

　　对文本内容的历史语境考察

　　考察《莱茵报》等文本中“有机”的意涵及其抽绎路径，固然可将文本内容与历史语境互相参解，此种论证方式在理论层面并无绝对之不可，但其在逻辑层面和实践层面易堕入“按图索骥”的误区，进而忽略马克思当时语境的认识路径，以及马克思在怎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共同作用下而形成“报刊的有机运动”观念。因而，仅关注于文本内容和历史事实的比照方式，还未必是较为完备的观念研究的学术框架。因为纵使在明确的前提下，各处论证尽数成立，也未必在彼此之间就存在连贯绵密的结构。[5]反之，倘若将“有机”的文本内容仅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求索，看似“从文本来”“到文本去”解读的同时，实则将“有机”等重要概念肢解为无本之木。

　　因而，不妨从两个层面对文本内容加以解读，其一，将文本内容视为彼时马克思“思想世界”的组成部分，其二，再从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的历史的层面，探究其生成缘由。

　　先从第一个层面说起。按照学界共识，彼时马克思（1842年底）的思想倾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阵营。他对此的审视和批判，是到1843年4月离开《莱茵报》以后，在居停克罗茨纳赫和巴黎期间最终完成。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德意志思想界，至少具有以下双重特征。首先，他们是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将黑格尔奉为宗师，尤其是在“世界（社会）是怎样的，又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顶层问题的思路，深受这位巨匠的影响，即认为“世界”具有一个可知的，并且已经通过对“国家”的发展变化的考察，成为已知的整体结构和演化轨迹。而且，既然这一问题已经在哲学的高度获得解答，那么，以哲学来指导所有世俗事务，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这样的自信，在马克思所撰《〈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就有鲜明体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6]。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世界观（念）”不可通约为后世通俗意义上的世界观，而是可以溯源到马克思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脉络中的，更具原本意义和哲学高度的对于世界的整体性认知与把握。因而，既然以马克思彼时的“世界”观念为侧重，来理解报纸的“有机”运动，首要之处应是摒弃对于“世界观（念）”等重要指称的先入为主，而是尽可能回到文本、思想和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再界定”乃至重新定义。其次，在此前提下，所谓“青年”，并不只是说他们年纪尚轻。更重要的相同之处，还在于并不认为当前的普鲁士社会及政体就已完美无缺。当然，这又是以认可它们正在向完备演进为前提。而就1842年的普鲁士而言，在威廉四世即位以来，所谓“基督教国家”的构想以及谢林来到柏林大学，在黑格尔遗留的讲席上曲学阿世，更是使“青年黑格尔派”作为群体，更具相对的激进和改革色彩。这样的政治倾向在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中，也至少有两处体现，进而马克思等人也对国家形式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任务，既不是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律。它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引自《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7]

　　“那里《莱茵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说报刊之所以用异常尖锐的、几乎是侮辱性的，总之是令人不快的语调对普鲁士说话，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政府的注意，使政府醒悟过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因为据说人民已经远远超越现存的国家形式，这些国家形式的弊病就在于徒有虚名；人民和报刊不相信这些机构，更不相信这些机构会从内部得到发展。”（引自《答“邻”报的告密》）[8]

　　放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也就不难看到，马克思之所以会认为报刊这个行业能够达到“全部事实”，是因为将这个行业视作正在往完备演进的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的”“有机的”的进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我们不认为这是莱茵省的缺陷，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报刊’，但是要办‘不自由的报刊’，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9]。换言之，既然国家和社会这个更大的顶层结构，从演进的角度来看，具有达到完备的可能，那么对报刊这个行当具有这样的乐观，也并不牵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谓“生气勃勃”，也就是只要往这个方向演进，那就是从根本上富有活力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力发展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和封建专制制度抗争的同时也将社会的注意力从宗教世界引导至现实社会，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活力并改善了新闻出版环境。当然，彼时马克思对报刊的这一判断，更多地是在没有给出动力和过程的情况下，就对最终的结果做出预设。然而这也在所难免，因为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中人，马克思彼时还没有完全脱离唯心主义的范围。因此，他给出的报纸活动图景，依然是黑格尔式的。而这里的“活动”，当然就不能从马克思此后的实践观念来理解，而是更近于黑格尔所说的，因为本身就预设了终极的指向，所以从历史上看自然而然就会往预设的方向演变。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里的“全部事实”，其实首先是说“现代国家”在德意志产生中这个哲学意义或者历史意义上的事实，不完全是后来新闻学所说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波普尔将马克思视为“历史决定论者”，虽说总体上是误读甚至曲解，但是仅就这个时期而言，倒也不算错判。

