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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记者的那些故事

2015-08-27 01:12:45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7月上   作者:邵全海 徐延春 衡国良

摘要:  主持人:黄馨茹 蔡笑元  嘉 宾:邵全海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图片中心记者      徐延春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图片新闻中心记者 

  主持人:黄馨茹  蔡笑元

  嘉  宾:邵全海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图片中心记者

      徐延春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图片新闻中心记者

      衡国良  华商报社记者

  主持人的话:在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总会有摄影记者的身影,他们在第一时间将新闻图片发出,为受众呈现新闻的瞬间,留住精彩的时刻。摄影记者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全媒体时代遇到了哪些挑战?让我们听摄影记者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追拍“火上的舞蹈”

  邵全海

  3月25日,我拍摄的照片《光膀赤脚穿“火海”》在第十一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中获奖。获奖的是一张照片,背后是千万倍的付出——我前后花了5年时间关注“炼火”,最终从1万多张图片中选中了这张。

  磐安“炼火”起源于远古时代先民对火的崇拜,是古代“拔除”习俗的遗存。在民间,“炼火”含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美好愿望。有关“炼火”活动的文字记载可上溯到宋代。宋代以后,“炼火”年年举行,成了当地仪式最隆重、参与面最广、场景最壮观的一种大型民俗活动。

  一群赤膊赤脚、围着兽皮树叶形状腰裙、原始人装束的彪悍大汉,手执响铃叉、钢刀、木棍,高歌狂舞、大声呐喊,冲进火坛的熊熊烈火中。“炼火”采用的大火坛直径约为10~20米,木炭层厚约20厘米,火坛中心温度高达摄氏700多度。冲天的火焰辅以锣、鼓、钹的相应合拍,吆喝和喝彩声响彻夜空。刚劲彪悍的动作、不畏艰险的情景、无比壮观的氛围,观看者受到强烈震撼。

  2010年11月,我第一次去磐安拍摄“炼火”。当晚6点多,“炼火”人开始点燃炭火。第一轮,参加“炼火”的人经水火净身,草裙赤脚,头戴金刚圈,由山人“降侗”率领进入通红的火滩。两名“头手”紧跟山人“降侗”,水手端水碗压阵,后面有八至十人手执钢叉相随,按东西方向既定的路线行进。第二轮以南北方向的路线跃进。第三轮踩火时,跟随的人愈来愈多,甚至场外围观的人群也进入踩火,活动达到了高潮。

  随后,浙江日报的专题版上发表了“炼火”图片故事。但仔细与其他媒体的报道比较,我发现自己的图片可谓“人云亦云”。受挫之余,我决心,从一名记者的角度,再次拍摄“炼火”。

  这次,我提前查阅了大量有关“炼火”的资料。同时,反复翻看自己拍摄的废片,总结图片为何那么“平”。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脑中自我提问的问题多了。特别是有张脚踩在炭火上的图片给了我启发,对拍摄的“发力点”有了感觉。

  2012年10月23日,我又一次来到磐安双峰乡东坑村,像疯子一样追拍了一夜,觉得这次该出好片了。但检视相机里的图片,不是“火炸”了,就是“火小”了,即曝光没掌握好。1000多张图片,还是全拿不出手。

  10月27日,我再次去拍摄“炼火”,正赶上金华磐安的“炼火”队去丽水举办活动。“炼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山脚下狭窄的山路上满是前去观赏活动的人。我当即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下车步行。半个多小时的山路车程,我足足走了近2个小时。到现场时,汗水湿透衣服,我拼命地挤过一层层的人墙,却遗憾地发现,“炼火”已近尾声。

  成功拍到“炼火”画面是在2014年9月17日晚。那天天色渐暗,双峰乡东坑村人山人海,上千斤烧得通红的木炭堆积成一座小火山,熊熊燃烧,“先锋”号声响彻云霄。“炼火”正式开始,多名身穿传统的宽脚裤,缠着腰带的大汉手持铲子,赤膊、光脚冲进通红的火炭堆上奔跑、跳跃,高歌狂舞,大声呐喊,动作粗犷有力。他们时而用手中的铁杖打击炭火,时而从炭火中穿行而过,场面十分壮观。此时,我早已把相机支在独脚架上,双眼紧紧地瞄准火堆,希望激动人心的时刻能出现。

