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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战地1200天

2015-09-10 10:43:24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9月上   作者:焦翔

摘要:我相信,在我,在我们这些坚守在一线的中国记者的努力下,世界的舆论一定会向着和平、正义的方向偏转,人的良知会被唤醒,战争与苦难终将结束。 ——焦 翔

  小时候,我的家里贴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注了世界最著名的景点和遗迹。那时的我,常常陷入环游世界的遐想,而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空中花园不知多少次,让我魂牵梦绕。为了这个梦想,我大学学会了阿拉伯语,我要到古老的中东去走一走,看一看。

  后来,我当了一名记者,只是没有想到,痴迷于历史、文化的我,却赶上了动荡与战争。伊拉斯·汉斯曾说,“对于没有上过战场的人而言,战争是令人感到兴奋的”。

  对我而言,这句话言中了。

  在过去几年里,我在战乱的中东国家间穿梭,亲历、报道了执政30年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推翻、执政42年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打死,以及持续了4年的叙利亚危机等。这些年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受到的感动,让我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旅游虽然美好、风景虽然迷人、文化虽然深邃,却比不上和平来得珍贵,更比不上国家强大来得重要,来得刻骨铭心。

  从政治风暴现场持续发出声音

  我2011年初来到中东常驻,意外地与席卷西亚北非的政治风暴偶遇,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有两趟航班可以选,1月25日和1月29日,母亲给出了意见,“早点去吧,免得快过年了,家里还得为你忙活”。母亲的决定也成了我命运的转折点——1月25日,埃及革命正式爆发。1月27日,中埃两国停航。也就是说,假如当时订了后面那趟航班,我就与这场风暴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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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是我在抵达埃及后第一个星期时采访拍摄的,身后就是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执政党大楼。当时,愤怒的人群见东西就砸,见政府大楼就烧,整个社会处于骚乱之中。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我凭着一腔热情,毅然走进示威的人群当中,冒着武装警察的催泪瓦斯和警棍,与示威民众共进退。我记得催泪瓦斯在一公里远的地方就能让人泪流不止,埃及人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手绢上倒上可口可乐然后捂在鼻子和嘴上,这样至少喉咙不会太难受。最前排的示威者会捡起还在喷射雾气的瓦斯弹,扔回到警察队伍中,防暴警察便乱作一团。但他们很快恢复队形,然后愤怒地冲向人群。跑得慢的示威者会被就地殴打、拖走,但警察不敢出击太远,因为怕落单被民众殴打。就这样来来回回,有的时候一上午时间,双方的“阵地”也不会有大变化。

  夜里,进入埃及解放广场拍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最危急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女记者是全世界仅有的在现场的外国记者。当天,解放广场上聚集了号称100万人的示威群众,很多救护车守在路角,随时带走伤者。因为人太多,我和那个女记者走散了。后来,我从电视中得知,她被一群不法青年当众骚扰,最终精神失常,永远告别了记者这份职业。此后,我一次次看着身边的同行被警察抓走,被摔烂相机,被打到骨折,但我始终没有退缩,从现场持续发出声音。

  两个月之后,埃及的邻国利比亚战事进入高潮,在各国务工人员和利比亚难民纷纷逃难的乱局中,我们却逆向而行,驱车800多公里前往两国交界地采访。在边境上,我们看到落荒而逃的民众迈出利比亚国境线那一刻的舒缓,即便已经身无分文,甚至连表明身份的护照都没来得及拿上,从此成了难民,他们也为自己还活着而庆幸。在这混乱的局面中,却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外交人员队伍。中国政府为了迎接数万在利比亚打工的中国人,从利比亚国内开始一路安排他们安全出关,让其他国家的人羡慕不已。整个采访过程持续30多个小时,我和这些死里逃生的中国劳工们同吃同行,一同感受着他们的恐惧、释然、喜悦、自豪。虽然没有闭眼休息一小会儿,虽然没有衣服在山巅的夜里防寒,但我的手一直是热乎乎的,我的心一直在激烈地跳动。

  几个月之后,当在利比亚的中国人完全撤走之后,我抱着我的相机,冒着北约的空袭,独自来到了卡扎菲的大本营——的黎波里,当时国内数百家媒体申请前往采访,但只有我作为中国平面媒体的唯一代表抵达了现场。为了防止每天数十次的爆炸,我们把玻璃落地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以防被碎玻璃溅伤。因为北约的轰炸多是在晚上进行的,所以我们就只能睡在床与墙之间狭窄的缝隙里,因为那里是房间最安全的地方。但这其实还不是最危险的,为了防止遭到空袭,卡扎菲把国家电台这样的敏感机构偷偷安置在了酒店的楼下,如此一来,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其实都变成了人体盾牌。爆炸总是能把黑夜炸成白昼,玻璃嗡嗡作响的声音就像鬼魅,常常把我惊醒。醒来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掐一下脸,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活着;第二件事就是摸上相机,不是躲进地下防空洞,而是冲上楼顶查看爆炸的情况,迅速发出报道。因为这是我作为记者的使命。