　　接下来，再放在同时期普鲁士乃至德意志历史情境来看。其实，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的批判对象，还不是普鲁士国家本身，更不是德意志的统一，而恰恰是在莱茵省存在的，已经对国家化和德国统一化构成障碍的等级制度、行会制度和具体的官僚的无能。其中，《拿破仑法典》就是战争遗留的制度产物之一，包括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在内的这些法典，曾在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实行，在莱茵省1815年归属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这也就是马克思（至少在字面上）认为这是与1841年书报检查令精神不相违背的原因（之一）。因为1841年法令，其实也号召在规定范围内进行坦率而公正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首先是陈情书（这种文体）是吻合的。

　　经过前文的梳理，应已大略描摹了含《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本的语境，大致呈现了文本所处当时的理论思想阶段和社会历史背景。据此，可以得到两点推论：其一，如前所述，“报刊的有机运动”是且仅是马克思对理想图景的“理论化”概述；其二，在方法论的层面，其实并不能率然被归入此后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围。当然，仅从这个案例就足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在日臻完善，其文本作品也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事件密不可分。

　　“报刊的有机运动”不足以为当下的报道失当开脱

　　对于“报刊的有机运动”的审视和辨析，应遵循现有研究的两种考察趋向和方法，即从思想史的“观念”（idea）考察和当代语境下的“概念”（concept）辨析两处着眼。回到1843年的历史文本语境，马克思认为“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10]，是基于当时的国家形势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考察——当时的德国，报刊的发行量和读者范围都很有限，仅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内。因此，如果出现报道失误，影响范围比较有限。但是，这绝不等同于马克思对当下的一些新闻报道的“不当”“失实”乃至“虚假”等不良行业行为的开脱和辩护。

　　当时的报纸最多就是日报，而且德国报纸的区域性很强。但是，现在媒体的传播者、受众、时间和覆盖空间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报道失当造成的影响会严重得多，而且在事实被更正以前会通过网络暴力对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2021年底，《新京报》、寻亲男孩刘学州和网络暴力等“刘学州事件”的核心关键词在网络上持续发酵。该事件当事人刘学州（新浪微博ID@刘学州a）于2022年1月24日0时2分发文“生来即轻，还时亦净”并配有图片形式的遗书后在海边自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刘学州事件”随着当事人的不幸离世达到社会关注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网友及社会各界对于《新京报》报道和网络暴力的重新审视与反思。事件源于2021年12月10日9点52分，刘学州在微博上自己爆料3个月大时被卖并发布寻亲视频，其后12月13日《新京报》采访了刘学州、刘学州舅妈和养父母亲属后，发表题为《男生自曝3个月被买回家发布寻亲视频 舅妈：像亲儿子一样照顾他》的报道，此后《新京报》对刘学州寻亲持续跟进报道。

