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黄馨茹 蔡笑元　　嘉 宾：蒋肖斌 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记者　　董小红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江昊鹏 大众日报记者　　闫

　　主持人：黄馨茹  蔡笑元

　　嘉  宾：蒋肖斌  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记者

　　　　　　董小红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江昊鹏  大众日报记者

　　　　　　闫  坤  深圳晚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走出象牙塔，迈向新闻实践的岗位，新新闻人在课堂与现实间发生了身份的转换。曾经的学业和知识对工作有什么影响？曾经的新闻理想，现在还在坚持吗？现实与课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本期茶座，请年轻的记者谈谈新新闻人的课堂与现实。

　　新闻课的梦想照进记者的现实

　　蒋肖斌

　　选择念新闻系是因为从小有个“长剑走天涯”的武侠梦，既然在现实中没有江湖，那么做记者似乎就成了诗和远方的一种可实现方式。这种想法在念书时也得到了鼓励，导师一直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校一直说“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去”。于是，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在四处游荡，只不过从原来的蒋同学，变成了今天的蒋记者。

　　上学时和几位同学在某个村庄做社会实践，村民听说我们是名校新闻系的学生，竟都闻讯而来，递上诉状。原来当地小煤矿曾发生过人员伤亡事故，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当时我们几个还是大一的学生，义愤填膺却无能为力。事后，在课堂上，我们激昂地讨论记者的权利究竟如何行使，权利的边界在哪里。但讨论了六年，答案依旧不明。

　　毕业后进报社，老记者用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给我们传授经验：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意，记者要有摆正自己位置的平衡能力——“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不媚权贵，对于“为民请命”使命感极强的年轻记者并不难，但是如何避免陷入悲情主义的陷阱，警惕民粹主义，就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需要小心的了。

　　在大学课堂上，新闻自由也是师生讨论的热门话题。对规定动作、禁令、通稿，在课堂上说起来，学生们总是表示不理解。真的进入媒体，都说记者“戴着镣铐跳舞”，如何在规定范围内说更多有价值的话，就需更大的智慧。

　　其实，且不说理想、自由这些高大上的词，仅仅是在专业领域，课堂与工作也隔着一层薄纱。

　　老师说，采访对象的直接引语一个字都不能改，而且必须是“×××说”，不能是“×××表示”、“×××认为”；不可以出现“据悉”、“据介绍”等信源不明的消息，信源必须清晰；报道中不要出现“××报记者”的字样，既然是刊载在报纸上的署名文章，谁都知道你是谁；记者在负责稿件真实客观的前提下，并不需要给采访对象事先审稿……

　　很遗憾，这几条（含且不限于）在工作后，我全部犯过。在网络不具名转载泛滥的当下，不在文中嵌入“××记者”，劳动成果瞬间就成了人家的；有的是因为需要，遇到表达不清的采访对象，如果实录，稿子会显得冗长不可读；有的是因为方便，信源并不清晰但事实确凿，“据悉”就成了救命稻草；有的是为今后计，有些采访对象（单位）需要长期联系，不和人友好往来，就成了一锤子买卖……

　　文化记者不像调查记者那样天然有着“为国为民”的光环。刚进报社时，参观法治社会版的办公室，满墙的致谢锦旗闪花了我的眼睛。而我整日接触文学、艺术、影视、博物，貌似都是些“风花雪月”。我所在的版面秉承“跨文化”的理念，选题戏路极宽。“失独现象”、“农民工性生活困惑”、“养老困境”、“奇奇怪怪的建筑”、“北漂艺术家”、“90后进城务工人员”……都曾被纳入选题范畴。

　　不过，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看展览，得抓观众采访，至于那幅世界名作画得怎样，往往无暇欣赏；看电影，得时刻注意细节、想着采访提纲，至于电影本身如何精彩动人，已然分心了；采访名人，要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对话，导致现在完全丧失偶像崇拜的能力。

　　最后，我再贴一段毕业时一位老师说的话：“你们要多关注身边的每一个人，多关注这个社会的方向和风雨。收藏理想，等待机会成为你们这一代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成为中国未来的某种希望所在。在这个时代，你们或许无法选择做什么，但是你们至少可以选择不做什么。”谨以此与年轻的同行共勉。

　　新新闻人的执着与坚守

　　董小红

　　7月19日，我正式入职两周年。

　　走出课堂，步入新闻实践，回顾过往，在一次次深有体悟的采访中，在一场场难忘的深刻记忆里，在不断探索试错下，今天的我依然对新闻行业充满热情。于我而言，当年课堂上的知识已不再是纸面上硬邦邦的文字，而是随着新闻实践的深入具体内化于心，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执着与坚守。

　　入社之初，我负责跑医疗卫生行业新闻。刚开始接触这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时，简直是一头雾水。对各种专业名词的模糊不清，对医疗行业的浅薄认识，让我在初始的采访中频频受挫。尤其是，这个行业本身的媒体报道生态就非常不正常，翻开各类报纸新闻，“药到病除”、“彻底根治”等标签式的词语充斥其中，将医学神圣化和妖魔化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让我一度对课堂上所学习的新闻真实性、客观性产生怀疑，只有追求这种夸大、标签化的新闻才能吸引足够的眼球么？这是否已经是行业报道的“潜规则”？

