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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满足我对社会的无数好奇

2007-10-29 14: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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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一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秘书长
  嘉  宾:朱  玉  新华社国内部政文采访室主任记者

  没有分裂是因为心态比较平和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在我看来,在新华社做记者、尤其做你这样的记者也许有些两难:一方面,要做不少命题作文、正面报道,另一方面又要结合自己兴趣做舆论监督的报道、批评报道。您会不会感觉有一些矛盾?
  朱玉(以下简称“朱”):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尤其搞舆论监督的人,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他们有时候会议论说,朱玉早晚要精神分裂,一方面要写中宣部的命题,塑造一些正面的大典型,一方面又要去搞舆论监督。我就跟他们说,到现在我还没分裂,就因为我的心态调得比较平和。也有搞市场化媒体的人说我是他们所见到的唯一既能写主流、又能做舆论监督的,说我是很少见的特例。
  我觉得,我是把它作为社会的优点和缺点来写的,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接触到的不是一个偏颇或偏执的社会。要是单写一方面,你就会觉得,你完全就是一只脚站立。像我这样的话,就可以去接触一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去接触一些比较丑恶的东西,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比较完整的社会。
  从职业要求来说,既然是新华社的记者,新华社的性质决定了新华社的任务,决定了我不能以一个专门揭黑的记者身份出现,这是你所处的单位所不允许的。如果你想这么干的话,你肯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要不然,你就会在那儿很痛苦,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写命题作文,这是我的工作之一。我把它视为党让我出一份黑板报,它是老板,让我去做,我肯定要把它做好。我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我没有权利说,我只爱螺丝帽,所以我拒绝生产螺丝钉。写一个人物也是,你不管是不是命题,都必须写好。开放式作文要写好,命题作文也要写好。另一方面,它们是在让你去开启不同的词库,运用不同的思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写的时候在开启大脑不同的区域。比如调查性报道的逻辑性很强,一环扣一环,最后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存在。我觉得,这些都是对记者能力的锻炼。我也不想做一个只会写命题作文的记者。
  张:当大部分记者都习惯于写优点的时候,你为什么依然对缺点感兴趣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你的这种选择和心态?
  朱:可能是由于我比别人有更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萌生于十几年前,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觉得市场化媒体成长得很快,如果我们不好好写的话,就会站不住脚。我不希望我的稿子没人用,也不希望别人在拿着我的稿子的时候说,哦,这是新华社记者写的多破的稿子。每个记者肯定都会写出破稿子,但不能所有的稿子都是破稿子,这是不可理解的,这是一个原因。
  张:你理解的舆论监督,本质上是谁对谁的监督?
  朱:一提到“监督”这两个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有一种俯瞰的感觉。我更愿意把舆论监督报道看作一种平视的调查,去揭开什么东西。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但从技术上讲还是很难的,不见得每次都可以,但我力图这么做,脑子里总会时不时地蹦出点众生平等的感觉。
  但有时候,我更觉得我们现在使用的监督,还是有一种新闻特权的意味在里面。现在的舆论监督,可能更多地被理解为我们的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自上而下的对基层的监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权力的话,它也不是党赋予的、政府赋予的,而是媒体出于自身的社会公器的作用而具备的。既然是社会公器,那么你的权力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赋予你的权力。
  张 :也许有不少人会说,朱玉的舆论监督做得好,是因为你身在新华社这个级别最高的媒体里,你们去做舆论监督比一般媒体更有权力优势。您觉得,是这样吗?
  朱:应该承认这种现实,肯定是有的。能引起下面更多的重视和警惕,而且确实会得到一些便利,如果被调查、被监督部门的领导,不是那么没有政治嗅觉的话,一定会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新华社的稿子很有可能动摇他的权力。
  一方面我确实运用了这样一些便利,另一方面我们稿子的效果反馈也会比其他媒体好,政府部门也会比较重视新华社发的稿子,这种推动作用就会比较明显。但是第三,我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会随时提醒自己警惕这一点:你既借助于又不能完全借助于这样的权力背景,如果你完全靠这种背景的话,这是对记者的职责和能力的一种湮没和扼杀。我更多地去追求那种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虽然还做得不是很好,但总是准备去追求或者正在追求。
  张:你觉得专业主义到底是什么?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操作方式?
  朱:从我的角度来说,它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操作方式。首先是一种职业理念,你应该做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其次就是,你在工作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专业技巧,这也很重要,包括你的文字表达、采访技巧能不能达到一种职业水准。
  张:那么,这种专业理念对记者有什么具体要求?
  朱:我觉得,专业理念要求记者尽量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掩藏住自己真实的情感,表达客观事实,冷静、理性地分析事实。但我得承认,我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我的很多同行也不能。

