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重新定义了媒介批评，认为媒介批评是一种以新闻观为方法，通过对媒介活动的批评叙事行为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实践。

　　摘  要：本文重新定义了媒介批评，认为媒介批评是一种以新闻观为方法，通过对媒介活动的批评叙事行为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实践。以此认知为起点，针对西方的媒介批评知识体系，提出了建构以马新观为方法、由传播哲学（媒介哲学）、媒介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三个学科层面所构成的媒介批评体系的观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介批评体系；意识形态实践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闻传播活动中所创立的一系列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是一套科学的真理和系统的知识体系，是我国新闻实践工作的指导性理念。

　　然而，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了口号，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以美国新闻学最新前沿来削弱马新观的教育、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新闻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局面，被美西方的新闻传播语境所包围。在今年7月份南京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柳斌杰指出，“大变局撕掉了美西方新闻自由的伪装，宣告了美国新闻学的破产”“近年来，国际舆论斗争、话语交锋异常尖锐复杂，话语对抗持续升级。新闻舆论斗争、话语体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新闻舆论领域的战略问题”[2]。

　　话语体系建设层面。在百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个从高维话语到低维话语、从哲学话语到政治话语到新闻话语、从旧话语到新话语都有的混合型话语体系，同时还面临着理论话语迭代升维、世界话语兼容对话的时代挑战，尚是一套不太稳定的话语体系，在话语斗争中容易被人误解或利用。因此，“我们要建设一套有公信力、也有世界性的、能够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新闻话语体系”“一套能够联通世界、沟通人心的话语体系”[3]。

　　新闻舆论斗争层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在斗争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有其战斗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保持其生命活力，就必须通过媒介批评保持其对人类新闻实践活动的批判力和引领力，尤其在百年变局和深度媒介化的当下。而马新观话语的迭代升级和话语创新，也需要媒介批评实践的检验和支撑。

　　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比较注重第一个层面的努力，但对第二个层面缺乏学术重视和行动自觉。尽管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新闻阅评”早在1989年就已制度化地开展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中国新闻奖也自1990年设立以来一年一度地进行着，但总体来说其引领力和批判力还不够。近年来的媒介批评实践也总体上处于疲弱不兴的状态。其背后的原因，有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因，也有以马新观为方法的媒介批评学建设不力、媒介批评视域自我窄化的问题。这导致在新闻实践中，一些重要的争议性的新闻现象难以在强有力的媒介批评中取得社会共识，从而引导新闻实践并提升社会媒介素养；在新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很难落地，更难以对数字时代的新问题做出回应，常常被高校学生作为一种过时的话语体系而遭遇冷落。

　　基于上述种种情状，本文尝试提出以马新观为方法的媒介批评体系的建构问题，并提供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媒介批评：以新闻观为方法的意识形态实践

　　“媒介批评”一词，一直到目前，都是一个西来色彩浓重的词汇。1995年，《现代传播》刊发关于“媒介批评”的文章，明确提出“媒介批评”的概念。自此，媒介批评作为一个学术议题走进中国新闻传播领域，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实践”)与作为学术研究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研究”)陆续展开。学者们主要是从西方相对成熟的媒介批评学吸取理论资源，建构媒介批评的学科体系，进行媒介批评的学术实践。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致力于建设中国媒介批评学，但总起来看，“我国媒介批评学术正处在有待深化与完善的进程中，距离成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4]。

　　构建中国媒介批评学，对媒介批评的功能认知就很关键。在这方面，我国学者谢静和董天策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谢静认为传统的媒介批评是针对大众媒介实践的诠释与评价，并将媒介批评的主体主要分为新闻界、学术界和公众（包括个人和团体）三类（这三类主体所开展的媒介实践原则、形式和领域都各有不同），而媒介批评的功能就是“建构权威”“协商规范”。[5]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作为专业化媒介生产对立面的媒介批评”正“逐步消融于新媒体交往实践之中”，主体与媒介、媒介与信息的关联变得日益松散，媒介批评的公开性和公共性状态因此也发生了改变。[6]董天策将“媒介批评”定义为“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做出的分析、判断、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一种评价意见”，是一种“往返于媒介理论与媒介现实之间的学术实践”。他认为存在五个层面的批评，即媒介文本/产品批评、媒介行为/伦理批评、媒介现象批评、媒介体制批评、媒介文化批评。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7]