　　幸运的是，入社一个月内，四川分社党组就安排我去西南最大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蹲点一个月，不带考核任务、没有发稿要求，纯粹为了了解医疗卫生行业的真实情况。在华西医院各个病房、科室蹲点一个月的时间里，让我对医疗卫生行业目前的现状有了鲜活的认识，对医患关系、医生的生存状态不再陌生，不仅“混熟”了一批业内朋友，还初步了解了这个行业的“门道”。

　　在与医护人员的交谈过程中，我真切地了解到，报道医疗卫生行业真正需要的是回归常识。蹲点经历也让我明白，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是泛泛而谈，要具体到每一篇稿子中，具体到对行业的了解中，对行业了解得越深入，对新闻真实和客观的把握也越准确。

　　作为新华社记者，不仅要能“看天气”，领会中央精神，还要能“接地气”，埋头深入调研。在两年的新闻实践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调研对一个记者的重要性。在新闻课堂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句话曾让我为之向往，真正从事新闻实践后才发现，记者的工作是由无数琐碎的联系采访、许多个熬夜写稿的夜晚组成的。我刚入社的时候，社长找我谈话，当时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用写一本书的要求来对待自己的日常采访”。

　　在之后的两年新闻实践中，在每一次采访中，我都用这句话来反问自己，“你所采访和调研的深度足够写一本书么？”求上得中，求中得下，对记者来说，在每一个日常的报道中，都要认真调研，用写一本书的追求来采访。

　　在新闻课堂上，我曾以为调研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到了新闻实践中，在芦山地震灾后重建报道中、在康定地震报道中、在参与的每一个重大选题调研采访中……我逐渐明白，调研并不是那么高深，也不是针锋相对的采访，而是踏踏实实下笨功夫，多跑、多问、多写，用自己的心去感悟时代跳动的脉搏。

　　这个时候，我才每每想起课堂上老师常提起的那首诗，“城里走，乡里走，山里走；握茧手，握绵手，握纤手；风也受，雨也受，气也受。人还道，利也有，名也有，官也有。伐恶效狮吼，逢善魂相就，图一个天地无私心无垢”。

　　随着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新闻行业的社会地位日渐下滑，自媒体和公民记者日渐兴盛。在年轻记者群体中，对身份的困惑和前途的担忧也日益焦灼。

　　《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中提到过“被丰富的缺乏”：由需求的假象得不到满足而加深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缺乏感。今天，微博、微信等各种自媒体的出现似乎让我们处于一种“被丰富的缺乏”状态，鱼龙混杂的新闻、碎片化的消息，实际上与我们真正的需求大相径庭。

　　在两年的新闻实践中，我能感受到大家对真正新闻的渴求和期盼，对网络谣言的痛恨和无可奈何。也因此，专业就成为记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和立身之本。在新媒体时代的浪潮涌动中，不惶恐，不盲从，在自己的报道领域内精耕细作，成为行业内的专家型记者，才能走得更远、更宽阔。

　　“寒冬”袭来，我们何去何从

　　江昊鹏

　　去年7月，在烟台一家企业采访，同行的还有网站、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间隙闲聊，话题不知为何忽然转向我们媒体，该企业陪同人员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你们报纸每次发稿子都慢了一拍，哪像网站，完全不受篇幅影响，既快又免费，传播效果还好。”在纸媒工作的我，听到这些话，心中难免五味杂陈，想拿起报纸的“正统”理论与之辩驳，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那是我刚入记者生涯的第二个年头。之所以没有辩驳，是因为科班出身，传统媒体的生存问题在学校中已讨论过不下十几次。无法否认，新媒体的强势崛起，正改变着当下的新闻传播模式和媒体生存环境，传统媒体被迫在迷雾中寻找出路。只不过在学校中，我只把它当成一个学术问题，直到做了记者，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新”“旧”碰撞的浪潮早已席卷而来，汹涌澎湃。

　　今年两会，我在北京采访，其间聚集了全球各地的媒体记者，新闻可谓狂轰滥炸，成千上万。每天上午，在委员住地的一楼大厅，会摆放几十份当天的报纸，供大家免费取阅。听说免费，我早早来到住地，一是怕大家都像我这般爱“捡便宜”，来晚了就无报可取；二是可趁着小组讨论前看看其他媒体的关注点，找找选题。后来才发现，大厅的报纸根本鲜有人取，基本都是早上摆好，晚上撤走。住地工作人员也感叹：“网上新闻都有，谁还看报？”

　　代表委员们讨论国家大事，当然关心社会热点，但他们可以通过网站、客户端、微信、微博等渠道获取。拿起手机，便可网罗天下，即时新闻，及时阅读，既能看大家评论，又能回复反馈，岂不比报纸方便、有效？

