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党为国为民是好记者，利党利国利民是好故事。

　　2020年底，我有幸参加了新闻战线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活动。7年来，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同事、朋友，有十多万新闻工作者参加这项活动，相当于全国持证记者数量的一半。我在想，什么是好记者？什么是好故事？这次，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其他媒体同行，寻找答案。他们的新闻作品或轰动一时，或影响深远。他们在讲述自己的采访故事时，眼睛里都闪动着一种光芒，对新闻职业的热爱和追求。在参加活动过程中，我在分享，也在倾听。不知不觉中，我对什么是好记者、什么是好故事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为党为国为民是好记者，利党利国利民是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闻职业对记者的要求，更是伟大时代赋予记者的使命。我们要开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去发现，去书写。

　　记者的作用

　　大街上，超市里，飞机、火车、地铁上，迎面而来、擦身而过的人觉得我眼熟，会嘀咕一句“这不是那个记者吗？问问题特狠的那个”，或者会彼此小声交流说“这家伙可厉害了，总弄得人家张口结舌的”。很多喜欢我的观众叫不上我的名字，他们只记住了一个提问的记者。

　　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虽然摄像机对着我，我却隐藏在摄像机后面。就像珠宝店柜台里的黑丝绒。好的黑丝绒铺在那里像水，质地厚重，颜色沉着，朴素典雅，不会喧宾夺主，因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出每一颗宝石的独特。黑丝绒越好，映衬得宝石就越夺目。

　　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这话一点不假。新闻往往是突发的意外事件，绝大多数都会中断既有的日常生活。新闻的社会关注度越高，对应新闻事件给人的伤害就越大。身处新闻中的当事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什么反应？如何渡过难关？怎么舔自己的伤口？怎么继续接下去的生活？

　　看人得经事。所谓的事就是逆境，就是意外，就是不测。一个新闻事件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记者的职业就是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存下来。我要把我的采访对象带回到事发的心境中去，把当时那种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掰开揉碎地讲，我要把他们的个性和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展现出来。

　　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是不是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这有没有造成新的伤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次，在完成了蜕层皮一样的采访后，采访对象要停一下，缓一缓神，然后对我说：“谢谢你。有些事自己是不敢深想的，可是你逼着我去想了。想了，说出来了，能喘口气。”

　　2017年清明节，我去浙江开化采访那位在自己女儿脑死亡以后捐出她的心脏的母亲。受捐者是位老太太，手术之后身体逐渐恢复。老人心存感激，一直想向这颗年轻心脏的父母表达她的感激。可是由于国际通行的双盲原则，捐受双方都不知道彼此，因此无从表达。2017年清明节前，老人到医院请医生录了一段心跳，记录下一页心电图，通过红十字会转交到了那位母亲手中。我问那位母亲：“你听没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录音？”她摇头。我问：“想不想？”“想。”“为什么不听？”“不敢。”我又问：“为什么不敢？你不是梦里梦到女儿很多次？为什么她的心跳声在手上，却不敢？”“因为我的心很乱。我一直觉得闺女是在哪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生活着，我们就是联系不上而已。可是现在她的心跳就在我的手上，离我这么近，听见心跳，倒是提醒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我步步紧逼，其实于心不忍。那位母亲的年龄与我相仿，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从孩子在自己身体里住下，到第一次感受到胎动，再到呱呱坠地、一点点长大，从一个小肉团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这里面有多少母女间的情感交流像山泉汇成小溪，有多少只属于她们两个的美好时光。可是孩子半路先走了，母女一场戛然而止。女儿人没了，但女儿的心还活在另一个生命里，本以为女儿走远了，可如今她的心跳声又回到身边。母亲像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

　　我采访时很少会流泪，但这次没控制住。采访结束，我轻声对她说：“对不起。又让你经受了一遍。”她拉住我的手说：“别这样讲。说说我心里好受些。”何止是她，我也释然。

　　我跟采访对象素昧平生，相处时间也仅仅是采访的个把小时。但就是在这个时限里，我跟他们一起去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在狂风骤雨中的那条小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不管是遍体鳞伤还是毫发无损，我都要最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那种设身处地，会传达给对方，更会被观众接收到。