　　不少网友认为刘学州寻亲系列报道中最具争议的报道是一篇《新京报》于2022年1月19日报道的《寻亲男孩刘学州生母谈“拉黑”隐情：曾借钱让儿子旅游弥补》，该报道的主要受争议之处在于平衡的缺失——全篇报道中的信源是来自刘学州生母的电话采访，而作为事件主要当事人的刘学州全程“失语”，在该篇报道中仅被“记者多次联系刘学州均未得到回复”一笔带过。其实，即使暂时无法联系到刘学州本人，也可以向第三方求证。刘学州在此报道之后遭遇了网络暴力，不少网友认为该篇报道是导致刘学州遭遇网络暴力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所要面临的时代语境之一是摩泽尔地区等级制度和官僚作风等不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诸多问题，因而“报刊的有机运动”成为一种充满掣肘的新闻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反观当代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发达，媒体及记者至少不应在报道中盲目追求热点，而仅采用一个信源获取信息，进而丧失了基本新闻素养与新闻伦理。与此同时，不妨大胆推测，马克思所希冀的“报刊的有机运动”之于当代的意涵至少应是以基本合格的新闻报道为前提，并由数篇基本合格的新闻报道持续推动真相的揭露，而不是寄希望于“快而失当”的新闻产品数量的增多。因为在这个技术赋权的时代，有失偏颇的新闻报道一旦借助网络传播而发酵，时常可以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公众舆论效果，以网民为代表的公众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多平台、多渠道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对当事人诉诸网络暴力。

　　如今，网友在“真相”的探索层面并非都是消极的，丰县“八孩母亲”事件伊始是由一名网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声称衣着单薄且被铁链拴住的女性，是一名生育8个孩子的精神失常的母亲。而在后续的视频中，有网络在评论区中留言，大意为该女子早先精神正常且会说英文，遭遇家暴才导致现在的模样。徐州丰县对此的解释由“（当事人）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1月28日，《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的情况说明》），两日后改口称“（当事人）1996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此事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月1日湖南媒体红网刊发名为《五问徐州八孩母亲被栓铁链事件》，文章中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婚姻法律效力、涉嫌强奸、超生与低保问题和孩子真实身世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追问，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对地方政府部门不够详尽的声明并不买账。文章最后提出了呼吁和期待，“在这个春节，苦难不会，也不应该被忽视。大众期待谜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被解开”[11]。还有网友2月4日发布了《我所了解的丰县拐卖妇女》文章，试图进一步引领公众接近真相。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2月17日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核查，除在江苏省开展调查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确定了当事人被拐卖的事实和过程，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12]

　　“报刊的有机运动”在网络与自媒体时代，或许为真相的探索和揭露提供了更为多元和平权的“发声”渠道，“读报”这一行为不应被窄化为被动且全盘接受式地阅读纸质报刊，而应是允许多种声音、多种信源和多种渠道对“真相”进行探索。唯一不变的，大抵是公众对于“真相”的需求与渴望。

　　通过上文的论述，倘若以马克思当时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历史为侧重，不难看出“报刊的有机运动”是马克思针对当时的报业环境的“理想化”表述。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观念，则不应简单地将马克思从始至终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报刊的有机运动”等概念，不仅应该从“过去（历史）”的角度爬梳，也应该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阐释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也是由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生命力所决定的。当下语境中的新闻失当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新闻要求，因而贸然拿“报刊的有机运动”概念加以辩护是极为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1]陈力丹.马克思论“有机的报纸运动”[J].新闻界，2017,(04):102-103+108.

　　[2]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69。原文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宗教来看人类），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169-170）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政治解放”当然是早期马克思的重要观点。但是，这一观念是到了1843年下半年，即通常所说的“巴黎时期”才被正式提出的，时间晚于“《莱茵报》时期”，故在此不直接用作分析框架。

　　[3][6][7][8][9][10]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8,220,306,405-406,149-150.

　　[4]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3。彼时普鲁士王国在各省设置公署，以委任的Oberprasident为首长，这一官衔通常译为总督。但是，任此职的官员的权限更集中于对省议会的监督，他对后者的决议有否决权，但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创制权。因此，钱端升先生的译法“省总督察员”（《德国的府政》，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21页）其实更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莱茵报》多少能就沙培尔的训令做出申辩的制度基础。

　　[5]朱至刚.“我们”为何以“新闻”为起点——试析《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理论构造[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106-113.

　　[11]五问徐州八孩母亲被栓铁链事件[EB/OL].红网.2022-02-01.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2022/02/01/10836304.html.

　　[12]丰县县委书记被撤职！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八孩事件”调查处理结果[OL].2022-02-28.https://new.qq.com/omn/20220228/20220228A04CHQ00.html.

　　（许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至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