　　去年我从烟台那家企业采访回来，还在构思如何成文，网站的同行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通过手机发布了新闻。在我们还来不及考虑报纸如何适应时代需求时，赤裸的现实又扑面而来。有数据显示，2013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利润总额为1.29亿元，2014年下降至8650万元，同比下降37%，其中政府补贴1.26亿元。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被我们奉为新闻记者的“黄埔军校”，如今的生存状态让我们陷入深思，“寒冬”袭来，我们将何去何从？

　　新媒体，无论是语言风格、选题范围，还是传播门槛，都要比报纸限制少，比如“表哥”、“房叔”等事件，都是靠网络传播得以发酵，人人可拿起手机，人人都能监督社会。从这一角度来看，纵然前路未知，我对未来媒体的发展前景也是充满期待，因为这样的传播语境稍稍满足了我在学校中所高喊的新闻理想。

　　可喜的是，传统媒体也在不断寻求发展之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相继推出手机客户端，我们报纸的客户端也于最近上线。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客户端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结果。在学校里，曾经激烈讨论过媒体是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今天看来，我认为其核心还是内容。五花八门的客户端在板块设置上可谓大同小异，若想网罗天下事，装上一两个即可。

　　我想以后“传统记者”可多向“新记者”学习，既会传统意义上的采编，掌握核心的“内容”；又懂新传播环境下的表达风格，熟悉外在的“渠道”，做融合型记者。

　　走到哪里是天涯

　　闫  坤

　　我一直觉得，学新闻出身的新闻人，对纸媒有着一种病态的执着。就算明知道大厦将倾，却仍然义无反顾，一路还自我意淫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

　　记者这个职业让我第一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是在大一的时候，偶然读到革命家熊亨瀚的一首诗：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

　　一向以热爱到处走自居的我，立刻就被诗里描述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2013年毕业至今，刚好两年时间。两年间，我换了三个城市，做过四份工作，搬了七次家，辗转到现在供职的单位。

　　所有换工作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我想做新闻，真正的新闻。然而时至今日，自己心里默认的“真正的新闻”，已经被现实经历慢慢覆盖、模糊，抑或我曾经理解的那些“真正的新闻”，从未真正存在过。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省级机关网站的地方站。除完成日常网络编辑任务外，每月还有发35篇稿的任务，重要收入来源是“车马费”。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到一个月我就选择了离开。

　　我有一个同学，也是一心想“做新闻”。这些年辗转北京、昆明、上海等地，行业杂志、公关策划都做过，有一段时间收入甚至还不错。

　　然而每次和我打电话，他说的最多的都是“可是那不是做新闻呀”。一直以来，对他而言，“进一家正规的报社就行，到时候一定踏踏实实工作”。他一直不知道的是，去了一家正规的报社，他做的也可能不是他理解的“新闻”。

　　未真正走进这个行业，课堂了解的终究只是“务虚”。

　　在一个文化类纸媒过渡了两个多月后，我正式进了一家地方机关报。日常的工作节奏就是在经营稿件、宣传稿件之间折腾。时政稿件和经营稿件是最重要的两大块，几乎天天面对的就是各种科级干部的各种“演讲”。这与我一开始做媒体的预期也不尽相同。

　　地市级机关报有一个先天优势，是受市场冲击比较小。在都市报广告大幅下滑的最近两年，该报逆势上扬。其新媒体端，由于新闻小而美，是当地关注的热点，粉丝量巨大。其小小的微信公众号，在各类新媒体排行榜上，也战绩不俗。

　　2013年4、5月份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去中缅边境的一座小城，准备协助参与一份报纸地方版的创办。那是一座美丽的小城，除交通略有不便外，非常宜居。考虑到以后的发展，我最终选择了离开。

　　在机关报大约半年后，我现在供职的媒体要组建杂志中心，做深度报道。深度报道，对于我这种接受传统新闻学教育的学生而言，几乎是新闻的顶点了。

　　用我一位同学的话说就是，“谁不想像你一样，做的是新闻，又不用做那么琐碎的新闻”。我们那一届同学40多个，毕业的时候大概有5个左右在媒体工作，现在可能不足3个了吧。于我而言，新闻是既定的路，也是没有选择的路。于是我又义无反顾地过来，从实习生做起。

　　时至今日，传统媒体日薄西山。而新媒体，除了少数几个佼佼者，属于大部分媒体的一条明确的盈利模式还没有出现。

　　须知大部分新媒体不是由传统媒体供稿，便是由传统媒体人操作，加之客观环境的种种限制，属于新媒体的发展路径仍待探索。

　　近两年来，传媒界风云变幻。澎湃、界面、无界声势渐起，却还处于烧钱阶段，未来茫茫不可期。

　　在国外，取消纸质报纸只出电子版，把报纸印在矿泉水瓶上，“Uber”式报社……各种探索、设想层出不穷。时代的航船要把它的瞭望者带向何方，仍然未知。

　　我明确可知的一条，就是未来的记者，一定不是只会做从新闻学课堂上所学的采写编排的记者。内功还需自己练，练好了之后，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永远离不了专业的传播人才。○