　　记者的使命

　　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我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组乘坐高铁来到武汉，参与抗疫报道。去武汉，对我来说并不需要太多考虑。25年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已经使得我训练有素，去新闻现场就是我下意识的举动，不需要一个决定的过程。在我心里，这就是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当我拉着行李箱离开家时，像平常出差一样和家人说：“这次出差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上初三的儿子忍了又忍，终于说了一句：“妈妈，你能不能不去啊？武汉那么危险，你要是传染上了怎么办？我马上要考高中了，你不是说好帮我一起复习吗？”孩子很懂事，说归说，他不会真的阻拦妈妈，因为他从小在妈妈说走就走的环境里长大，他知道留不住她，因为他了解妈妈对这个职业的追求。但是他和我都没想到，这一走会这么久。

　　25年的记者生涯，各种急难险重的采访任务，我基本上都经历过，地震、台风、洪水、海啸、泥石流……2008年汶川地震、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2015年8?12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化学品爆炸……当灾难来临时，我总是赶往一线最快的那一拨记者。对我来说，经历过核辐射、不明有害气体，我心里稍微有点底，我在给自己安慰：做好防护加点小心，不把自己保护好，就没法开展工作。

　　武汉“封城”以后，人不再流动，此时信息的畅通就变得异常重要。疫情之初，信息繁杂、真假难辨，来自现场的采访报道少。我和总台报道组的同事一起到了武汉。从那时开始直到4月底，我采访了很多人，从医生、护士到120急救车接线员，从顺丰快递员到湖北首富，从医废处理站工作人员到社区居委会书记，从刚染上病的患者到痊愈的人，从疫情中坚持营业的烧烤店老板到公园里散步的武汉老百姓……在那段最艰难的时间，这些普通人在灾难中坚韧、乐观、隐忍但是绝不低头的态度，不仅让他们能与病毒较量、顽强地活着，也深深支撑着我。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看到、感受到的这一切，从这座自我隔离的城市中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同样能看到、感受到。

董倩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访当地市民

　　疫情之初，医院、120急救中心、警务站、社区，这些高危的地方多数人避之不及，但我几乎天天要去那里采访。通过我的采访，人们认识了身患渐冻症仍然到处奔波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辗转300多公里四天三夜返回岗位的90后女孩甘如意、以志愿者身份搞定医护人员生活难题的快递小哥汪勇、主动请缨实施第一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的法医刘良……72岁的中医大家张伯礼流着眼泪对我说：你太会问了！而当面对武昌医院殉职院长刘智明的妻子蔡利萍时，我强忍泪水，握着对方的手给予慰藉。

　　我几十次进入红区采访，选择采访对象的标准只有一个：应不应该去报道，有没有价值被报道。我从来不会因为风险大就不去。医废处理站是我做的一个传播很广的采访。当时武汉的医疗废物产生量是平日的十几倍几十倍，背后是什么人在哪里处理没人知道。我和同事穿着隔离衣，在堆满医废的处理站，站在垃圾焚烧炉前采访。这个节目播出后，让这些最危险、最辛苦的垃圾处理工人被人所知、被人关注、被人尊敬。

　　在这些人中，最艰难的一次采访是武汉市三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蔡利萍，疫情中她失去了丈夫刘智明——武昌人民医院的院长。这个采访，我难在问，她难在说。

　　我采访蔡护士长的时候，她丈夫刚去世一个月时间，我知道我问出的每一个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分寸，就是伤害。我轻声地对她讲：“护士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如果你想倾诉，我可以听，说出来心里也许能稍微好一点。”她抬头，看我，眼圈发红，眼里渐渐噙满了泪，点了点头。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交流通道在那一刻建立起来了，我是一名记者，但又不仅仅是一名记者。

　　刘院长在疫情初期组织医院应对时染上了病毒，他住进医院到离开的一个月，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厉害的时间。这一个月，他们夫妻两个经历的一切无法用语言精准描述。

　　蔡护士长所在的病房里，有三十多个二十出头的年轻护士，没见识过新冠病毒的凶险善变，如果她不在，这个科就没主心骨，就应付不了一天多似一天的病人；而她丈夫的病房里，刘院长正在经历着九死一生，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妻子能陪在身边。蔡护士长应该怎么办？