  能拍到一张“光膀赤脚不受伤”的火上舞蹈的佳作,是许多摄影师梦寐以求的事。但是,难点在于,现场瞬间稍纵即逝,人与火并现的“浴火瞬间”很难出现。好不容易有运气碰到了,但由于“炼火”之人跑得快,火升得慢又熄灭得快,大概只有半秒时间,如果等看到再拍,按下快门的同时,火已经灭了,精彩瞬间错过了。因此,想拍到“炼火”的好画面,必须连拍、盲拍,即没看到瞬间画面就要提前半秒拍,只有这样,才可能侥幸“命中”。

  有了以前的经验,我事前观察好地形,反复向“炼火”人咨询火势的升灭规律,并在现场排除其他人的拉扯干扰。当“炼火”进行到中场,令人激动的画面终于出现了,我屏住了呼吸,紧握满是灰尘的相机,算好时间,快速连按快门,终于拍下了《光膀赤脚穿“火海”》。

  摄影记者,为现场而生

  徐延春

  新闻工作者都需要具备千方百计接近现场的勇气和职业精神,摄影记者尤甚。有别于文字记者,摄影记者一旦错过时机,就会造成永远的缺憾,采访、转述等手段都无法弥补。极具新闻性和丰富内涵的画面稍纵即逝,摄影记者须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亲自选取最佳角度,按下快门,才能拍摄到理想的作品。

  1998年3月,济南市历城区郭店镇某村因过度采矿,公路下被挖空,一辆化肥车经过时路面突然塌陷出一个大坑,车后轮卡在坑口,车头翘起,一时无法拖出。我和同事接到消息后急忙赶去。现场已有很多记者聚集在大坑旁,大部分人在多个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后随即离开。我绕着坑查看之后,发现这个坑口小肚大,非常深,内部黑乎乎的。我想拍张坑内的照片,又怕脚下失足,就让同事抓紧我的左手,然后蹭到坑边,把右臂尽量伸直,向坑内探出相机连拍了几张。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怦怦直跳,却出奇地冷静。拍完后我和同事都暗松了一口气,又在周围寻找其他线索。正走着,听到一阵沙石俱下的沙沙声,扭头一看,原来我刚才拍摄的落脚点已然坍塌。照片见报后,因为齐鲁晚报以独家的视角报道了事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新闻敏感也是所有新闻工作者都需要的职业素养,对于摄影记者来说,新闻敏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那就是需要耐性和等待。很多优秀的摄影记者在等待中耗去大量时间,就是为了捕捉新闻事件中最精彩的一瞬。

  2007年7月18日,济南遭遇超强特大暴雨。我为了拍摄一个新闻事件,随手拿了把伞就冲往事件现场。伞是为相机准备的:我被淋事小,相机被淋事大。拍摄完后,我凭直觉判断,这多年难遇的大雨里肯定会发生些什么。于是我跑去拍交警和行人。当时雨水没过膝盖,水流很急,很多行人在水中艰难跋涉,我想到:肯定会有人被水冲倒。越是难走的地方越容易出新闻,我进一步靠近水深的路段,一则为拍照,二则为帮忙。

  没一会儿,就有人独行摔倒,有女青年手拉手摔成一串,还有人推着自行车人仰车翻。这些都被我一一拍下,同时我也帮忙扶人扶车。这时,突然有附近店铺的员工大喊:“有人淹在水里被冲走了!”由于视线不好,没人能看到遇险者的具体位置,人到底沉在哪?大家心急如焚。怎么办呢?只好用最笨的办法:挨个排查沿途的车辆。

  我招呼了协警和几个避雨的行人,拍着每辆车的窗子大喊:“别开车,车下有人!”我们挨个摸每辆车的车底,好在运气不错,很快在一辆面包车下看到了一只手,就在右后轮前一点。如果当时车不慎开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由于救人者也存在摔倒的危险,不好捞人,大家就手拉手连起来,把车下的小姑娘救了出来。当时我站在另一头,左手紧紧抓住下一个人的胳膊,右手抱着相机拿着雨伞。可是哪有工夫和精力调整相机啊?直接摁快门盲拍!凭着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和技巧,我拍下了一组宝贵的救人现场照片。