  为了监控外国记者,我们平日不被允许离开酒店,但为了获得真实的资料,我经常跳墙,偷偷出去采访。我和我的相机,也因此经历了一次最惊险的旅程。7月中旬的一天,风吹在没有行人的大街上,卷起纸屑漫天飞扬。在空荡荡的绿色广场,我留意着任何能够反映战局的信息,一个人默默地行走着。一个黑人青年突然冲到我跟前,说:“请给我看你的身份证”。我以为那人是政府的特务,伸手便去翻钱包里面的证件,结果被他一把夺了过去。情急之下,我又掏出电话,想与政府新闻部的人联系,但瞬间手机也被夺走了。看我身上再没有值钱的东西,他又抢去我的相机,转身就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劫匪,刚想庆幸自己没受伤害,但转念一想,所有视频和图片都在那台相机里,相机丢了,国家辛辛苦苦把我派来,功夫岂不白费?我冲上去,死死地拽住了我的相机带。他回过头来,那拳头用力击打我,但我始终没有松手,我告诉他,钱包和手机可以拿走,相机绝对不行。纠缠了一会儿,估计是他怕引起周边人的怀疑,最终放开了相机。我被他推到地上,站起来的力气也没了,但相机还是死死抱在手中。正是有了当时的坚持,才有了后来人民日报,乃至所有中文媒体关于这场战争近距离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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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扎菲政权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武装分子占领了的黎波里。上面这张照片,是我采访他们时的合影。大家注意身后皮卡车上的那挺重机枪。后来,在我们聊天时,一个年轻人在我耳边按动了扳机,我的耳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当场震伤,世界听上去都像是在水下,而且伴着持续的鸣响。但战争还未结束,我选择继续坚守,直到两个月后,利比亚尘埃落定,我在报社的安排下启程回国治疗。在北京同仁医院,中国最好的大夫给我下了诊断书,是炮震伤,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已无治疗方案。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问大夫,我会一辈子都生活在听不清的世界中么?医生安慰说,你年轻,有恢复的可能性,要真的影响生活了,你就去买一个助听器,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挂着就像是耳机,不会被看出来的。27岁的我,沉默了……一周后,我又坐上了返回中东战场的航班,我的下一站是叙利亚。

  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叙利亚是中东最美的国家,几乎没有之一。曾经有个传说,赞颂了大马士革的美。公元7世纪的一天,当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来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城外的山头时,他惊呆了,问随从这是哪里。随从回答,这就是大马士革。他停留欣赏了一会儿之后,牵着马回头离开了。随从不解地问他,既然已经到了这么美的地方,为何不进去看看?穆罕默德叹息道,“人一生只能进入一次天堂,假如我今天进入大马士革这个人间天堂,那么在我死后就没有机会再进入天上天堂了”。可惜,我来得晚了,当我到达这个美丽国度的时候,这里已经陷入了战火,很多的风景永远也无法看到,比如最近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摧毁的古城帕尔米拉,2000年的沧桑沉淀,在爆炸声中化作尘埃。

  我在大马士革的时候,反对派武装与政府军几乎是巷战,隐患四伏在身边。因为正面战场无法攻入大马士革,反对派就从四面八方向大马士革城里发射迫击炮弹,市区的面积仅有40平方公里,每天落下来的炮弹却多达70枚。曾经有联合国机构对落在城内的迫击炮落点进行了统计,当把一周的图像叠加时,发现整个城市基本没有没被打到过的地方。所以,保命,有时靠的是装备,更多的时候靠的是运气。