　　对比上述两个代表性学者的观点，谢静代表了广义的媒介批评认知，董天策代表了一种狭义的媒介批评认知；谢静强调媒介批评“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的“公共性”职能，董天策强调媒介批评对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和推进功能。二位学者都认可媒介批评背后存在价值观、新闻观的评判标准，但都没有特别强调突出媒介批评的意识形态性质。为什么？从知识生产的语境来看，也许原因之一是受到西方已经相对成熟的媒介批评的知识体系的影响。西方媒介批评学主要以多种媒介批评分析方法为架构，包括符号学分析、叙事学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大众文化批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其中意识形态分析是作为方法之一而存在的。这些分析方法彼此之间多有交叉，并不十分严谨，且容易遮蔽媒介批评背后新闻观的意识形态实践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定义：媒介批评是一种以新闻观为方法，通过对媒介活动的批评叙事行为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实践。在这里，我们把新闻批评落脚于“实践”，指的是“新闻是人类构建世界的一种主体性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建构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而且构建了记者和新闻本身”[8]。而“新闻观”就是通过新闻实践（包括媒介批评实践）所持续地、开放地建构出来的一种观念体系，它“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和表征，作为现代传媒运行体系背后的一套知识共享系统和价值支撑系统，作为社会主体所具有的新闻经验、知识以及观念，作为一套结构化的概念与观念集群，作为一种新闻意识形态”[9]默化运行于新闻传播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以马新观为方法的媒介批评规范和分析框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以马新观为方法：媒介批评体系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同于狭义的职业新闻观的视野，是从深广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域揭示新闻观背后的现代性旨趣和意识形态关系。但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处于一种“小马拉大车”的状态之中，以最小的“新闻观”概念包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传播观、马克思主义宣传观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复合内涵。这给我们的认知和研究也造成了某种混乱和困难。我们需要从学科归属和学科层级的角度上来整理、归纳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分成传播哲学（媒介哲学）、媒介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三个理论层级。认识到上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所建构的媒介批评的视域和问题域的范围与可能空间，以及媒介批评的具体功能实现的不同。

　　首先，传播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问题。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释。”[10]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这一思维框架的认知，经历了从认识论到关系论再到生存论的持续的深入阐释和不断推进，最终确认了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和普遍性意义；同时在价值天平上，马克思主义贯穿着反思和解构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并在普遍性意义的立场上探寻人类扬弃异化、寻求自由解放的道路和美好生活的愿景——这种一以贯之的现代性批判思维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筋骨与理性旨趣。

　　也正是在上述视域的观照下，马克思恩格斯从更为宏观的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角度出发研究新闻传播现象，认为传播的本质即交往和理解，同时也高度重视媒介（印刷术、电报）作为中介与时空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我国体认传播学学者林克勤指出，马克思的交往实践“既立足于人的身体感觉能力，强调人类精神交往行为中体验性实践和经验式实践的合一与共振，又依托于一般社会规律体现出了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不同立场与站位的认知加工、理性思辨，弥合了主客分离的传统认识论沟壑，从而完成了认知世界、阐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并轨合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生命力既在于它科学预见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当代图景和精神题域的诸多变化，又受到蓬勃发展的人文学科诸前沿理论的深入阐释和不断推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精神遗产的广泛传承与反复深化”[11]。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播哲学的当代发展成果，集中于“媒介实践”的研究议题，形成了“作为身体的我-媒介技术-生活世界”的逻辑架构，在此架构下，形成众多的传播学新的问题域，其中现代传播主体的具身性、情感性问题、传播媒介的物质性问题以及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和沟通问题等成为当下的热点。这些新的理论成果和理论视野会帮助我们发现数字媒体时代新的媒介批评对象和主题，比如“物质性的肉身接入互联网络的过程人的主体性问题”“加速时代的关系异化”“数字时代谁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跨文化全球传播的可沟通性”等这些人类一致关心的理想传播问题。

　　我们需要在与本土的和世界的具体经验材料相结合展开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传播哲学的根本问题即传播主体的现代性以及人的解放这个理想旨趣，以及实践论、唯物史观这个先进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另一方面要保持对数字时代、智媒时代传播动态和传播问题感知的敏锐度，在媒介批评实践中，逐渐丰富和拓展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立场为方法的媒介批评规范和分析框架。

　　其次是媒介社会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问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将新闻报刊活动纳入现实社会乃至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观照，从政治经济、历史和哲学的综合视角，深刻洞察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2]而报刊是作为一种居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媒介，一种现实的或时代精神的交往媒介，正是生产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舆论平台和舆论载具，是思想转变为物质力量的重要中介。

　　新闻媒体（报刊）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极端重要，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抗精神奴役和政治启蒙的生产资料，是人民精神的喉舌，是联系人民、国家、世界的纽带。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技术作为社会交往的媒介手段所起到的社会力量、文化力量和历史力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13]这个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创了媒介社会学的学科视域，滋养孵化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媒介化理论视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等分支。

　　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提出了媒介社会学的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宏观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是的媒介和新闻生产系统与国家权力和资本机制的关系；第二，中观的新闻职业和传媒机构的组织社会学，关注的是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媒介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形态和身份意识的建构、媒介的组织化信息生产活动与现实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第三，文化视角，突出强调广泛的文化价值、传统和表征系统对媒介运作及其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14]其实上述三者都是将媒介置于社会结构及权力运作中来考量。媒介社会学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将媒介作为中介变量，来关注经由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研究领域。[15]这就是欧陆传统媒介化视域的媒介社会学，侧重从中观层面考察媒介化社会、建制媒介的中心化机制、数字殖民主义、媒介正义等议题。