  新闻工作者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按新闻从业者职责忠诚的倒金字塔模式来讲,记者首先要承担的是社会职责,其次才是专业职责。在工作中要道德优先,先是助人,然后是工作。而这助人的过程,往往也会对采访有无形的帮助。

  2011年10月9日,平原县一少年被铡草机铡断了右手,我匆忙赶到医院后,看到伤员家属人手少,在医院里帮他推担架车。在场的媒体同行不少,大家都在外围拍摄。而我在帮忙的同时获得了绝佳的拍摄角度和位置,抽空拍了些近距离照片,很有表现力。2012年,菏泽单县有对2岁的双胞胎姐妹先后罹患白血病,家人痛苦万分。谈到孩子的病情和无力担负的高昂医疗费,患儿母亲泪流不止,我拍下了一组感情真挚的照片。采访结束后,我和同事把随身带的几百元钱全给了他们。事后我们的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一些好心人为他们捐了不少钱。拍到反映百姓真情实感的新闻照片本身就能带给我成就感,同时又能铁肩担道义,何乐而不为?

  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使影像的拍摄、传播变得很简单。过去我们讲技术、讲镜头视角、讲表现方法,评判标准是综合多元的;而现在则是内容一家独大,只要内容劲爆,能反映现场,无论你用什么工具拍摄、照片质量如何,都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对于新闻摄影来说,内容的表现力永远是最核心的,而内容必须由媒体人亲赴现场去发现、去记录。

  摄影记者

  要持之以恒“慢”记录

  衡国良

  如今全球每日图片的摄取量根本无法统计,互联网时代,人们能看到海量的图片。2014年,美国几家主流社交网站每日的照片分享数量达18亿张,是2013年的3倍多。

  如此海量的照片不到10秒就被人遗忘。在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拍照之后,我们迎来了铺天盖地的“摄影狂欢时代”,海量的图片信息挤满我们手机的屏幕和内存。

  在圈子里提起“慢”作品,傅拥军《西湖旁边一棵树》(组照)值得一提,也最具代表性。作者选定西湖景区的一棵树为拍摄主体,以交替的四季为背景,进行拍摄和创作。2008年该组作品获“华赛”自然环保类组照金奖。实践证明,慢功出细活。

  《中国日报》的王文澜用十几年时间,拍摄了纪实影像《自行车王国的中国人》。还有摄影家王福春用十几年时间拍摄了纪实专题《火车上的中国人》。那些曾充斥在我们眼前的生活场景,渐渐成为远去的永恒的影像记忆。

  我从2011年开始用相机拍摄《手机上的中国人》,初衷很朴实也很简单,就是想用影像记录生活。没想到人们手中的小小手机,一天一天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世界。

  从“大哥大”、“小灵通”到“苹果”;从模拟信号到数字通信再到3G、4G,手机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手机就像“手雷”一般,“雷”到我们的每时每刻。

  这一幕幕就发生在我们面前,以至于我们身处其中都无动于衷,甚至麻木了。于是,我利用采访和出差的一切机会,将镜头对准手机和人。在机场、餐厅、酒店、公园、医院、办公室等等,只要“手机与人”一出现,即可能成为我的“摄击目标”。

  五年间,我拍摄了上万张图片,《手机上的中国人》第一季至第五季,先后在《人民摄影报》、《中国日报》以及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刊发。网易推送的专题《被手机“绑架”的中国人》,48小时内跟帖、评论有1万多条,点击超过1500万次。

  如今,人们机不离手,手不离机,生活中几乎是人机合体,人机合一,这种境况会持续多久?手机会不会被新的科技产品替代?手机未来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关于手机和人,我将继续关注……

  拍摄《手机上的中国人》,我的体会就是:只要记录,就不算晚。○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7月上

编辑:黄馨茹 蔡笑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