  除了炮弹,还有更可怕的自杀式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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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在一个半吨当量的自杀式炸弹爆炸的现场,可以远远地看见,就连重达十几吨的油罐车都被炸飞到了路边,柏油路上被炸出了一个几米宽的大坑。过街天桥的铁板都已经被掀翻,支撑的钢架摇摇欲坠。当时现场去了不少记者,没有人敢爬上去拍一张现场的全景照片,但我想我一定要上去。阶梯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我只能像一只狗一样,四肢拣着碎片少的台阶,一蹬一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爬。当爬到桥顶的时候,我不敢站起来,怕突然增加的压强压垮了桥面。于是,我就跪在地上,将相机高举过头顶,几乎盲拍了十几张,最终精选出了一张爆炸现场的全景。但危险并不止于上桥,而是在我们采访的现场,还隐藏着一颗半吨重的炸弹。按照规律,武装分子一般会分两次实施爆炸,第一次引发骚乱,当军队和记者都到场后,再引爆第二颗炸弹。但幸运的是,现场另外一个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因为与第一颗炸弹的距离太近了,被当场炸晕,没能完成二次袭击。假如,当时那人还有一点意识,引爆了身上的炸药,可能我的未来都会被改变,或者早早地终结了。

  我与我的相机,除了记录守城的情况,也记录攻城。叙利亚的革命之都霍姆斯,是政府军在与反对派激战近两年后,才夺回了整个城市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街区。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出发,作为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外国记者深入一线报道。战斗刚结束,采访中还有零星的枪声在身边响起。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危险是穿越空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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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中这个十字路口的最远端,当时还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之下,这里处在他们狙击枪的射程内。当时,我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冲过这个路口,但刚要拔腿,照片上的这两个士兵拦住了我,他们对我说,你跑在我们中间吧,防弹衣是挡不住子弹的,但我们可以。假如有枪打过来,我们挡着你也不会有事的。我又沉默了,之后,我们喊着“123”,一起冲了出去,跑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到对面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能少。

  战争就像一个漩涡,会把局外人也拖进去,令人痛苦。

  我遇到一位哭泣的老太太,她之所以哭泣,是因为她的第六个儿子也在战场上牺牲了。但在悲痛过后,她还是毅然将她最后一个儿子也送上了前线,后来我见到了她儿子。我当时问老人:“你就不怕再失去一个儿子么?”老人回答我说:“他有可能死,也有可能为我们赢得战争,假如没人去打仗,我们就会被种族清洗,我们都得死。”事实上,现在在政府军控制一侧的广大地区,青壮年已经很少了,4年的战争让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代人。而叙利亚女人的命运,更令人心酸。

  世界第二大难民营位于约旦,主要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在这个难民营里,我们看到的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据说,难民营中有一些所谓的婚姻中介,他们的生意就是帮助穷人家卖女儿。按照当地的价格,买一个青年女性的价格在1500美元左右,穷人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女儿不被糟蹋,所以愿意这么做,但这些女孩儿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或者被抛弃,或者在家里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但这还算是好的,在反对派控制一侧,很多女子被强迫做了类似慰安妇的“圣战新娘”,成了武装分子们轮流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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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遇到了上面照片中的女子。她叫莱拉,生活在大马士革郊区的一个小镇上,后来,一场持续了十天的激战让她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她就在一间漆黑的地下室蜷缩着,直到听不见枪声的那一刻。当见到我时,她眼含泪水对我说,带我去中国吧,我可以嫁给你,假如你有妻子,我可以做你的第二个妻子,请带我走吧!听到这儿,我的心里就像刀绞一样,老百姓又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代价?我当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给了这个姑娘,而且日后每当看到路边流离失所的人,我都会倾囊相助。

  我相信,就像战地记者前辈罗伯特·卡特说的,“记者既然无法阻止战争,那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驻外的几年里,我从不在意个人的安危,总是带着相机向第一线冲去,我相信,在我,在我们这些坚守在一线的中国记者的努力下,世界的舆论一定会向着和平、正义的方向偏转,人的良知会被唤醒,战争与苦难终将结束。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康德曾有句名言说,“既然我已经踏上这条道路,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战场坚守了1200天,我总共完成了100万字文稿,拍摄了6万多张图片,另外还有视频、微博等大量新媒体报道,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人民网等媒体上,为中国和全球读者了解中东战乱,为中国政府作出重大外交决策,为实现和平尽了我微薄的却是所有的力量。

  驻外的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为什么有国才有家,为什么出了国才更爱国。虽然已经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但我依然喜欢端起相机,拍拍祖国的大好河山,拍拍身边的好人好事,继续用我的镜头告诉大家,背靠强大的祖国,我们才有幸福。

  焦翔:人民日报社国际部西亚非洲编辑室副主编。2007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毕业到人民日报工作。2011年至2014年常驻人民日报中东中心分社,先后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驻站。2012年,被评为人民日报社第八届青年岗位能手,同年,被评为中直机关第八届青年岗位能手。2014年,被授予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15年,荣获第十九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并当选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9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