  即便是记录者,本质上还是想影响

  张:你觉得,理想的职业记者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朱:影响者。
  张:为什么不是记录者?很多记者都觉得记者的主要使命是记录社会,而不是影响社会。
  朱:可能和我所处的位置有关系。我觉得,所有人,即使说他是记录者,他本质还是想去影响。我还是希望通过稿子去影响。
  张:那么,宣传功能怎么办呢?
  朱:宣传也是我的工作。我把宣传和情感抛开了,因为在调查性报道中,我得承认我投入情感了,但宣传的时候,我可以完全把它当作工作职责。比如你在制造一个螺丝钉,不需要多么热爱这颗螺丝钉,只要丝丝入扣地把它做好,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必须做好。但是,偶尔你也会热爱上你的某个作品的,当它对社会产生了影响之后。
  张:你觉得,你另类吗?
  朱:有点另类。说我自己的观念领先,有点过,但我和市场化媒体打交道多一点,对这种东西意识稍微强一点。我和同事们进行交流,有时候很费劲,像《南方周末》、《财经》的一些稿子,我觉得很好,他们可能并不这样认为。可能我的被人称道的稿子只不过是在文字上玩了点花样,但人家的内容,你可以看得出来调查的细致程度,它的起承转合、文字运用都很棒,我不觉得我的每篇稿子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我一直对市场化媒体保持充分的尊敬和景仰。我们是在温室里的花朵,人家不一样。我这篇稿子做不出来不要紧,没有领导会骂我;但他们如果关键的稿子做不出来,很有可能就让你滚蛋。这种情况下,说得好听点,记者要特别善于调查、吃苦,说得不好听点,必须要会纠缠,死死纠缠,不管别人给了多少冷脸,都得死皮赖脸。有时候,我的同事会说,这个记者当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我就说,这不是没有尊严的问题,这是工作所迫。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确实抱有相当的尊重。
  张: 你对他们的尊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压力特别大,里头包含着同情?
  朱:不是。他们所做出来的新闻产品有相当大的社会意义,至少不亚于我们。我不觉得,我们自己就那么主流。关键在于谁看你是主流,党觉得你是主流,但人民群众觉得你是不是主流?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别自说自话地觉得自己就是喉舌,你有话语权,但说出来有没有人听,是另外一回事。
  张:你觉得,现在的市场化媒体对公众意识和社会影响非常大?
  朱:非常大。
  张:同行之间的交流,有作用吗?
  朱:有作用。我更喜欢技巧上的交流,不喜欢大家坐在一起,愤世嫉俗,拍桌子骂街。像王克勤,我见面就开玩笑地批评他,说你不可以把自己当成劳苦大众的代言人,没有人赋予你这样的称号。如果把自己弄得不揭黑就难过,那你自己会活得很辛苦,这就是精神自虐。克勤没有批评我,但会经常鄙视地看着我,可能觉得我出身比较优越,又在高高在上的新华社,不了解人民疾苦吧。他会问我,你知道大饥荒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吗。我觉得,他就是在寻求精神自虐,活受罪,有那种强烈的自我造就英雄的感觉。
  张:但你们都对做调查报道有浓厚的兴趣,什么事情激发了你的兴趣?
  朱:好玩啊。它最有意思,最有挑战性,最有成就感。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地就奔着好玩的地方去了。调查报道可以充分满足人的那种好奇心、探索感,它对记者、对人来说,能充分满足你各方面的愿望和欲望。你必须要独立完成,必须要去设立、证明那种逻辑,要在充分意义上去建构你的法律思维。
  张 :有人因为你的报道而找过你打官司吗?
  朱:有人威胁过,但没打过。
  张:你觉得,女性做调查记者,有什么优势或劣势吗?
  朱:采访对象一般不会对女人保持特别大的警惕。这个社会是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自立、做事的水平会低估,而且女性本身就具有伪装性,因为大家都觉得女人好对付。我觉得,我们通常钻这个空子:所有人都蔑视你,就不提防你,警戒级别比较低。

  每个人都一直在谋求突破

  张:你有没有因为调查性报道得中国新闻奖的?
  朱:没有,没有一个调查性报道得过中国新闻奖。得中国新闻奖的肯定都是好稿子,但不得中国新闻奖的也有好稿子。我现在,对中国新闻奖没什么欲望了。
  张:拿了中国新闻奖,得了“中国风云记者”,接下来怎么发展?到头了吗?
  朱:我承认现在处于一个瓶颈期,自己有很大的困惑。这种困惑产生于:谋求更多的突破,题材上的突破,手法上的突破,思想上的突破。我现在没到头,也知道什么叫高山仰止。有时候看人家的东西,觉得自己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看《南方周末》南香红的东西,很喜欢,这位女记者有那种细腻和大气兼容的东西,思路特别开阔,突破了女性最根本的弱点,但在一些地方,很细腻、很婉转、很细节,但又有非常明朗、非常敞亮、开阔的东西,这很难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每个人都一直在谋求突破。
  张: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帮你度过刚才说的平静期?
  朱:我想应该再沉下心来学学东西,经济学、社会学。《财经》杂志奖学金是我自己申请的,特别恳切,在新华社国内部是第一个。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之所以会申请这个,是因为我到了新华社将近20年,20年时间都没有给我去学习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太难得了。对新华社来说,少一个人,少干3个月,损失不大,而对一个人来说,这一辈子有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而且,我学这个不是为了谋求跳槽,或者更高职位,而是想在这个岗位上做得更多、更好。我觉得,任何一个领导看到这样的东西都没有阻挡的理由。
  张:通过记者这个职业,你觉得,自己给社会提供了什么?
  朱:提供了很多社会感兴趣的信息。比如在“非典”的时侯,这种信息就很重要,比如说能为大家树些榜样,还可以通过报道去推动一些事情。
  张:这个工作给了你什么乐趣?
  朱:我本身是一个爱玩的、比较喜欢新奇的人,它满足了我对这个社会的无数个好奇,可以接触各种社会阶层。我是时政记者,可以接触各界政要,也可以接触最基层的老百姓,只有记者生涯有这么大的权力,又有这么大的空间和弹性。
  你的工作空间越大,接触社会的范畴越大,越能全面领略到社会的各个方位。我是一个喜欢观看不同景色的人,观看不同的人,在这种过程中,我乐不可支。
  (注:本文属于复旦大学2007年度文科金苗项目成果)

 

  来源:青年记者2007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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