　　我们需要综合运用上述媒介社会学的左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对其关注的议题进行问题化、在地化和落地化处理。当下尤其需要批判性考察平台的技术-经济逻辑嵌入社会诸领域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资本力量、算法技术等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传播关系的异化问题，比如“饭圈”中的资本嵌入和数字劳动剥削问题、网络族群的游牧性和社会认同问题等，还要特别关注平台对新闻的形塑问题，其中尤其是要把“平台-国家”关系作为分析维度考察中国语境中平台的崛起和影响，关注国家在平台经济中扮演主导角色[16]，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的建构问题。总之，通过一个个案例批评的积累，完善媒介批评的规范和分析框架，做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贯彻者、推动者，资本主义新闻霸权的批评者、揭露者，媒介化社会媒介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最后是新闻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这里的新闻学指的是狭义的新闻学概念，是指用于指导新闻生产的“形式价值”。“形式价值”是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概念。他在《新闻摄影的规定性》一文中，提出了形式化的新闻价值和意识形态化的新闻价值，两者构成了新闻生产的外延意义解构和内涵意义结构。黄典林总结指出，“新闻生产的形式价值是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的前提或手段。新闻在内涵维度的意识形态意义生产离不开新闻从业者对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阐释主体对新闻文本进行‘角度化’阐释的具体方式的假定。恰恰是这一点将以新闻价值为逻辑基础的新闻职业的内部话语体系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联系了起来，并确保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功能定位，即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权力秩序自然化为新闻价值所规定的一系列形式要素，从而再生产现存权力秩序的合法性”[17]。这种形式价值就是直接指导新闻实践的新闻学原理中的“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常以××性的话语形式呈现，比如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时效性、显著性等——这是新闻选择价值的形式要素；再比如真实性、客观性、公共性、独立性——这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价值的形式要素。再比如“五性一统”，即党性之下的真实性、战斗性、指导性、群众性——这是我国党报的理念价值形式要素。这些以××性的构词法形式所抽象出来的形式要素有其高度的概括性和间接性，便于对实践的指导，但其背后隐藏着内涵维度的意识形态、结构维度上的逻辑关系和标准维度上的新闻典范，从而作为“常识知识”或“隐性知识”同构在新闻记者和新闻受众之间。

　　显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形式价值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不需要把经验里所提炼出来的这些形式价值要素完全抛弃，因为这是由新闻学的实践指向性所决定的。人类的新闻实践活动在底层的专业操作层面上有其共通性，马克思对新闻真实、新闻时效、公正惯例、报刊有其自己的内在规律、有机的报刊运动等新闻规律的论述证明了这一点。当下数字新闻学的发展虽然正提供一些新的富有冲击性甚至颠覆性的概念和表述，但总起来看，这些××性的表述方式依然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可行的做法也许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迭代升级，其方式有三种：一种是留其外壳，填充我的内容解释；一种是留其所有表述，做我自己的排序；三种是增添新的形式要素，变其结构。比如主体性、真实性、客观性、人民性、建设性、专业性等提法。

　　这种形式价值的存在，也决定了媒介批评在这个层面的功能，即它可以通过媒介过失批评，也可以通过经典示范，即对成绩显著的个体（新闻记者）、专业水准高的新闻作品和声名卓著的组织（新闻媒体）进行经典化言说，来不断地填充、强化其具体内涵。在这方面，高晓红主编的《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还远远不够。

　　结  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在丧失它对新闻实践的指导力和解释力吗？数字时代的到来是否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在成为过时的、陈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把宝剑，需要放在媒介批评的火炉里去淬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套大小嵌套在一起的宝剑，像俄罗斯套娃，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狭隘的新闻概念里解放出来，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方法的媒介批评体系也才能建构起来。这一媒介批评体系是以不同层级的学科议题和问题域为中心，以各种具体分析方法为手段，以马新观为规范和分析框架，形成一套自洽的知识体系。本文仅仅是提出了一种大致的思路和粗略的论证，并没有结合具体案例和经典批评展开分析。希望引起不同的讨论乃至争论，以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和教学的进步。

　　构建以马新观为方法的媒介批评体系，还必须坚持实践思维和案例思维，要不断地积累针对新闻实践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经典批评案例，形成系统化的案例库作为蓄水池。媒介批评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战斗性，媒体可以失语，批评不可以失语。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网民的媒介批评与学术的媒介批评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甚至形成一定的运动声量，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另外，把以马新观为方法的媒介批评贯彻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知识逻辑和演进机制研究”(批准号 ：19BXW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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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黄典林.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8,40(06):68-87.

　　（作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伟长学者，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新闻宣传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