　　疫情初始阶段的武汉，病人很多，在她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在重症病房里艰难地忍受着迅速恶化的病情。蔡护士长发微信问丈夫：“你感觉好吗？我过去陪你吗？”那个时候他其实像溺水一般喘不上气，却尽力告诉她：“我好多了，你放心，你忙你的，我不用陪，我好。”这个家里一向是她听丈夫的，见丈夫这样讲，她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但是她哪里知道，在他告诉她“我很好”的时候，他却在跟他的同学和医生说：“我难受得要命。”这是在刘院长去世以后，蔡利萍从丈夫的手机微信上看到的。她疼得哭不出声，为什么她对病人能体贴入微明察秋毫，却偏偏不能发觉丈夫是在骗她安抚她呢？她为什么就那么粗心大意呢？

　　我问蔡护士长：“假如一切可以重来，你会怎样，会去陪你丈夫吗？”她停了好一会儿，说：“我想他不会让我去陪他的，他是医生，是院长，最知道那个时候医生、护士应该在什么地方。”

　　这对夫妻生离死别的那段时间，是他们、也是武汉最难的时候。他们内心里经历的惊心动魄，如果不开口说，旁人怎么能设身处地去感受？作为记者，我不是刺探他们的痛苦，而是用理解、用感同身受去分担，不单我一个，而是通过我的采访报道，让更多武汉人、中国人知道，被病毒扼住喉咙的武汉，正在经历什么，他们在怎样与病毒殊死较量。

　　如果把抗疫看成一场战争，医护人员在最前沿冲锋陷阵，我们就是战地记者，要靠我们把前线情况回传给后方，了解战况、鼓舞士气。

　　而我们所做的这些，武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月底2月初，我去武汉麦德龙超市采访“封城”以后的物资供应情况。采访完成之后超市经理吴佩玲问我在这里怎么吃饭。当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以后，吴佩玲说：“你不用管了，我给你送。”从那天开始直到我走，吴经理整整给我送了三个月的饭。中间有好几次我发信息给她让她别麻烦了，她回信给我：“董记者，你做的那些节目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武汉是多坚强，你们在最难的时候来，给了我们多大的支撑，这几顿饭怎么能报答呢？”

　　在武汉的95天里，我完成了125期大屏直播、《面对面》访谈和新媒体《武汉观察》，主持了40期《武汉直播间》访谈节目。这些来自抗击疫情一线的全景式报道，社会反响很大，不少节目播出以后点击量在上亿次，发挥的作用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钱穆先生讲过，看自己民族的历史，要怀着温情和敬意。在武汉的三个多月，我熟悉了这座城市冬去春来的每一天，我跟着武汉人一起经历了季节更替过程中每一次剧烈的风雨，我看着夜晚降临以后每一个亮着光的窗口，想着灯光里的人们有着怎样的隐忍大度。我懂得他们艰难中的勇往直前，心生敬意；也懂得他们委屈中的让渡克制，感到温暖。

　　记者的历练

　　采访这个行当，交浅言深。

　　人有难以解释的心理，埋在心里的话不愿跟熟识的人讲，反倒愿意选择陌生人去倾诉。采访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坐在跟前的这个陌生人，你想知道他藏在脑子里的想法，只要找到那扇门。而找到、推开那扇门的钥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三个字，最笨重也最灵便。刚开始的阶段，我把这“为什么”用在任意的陈述句前面，有时候还会故意用点长句，这样既可以掩饰心虚，又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有水平。问了二十多年，今天回头去看，那叫花拳绣腿、虚把式，是问给人看的。与其叫提问，不如叫化妆。不懂得如何提问而问出的“为什么”，就是嘴里吐出的几个字，没任何意义。

　　采访跟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想做精，就要经历断舍离。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把所有花枝招展、顾影自怜的问题减掉，留下最朴素、真诚、有意义的提问。精简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原来，就剩下了“为什么”。当一个采访者设定好方向，心里铺好一条到达目标的路，那么采访中要做的就是简洁的“为什么”。

　　就像学书法，一开始从笔画少的写起，等写了一定的时间，发现最难写的还是笔画少的字，而笔画少的字最有灵气、最见功力。这是一个积思顿悟的过程，要有足够多的采访、经历足够多的人生，才能知道采访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入职25年，我已人到中年。年轻时的浅薄一层层褪去了。生活的不易和复杂让我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能更深地理解他的处境，以及身处其间的种种艰难和思量。因为我知道，每一张平凡的面孔后面，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董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2003年《新闻调查：绛县的经验》获得主持人金话筒奖，2016年《面对面：莫言》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2017年《面对面：李连成》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2020年《时下的华为》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20年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